中国传统“君主专制”认识的名实之辨

张师伟(西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中国传统“君主专制”认识的名实之辨

张师伟
(西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君主专制对于中国传统帝国政治体制而言，究竟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名，还是实至名归的实？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与理论逻辑出发，运用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和考辨君主在中国传统帝国政治体制的中的角色、地位与作用，判别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有君主专制之实而无君主专制之名，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君主专制的政治概念来源于西方，其对传统中国而言也并非名不副实。

中国传统帝国；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名实之辨

中国传统帝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可以概括为君主专制？这个问题原本并无太大疑问，但十几年来却因为对“专制”作为政体概念的源流考辨，而成为一个议论纷纷的话题。有学者从近现代西方学者关于君主专制的概念定义出发，考辨了这一概念在中国学术界传播的过程，并因而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事实并不完全符合西方学者关于君主专制概念的涵义与指称，从而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并非是所谓君主专制。[1]有的学者则在社会事实的层面上关注中国传统帝国的政治体制，着力于分析君主在传统帝国政治体制中的角色、地位与作用，并注意发挥传统政治思想家关于君主制的核心概念和理论逻辑，因而仍然认为中国传统帝国的政治体制毫无疑问是君主专制。[2]两种观点相比，前者以概念研究方法从君主专制概念的源流追述讲起，进而否定了中国传统帝国的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的学术观点，较多地关注了君主专制的名如何被用来指称中国传统帝国的政治体制，并以名实不副来否认中国传统帝国政治体制的君主专制，认为君主专制的名污化了中国传统帝国政治体制。[1]后者则关注君主专制的社会事实层面，以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传统帝国政治体制的社会事实出发，较多地关注了君主在传统政治体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作用与角色，分析了君主对政治权力资源及诸多核心概念等的垄断性占有，并以实至名归来肯定传统帝国政治体制的实质就是君主专制，强调君主专制乃是一种并不包含褒贬的事实性而非价值性判断。

两者关于君主专制的名与实的争论，实际上是两种社会科学研究思维与方法的争论，不仅有利于在结论上清晰认识并准确评价中国传统帝国专制体制，而且也有利于在研究实践中如何处理外来概念与本土事实的关系。君主专制对于中国传统帝国的政治体制而言，到底是一种名不副实的名，还是实至名归的实，两者的争论涉及到了中国传统政治研究的视域、方法及价值偏好问题。本文在综述学术界关于中国传统帝国政治体制是否属于君主专制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与理论逻辑出发，运用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3]分析和考辨君主在中国传统帝国政治体制的中的角色、地位与作用，并进而判别中国传统帝国的政治体制是否有君主专制之实，从而说明即使君主专制的政治概念来源于西方，也并未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产生名不副实的结论。君主专制的概念在西方语境中带有明显政治贬义，但对中国传统帝国的政治体制来说却是一个中性的描述性概念，如果不喜欢这个概念，用王权主义也行，但不论用什么概念名目都改变了君主专制的政制实质。

一、中国君主专制的概念史研究及其困境

中国传统帝制时代的政治体制无疑是君主制，但它究竟是否属于君主专制则在近来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恼人问题。君主专制自20世纪初在中国理论界流行以来，就一直是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帝制时代政治体制的主流性看法，并以此为重要的概念基础，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关于中国传统历史的解释框架。在20世纪的中国理论界，中国传统历史的研究者更多是站在批判旧文化的革命立场上，对君主专制的政治现象展开了批评，并试图在理论上清理君主专制留给时代的历史污秽，因而，君主专制的概念在理论界具有明显的政治贬义。[4]但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有学者站在东方文化立场上反对使用君主专制概念，并未深究君主专制概念的来源及内涵等，但也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政治并不符合西方学者所谓君主专制的特征，而使用君主专制概念来解释中国传统政治，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曲解和自鄙。[4]不过，在整个时代氛围的革命性及西方话语在学界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解释话语体系的强烈影响下，中国传统时代的政治在性质上属于君主专制竟成为了时代的共同观点。这个观点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学术界的共同观点，基于东方文化立场的学术观点则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术界并无立足之地。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政治研究的视角、方法及价值偏好等，不仅日益多元化了，20世纪80年代大陆兴起的“文化热”也开始恢复民国时期东方文化主义的中国历史的研究立场与方法，在借鉴国外中国历史研究有关结论的基础上，国内学术界也有人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君主专制性质提出了否定性看法，认为中国“君主制虽绵延了数千年，但君主并未完全获得一种彻底凌驾在各阶层之上的决策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来自于各方面的权力隐性制约，……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并非严格意义君主专制,而是介于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之间的一种特殊政体”。[5]

