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双重维度及其哲学意义

唐正东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纪念《资本论》第1卷公开出版150周年笔谈(学术主持人：唐正东)·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双重维度及其哲学意义

唐正东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社会历史维度和经济学维度是内在统一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尽管是在斯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内涵上它比后者要丰富和深刻得多，在对劳资关系的解读上也要准确得多。对马克思来说，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恰恰是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剩余价值理论不但不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而且还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仅仅理解为数量维度的科学理论以及把剩余价值理论仅仅解读为马克思为分配正义而提出的伦理主张等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维度；哲学意义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在继承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们两者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不管是在理论维度的丰富性还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刻性上，马克思都远远超过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但是，西方学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屡屡试图模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们通过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社会历史维度和经济学维度割裂开来，把前者划归所谓的意识形态领域，只把后者界定为摽蒲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斯密、李嘉图等人仅在数量维度上展开的劳动价值论等同起来，从而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解读为只是工人为分配正义而提出的伦理主张。西方学界的另一些学者则在这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数量化理解的基础上，把注意力集中在交换价值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体论基础的层面上，并由此而展开后人本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式的批判理论上。因此，厘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准确内涵，不仅对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研究很有必要，而且对于我们准确评价当代西方学界的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也是很有帮助的。

一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不同，那就是它在理论维度上充分体现了社会历史性维度与经济学维度的辩证统一。马克思虽然在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的过程中涉及到了一些简单流通关系中的交换价值问题，但他真正关注的是作为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根本上讲，他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角度来把握劳动价值论的深层内涵的。而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则是在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当作天然的、永恒的经济形式的前提下来探讨劳动价值论的，因此，他们必然只会从经济数量的角度来展开探讨。而这恰恰正是把他们的劳动价值论推进理论困境之中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详细的解读。在他看来，斯密明显地是从一般商品交换关系的层面来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因此，他理所当然地会看到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等于该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但问题也正是由此产生的：当他面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时，面对客观存在的利润、地租等剩余价值形式，他不得不承认劳动价值规律在这一阶段失效了。马克思指出，斯密的长处就在于敏锐地看到了正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使劳动价值规律在结果上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即不再是等量劳动之间的交换。但其理论的短处也在于此，“他的理论的短处在于，这个矛盾甚至在他考察一般规律如何运用于简单商品交换的时候也把他弄糊涂了；他不懂得，这个矛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劳动能力本身成了商品，作为这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因而同它的交换价值毫无关系)是一种创造交换价值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5页。。明明是跟交换价值规律没有关系的，可斯密非要说劳动价值论已经不适用于劳资交换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只具有数量维度的劳动价值论。

在斯密那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永恒的自然形式与从数量维度来理解劳动价值论是相互呼应的。他的解读重点是在分工和交换的前提下我的劳动与他人劳动之间的对等交换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只是劳动的交换价值论。当他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资之间的交换问题时，他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质点：此时的劳动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劳动，而且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规定了的具体的社会劳动。“亚当忽略了一点：连我的劳动，或者我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也已经被社会地规定，已经根本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正是这种改变了自己的性质的劳动，使斯密的劳动价值论陷入了理论困境。他没有看到在劳资交换的前提下，劳动价值论其实没有问题，只是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才导致劳动价值论在结果上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他本应该发现这一点并找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的方法论路径，而不是面对表现形式的疑惑而使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停留在二元论的层面上。但客观地说，缺乏社会历史性维度的斯密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从深层的角度来看，斯密的这种观点是以维护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为前提的。因为如果只是在一般商品交换关系中，商品的交换者同时是该商品的所有者，因此，商品中所内含的劳动量当然等于它所支配的劳动量。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出卖的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自己的劳动力商品，这是以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普通交易的形式来理解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那实质上就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当作某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来看待，或者像马克思批评詹姆斯·穆勒时所说的，“穆勒最大的特点是：在他看来，货币只是为了方便而发明的一种手段，同样，资本主义关系本身也是为了方便而想出来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为了‘方便’而发明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千万不要以为这种作法真的会带来方便，相反，它只会带来麻烦。这种麻烦就是在面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资关系时只能止步不前，因为此时的劳动由于在自身性质上发生了改变，因此，它不仅必然以社会化劳动而不是单一劳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还因为其特殊的使用价值而使与它相交换的资本在本质上只是这种劳动本身的再生产过程的异化式结果而已。这么复杂和丰富的内涵显然不是斯密的那种基于数量维度的劳动价值论所能参透的。

