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历史嬗变及其特点

吴洪成， 王雪迪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石家庄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历史嬗变及其特点

吴洪成， 王雪迪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封龙山书院教育自汉唐至明清经时期历了初创、发展、辉煌与中衰等历史阶段。在长期书院办学活动中，形成了一系列独具价值的特点：以培养道德高尚的人才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以儒学课程为主并兼容其他专业知识、教学环境优美以及师生关系融洽。封龙山书院教育作为石家庄古代高等教育的宝贵资源，值得挖掘珍视并弘扬。

石家庄；封龙山；封龙书院；书院教育；儒学教育

封龙山自汉朝以来，一直是北方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唐初建立书院教育模式，在之后的悠悠岁月中，讲学育才不辍，书院文化自汉唐至明清大致经历了初创、发展、辉煌及中衰等历史阶段。封龙山不仅是古代河北书院的发源地，也是书院教育的密集区，唐代的西谿书院，宋代的封龙书院、西溪书院、中溪书院，元代的封龙书院及其毗邻的慈溪书院，明清时期的文清书院都位于封龙山，浓厚的书院文化在山中佛道禅林的伴护下显得更加悠扬深远。封龙山书院教育不断适应新环境、新形势，始终薪火相传，在封建王朝更替和思想学术嬗变场域下，生生不息，延绵发展，并在书院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环境及师生关系等方面形成了独有的办学特点。

一、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初创

封龙山的办学历史始于汉代，儒学大师李躬和伏恭的讲学活动开启了此处文化教育的文明征程。

东汉初期，战时稍休，统治者实行积极有为的文教政策，尊儒之风盛行，儒生地位提高，民间精舍、精庐等高层次教育机构广设，私人讲学盛行一时。史载：“自光武中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1](P1029)在如此浓郁的崇儒重教的文化氛围之下，年长且专事儒学经典传授的学者备受敬仰且极具号召力，讲学育才及经典研究便极具渗透感染作用，李躬和伏恭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据《元氏县志》记载，封龙山“相传为汉李躬授业之所”。[2](P499)李躬为东汉明帝刘庄的启蒙之师，由于其学识渊博并且德高望重而被尊为“国三老”。“三老”可以说是汉代封建王朝对儒生的极大殊荣，学术身份甚高，备受世人敬仰。这样一位博学鸿儒在封龙山结庐授徒，虽属私人讲学的性质，但可以想见，必是学徒群聚，响彻一方，夯实了封龙山历史文化的根基。东汉建武十七年(41年)，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1](P1027)伏恭同样也是具有“三老”尊称的儒学名士，少时便继承家学，精修儒经，后被拜为儒经博士，迁常山郡(今石家庄市正定区)太守。居官期间，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广修学校，并且自身一直进行着以儒经为主要内容的办学及教学活动，“伏氏学”因此得以在北方广为传播。上述两位儒学大家的讲学授徒拉开了封龙山教育历史的帷幕，为唐代封龙山书院正式的办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代书院创设之初，实为兼具某些教育职能的图书搜集、整理与收藏机构，也有些属学者读书或研讨学问的场所，极少数书院出现讲学活动。到唐末五代时期，战乱不已，官学衰微，许多学者选择避居山林，进行学术研究和私家讲学活动，一时间书院之风渐起。唐代河北拥有3所书院——张说书院、西谿书院、棠荫书院，其中西谿书院即位于今石家庄市封龙山。

西谿书院是石家庄书院教育的源头，点燃了石家庄区域书院教育的星星之火。唐代河北书院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和其他地区书院相似，自然也少不了名流学者来此隐居、游历和讲学。西谿书院为“唐隐士姚敬栖遁之所”。[2](P499)唐代集武将与名儒为一身的郭震，也曾讲学于此。郭震，字元振，武纬文经，其才学深受一代女皇武则天赏识，曾任凉州都督，后睿宗、玄宗时两次封相，社会地位极高，从中得知其社会影响力之广泛。郭震在此游历讲学期间，曾偶得一宝剑，并作《古剑篇》以传世，文称：“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锻炼凡千年，铸得宝剑名龙泉。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生明月。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非直结交游侠子，亦从亲近英雄人。可怜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岳边。虽富沉埋无所用，尤能夜夜气冲天。”[3](P147)