近十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在中国传统政治研究上的文化保守倾向得到了强化，在政治及文化上的研究上则更多地表现出了民族性的价值偏好，开始自觉地清理来自西方概念的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自鄙”。文化保守的研究者依据民族文化的立场，一方面着力于梳理西方概念参与建构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分析关键词与话语体系的概念来源，判断来自西方的概念与话语等是否造成中国历史研究者的“自鄙”，其中君主专制作为中国历史解释的关键概念，即被他们认为存在“自鄙”。有学者将“中国如何成为专制国家”的本体论问题，转换成了一个认识论问题，不是分析君主制的权力形态及其运行机制的历史生成，而是分析君主专制的帽子怎么戴到了传统中国头上。白彤东先生在《文史哲》2016年第5期发表的《中国是如何成为专制国家的》一文，就是这种观点的一个主要代表。白先生运用观念史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君主专制概念的西方渊源，并认为“将传统中国政体归入专制一类，这种观念来源于西方”，既然“传统中国专制说肇始于孟德斯鸠”，那么“了解其对中国的描述之荒诞，也许会促使一些持中国专制说的人反思，甚至放弃这种说法”，[1]传统中国因此也得以脱掉“君主专制”的不良帽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把传统时代中国是否专制的判别点，上溯到孟德斯鸠的专制定义上，并将修正版的孟德斯鸠专制定义来对传统中国专制的研究结论进行校正。与孟德斯鸠定义强调专制政体就是“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的内涵相比，[6]白彤东将孟德斯鸠的专制定义修正为“专制即一个人或一个政治实体在一个政治系统内部享有不受制度限制的权力”，[1]即仅仅从制度规定的层面来定义专制，而不必顾及君主在现实中如何地不受制度限制的事实，更不必顾及君主专制在政治哲学层面上的诸多至高无上的规定性。

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者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君主专制概念不仅带有明显的西方欧洲中心主义对东方中国的偏见，而且在概念的内涵上也不符合中国传统帝国政治体制的诸多政治事实，并由此认为必须要为中国传统政制正名，不能再用君主专制来给传统中国的政制定性。研究者在关注君主专制概念的西方源流之外，还关注了中国传统时代政治话语的“专制”概念，不仅明确了“专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权臣为行为主体，而很少以君主为行为主体，并由此而进一步明确了专制在政治上的贬义，从而不论是从传统时代“专制”的涵义与指称来说，还是就“专制”的褒贬词性来说，都否认有“君主专制”的存在。侯旭东先生在观念考证后指出“中国传统文献中‘专制’一词并不罕见，但其含义几乎都是指大臣或太后、外戚、宦官等掌管应属于君主的职权，具体又分为受命专制与不受命专制两类，前者是合法的，后者属于擅权，并非用来描述君主, 更不是指一种政治体制”，突出了“君主专制”不仅是西方和日本以话语丑化中国的新标志，而且也是西方和日本加给中国的新罪名。[4]如果仔细考察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的“专制”一词，它确实不是今天政体意义上的“专制”，但这并意味着中国传统没有君主专制，而是另有一套政治词语表达君主专制。王文涛先生《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指出“在古代中国，‘专制’或‘颛制’，更多更主要地适用于人臣，而非用之于君后，在《四库全书》中，‘专制’出现1500 多次, 用于君主者不过几条”，“‘君主’和‘专制’连用的情况极少”，《四库全书》中仅有的一例“君主专制”也“与近代作为国家政体或社会制度概念的‘君主专制’含义不同”。“‘专制’在中国古代不用于君主，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不存在君主专制制度”，“表达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概念的词语有“独断”、“独揽”等。”[7]

