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域下如何阐释政治的本性？
——兼论墨菲对吉登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批评

莫 雷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071)

现代性视域下如何阐释政治的本性？
——兼论墨菲对吉登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批评

莫 雷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071)

现代性视域下政治如何确证自身？吉登斯将其理解为生活方式的政治，它关乎每个人的权利和自我认同，而哈贝马斯将政治理解为商谈政治，它通过交往理性来确保非强制性共识的达成，罗尔斯则致力于公共理性的建构达成作为公平的正义。墨菲认为这三种典型的对政治现代性的理解存在共同的误区，即他们都遗忘了政治的本性，将政治道德化，未能将政治指向基本权力关系的改变，因此他们的民主理论也只是关心对话和情感，不能真正地表达社会的对抗和抗争。墨菲的抗争性政治力图在确定性瓦解和对抗增殖的背景下挽救政治和民主，但也不能完全把握现代性的困境，因为她忽视了政治和经济的必然关联。

政治;民主;现代性

现代性视域下如何思考政治与民主？如何理解政治现代性？不同的理论家从他们对现代性的阐释出发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答。如吉登斯基于自反性现代性将政治理解为生活政治，而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性是项未竟的事业”，通过交往理性来重建现代性并从对话和商谈重新来思考民主与政治，而罗尔斯则是基于现代社会“理性多元论”的事实试图为政治提供道德根基，使各方达成重叠共识。那么，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是否把握到了政治的本性？他们关于民主等问题的重构能否应对现代政治生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当代激进左翼理论家墨菲对他们的观点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阐发了他对现代性视域下政治的本性及民主的重新思考。

一、吉登斯的“生活政治”

吉登斯对现代性有深入而系统的思考和探索。他认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面对着现代性所带来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后传统的背景下我们生活的变革，吉登斯认为我们处在风险社会中，个体要在多元的生活方式中不断进行自我选择并承受选择可能带来的风险，而这一过程也是个体不断自我重塑和自我认同的过程。

他认为从这种对个人的生活方式及社会境遇的理解出发，政治就不再只是解放政治，而是一种“生活政治”。“如果说解放的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那么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认同》，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页。“生活政治所关涉的是后传统场景中进行的自我实现过程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这种场景中，全球化进行强烈地影响着自我的反身性投射，同时自我实现之过程也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策略。”*[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认同》，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0页。由于这种生活政治更关注个人在多元境遇下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它更多地涉及现代性下个人的生活方式及如何真正实现自我认同，因此真正符合生活政治的主题在吉登斯看来是女性主义运动、生态问题、身体生殖等领域的斗争。尤其是生态问题，吉登斯认为“它们是生活政治中心问题的表征和表述。”*[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这些领域的斗争关乎每个人的生活，而且是全球性的，因此吉登斯认为这可以称为生活“政治”。生活政治所奋斗的核心目标都是关于权利，“生命政治议程的实质问题集中在整体人类权利和个体权利之上，而后者又反过来与自我身份认同的存在性维度密切相连。”这种对人的权利的要求基于人们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它要求限制暴力的使用，通过民主的方式来维护权利，重塑身份认同。

总之，吉登斯提出生活政治是为了重新凸显“现代性核心制度所体现的那些道德性和存在性问题”，“呼吁对社会生活进行再道德化，并且使现代性制度以系统化方式消解的问题再度敏感起来。”*[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认同》，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页。正因为生活政治的问题关乎的是存在性问题和道德性问题，吉登斯认为我们不应该将政治限于传统的、正式的政治领域，而是要大力扩展政治的范围和空间，使这些在传统的政治领域里不被探讨的问题成为现代政治关注的核心问题。相应地，随着政治范围的扩展，政治运作的方式也应发生变化。既然生活政治探讨的道德性问题和存在性问题关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人们都可以表达不同的理解和判断，这就意味着没有哪一种观点能够取得绝对的优先性，因此，生活政治的主要运作方式就是多元观点的对话即对话民主。“对话民主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主权，这种交往构成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在吉登斯看来，对话民主与协商民主并不相同，它不需要先验的哲学背景，也不认为所有的分裂都能通过对话消除并达成共识。对话提供了个人和团体之间相互交往的手段，“创造了社会交流的形式，这可能对重建社会团结是一个实质性的(甚至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贡献。”*[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117页。