李嘉图是想要弥补斯密劳动价值论的二元论缺陷的，因为他关注的已经不是斯密的那种在分工和交换前提下劳动的对等交换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的理论的意识形态特性在于他真的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正因为如此，他把商品价值决定于内含的劳动量这一观点严格地推进到了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资交换问题的分析之中。对李嘉图来说，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所要做的只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才能在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础的商品交换中获得更多的利润。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李嘉图具有科学上的诚实，“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李嘉图就冷酷无情地反对资产阶级，就像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也正因为如此，李嘉图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理学，即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形态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和矛盾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从表面上看，他的劳动价值论似乎已经天衣无缝了，实则不然。他的最大问题是仍然是从数量维度来理解劳动价值论，他所讲的劳动价值仍然只是劳动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而没有上升到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及其交换价值的复杂性的理论层面上。

马克思说：“李嘉图胜过亚·斯密的地方是，这个似乎存在而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存在的矛盾，并没有把他弄糊涂。但是，他不如亚·斯密的地方是，他竟从来没有料到这里有问题，因此价值规律随着资本的形成而发生的特殊发展，丝毫没有引起他的不安，更没有促使他去研究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马克思的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把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贯彻到底了，但他同样也没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特殊性质进行研究，没有意识到这种劳动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因此，李嘉图不了解这种劳动同货币的联系，也就是说，不了解这种劳动必定要表现为货币。所以，他完全不了解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和商品必然要发展到形成货币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他的错误的货币理论就是由此而来的。在他那里，从一开始就只谈论价值量，就是说，只谈论各个商品价值量之比等于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之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劳动价值论缺少了社会历史性维度所能产生的理论效应在李嘉图这里也清晰地表现了出来。他始终不可能搞懂的是，这里的关键问题其实不是其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阐明和提出的各种范畴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对立或矛盾，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矛盾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表面运动与作为这个制度的生理学的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对立或矛盾，而是后者为什么必然会以前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问题。应该说，只有上升到这种理论层面，劳动价值论才能越出单纯的数量维度，上升到质的维度(即社会历史维度)与量的维度的辩证统一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也只有在这种理论层面上，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批判才可能从对数量维度的分配公平等问题的剖析，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本身的剖析的层面。这样，劳动价值论的哲学内涵才可能真正被揭示出来。

二

马克思在形成唯物史观之后的确曾经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做出过很高的评价。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说：“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像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3页。但我们切不可认为马克思此时完全站到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层面上，因为他在这个文本中同时还指出，“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其实，马克思此时只是在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层面上肯定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贡献，他从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对这一理论作出全盘肯定，因为他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前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的观点是不可能承认的。因此，我们至多只能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把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之理论前提的批判与对其理论内容的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事实上，在往后的思想发展中，他努力做到的就是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从而建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劳动价值论及与此相关的剩余价值理论。