王文涛先生的研究表明，仅仅从“君主专制”“专制”等的概念梳理及涵义解析出发的认识论的分析范式，不仅不能有效回答中国传统帝国时期的政治体制是否君主专制的本体论问题，因为君主专制所要回答和解释的内容涉及到了国家统治权力的形态及运行方式，而且单纯从概念的梳理和含义的解释出发的认识论的分析还因根本上回避了中国传统时代国家统治权力的实质性问题，而变成了一场自欺欺人的概念游戏。西方的君主专制概念自然有其独特的时代内涵，在西方学者用君主专制来分析中国的时候，也确实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泽，但西方君主专制的概念并不是直接地应用于中国研究就产生了如此深渊的影响，而是在经历了一个西方概念的日本汉译后才在中国研究中产生了重大深渊的影响。日本学者以汉语既有的“专制”来翻译西方君主专制概念时，虽然不无偏见与丑化的用心，但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情况考虑在内了。作为西方君主专制概念汉词翻译的结果，君主专制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儒家化了，因此君主专制概念在中国百余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已经不完全是一顶西方的帽子，而是其中已经包含了相当多的本体论层面上的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内容。中国传统时代典籍确实比较频繁地使用“专制”一词，而且“专制”也确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权臣相联系，却与君主较为绝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君主没有独占权力，而是因为“专制”的“专”乃是指以下犯上的专擅或违礼越制的专断，这种行为当然只能是发生在臣子身上，而绝无可能发生在君主身上，所以“专制”在多数情况下不适用于君主，乃是因为“专制”概念的“专”在词性上根本就是贬义性的，“专制”的说法也绝大多数用于道德层面的谴责。中国传统政治话语谴责臣下的专擅、专断、专制，恰恰是在肯定专制君主对天下独占、势位独尊、权力独操、地位独一、遇事独断，而独却比专制更加明显地彰显了君主的专制地位。因此，分析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的专制概念及其与君主的关系，并不能准确地判别政治体制的性质是否就一定不是君主专制的。

二、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的君主专制主题

中国传统帝国的政治体制无疑是君主制，不论是殷商、西周直到战国末期的王制，还是自秦统一以来的皇帝制，都确定无疑是君主制。纵然中国传统并无西方古典的政体理论，不论是在政治实践中，还是在理论认识中，中国传统时代都只存在一种关于统治权力形态。因为统治权力形态的单一性，即中国传统时代只有君主制的统治权力形态，因而在理论上也就只有关于君主制权力形态的观念与逻辑体系。中国古代既无民主的制度，也不存在民主的思想，“不能从缺乏民主的实践中抽象升华出所谓民主主义启蒙的思想”，[8]17而只存在君主制和君主制的思想。虽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还不能进行多种统治权力形态的对比，不能区分出西方古典政体的多种类型，但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君主制统治权力形态的认识仍然具有政体的内涵，或者说也应该算是一种中国古代政体论，自成一体，具有内容上的完整性，且在系统性和深刻性上还比西方政体理论略胜一筹，至少也是毫不逊色。中国传统时代的君主制是不是属于君主专制？这个问题当然要包含认识论的反思和反省，分析和批判性地剖析认识中国传统君主制的概念、范畴等也自然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但是这个问题更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问题，即必须要从中国传统君主制权力形态的诸多具体属性入手，分析其中作为权力属性的诸多社会事实，描述和呈现君主在权力形态中具体的角色、作用与地位等，全面关注君主制中的政治关系、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详细梳理君主制在理论中的逻辑呈现，特别注重剖析君主制的理论如何反过来提升和巩固了君主制中的那些因素与环节等，其中理论体系中关于君主的角色、作用与地位的规定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与意义。[9]研究中国传统君主制的权力形态，判别中国传统君主制是否属于君主专制，必须要以关注中国传统君主制的诸多权力事实为前提，而不能仅仅从事先拟定的君主专制定义入手，更不能单纯地看君主是否如西方概念或修正的西方概念所规定的那样能任性和随意而为。如果因为中国传统君主在日常统治中受神学、宗法、道德、舆论、法律的限制或制约，而不清理君主与神学宗法道德舆论与法律的应然关系，实际上就已经被这些限制或制约的一叶遮蔽了双目而难以看见中国传统君主制的庞然泰山，因而在结论上就难免陷入偏颇，从而轻易地否定了中国传统帝国政治体制的君主专制性质。