墨菲对吉登斯的生活政治及对话民主进行了批评。墨菲认为吉登斯消除了左与右的对立，超越了互为对手的方式，使得政治仅仅变成了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民主也仅仅成为公共领域的对话。在墨菲看来，这种观点会使得“集体认同消失”和“对抗消失”。“他们的主要论点是，在后传统社会，我们再也找不到根据‘我们/他们’的区分而建构的集体认同了，这意味着政治边界已经消失。集体以及团体取向的意义来源正在被耗尽，个人现在有望独自忍受各种各样的风险——这些风险既来自于全球层面又来自于个人层面，并且它们完全丧失了陈旧的确定性。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以及真正冲突的个人化，冲突和党派争吵的陈旧方式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适用性，昔日的政治明晰性不再有效。他们声称，具有简单现代性之特征的对抗模式的政治在当前的自反性现代化阶段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它需要被抛弃了。”*[英]墨菲:《论政治的本性》，周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页。因此，墨菲认为吉登斯处于“后政治”的视域之中，他否认了对抗即对手的存在对政治的意义。但实际上，在吉登斯的理论中，并非全然没有对抗，并非全然没有边界。比如现代人与“传统主义者或原教旨主义者”的对立确实是吉登斯所坚持的，但他却否认这一点，以所谓中立的、科学的宣称来为自己辩护，墨菲认为这恰恰是后政治的障眼法，“这种障眼法的实质在于划定政治边界同时又拒不承认其政治特性。”*[英]墨菲:《论政治的本性》，周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由于否定了政治的特性，墨菲认为他们丧失了政治的原动力，只能将民主理解为对话的民主化进程，缺乏对各种问题背后的权力关系的批判，所以对各种不平等现象也只能容忍和顺从，并不能提供挑战现存权力关系的可替代性的方案。因此，墨菲认为“这一共识性的后政治视域的特征就是：回避根本性冲突并避免对现代资本主义做任何批判性分析。这是为什么它不能够对新自由主义霸权构成挑战的原因之所在。”*[英]墨菲:《论政治的本性》，周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页。

二、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前所未有，它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自我确证”。“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他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而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这便澄清了现代那高度敏感的‘自我理解’，以及直到我们的时代仍在不停地努力‘确证’其自我的动力。”*[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已经指出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的根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合理化的过程，但是理性的发展特别是工具理性的发展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陷入分裂，因此，哈贝马斯力图思考现代性的新的自我确证的根基，即通过交往理性重建“非强制的同一性”。这体现在政治上就表现“话语政治”及协商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和共和主义的民主观做了详尽的分析。在他看来，两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对民主进程作用的不同理解”*[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如果说民主进程主要探讨政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那么，自由主义遵循的是市场的原则和结构，不同政党的竞争就是提供不同的产品，而最终的结果则是由消费者即选民说了算，选民偏好的聚合最终影响公共决策。而“共和主义认为，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在公共领域和议会中的形成过程所依循的，不是市场的结构，而是一种独特的公共交往结构，其目的是为了达成沟通。公民自决实践意义上的政治范式不是市场，而是对话。”*[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284页。初看起来，共和主义的民主模式比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要具有明显的优点，它更依赖人们的交往及平等的对话，有助于共同体的形成，但哈贝马斯认为它也有明显的不足，“过于理想化，并让民主过程依附于公民的道德趋向。”*[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这使得政治问题和民主问题道德化。但在多元社会里，不同利益群体往往有着差异化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这些冲突是不可能仅靠道德诉求就能解决的。所以，共和主义的民主模式也不能完全“自我确证”。