进入《资本论》手稿的写作阶段之后，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的思路就变得越来越清晰了。他清楚地意识到，要想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资交换问题，既不能像斯密那样简单地认定这一理论在结果上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也不能像李嘉图那样简单地用这一理论来判断现实经济范畴或经济运动的合法性，而是应该深刻地解读使这一理论在表面上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及劳动在这一生产方式中的性质变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谈到劳资交换的问题时，马克思不再像过去那样停留在这两者之间的不公平交换的理论层面上，而是明确地指出这种交换“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产物，结果，是许多经济变革的总结，要以其他社会生产关系的灭亡和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与这种关系的前提同时产生的一定的历史条件，在下面分析这种关系时自然会说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马克思不仅说清楚了这种“一定的历史条件”，而且还把它揉进了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层理解之中，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层面上把这一理论的经济学维度与社会历史维度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在马克思看来，一旦我们关注到上述这种“一定的历史条件”，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条件，那就不难看出，劳资交换并不是一般的商品交换，因为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到的任何一种劳资交换，都是已经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的。也就是说，此时的劳动已经不再是商品所有者或劳动条件所有者所从事的劳动，而是劳动资料已经被剥夺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此时的资本也不再是某种简单商品意义上的资本，而是已经拥有了包括雇佣劳动在内的所有劳动条件并且能自我增殖的特定的商品，它只是以商品的形式表现自己，但其内涵不是简单商品概念所能涵盖的。由此，马克思首先在劳动性质的改变问题上深化了自己的认识。他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交换价值只可能是它本身所内含的劳动量，即再生产它这种商品本身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导致这一点的原因不是李嘉图所说的要追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所决定的。对于已经被剥夺了劳动资料的雇佣劳动者来说，他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不是像一般的商品所有者那样拥有运用自己的劳动资料来从事劳动活动的能力。因此，用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来界定雇佣劳动的“劳动”是不准确的，也是容易产生歧义的。当然，要想看出这一点，显然不是站在数量维度上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能做到的，即使他们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也不例外。马克思用劳动能力的价值即劳动力商品概念来取代了雇佣劳动层面上的劳动价值，这是对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推进。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转换为资本”一节在谈完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后，加进了对劳动能力的价值进行论述的一个小节，这是以前的文本包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没有的。这标志着马克思在对劳动力商品的内在价值的理解上有了更深的领悟。他明确地指出：“劳动能力的价值归结为工人为了维持作为工人的自身，作为工人生活并且繁殖下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又归结为由于生产那些维持和繁殖劳动能力所需的生活资料和使用价值而必须花费的一定的劳动时间，即耗费的一定量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站在这一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仅从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的作法感到不满意了。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马克思在批判詹姆斯·穆勒的观点时指出：“所有这些拐弯抹角的说法都丝毫不能帮穆勒的忙，就是说，丝毫不能帮助他回避解决这个问题：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之间的交换(李嘉图以及追随他的穆勒等人就是这样理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过程的)如何同直接与它矛盾的价值规律相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阐述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后指出：“从以上的阐述可以得知，‘对象化劳动’这个用语以及作为对象化劳动的资本同活劳动的对立，能够引起很大的误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对劳动价值论的“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关注使马克思对资本内涵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他清楚地意识到，商品和货币本身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转化为资本，但如果撇开这种历史条件而在一般意义上把它们与资本等同起来，则是错误的；劳动资料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转化为资本，但如果撇开这种历史条件而一般地把它等同于资本，则是错误的。“当资本还只是表现为它的元素形式即商品或货币的时候，资本家也表现为商品占有者或货币占有者这种众所周知的特征形式。但因此，正像商品和货币本身不是资本一样，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本身也不是资本家。正像商品和货币只是在一定前提下才转化为资本一样，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也只是在同样的前提下才转化为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页。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就是因为没有看到这种“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简单地理解为作为商品的积累劳动和作为商品的直接劳动之间的交换，所以才无法真正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解读之中。

马克思指出，只要我们把握住了这种“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重要性，就不难看出，资本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它不管是在交换价值还是在使用价值维度上都表现出了普通商品所没有的独特性质。对普通商品来说，我们从其交换价值中只能读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或者说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但无法知道这种对象化劳动来自于谁。但我们从资本的交换价值中却能够清楚地读出其中的一部分是有酬劳动而另一部分则是无酬劳动。每一个作为资本的商品不单单是作为物的商品本身，而且还是资本的价值及剩余价值的承载者。由此，作为资本的商品“实际上作为已经自我增殖的资本的转化形式，现在出现在为了实现旧资本价值以及上面讲到的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所必然要发生的出售范围，出售领域中。而旧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是决不能通过各单个商品或一部分单个商品按自己的价值出售来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2页。就使用价值维度来说，普通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对该商品交换价值的实现。但资本由于不仅把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劳动的社会结合以及与这种社会结合相适应的劳动资料(如机器等)并入其自身，而且还把劳动的主观条件即雇佣劳动也并入其自身，因此，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仅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且还是资本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

从表面上看，此处的论述颇具吊诡性。劳资之间的交换居然是以较多的活劳动与较少的对象化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为前提的。这也是斯密、李嘉图等人所无法彻底解决的理论魔咒。客观地说，斯密等人把资本说成是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对象化劳动时，他们的确已经意识到了资本的增殖是借助于活劳动来完成的。但是，“在这方面，它的缺点在于：第一，他们不能证明，较多活劳动同较少对象化劳动的这种交换怎样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即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第二，因此他们把流通过程中一定量对象化劳动同劳动能力的交换直接混同于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吸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9页。。究其原因，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资本与劳动能力的交换，只有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才可能完成。也就是说，劳资交换这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特殊的商品交换，虽然是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但它却是在现实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这不是概念上的诡辩，而是真实的社会历史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我们看出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所谓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在本质上不但不与劳动价值论相违背，而且还是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我实现。“就商品来说，人们只支付它的交换价值。人们买油，只支付油中包含的劳动，而不是支付油的质，买酒也是这样，人们只支付酒中包含的劳动，而不会为喝酒或者为他在喝酒时得到的享受进行支付。因而，同样，对于劳动能力来说，是支付它的交换价值，它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但是，因为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本身又是劳动，是创造交换价值的实体，所以下述情况与商品交换规律没有任何矛盾：劳动能力的现实消费，即它作为使用价值的现实使用所创造的劳动，所体现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本身作为交换价值所包含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6-97页。现在很清楚了，吊诡的不是马克思此处的理论表述，而是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内涵。正是凭借这一具有穿透力的理论剖析，马克思越过了英国李嘉图派空想社会主义者基于劳动价值论而展开的对劳资分配不公现象的批判视域，进入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批判层面，并把发展了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三