学术界对中国国家起源及早期国家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君主制有着扎实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就国家起源来说，中国上古时期的国家就是在血缘氏族组织未解体的情况下，将原有血缘氏族组织经过酋邦而改造而来。[10]它保留了血缘氏族的组织形态与父氏家长的绝对权威，并以新的政治属性确立了父氏家长在一定范围内的支配性政治地位，这就是“家无而尊”。正如父氏家长的独尊不仅是一种家庭社会权，而且也是一种家国同构下的家庭政治权，君主也以“国无二君”的独尊地位，垄断性地占有国家权力，全权处理国家事务，这在一定意义上又表示了“以一人治天下”的君主制特质。虽然如此，但国家又在形态及价值上保留着血缘氏族的特质，以温情的家庭伦理确立以爱为纽带的政治关系。家国同构亦家亦国，因为父氏家长在家庭和家族中的政治地位是独尊的，独自占有着家庭和家族的一切权力，垄断性地操办着家庭和家族的一切事务，从父权发展起来的君权也几乎完整保留了父权的独尊、独占和独治特征，“帝王的权力特征可以用一个‘独’字来概括，具体说来有‘五独’，即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11]159中国传统君主制的话语构建可以追溯到殷商中晚期，一方面，《尚书·盘庚》记录的商王盘庚的一番讲话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商王已经确立了唯我独尊和以一人治天下的地位，展示出了一个专制君主的生动形象；另一方面，考古发掘的甲骨文献也展现了一个“率民以事神”的集权领袖形象，并多次在文献中表露了商王以帝某与昊天上帝沟通的事迹，上帝与百姓之间的唯一中介就是商王，这种垄断优势地位说明了商王享有有独尊和独治的专制地位。西周时期，周天子就是一个介于天人之间的圣物，这种神圣的地位赋予周王以一人治天下的专制性质，并由此而确立了王有天下和王治天下的精辟概括，此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孕育成型的过程中，君主独尊和一人治天下的君主专制的传统机制体制得以确立，而与专制君主相对的民权与法治则毫无踪迹可循[12]10[13]。传统时代君主专制的话语建构经历了从殷商到西周中叶的长期孕育发展而初具轮廓，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观念中形成了比较典型的君主专制。在这个阶段上，作为专制君主的周王，不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不仅没有受到来自神权、道德、权利、法制及舆论等的制约，反而周王实质上掌控了神权、道德、权利、法制及舆论等，从而使王的统治陷入了一个率性和任意的境地，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专制君主。

随着西周后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传统君主制的反思逐步进入自觉状态，一方面是周天子的权威衰减与社会巨变带来了大量社会问题，而大量社会问题又反过来冲击了作为周天子专制权威基础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是文化资源下移至民间，激活了社会的反思和批判能力，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君主制的理想，争相涌现，百家争鸣。春秋晚期开始的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各家各派的思想家围绕着天下如何治理问题展开的论证，尽管各家之间在要什么样君主和实行什么样的君主制问题上存在较大悬殊，但绝大多数流派都肯定了圣王救世的方案，而呼唤着不同风格、不同特色、不同内容的君主专制。[14]百家争鸣既是君主专制理论的深入和展开，也是在历史过程中促进君主专制理论走向成熟，百家争鸣的内容越是丰富、发达，君主专制理论就越饱满，百家争鸣越是走向深入发展，君主专制理论就越是成熟，百家争鸣的理论结果并不是有利于争鸣继续展开的民主，而是集战国君主专制理论大成的圣王救世和一统理论，“秦始皇就是这个理论的人格化”。[15]秦始皇炮制的皇帝理论，既是先秦诸子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秦汉以后君主专制理论的基本核心内核，不论是两汉天人合一的系统宇宙论，还是两宋以后“存天理，灭人欲”的本体论，实质上都是皇帝理论的更加系统化和更趋成熟化。中国传统君主制理论直到明末清初仍然以秦始皇君臣炮制的皇帝理论为基本的内核，都保持着自皇帝理论确立以来的君主专制话语的核心概念内涵和框架性理路。皇帝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圣王救世。圣王所以能救世就在于作为圣王的君主，聪明、睿智、仁慈、贤德甲天下，因而得以建不朽的功业，恩及四海，泽及牛马，撒向人间都是爱，受人爱戴，占有神圣至尊的独一高位，拥有他人难以企及的神圣权威，独自掌控着天下的统治权，独断着天下万方的治理事务。[16]皇帝理论中的君主是天下权力的源头，一切政治权力皆从君权派生，并受君权监督管理，君权则无需在人世间受到任何监督，因为不论是比德行，还是比爱心，还是比智慧，君主都是最突出的人；天下之事权统一于君主，而君主对天下的关系则特别突出一个独字。[11]159“大一统”的“一”和“权力独操”的“独”，最集中地展示了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基本内核。

