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与协调发展的新要求

任 鹏

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与协调发展的新要求

任 鹏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 110169)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不仅诠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设发展所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的重大成就，更是对我国发展新阶段的重大研判，它指出了主要矛盾中主体需求的新趋势、客体供给的新现象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的新问题。协调发展必须主动对标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拓展理念、针对性地明确关键、历史性地看待过程、坚定性地站稳立场，将其作为指向社会整体发展状态的目标和尺度、当成依赖政策工具的自觉社会建构、看作长期渐进解决矛盾的社会过程和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社会行动。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社会生产与人民需求协调发展；强化政策协同，以实现经济社会一体发展；优化人民参与，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协调中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不断提高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协调发展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党的十九大对主要矛盾做出新的概括，这不仅生动地诠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设发展所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的重大成就，更是对我国发展新阶段的重大研判，突出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人民情怀，更加关注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变化，更加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宣告了生产供给不足、绝对短缺经济在我国的终结，更指明了我们今后发展的主攻方向和主要手段，更加注重发展的均衡、质量和效益，更加强调以协调促发展，更加自觉地对标主要矛盾新变化对新时代协调发展的新要求，更加主动地探索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协调发展新理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需要全方位升级成为主要矛盾中主体需求的新趋势、社会生产的显著性提高成为主要矛盾中客体供给的新现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成为主要矛盾中矛盾主要方面的新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进行了科学判断和准确表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一)人民需要的全方位升级是主要矛盾中主体需求的新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一切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都被调动起来，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与此同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日益繁荣，人民的文化需要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已经得到了极大的跃升。在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整体上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和自我实现型转向，对发展质量的要求更为凸显，这集中体现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增长、更为丰富的向往。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物质文化需要这些基本的“硬需求”，这方面的需求在新时代不仅并没有消失，相反在基本满足的基础上有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新时代发展的质量可以进一步提高，在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里可以拥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随着民主意识、公平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为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而提出更为广泛、更高层次的需要，也就是说，人民的需要从物质文化领域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拓展。②陈晋:《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报》2017年11月8日第7版。从主体需求的新变化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既反映了近4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又体现着国家发展的人民立场，更蕴含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矢志不渝的为民情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信念。

(二)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性提高是主要矛盾中客体供给的新现象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需求的新变化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的新进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435页。“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435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更是如此，它最终由社会生产的发展状况所决定和制约。所以，新时代主要矛盾新论断的最为重要的依据在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⑤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落后的社会生产整体上已经不再落后，甚至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进而带动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升级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增长的多方位需求。

自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来，我们就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更加自觉地围绕经济建设，破解生产落后、生活贫困的时代问题，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经济总量自2010年开始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制造业增加值连续七年居世界第一位，连续八年保持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总额分别居世界第二、第三位。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显著增强，高铁运营总里程突破2万公里，位居全球第一位；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13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港口吞吐量全球第一，在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名的港口中，中国就占有7席。工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包括粗钢、煤、发电量和谷物、肉类、茶叶等在内的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这些充分说明我国的社会生产已进入新时代，能力落后、短缺不足已成“过去式”，不再是制约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的主要因素。

(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凸显是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新难题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这一经典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矛盾主要方面的新变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⑦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指各区域各领域各群体发展不够协调，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现象，从而制约了整体水平的提升。在社会生产上，这种不平衡性总体上体现为我们既有世界先进甚至全球领先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也有大量传统的、相对落后甚至原始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而且不同地区、领域的生产力水平和布局很不均匀，具体表现为领域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和群体不平衡这三大方面。领域不平衡，既涵盖不同领域内部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比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传统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协调问题，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问题，政治建设、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等问题又指向各领域之间，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建设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经济增速稳步提高的同时，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有待加强，文化创造的活力没有得到最充分的激发，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生态环境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发展目标没有完全实现，军民融合发展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区域不平衡主要包括东中西部地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等，虽然国家出台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仍有待加强。群体不平衡是指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成果的分配存在着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发展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表现为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各领域的低端供给规模普遍较大，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导致人民美好生活的高层次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同时，发展的投入产出比较高，发展的可持续性备受考验，发展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打破平衡、实现充分的过程，不平衡不充分是常态问题，但是，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它就变成了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它、时刻关注它、认真解决它。

二、主要矛盾变化对协调发展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作为应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主要手段，协调发展必须主动对标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拓展协调发展理念、针对性地明确协调发展关键、历史性地看待协调发展过程、坚定性地站稳协调发展立场。

(一)协调发展是指向社会整体发展状态的目标、手段和尺度

在观念史上，协调发展理念首先以“哲学”形式出现，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西方的“以人为本”哲学逻辑，都蕴涵着朴素的协调发展理念。其后，协调发展成为经济系统内部服务于经济增长的手段，意指“平衡”和“均衡”。协调发展理念作为人类对传统发展模式反思的产物出现，是其具有现代意义的开端。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发表是一个标志。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定义，则标志着协调发展理念被普遍接受，其核心是人口、社会、经济、科技、环境和资源的相互协调。协调既是发展的手段，又是发展的目标，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