应该承认，国外左派学界的确有学者也是从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相通性的角度来展开对马克思相关思想的研究的。譬如，德国学者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就曾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对从前者向后者的辩证转换进行了解读。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所有的商品都变成了资本的产品，因此，价值规律必定发生变形。“因此在这里价值规律只是作为一种抽象的决定因素起作用，它仅仅表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方面——虽然是一个基本的方面；也就是说，一切经济主体必定显示出人们作为商品交换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包括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但是，抽象的决定因素不能直接应用于‘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它们必须首先处于某种中间地位。而这种中间地位被生产价格确立了。因此，‘价值规律的转换’——这种从劳动价值(或简单商品经济)到生产价格(或资本)的辩证转变，并不是一个历史的演绎，而只是理解具体(即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一个方法。”*[德]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从表面上看，罗斯多尔斯基此处的论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上述这种观点，应该可以发现罗斯多尔斯基明显地把从劳动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与劳动价值规律的转型简单地混同了起来。在马克思那里，价值的确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范畴，但它本身的转型并非劳动价值论的最主要内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要说明为什么劳资之间的关系既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又是能导致剩余价值及资本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的。

罗斯多尔斯基看不到这一点，这使他只能从价值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抽象性中简单地推演出劳动价值规律的抽象性，并认为这种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一种抽象的决定因素，只是反映了工人和资本家作为商品交换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观点显然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在他看来，资本家对工人的剩余价值剥削关系是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方面，属于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是不能用劳动价值论来解读的，而只能运用生产价格等概念来加以解读。我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确强调了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型的重要性，但这跟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完全不是一码事。虽然罗斯多尔斯基也强调了对生产价格的研究必须追溯到对价值这一内在的、隐藏的原因的研究，但他始终没有对资本的剥削逻辑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关系作出准确的说明。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他虽然在研究对象上已经明确地关注了对资本剥削这一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还没有十分清晰的社会历史性维度，从而使他始终忙于去思考劳动价值规律是否能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方面直接对应。一旦发现不能直接对应，就索性把它界定为抽象的决定因素。他不知道，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关系的吊诡性，在于劳资之间看似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其实恰恰是符合劳动价值论所讲的等量劳动进行等量交换的规律的。

当然，对这一点的强调更能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相互割裂开来的作法是完全没有依据的。“这里首先是新康德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攻击。……对他们来说，分析生产和分配的社会问题、探讨和评价以此为基础的阶级关系，不属于科学的范围，而属于‘意识形态’、‘思辨’的范围。十分明显，在他们看来，科学只是把握了特殊的社会经济内容的各种经济学概念的理论化。”*[德]曼弗雷德·缪勒：《通往〈资本论〉》的道路》，钱学敏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显然，这种观点首先是把劳动价值论的社会历史维度去掉，然后再把剩余价值理论中所体现的基于社会历史维度的经济学维度也去掉，最后再得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主观的情感判断，而其劳动价值论仅仅是数量化的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论。说实话，如果基于这样的理解而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成是依然具有科学性的观点，不仅与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原意相差很大，而且还有很大的负面理论效应，因为它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说成了只是马克思从与斯密、李嘉图等人相同的基本理论(即数量化的劳动价值论)中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而已。如此一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就无处安身了。我们在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时，要对这些观点始终保持清晰的辨析及批判能力。

(责任编辑：周文升)

2017-03-10

唐正东(1967—)，男，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文本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研究”(项目编号：16JJD71000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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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7]05-0005-06

主持人语：今年正值《资本论》第1卷第1版公开出版150周年。回顾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自《资本论》出版以来，西方学界对它的批判始终没有停止过。它在西方的命运浮沉，深刻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迁过程，也是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站在150年后的今天，如何回应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批判，系统深化对《资本论》基本理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本刊集中刊发了这组笔谈，分别从当代视域出发，重新诠释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权力理论的重要内涵及其哲学意义，客观评估了当代德国学界对《资本论》文献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不足之处，希望能够为国内学界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的研究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