为了克服这两种民主模式的弊端，哈贝马斯提出了第三种民主模式，“话语理论吸收了两方面的因素，用一种理想的商谈和决策程序把它们融合了起来。这种民主程序在协商、自我理解的话语以及公正话语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并证明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在这些前提下，合理乃至公正的结果是可以取得的。”*[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287页。因此，话语政治理解的民主模式更加看重的是民主程序，只要这种程序在客观上是合法的，并能使相关利益群体都参与协商达成共识，那么就可以通过程序来确保理想的商谈从而保证结果的公正性。相应地，要想推进这种民主模式，使商谈民主变为现实，就必须促进程序的制度化。这种制度化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它一方面表现为议会中的商谈制度形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治公共领域交往系统中的商谈制度形式。”*[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通过“双轨制”将程序制度化，扩展了商谈的政治场域，从而使政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具有了民主的特征，不同的话语主体可以通过平等的对话来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并通过形成交往权力对抗政治权力和金钱的权力，达成“非强制的同一性”即理性的共识，从而为“解决危及一体化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保证。”*[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

哈贝马斯对话语政治的强调及对协商民主的理解表明了他对规范性维度的进一步思考，也表明了他对多元主义的时代如何达成团结的民主程序的探索。面对多元和差异，哈贝马斯认为正确的态度是“包容他者”，建立起开放的共同体。“这里所谓的包容，不是把他者囊括到自身当中，也不是把他者拒绝到自身之外。所谓‘包容他者’，实际上是说：共同体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包括那些陌生的人或想保持陌生的人。”*[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包容或宽容也是协商的应有之义，它有助于切实地推进平等基础上的商谈从而真正地实现团结。

哈贝马斯对话语政治的强调和对政治认同的社会拓展等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拉克劳和墨菲，因此，拉克劳、墨菲承认，他们的激进多元民主理论与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也明确指出他们的观点与哈贝马斯“存在着以理论框架为转移的重要分歧点”*[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版序言，第13页。。哈贝马斯关注的是通过论辩最终达成完全的意见一致、普遍共识，而这种排除了对抗的观点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过于理想化，抹杀了与“我们”对立的“他们”的存在，抹杀了认同的错位，因此也就失去了政治的向度。在他们看来，政治总是存在着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而且这种政治的边界不断变动和不断扩展，政治空间不断增殖，在“我们”之外总有“他们”，所以民主只能形成有限的包容，不可能包容反民主、反平等和反自由的观点，不可能达成包容一切的“我们”。

三、罗尔斯的“道德政治”

罗尔斯的《正义论》往往被看成是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虽然值得肯定，但是，“在当前的自由理论研究中缺乏对道德话语和政治话语的一种适当的区分”*[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鸿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存在着把道德话语混同于政治话语的缺陷。因此，墨菲认为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是“没有政治学的政治哲学”。那么，墨菲对罗尔斯的批评是否有道理？罗尔斯是如何理解政治及正义的？

罗尔斯指出我们当代所面临的状况就是“理性的多元论的事实”。“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发现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样性，不是一种可以很快消失的纯历史状态，它是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在得到自由制度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之保障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如果还没有获得这种多样性的话，也将会产生各种相互冲突、互不和谐的——而更多的又是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的多样性，并将长期存在。”*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如何面对“理性多元论”的事实？罗尔斯强调通过公共理性达成关于公共善和正义的“重叠共识”，从而确保社会统一。公共理性的主要特点是公共性和相互性，“作为理性而合理的公民，而且知道他们认肯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的多样性，他们应该准备随时根据每一个人都能合乎理性地期待他人可以作为与其自由和平等相一致的说法，相互解释他们的行为。努力满足这一条件，乃是民主政治的理想要求我们做的工作之一。”*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公民应该从共同具备的理性出发，遵守公共理性的限制，提出公共辩护，实现公共证成。因此，“作为公平的正义”要想为多元的视角接受，就必须是不偏不倚的，也就是说必须保持中立。哈贝马斯也专门指出罗尔斯政治本性的中立性，“罗尔斯把‘政治’和‘形而上学’区别开来，以此来阐明其正义概念，满足自由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世界观或全备性学说保持中立。”*[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哈贝马斯认为罗尔斯的做法是以回避形而上学或哲学的冲突的方式实现了自由主义的共识。