由于资料限制，西谿书院的建制规模、生徒人数及课程教学等基本情况几无了解，但从书院的选址以及可追溯的名师身份中仍可窥探一二。书院选址多在山清水秀，景色优美之所，故坐落于封龙山的西谿书院，其教学环境体现了书院的办学要求，具有环境育人的功能，同时也为后世书院的发展及繁荣提供了教育场所和良好基础。郭震、姚敬等知名学者先后前来西谿书院游历、讲学，著书立说，吸引了莘莘学子求学问道、讨论交流，融文化传承及人才培养于一体，使知识学习与品德培养相交织，促使封龙山一跃成为河北的教育文化圣地。

二、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发展

古代书院制度确立于宋代。黄河流域中游的河南省和南方长江流域诸省成为书院分布的密集区。与此相异，两宋时期河北书院进展相当缓慢，仅有5所书院，落后于南方许多地区。然而，使人不得不惊讶的是封龙山书院数量得到明显增长，此期出现了3所书院——李昉创办的封龙书院、中溪书院以及张著设立的西溪书院。其他两所分别是保定安国的张子书院和邢台城区的龙冈书院。这种态势表明封龙山在河北书院史上处于领先和优势地位。

封龙山3所书院中最具代表性的封龙书院为宋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李昉所创办。据相关文献记载：封龙书院，又称龙山书院，在石家庄元氏县境内封龙山南麓，宋初李昉创建为书院。[4](P42)李昉(925—996年)为宋初名相，从李昉本人的生卒年代可知，封龙书院的创建应在北宋初年，具体创建时间不详。《元氏县志》称：“封龙书院在县西北封龙山下，相传汉李躬授业之所，唐郭震、宋李昉、张皤叟、金李冶、元安熙皆尝结庐讲学于此。有孔颜曾三石像，盖即诸儒所建，朝夕敬事者。后书庐圮。”[2](P499)可见，封龙书院自创建之日起一直得到历代名流大家的青睐，名师汇聚，并且设有孔子、颜回及曾子的三座石像，行儒学崇祀圣贤之仪礼，积极开展儒学教育活动，学术文化气息浓厚。

继封龙书院之后，李昉又在封龙山北坡创建了中溪书院。上引文献对此有所说明：“中溪书院在龙首峰下，宋李昉、张皤叟、金李冶等相继授徒，学者甚众，聚徒常百人。”[2](P499)从其“学者甚众，聚徒常百人”的办学盛况获悉，中溪书院在李昉、张皤叟等人任山长时得到较大发展，云集众多学者及远近向学之士，师生数量剧增，一跃成为闻名遐迩的学术研究及办学机构。

宋代封龙山的第三所书院——西溪书院，“在龙首峰西，唐隐士姚敬栖遁之所，宋有《九经》，张著曾为山长。”[2](P499)这里表明书院首创者张著即为山长，院址位于封龙山西侧。张著(1221—1292年)为宋代著名学者，对儒学研究造诣颇深。他15岁被选入府学儒生，学成之后，终生执教。在任职西溪书院山长期间，主持书院日常工作，亲自讲学育才，并且选聘声望卓著、德艺双馨的才识之士作为书院主讲者，从而提升了书院的教学效果，并切实保障了书院的教育质量，也因此吸引了众多学徒，使封龙山成为师生交流、讲学论道的胜地。这种教学情形可从元代教育家安熙的诗中窥见一斑:“世道有升降，乾坤几消磨。谁知昔年中，师生此弦歌。我来爱佳名，策杖时经过。深寻得遗经，山径信非讹。”[3](P157)可见，西溪书院在当时是师生弦歌肄业之所，也曾在河北名著一时。