从目标上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协调发展。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提出要求打破协调发展的单纯经济向度，站在社会整体发展的视野和维度，既涵盖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又指向区域、群体等不同的空间和主体。概言之，协调发展就是以正确认识矛盾为前提，科学有效地协调社会各领域各区域各群体之间，以及各区域各领域各群体内部之间的关系和不均衡因素，实现良性有序发展的一种理念和模式。从手段上看，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必须通过协调发展才能够实现。回顾马克思主义对协调发展的认识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社会的整体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人与自然关系”三个层面对协调发展理论进行阐述，建构了基本分析框架。毛泽东侧重分析了农轻重、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等方面的关系，指出处理矛盾关系的基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统一协调”。邓小平先后提出，必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大局”、公平与效率的协调等。江泽民概括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十二大关系，提出要“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发展”，是对系统的协调发展思想的中国化表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以来，“协调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领域讨论的“热词”，重点指向区域、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等，并在十九大后进一步提升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综合性、整体性协调发展以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从评价尺度上看，各方面的发展是否协调是评价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程度的重要标尺。评价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程度主要是看是否实现了平衡充分的发展，归结于一处就是要看是否实现了协调发展，因此要将各领域的协调作为衡量尺度来把握，改进原有的评价机制，增强发展评价的科学性与导向性。

(二)协调发展是依赖政策工具的自觉社会建构

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实现协调发展，是协调发展研究的“内隐共识”，甚至有学者明确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指出政府的政策对不协调问题的产生以及协调发展实现的作用不能忽略。协调发展作为一种理想性的发展状态，绝不是在各种发展要素的自发运动中产生的，而是要依赖各种政策外部干预，实现自觉的社会建构。从社会工程哲学的视阈来看，推动协调发展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项“社会工程”，其目标的实现必须借助社会技术才能完成。而且由于社会活动与社会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相互牵制的，因此，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超越个别问题、从整体上进行设计与规划，并为了实现整个系统的良性运行，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案。①田鹏颖:《马克思社会技术思想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页。推动各领域各区域各群体的协调发展必须高度关注政策工具的开发与利用，充分发挥政策的社会技术价值，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表明，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发展问题，这必须从政策工具入手，破除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要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科学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增强对发展全局的宏观把控，提升各领域公共政策的协同性，强化政策合力，将社会发展视为一个系统来进行考量，通过政策协同充分发挥协调发展的社会建构功能；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就要在政策制定中密切关注现实状况和人民需求，在微观执行中注重发挥各种政策要素的作用，将具体的政策内容落到实处，发挥政策的针对性、指导性、发展性，增强各领域增长动能，为激发各种因素的发展活力提供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面对发展中的问题，我们的解决策略是以问题为导向，以政策为手段，更加坚定不移地推动协调发展，而不是“无为而治”、逃避风险。新时代是呼唤协调发展的时代，也是要靠协调发展来引领前行的时代。

(三)协调发展是长期渐进地解决矛盾的社会过程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是长期的，矛盾的解决是艰巨的。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严峻现实问题必将长期存在，地区差距、行业群体收入差距在一定时空某些时段还可能存在拉大加剧的趋势，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更趋增长，矛盾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具有艰巨性、渐进性。同时，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个动态的增量，即使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仍然会不断产生。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医疗保险覆盖已经超过了13亿人，已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但资金扶助额度还有待加大、力度有待增强；扶贫攻坚亟需解决贫困发生率百分之四以下人口的精准扶贫难题；教育、就业、医疗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正从注重数量型向注重质量型转型升级，从广泛覆盖到纵深覆盖、从低水平覆盖向高水平覆盖必将是一个艰巨而渐进的过程。

因此，通过协调发展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同样是长期的、渐进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新时代语境下的协调发展是多领域、多维度、多因素的，既涵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每一方面及其内在因素，也包括对各种历时性问题和共时性问题的当代回答。协调发展需要在动态的发展环境中解决变化着的问题，需要应对更为多元、更为复杂的供需结构性矛盾，需要在“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中增强发展后劲，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渐进性。必须在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的基础上，将协调发展确立为目标和手段，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实现整体性、系统性的协调，统筹各方面的发展，形成共同发展的时空场域，以此来打破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桎梏。

(四)协调发展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社会行动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动机与效果、立足点与落脚点相统一的科学理论决定了实践中人民至上的发展立场。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指向同样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共享，通过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与发展要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最终的实践指向是解决人民群众需求端的发展问题，这表明协调发展的理念实现了从关注物到重视人，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同向同行。协调发展是系统性的发展，发展的立场决定着在面对发展问题时的基本态度和解决策略。推进协调发展必须摆脱局部利益、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藩篱，放眼全局，关注系统，真正从国家整体利益、人民长远利益出发推动发展，实现协调，将人民的发展作为开展工作的目标、将群众的参与作为开展工作的手段，这是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态度。协调发展要求将一切政策和措施的目标指向汇聚到人民一处，促进各项建设与人民发展需求协同共生，以人民群众的发展程度作为评价发展程度的关键指标，着力全面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人民群众营造最优质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让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三、坚持协调发展，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新理路