墨菲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罗尔斯回避了真实的政治对抗和冲突。虽然罗尔斯也讲多元和差异，但他只是在私人领域讲多元主义，“罗尔斯认为多元主义只是在私人领域起作用的善的观念的多样性，与公共领域是完全分开的，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在受自身利益支配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这是一个完美的自由主义乌托邦。”*[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鸿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正是因为罗尔斯将多元主义局限于私人领域的对话和协商，所以他没有真正地在公共层面珍视多元和尊重差异，没有看到差异和对抗对政治的建构作用。为此墨菲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主要指罗尔斯和拉莫尔这样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主张多元主义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差异非常有价值，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使用国家的压制，多元主义就无法根除。他们的主张是种洛克式的思想，更多地是以多元主义为何不应被干涉的原因为依据，而不是以对其价值的认可为依据。”*[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鸿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罗尔斯只是将多元主义当作长久的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接受下来，只是从自由的角度来论述多元主义不应被干涉，而并非真正认可多元主义对民主的价值，他将多元主义中立化，并且为了避免无休止的争论，求助于理性的程序来消除差异达成共识。墨菲认为这“清楚地表示出了强烈的同质性倾向，因此它在政治学领域中也没有为异议和反驳留下多少空间。”*[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鸿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与此相关，墨菲认为罗尔斯的另一问题是他的政治哲学的起点和终点仍然是“占有式的个人”，而“没能考虑到人类作为构成性存在的群体性层面。”*[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鸿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所以，他的政治哲学仍然关注的是个人的权利、个人出于利益考虑导致的冲突以及如何通过对话和协商避免冲突，而没有如何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到群体层面的公共性的问题，没有涉及到集体的维度。

总之，墨菲认为，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中政治是“不在场”的。罗尔斯力图提供似乎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正义观念，这一做法恰恰忽视了不同观点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他用道德话语来混充政治话语，回避作为政治核心概念的权力、冲突、分层、对抗以及统治权等，不谈那些可以在群体行动中的实现的价值……结果就是，罗尔斯作为政治哲学呈现出来的其实仅仅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道德哲学，一种用以调节社会基本结构的公共道德。”*[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鸿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四、墨菲的“抗争性政治”

当代流行的几种关于政治和民主的观点如吉登斯的“生活政治”、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罗尔斯的“道德政治”在墨菲看来都遗忘了政治的本性，他们理解的对话民主、协商民主等使得民主仅仅变成了技术上的操作和程序化的设计，丧失了民主革命的意蕴。墨菲要从政治的层面理解现代性，她对现代性和政治的关系有独特的理解和明确的指认。她认为“现代性必须在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界定，因为正是在这里，社会关系才得以成形并被象征性地安置。就其肇始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而言，现代性可以被是做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点。在这方面，现代性的基本特性无疑是民主革命的到来。”*[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鸿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墨菲认为现代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确定性标准的消失”，权力和政治丧失了终极的保障，对抗和冲突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地扩展，因此，对政治的理解要回应如此复杂的现代性的进展，就必须实现向政治本性的回归并提供激进的民主方案。

为了对抗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对政治的遗忘，重新激活民主的激进想象，墨菲吸收了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将政治理解为敌友关系，墨菲首先区分了“政治”和“政治性”。“如果我们要以哲学的方式表述这一区别，我们可以借用海德格尔的词汇说，‘政治(politics)’指涉‘具体的(ontic)’层面，而‘政治性(the political)’与‘本体的(ontological)’层面相关。这意味着具体(the ontic)与多种多样的惯常的政治实践相关，而本体(the ontological)则关涉社会被构建的方式。”*[英]尚塔尔·墨菲：《论政治的本性》，周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这种二元区分表明，墨菲将“政治性”提升到了本体论的层面，它是我们理解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根本。“政治性”不是像“政治”那样指向具体的惯常的政治实践，而是要承认“对抗”的不可消除性，社会封闭的不可能性。