宋代封龙山的书院教育与唐代相比，无论从书院数量、规模，还是师资力量方面都有明显突破。这种现象在宋代书院并不发达的河北来说，真可谓石破天惊，弥足珍贵。封龙书院与随后出现的中溪书院、西溪书院以及清代雍正十一年(1773年)保定的莲池书院并称“江北四大书院”，可见其在中国书院史上的地位之显著。

三、封龙山书院教育的辉煌

元代(1206—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封建王朝。虽然蒙古族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征服了广阔疆域，但论及文化教育及学术思想却不及南宋。因此，元代统治者积极实行“汉化”的文教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重修、扩建书院，并且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河北书院在元代实现快速提升，由宋代的5所增至18所，在全国同期各省书院中名列第9位。这一大致的数量排名，直接体现了河北书院由宋至元的蓬勃发展态势。以封龙书院为代表的封龙山书院教育依托太行山脉的独特优势，在宋代基础之上，通过李冶、安熙等人经营及努力步入了鼎盛和辉煌时期。与其毗邻的慈溪书院也在这一良好的环境和契机下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李冶初为金朝进士，潜心治学，学识渊博，涉猎甚广，在文学、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教育、音律等方面均有建树，因此，备受元朝统治者尊崇，但他却辞官不就。这位文化名流晚年在元氏县度过，“冶晚家元氏，买田封龙山下，学徒益众”。[5](P7669)可以得知封龙山为其晚年隐居、讲学之所。

元宪宗元年(1251年)，李冶结束河南、山东之间的流民漂泊动荡生活，寓居封龙山讲学著述。在此期间，整修李昉讲堂，修建封龙书院，一时英才俊彦云集，海内景望，例如金元之际文学家、教育家元好问与时任真定府督学的张德辉，经常到此讲学，与李冶比肩论学，培育英才，史称“龙山三老”。

在封龙书院，李冶教学相长，学术传授与专业研究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他进一步总结、研究中国古代天元术(用代数方法列方程)，并有所发展创新，对他在山西撰著的《测圆海镜》一书进行补充、修订，集中国天元术之大成，并加以弘扬普及；又用通俗朴实的语言著成《益古衍段》一书，讲授不辍。在天元术、几何学(关于直角三角形和内接圆所造成的各线段间关系)上有卓越成就，著有《敬斋集》。李冶所创立的天元术代数，不仅是对中国古代独创的半符号代数的重大发展，而且比欧洲代数的产生至少早300年左右，在当时世界数学史上具有尖端地位。他的两部天元术著作，奠定了他在13世纪世界数学史和中国自然科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封龙书院也因李冶在此集中国天元术之大成并加以推广，成为我国古代自然科学教育史上的一处圣地。

元好问(1190—1257年)金元之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秀荣(今山西忻县)人，字裕之，晚号遗山，北魏拓跋氏的后人，幼年便在父亲元德明的指导下熟读诗文，有“神童”之誉。年十四师事郝天挺，留意经传，贯通百家，深受礼部尚书赵秉文赏识，人称“元才子”。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中进士，相继任翰林院知制诰、尚书省掾，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后，隐居不仕。元宪宗二年(1252年)北上见忽必烈，央请保护儒生。此后，致力于金朝典籍的搜集、整理和写作，“凡金源君臣遗言住行，秉摭旧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经过20年艰辛努力，撰成《中州集》。旋修《金史》，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金朝历史资料。同时，还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众多生徒。元好问以文名世，时人比之为汉代司马迁，唐代李白、杜甫、韩愈，称誉他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诚可谓诗文俱佳，蔚为一代宗师。[6](P145)