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的君主制具有自身的理论逻辑，这个逻辑从理论推理的角度彰显了君主专制的主题，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体系越是趋向于成熟，君主专制的主题就越是完整，从而也就越发地突出了专制君主在政治体系中独一无二的角色、地位和作用。以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而论，他被认为是一个民本主义较为突出且对专制君主进行了激烈政治批判的杰出思想家，黄宗羲被确认为区别于传统民本的新民本论者，[17]有的学者甚至还坚定地认为黄宗羲就是中国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已经迈出了从传统民本发展到现代民主的关键一步。[18]黄宗羲不仅明确回答了君主为何而来和从何而来的问题，而且也回答了君主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作用与地位问题，从而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君主专制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轮廓。[8]339-343他认为君主之所以来到人世间，就是因为人世间如果没有君主，就没有人为天下人兴公利和除公害(所谓公害在他看来就是人欲，所谓公利在他看来就是天理)，所以如果没有君主的话，人类社会就会陷入自私自利的泥淖而被淹没在了人欲中，但黄宗羲的人性至善论又设定了个体人要存天理灭人欲的目标，个人只有如此，才能做到止于至善而成为人。[19]135君主是为了使人成为人的“成人之美”来到人世间的。气化流行在人世间的万有不齐导致圣人之外的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圣人的教化，帮助他们在至于至善的路上觉醒起来，提携他们共同止于至善。作为君主的天子，恰好就是在人世间气化流行的中正状态所产生的圣人，而天子之外的人则莫不是气化流行过与不及所产生的常人。君主从何而来的问题，从气化流行的角度来说，作为君主的天子是唯一体现了气化流行中正状态从而将宇宙一团生气聚于一人的产物，[19]90这个结果在宇宙的气化流行中是独一无二的。宇宙一团生气聚于一人，实际上也体现了作为宇宙中总主宰的天的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君主从何而来的问题，又展现出一个天子受命于天的命题，承天命不得已而代天教养斯民，[19]45这就不仅解释了专制君主的权力源于天命授予，从而成为人世间其他政治权力的唯一起点，也解释了君主在教养斯民方面的作用也具有垄断性。君主之外的官则不过是分身之君，由君选拔任用，作为君主教养斯民的辅助者和代理者，“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19]4不论是比气化流行的中正，还是比纯粹至善的个人德行，不论是比对天下人的爱心，还是比个人的聪明才智，在天子受命于天和宇宙一团生气聚于一人的话语之下，官僚都不能与天子这个君主相提并论，从而也就不具有用神学、道德、舆论、法律等监督和制约君主的个人条件。如此君主，自然就是一个以一人治天下的专制君主。[8]340-343

三、西学东渐背景下君主专制的概念集成

中国传统政治话语对于君主制的论述，展示了君主在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受命于天和至尊独治的专制内容，而传统政治话语中少数的“君主专制”词汇，也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君主专制在制度体系建构和运行中的独特优先地位。但鉴于传统政治话语中“专制”概念的贬义性质，特别是“专制”之“专”具有谴责以下克上的专擅、专断等的含义。因此，“专制”在传统时代很少用于君主，而绝大多数适用于对权臣篡权的专擅、专断，在这个语境下，专制的含义与自由词性相同，都属于政治谴责的贬义词，词意相通，都适用于权臣篡权擅政形成的对神圣君权的凌辱和侵犯。传统政治话语中极其少见的“君主专制”一词，也与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流行的“君主专制”不同，传统政治话语中的“君主专制”只是表明了君主专制理论内涵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即它还不是指作为一种政治统治权力的完整形态。作为一种完整的政治统治权力形态的君主专制理论，20世纪的君主专制，确实是西方政体理论传入东方后的产物，西方政治思想家对君主专制政体的理论阐述，经过了东方儒家语境下的理解与解释，形成了君主专制作为一个现代汉词的新概念。[4]但是，这个新概念在形成过程中也充分接受了传统儒家的概念影响。在中国学术界经历了如何翻译西方概念君主专制而众说纷纭的阶段后，学术思想界逐步地确认了将西方政治思想家理论中指称一个人终身统治一国且统治职位可以世袭的国家汉译成君主国，而将君主国的最高统治者汉译成君主。[20]这个概念原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术语中的概念，包含着传统儒家对君的诸多隐性内涵设定，以君主来翻译西方政治思想家理论中世袭罔替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应该说比较符合西方同类概念的含义与指称，但却也让君主的概念在普遍化的同时有些淡化了传统的道德色泽。这当然也体现了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传统君主概念在含义上的微妙变化。“专制”作为一个传统概念也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则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其含义专指缺乏宗教、道德、法律、舆论等有效制约的随意任性且无可追责的人治，其行为主体是一个人，一个人随意任性统治的政体是君主专制。但是其专制在政治上却仍然是一种贬义概念，只不过贬义的原因不再是因为以下犯上的专擅，而是因为她代表了一种表现为专权而不民主、随意而非法治、任性而不可追责等的文明进步过程中的蒙昧、落后与野蛮。[21]