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立足于当前的发展实际，把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用协调发展的供给理念破解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来破解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节点。

(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社会生产与人民需求协调发展

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只能通过改善供给来解决，因此实现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协调发展便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破解新时代发展问题的主线和关键，既突出了“供给侧”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也兼顾需求端的动态发展变化，既突出提高社会各领域的总体供给能力，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益，又注重改善供给过程中的生产关系，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改革生产过程中的现有问题，体现了现实性和长远性的有机统一。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我们认识到，我国在取得一系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一个较为集中的体现就是各领域的结构失衡问题，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建设当中，也广泛存在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象不仅是经济，也包括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各个领域。党的十九大指出，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即将协调发展的重心置于供给侧，实现全方位的改革与协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直面当前存在的问题，探寻供给端与需求端难以匹配的根本原因，从供给侧入手解决问题，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通过宏观战略与微观政策的协同作用，实现领域、区域和群体的平衡发展；另一方面要以满足需求端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以目标驱动发展，激活发展潜力，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能和实效，推进深入发展，努力实现目标与实践之间的协调，改善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因此，深化各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优化当前的发展模式，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协调统一。

(二)强化政策协同，以实现经济社会一体发展

所谓政策协同，是指政府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为实现社会的公共目标而形成的各种政策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协作，从而产生政策合力而形成的系统性的宏观功能。政策协同“使政策制定不再是单边行动，而是双向调整，这种调整使政府谋求与其本来所选政策不同的政策”，是“政府结构和活动的整合，以减少交叉和重复，以及确保共同目标不被一个或多个单位的行动所妨碍”②Herman Bakvis and Douglas Browny:Policy Coordination in Federal Systems:Comparing Intergovernmental Processes and Outcomes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2010(3).。在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进程中，关键是要把握“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基本要求，实现“冲突性政策——碎片化政策——协同性政策”的跃升和“对抗式发展——妥协式发展——一体化发展”的转换。

第一，破除冲突性政策以改善对抗式发展。当前我国在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矛盾，这也是导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不同领域的政策之间常常会出现冲突和对立，导致发展陷入两难的境地，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政策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上的冲突，破除政策冲突必须将各方的利益指向一处，即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共同利益来整合各方政策的方向和实质，改善当前部分领域的对抗性发展的问题。第二，整合碎片化政策以优化妥协式发展。政策碎片化在我国发展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公共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现象，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有些新政策没有及时的推进落实，依然按照旧有的政策开展工作，而有些政策由于长期在封闭的环境中实施，并没有跟随现实的动态变化而及时进行调整，成为了禁锢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势必在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的变化和人的发展，从而陷入了政策实施的“形而上学”。整合碎片化政策的关键在于强化政策之间的联系与协同，保持政策方向上的一致性，增强政策制定的灵活性和现实性，让政策为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服务，而不是限制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第三，建构协同性政策以实现一体化发展。新时代要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形成规范的系统，将重点、短板和弱势放置在同一政策环境下进行综合评价，进行综合施策、综合治理。协同性政策的目的在于发挥系统性的作用，增强政策之间的耦合性，形成政策治理合力，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从经济建设上来看，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调整发展思路，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创新转变，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从政治建设上来看，人民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需求逐步凸显，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从文化建设上看，“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①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也要立足于人民的需求，不断推进文化供给端的改革与创新，实现文化产品与精神文明进步的协调统一。从社会建设上来看，要坚持将和谐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切实从人民的实际关切出发，改革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沉疴旧疾，着力改善民生，从供给侧出发提供给人民群众更优质的社会服务。从生态文明建设上来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从源头上治理人民群众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三)优化群众参与，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的。”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7页。人的生活状况和发展状况与社会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要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社会进步，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人既是推动发展的主体，也是享受发展的主体，协调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正确认识人民在协调发展中的地位至关重要。首先，人民是协调发展的主体，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投身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在劳动与奉献中推动社会发展，自觉成为协调发展的推动者和实践者，这不仅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坚持人民中心地位、实现人民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深度参与以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必然前提。其次，人民是协调发展的目的，人民有权利在实践中享受协调发展所带来的现代化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于个人的生活诉求已经脱离了简单的物质文化层面，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内容的多元表现为对社会进步的期待。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全面发展的迫切诉求，如在生态环境方面，就是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③各项工作的开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的全面发展作为工作的根本价值诉求；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在各领域综合施策，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尤其是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打破区域、领域、群体的“人为”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人的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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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7]12－0026－06

2017－11－02

任 鹏(1982—)，管理学博士，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资助项目“基于协调发展理念的公共政策冲突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6CZZ01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