张德辉(1195—1274年)，元太原交城(今属山西)人，字耀卿，号颐斋。金末为御史台掾。金亡，真定史天泽聘其为经历官，后升参议。定宗二年(1247年)，忽必烈(世祖)召见，进讲儒术，推荐儒士。忽必烈即帝位，为河东宣抚使，迁东平路宣慰使。至元三年(1266年)参议中书省事。[7](P277)后来，他与元好问北上，觐见忽必烈，奏请忽必烈为儒学大宗师，忽必烈接受。张德辉作为政府官员一直支持封龙书院的发展。对于古代河北最负盛名的封龙书院高等教育事业，元好问与张德辉必定参与其中，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继李冶之后，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年)安熙主持封龙书院。安熙，河北藁城人，元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推崇程朱之学，学识精深，在当地有极高的声望。在他主讲封龙书院期间，出现“弟子去来，常至百人”[4](P42-43)的盛况，可谓桃李满天下。史称“四方之来学者，多所成就”。[8](P7735)可见，封龙书院的社会影响力相比之前更甚，来此求学者众多，已不仅仅限于河北，而是来自国内各地，并且书院教育质量较高，培养了许多具有真才实学之士，蜚声江北江南。 其中著名文学家苏天爵(1294—1352年)就是安熙的门生。

此期，封龙山毗邻之地还出现了一所著名书院，即慈溪书院，又名滋阳书院、滋阳书堂，在新乐县西南(今石家庄正定新城铺)，紧挨封龙山，应该直接受山中书院群的辐射及影响。书院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创办，原为元参政苏天爵幼时读书之所，后他本人在此创办书院。苏天爵(1294—1352年)， 元代国子监监生，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字伯修，真定人，因居滋水之畔，人称滋溪先生。历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江南行台监察御史、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大都路总管等职，著《春风亭笔记》2卷，撰《元朝名臣事略》15卷、《滋溪文稿》30卷。苏天爵少时从安熙学习，为安熙的入室弟子，后又以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虞集等为师。受上述理学家的熏陶习染，他拥有深厚的理学根基，所创办的慈溪书院尤以培养忠义贤才为目的，认为书院是“长育人才，而风纪之司又所以敦劝其教者”[9](P499-505)之地。慈溪书院先后聘请安熙、虞集来此讲学，尤其是虞集作为苏天爵之师，钟情并极力推崇滋溪书院，由此使书院办学活动所产生的教育影响明显增大。慈溪书院在众多名师的讲授与感召之下，招揽了众多学徒，师生在此专心钻研学问，教学相长，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气氛，也培养了大量德才兼备之士。

上述诸多情形充分展示了封龙山书院教育群的教育力量，尤其是其文化传承能力及人才培养绩效都甚为可观，颇有风行草偃之势。

然而，或许应验盛极必衰、物极必反之谚语，封龙山书院教育在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明、清时期走向中衰。盛衰之间过渡急速，显得十分突然，也有些仓促，其中缘由颇令人费解，甚至产生思无限，费思量，剪不断，理还乱之惑。对此，可供查阅史料，并从中识别的信息十分有限。因此，只能作碎片化的描述或呈现。

明代河北元氏县内共有4所书院，分别为嘉靖十八年(1539年)魏谦吉创办的封龙书院，具体位置不详；万历九年(1581年)知县周诗创办的文清书院；天启年间(1621—1627年)知县戈允礼于县城东南隅创办的景贤书院；田用宾于县城西北西贾村半山腰创办的三台书院(创办时间不详)。然而，关于封龙书院、景贤书院和三台书院的记载极少，相比之下，文清书院虽位于元氏县城，且为官办书院，但书院距离封龙山较近，想必受前期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影响，可视为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延续，且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下文拟对此略作陈述，以显示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历史余脉及后续影响。