日本学术思想界在西学东渐的“专制”概念，虽然在词源上来自汉语，但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它在含义上已经等同于孟德斯鸠等所谓的君主专制政体，而根本改变了“专制”一词的原始意义，从而使其指称由专指权臣篡权专政、自由专擅而变成了一种统治权力整体形态的政体，用来指西方政治思想家理论中称君主专制政体。十九世纪之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家，在分析人类政治发展的时候，梳理出了人类政治发展的政体优化的线索，而这个线索也聚合了自古以来西方思想家在政体优劣判别方面的成果。站在西方政治思想家的立场来看，人类社会中最坏的政体就是东方世界的君主专制，“某些野蛮民族(非希腊民族)中所尊崇的具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22]古希腊人从波斯人那里看到了这种君主专制如何地使人不成其为人而尽数沦为君主的奴仆，孟德斯鸠依然要借用来自波斯的信札来论述君主专制的弊端，马克思等也论述了亚洲的君主专制，并由君主专制而解释了亚洲相对于欧洲的落后。日本学术思想界在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过程中，不仅接受了欧洲学者关于东方君主专制的理论，承认了东方社会在政体上的君主专制类型，但又巧妙地将自己从东方君主专制的范围里排除出去，因为日本的政体类型已经在明治维新之后超越了“专制”，而成为君主立宪政体，虽然依然是君主制，但君主已经受到法律、民权、自由制约而不能随意任性统治，在政体类型上摆脱了最落后的君主专制。[4]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学术思想界在使用“专制”时主要是分析中国，实质上也就是试图从政体归属上将中国划归最落后阵营。日本学术思想界使用“专制”分析中国，实际上是其脱亚入欧思想在学术上的反映，并同时显示了日本在亚洲的政治野心。虽然日本学术思想界对“专制”的理解，已经接近了西方政治思想家“君主专制”的政体含义，但是日本学术思想界是在中国历史及政治并未深究的基础上就将“专制”的帽子戴在了传统中国的头上，或许有研究不深、认识肤浅的因素，但其核心却是在丑化和野蛮化中国，一方面凸显其脱亚入欧的正确，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在亚洲的落后，其中又不只是显示自身的优越与先进，而是隐含着日本带领亚洲入欧的野心。不论日本学术思想界在使用“专制”时的意图如何，他们在准确呈现西方政治思想领域的君主专制理论上仍然颇有助于中国学术思想界对君主专制理论的现代理解与阐释，推动了传统“君主专制”概念体系在中国的现代转换。