文清书院初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由知县周诗建于石家庄元氏县东南文庙的薛文清公祠，因地得名称之为“文清书院”。薛文清(1389—1464年)，名薛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县人，明代思想家，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因其父任元氏县学学官，他出生于此，继续并发扬父业，故乡人祀之。薛瑄自幼聪颖，5岁时便能日诵千言，擅长诗赋。12岁便“通五经诸书大义，”[2](P389)被业师誉为“道学正脉”。薛瑄精通理学，历任大理寺正卿、礼部侍郎、翰林院学士等职；后因厌恶官场黑暗，晚年辞官居家，专心从事讲学、著述，有《读书录》、《薛文清集》留世。明代文学家苏继欧评价：“理学推文清先生第一”，认为文清先生“天生大儒，开一代道学之传，缵千古斯文之统”。[2](P390)明代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知县田勤构祠以祀文清先生，重修文清书院，书院肄业者迁居祠对面或左右。四十三年(1615年)，知县苏继欧重修，书院的旨趣导向及教育内容设计均以程朱理学思想教义为核心理念，可见，文清书院作为官办书院代表，是明代河北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场所。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知县纪廷诏，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元氏县知县王人雄重修文清书院。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知县陈凤翔于县城西南隅开化寺右再次修建文清书院。从中可以彰显地方政府对该书院办学所给予的重视与扶植力度。然而近代洋务运动以后，废改书院之声层出不穷，该书院改制成为新教育运动的组成部分。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渐凋敝的文清书院转型改制为元氏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

综上所述，封龙山书院教育自汉唐初现，至两宋时期发展壮大，元代是更是在李冶、安熙等人的努力下得到空前发展，进入鼎盛、辉煌的历史时期，一度成为当时河北省的文化教育中心，盛极一时。随着朝代的更迭及思想学术等多方面影响，书院教育活动在历史变迁中递嬗重生，不断绽放光彩。虽至明清时期逐渐衰落，但依然可以肯定，封龙山书院作为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为河北古代书院史增添了浓重的一抹色彩。

四、封龙山书院教育的特点

封龙山书院教育活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嬗变阶段，其作为北方最具代表性的书院群落，虽然一些活动内容的思想价值因时代、社会的差异而降低，但其办学活动中所形成的独特之处仍然有许多值得挖掘借鉴的因素。

(一)书院办学以培养道德高尚的人才为主要目标

封龙山书院自开展讲学活动之日起，一直以私人办学为主，不论是汉代的李躬、伏恭，还是宋代的李昉、张著以及金元的李冶、安熙，他们作为书院的主持者与主讲者，均为德高望重的名儒大家。在其开展教学活动时，不论是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还是为学生出仕做准备，都讲求道德伦理及个人修养，以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当然，封龙山书院各个阶段的办学活动都无法摆脱古代选举，尤其是科举制教育目标的束缚，即以培养学生成为名儒学者、政治贤臣，实现“学而优则仕”的价值抱负为目的，而这种人才必须具备高标准、严要求的道德素质及精神修养。

封龙山书院位于元氏县西北封龙山，退可隐山林，进可入俗世，既反映了古代文人“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思想，又充分体现了儒家学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德观念。书院中供祀活动频繁，设有孔(孔子)、颜(颜回)、曾(曾子)石像，通过开展对儒家学派先师、先贤的供祀活动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二)书院教学以儒学为主，兼容其他专业技术知识

教育目的的实现，基本途径在教学，而教学内容资源则又是其中主要媒体及依据。诚然，考诸书院历史，相较于官方直接控制的官学而言，书院教学讲究学术自由，不限于一家之言。汉代以“诗”、“书”、“易”、“礼”、“春秋”为原典的“五经”传承与训练，其中分为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大体系，师法与家法是其中的教学原则。这就是经学教育内容主体。唐宋以后，经学变动、理学兴起。经学由“大”、“中”、“小”三经的“九经”作为主要文本载体；宋代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及道德伦理核心之后，朱熹编纂的“四书”、“五经”以及理学名家著作成为宋代儒学、经学的代名词。这些课程编制及教学内容与相应历史时期的教育改革及人才选聘方案，尤其是唐宋元以后盛行的科举取仕，明清的八股制艺、时文测评考试都紧密相关。自然，这些典籍及知识也是封龙山历代书院教学的主干内容及资源。事实上也是如此，封龙山书院教育大致以讲授儒家经典、传授儒学文化为主要内容。西溪书院，宋代曾得到“九经”，张著任山长时，复加修葺。[10](P19)“九经”是九部儒家经典的合称，它是相对于汉代经学教育中太学五经博士所执掌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经学学科而言的。唐代中央官学“六学二馆”中将经学视作通识必修课程，但名称、程度有别，并在沿袭汉代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与师法、家法的基础上演化为“九经”：包括《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毂梁传》)和《易》、《尚书》、《诗经》。唐代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各中央学校学习的主要课程，亦是唐代科举制度明经科考试的主要内容。[11](P20)宋代经学在继承唐代基础之上，演绎、拓展为理学教育，“庙学、义学既不足以造士，而人才以出。元氏古有龙山书院，由是设书院以济其穷，延经明行修之士聚徒讲学，中溪书院，皆名儒讲学地也。余皆有名无实。”[2](P37)元朝蒙古族统一南北，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开始在北方广泛传播，安熙主持封龙书院期间就极力推崇程朱理学，书院教材中亦有朱熹所撰述的《四书章句集注》。元代封龙书院的科技实学教育也别具一格，例如李冶主持封龙书院期间，也尤为重视文学、史学、数学、医学、天文学及音律等知识的传授，不仅亲授科技实学知识，还经常邀请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来此讲学，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与文学名家。

(三)书院教学环境优美

教学环境作为隐性教育资源，对师生的文化研究、道德修养都有重要的影响，优美的办学环境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封龙山之所以能够形成庞大的书院群落，成为河北古代书院教育的胜地，一方面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优美环境。封龙山雄奇锦绣，风景如画，是北方不可多得的名山之一。山中常年云海缭绕，雨水充沛，奇峰怪石林立，山泉瀑布环绕，更有鬼斧神工的洞穴点缀其中，恰似人间仙境。其秀丽的自然风光以及悠远静谧的格调氛围被历代文人雅士所青睐，作为修身养性、讲学交流的优选之地。

另一方面，封龙山富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汉碑石刻、佛道禅林，使书院教育在现实稳健中不失悠远静谧。山间佛、道思想源远流长，成为儒学文化的补充及拓展资源。自东汉元帝开始，封龙山便开始了大型的祭祀活动；山中有四大禅林、三大石窟、两大道观以及寺庙遗址。当然，封龙山最珍贵的文化资源是历代碑刻，现今保存比较完好的有《封龙山之颂碑》、《祀三公山碑》、《无极山碑》、《三公山神碑》、《三公山碑》和《白石神君碑》等历代碑碣石刻。这些集艺术性与教育性为一体的遗迹与其秀美山水融为一体，使封龙山能够有效地发挥出环境的育人效果。

(四)书院师生关系融洽，教学相长

师生关系是教学中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人际关系，对教学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影响。古代书院并不像官学那样有严格的制度化管理，相对来说，师生自由程度较高。也正是因为这样，书院办学中的师生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成为维系教学实施的重要因素。纵观封龙山书院教育，其师生关系主要表现为尊师爱生和教学相长两个方面。

首先是尊师爱生，关系融洽。古代教育极其讲究师道尊严，一直以尊师重道为传统。在书院教教学中这一传统亦得以延续。书院入学生员弟子要对先师、先贤行师礼以示尊敬，封龙书院“有孔颜曾三石像”，“朝夕敬事”，[2](P499)可见，书院教育非常重视学生对本派先师的礼节。同样，学生对山长、教师亦充满了崇敬之情。元代封龙书院的主持者安熙，其弟子苏天爵以“师道卓然，科条纤悉，皆有法度”来形容安熙的治学。[12](P190)安熙一生不仕，专心讲学授徒，对学生关怀备至，以致数十年中“群士景从”。[13](P438)安熙死后，其门人苏天爵感叹道：“凡我同门，孰不惆怅”。[13](P439)为感念恩师，苏天爵辑其遗文，作《默庵集》5卷，特请虞集为之作序；又撰《默庵先生安君行状》以及《祭默庵先生墓文》，对先师以示纪念和缅怀。可见，苏天爵与恩师安熙的师生感情实为真挚深刻。