清末最后十年，中国有大批留学生涌入日本，并通过日本而大量接触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专制”的概念也由此而进入中国留学生的视野，并随着留学生群体的日益革命化而逐步地成为中国学者用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传统政治的落后性，突出革命的正当性、正义性和必要性。在概念上，清末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并没有创造，他们基本沿用了日本学界用汉词表达的西方君主专制政体的含义，但是中国学术思想界在用“专制”分析中国传统政治的时候，却拥有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的充分背景知识，从而在概念上比较稳定地实用“君主专制”。清末学术思想界用“君主专制”分析批判数千年传统政治，揭示传统旧政治与旧伦理的君主专制性质，不仅特别批判了君主专制在使人不成其为人而沦为奴仆的落后与野蛮，而且也特别分析了君主专制在现代公民政治兴起过程中的阻挠性作用。[23]旧政治、旧伦理的君主专制性质形成了对现代民主政治全面性体制、理论及人格上的阻挠和瓦解，从而提出了改造旧政治、淘汰旧伦理、改造国民性的诸多革命性时代使命。在这个情况下，清末民初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在运用君主专制理论批判中国传统政治的时候，在世界观及方法论上无一例外地运用了当时历史进化论，用社会进化的学说分析君主专制相对于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时代落后性。这比较合乎君主专制概念在日本的原意，而中国学者在批判中国传统政治的君主专制导致了中国社会处在社会发展落后状态的时候，实际上表达了按照社会进化论的理论设计急迫改造中国的良苦用心。但当他们用社会契约论的要求来衡量传统政治，从而用社会契约论的民主、自由等来测量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诸多指标时，又确实是准确地测量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诸多客观属性，因而也显示出了运用君主专制理论分析批判中国传统政治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就在于那个时代以君主专制批判传统政治的学者和思想家对于传统政治的君主专制特征有一种来自政治实践的切身体验，体验到了平等、自由、权利等在尊卑纲常、尊长专制及无私无我等君主专制要素面前的严重缺失。虽然概念的含义和指称已经完全不用于传统，但新概念在揭示和分析中国传统政治的时候却又确定无疑地点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力形态的总体性本质规定性。在某种程度上，清末民初中国学术思想界用君主专制概念来剖析和批判传统，实际上是用君主专制概念整理和聚集了传统政治权力形态的诸多根本属性和框架性特点。

随着“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主义思潮的发展，以及伴随着留学生归国而带来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体系的建立，“君主专制”概念逐步地摆脱了辛亥革命前夕的反传统意识形态色泽，而成了一种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分析工具，广泛地运用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及哲学等学科领域的中国研究中，普遍地应用于认识和分析中国传统的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分析和研究中国传统问题的理路大致有四个来源，或者受日本学术界影响较大，较多地用日本的社会科学概念与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而论述中国传统时代的君主专制；[12]1-12或者较多地受美国学术界的政治科学和民主主义影响，较多地运用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以西方的民主、法治现代国家为参照，比较性地分析和论述中国传统君主专制；[13]14或者受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学术传统影响，以欧洲中心主义的惯性及启蒙主义的思维，来论述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或者受苏联社会科学范式的影响，从国家起源及社会形态的东方特性的角度，剖析和批判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作为社会科学概念，尽管君主专制仍然保留着来自西方的痕迹，但也已经摆脱了直接服务于反传统的意识形态特质，而主要地成为一种客观性较强的分析工具，来源不同的研究者在运用君主专制概念分析中国传统政治的时候，都程度不同地抓住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某些核心属性和特质，其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如侯外庐、王亚南等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君主专制都做出了相当有说服力的成果。中国本土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日益在理论上高度统一起来，不仅表现出了理论上的高度严谨性，各个不同的社会学科在分析研究中国传统的时候表现出了核心概念及基本理论的高度统一性，而且还在解释和分析中国传统政治的时候表现出了来自不同学科的整体协调性。君主专制概念是整体性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政治的关键概念，她可以从整体上概括中国传统统治权力的形态特征，解释统治权力形态内部的复杂机制。刘泽华先生所说的王权主义实际上就是君主专制主义，而王权主义的理论也恰好是从传统王权的社会结构基础、传统王权的制度体系及相应的观念层次上，全面而立体地论述了中国传统时代的君主专制。从刘泽华先生研究的结果来看，君主专制并不是一定来自西方的莫须有的帽子，他将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又称之为王权主义，“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24]中国几千年政治统治权力的整体形态特征，只不过中国传统有一套自己的表达君主专制的术语。现代集成的君主专制概念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权力的政体形态而言，不仅不是名不副实的虚名，而更应该是实至名归的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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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兴佩)

Concept or Fact：The TraditionalAutocraticMonarchyin China

ZHANG Shiwei

For China’s traditional monarchy Empire political system，is AutocraticMonarchya concept, or a fact?Based on the core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theory, the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role and status of the empero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imperial political system，using 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research methods. It is an easy thing to discern the fact of the autocratic monarchy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system. It argues that even if the autocratic monarchy concept comes from the west, it also does not create a lie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in China.

Chinese Traditional Empire; The Political system；Autocratic Monarchy; The Debate of Name and Actuality

2016-11-2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化研究”(15BZZ013)

张师伟(1973—)，男，山西汾阳人，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学术委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D920.0

A

1008-7699(2017)01-002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