其次是民主平等、教学相长。师生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个体之间的联系，它受到整个社会中带有根本性质的社会关系的制约，或多或少的带有一定社会关系的烙印。[14](P107)从书院的性质来看，封龙山历代书院大都属于民办书院，明清时期后续出现的文清书院虽为官办书院属性，但仍遗留或汲取了以往书院办学的优秀教育管理思想及合理因素，具有民主管理的质性内容。书院山长由当时德才兼备的名士来担任，生徒多为乡里学子，除了对学生的知识基础有一定要求外，并无其他特别的要求，在这样宽容协作的书院组织管理活动中，师生的地位更显平等。在相对民主平等的前提之下，师生之间在进行学术交流时便相对自由，无需像官学教育那样拘谨、束缚。教学相长是书院教学活动一直贯彻的理念，其教学活动一般采用演讲、问答、自学辅导等多种教学方式，在讲授过程中或者在课下，学生可以向教师提出疑问，发表不同观点，师生相互交流，互答疑问，从而促进师生的共同进步。

五、结语

封龙山自古以来便是燕赵历史文化名山，汉代起便出现了讲学授徒的活动，为书院教育的产生奠定了文化基础。封龙山书院教育活动源远流长，历经唐、宋、元、明、清历代王朝，在历史的变迁中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与坚韧的历史继承性。时至今日，虽然封龙山书院在近代教育历史巨变中已消匿了踪迹，但其中遗留的书院古迹以及书院在历史进程中所展现的育人精神，仍是现今石家庄乃至河北省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这笔宝贵的文化教育资源弥足珍贵，不能任其湮没消失，而应加以悉心保护及挖掘。为此，我们对封龙山教育历史文化需加以整理，使其内蕴精神弘扬复兴，真正能泽被后人，惠及当代。尤其是对其中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发挥与重塑更是责无旁贷，任重道远，仍应勉励奋发，刚健有为，期有所获。

[1]上海书店.二十五史·后汉书·卷109下·儒林传·伏恭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李林奎,王自尊.中国地方志丛书·河北省·元氏县志[M].民国二十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3]杜香文,史全斌,秦晓萍. 石家庄之根——封龙山[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4]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教育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5]上海书店.二十五史·元史·卷160·列传第46·李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中国教育大系》编纂出版委员会.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7]中国历史大词典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

[8]上海书店.二十五史·元史·卷198·列传第76·安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 (元)苏天爵.滋溪文集·卷2[C]//张鸣歧.辽金元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10]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11]朱作仁.教育词典[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7.

[12](元)苏天爵.默庵先生安君行状[C]//李修生.全元文 40(卷1258).南京:凤凰出版,2004.

[13](元)苏天爵.祭默庵先生墓文[C]//李修生全元文 40(卷1270).南京:凤凰出版,2004.

[14]迟艳杰.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TheHistoricalEvolutionandCharacteristicsofAcademyEducationinFenglongMountain

Wu Hongcheng, Wang Xuedi

(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Fenglong Mountain academy education experienced start-up stage, developmental stage, brilliant stage and decline stage from Tang dynasty to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rough years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he academy has formed a series of unique features: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was to cultivate moral and noble talents; teaching content was based on Confucianism and was compatible with othe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eaching environment was beautiful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was very good. As one of the precious resources of higher education of ancient Shijiazhuang, the academy education Fenglong Mountain is worth digging, cherishing and promoting.

Shijiazhuang; Fenglong Mountain; Fenglong academy; academy education; Confucianism education

2095-0365(2017)03-0046-07

2017-04-25

吴洪成(1963-)，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教育学原理。

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河北古代高等教育史研究——以书院教育为中心”(SD132004)

G529

：ADOI:10.13319/j.cnki.sjztddxxbskb.2017.03.09

本文信息:吴洪成，王雪迪.石家庄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历史嬗变及其特点[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3)：4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