在墨菲看来，只有承认这种对抗性，才能有效地说明当今资本主义的政治现实。因为这些不可消除的对抗有其社会根源，“是对商品化、官僚主义和社会生活自身不断同质化的反抗形式。”*[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不仅如此，墨菲认为我们对“政治性”的探讨还具有实践层面的意义，“我坚信，在关于政治性(the political)的讨论中，至关重要的是民主的未来问题。”*[英]尚塔尔·墨菲：《论政治的本性》，周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为什么关于“政治性”的讨论会关乎民主的未来？在墨菲看来，如果民主的发展忽视了政治性和对抗性，就会以过于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民主的进程及结果，从而忽略内部抗争及权力关系的运作对民主的根本性影响，另外，过分强调理性的一致，忽略了情感作为民主推动力的作用，也会使民主的发展陷入困境。墨菲就是要通过引入“抗争性”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模式。

那么，什么是抗争？这是墨菲对敌友关系或者说我们/他们关系的另一种解读。它不同于施密特所讲的完全敌对的关系，也不同于吉登斯和哈贝马斯所讲的通过协商和对话加以调节的关系，它是在承认对抗的基础上又力图实现某种联合，“在这种关系中，相互冲突的各方尽管都承认他们的冲突不存在合理解决的可能，然而他们会认可对手的合法性。他们是‘对手(adversaries)’而不是敌人。这意味着，尽管处于冲突之中，他们还是把他们自己看作属于共同的政治联合体，看作分享共同的象征空间(冲突就发生于这一空间)。我们可以说，民主的任务就是把敌对(antagonism)转换为抗争(agonism)。”*[英]尚塔尔·墨菲：《论政治的本性》，周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7页。

墨菲认为，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政治，才能使政治回归政治的本性，才能使民主的运作机制得以真实呈现。她坚决反对把政治非政治化，尤其反对“政治的道德化”，“它不是表明政治变得更加道德，而是当前的政治对抗是按照道德范畴被阐述的。”在她看来，吉登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理解虽然各有差异，但都会使政治道德化，而这将会带来极其糟糕的后果，“当政治在道德语域中上演时，对抗就不会采取抗争性形式。实际上，当反对者不是根据政治关系而是根据道德关系被界定的时候，他们就不可能被看作是‘对手’而仅仅被看作是‘敌人’。没有哪种与‘邪恶的他们’的争论是可能的，他们必须被彻底根除。”*[英]尚塔尔·墨菲，《论政治的本性》，周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所以，“政治的道德化”反而会对民主制度造成危害，损害多元性，增加社会的矛盾及对抗。

总之，墨菲在坚持政治本性的基础上力图恢复民主的运作机制，对现代性所奠立的社会关系进行批判，所以，墨菲认为他们的激进多元民主的方案“既可以定义为现代的也可以界定为后现代的。它奉行那种‘现代性的未完成的规划’，但是不像哈贝马斯，我们认为在这种规划中启蒙的认识论视角不再会有任何作用。”*[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鸿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墨菲力图继续扩展现代性所开辟的民主革命的道路，但她主张拒斥现代性的本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框架，以后现代的方式重新激活政治和民主的内在活力。

五、结论

我们从墨菲对现代几种主要的政治观点及民主观点的批评中可以重新思考现代性视域下政治与道德、多元与共识的关系，并可以反过来对墨菲的观点进行再批判。现代性的政治似乎一开始就笼罩着霍布斯的阴影，并且随着利益的多元化和价值的多元化冲突和纷争愈演愈烈。在这个确定性逐步瓦解和不确定性不断滋生的“流动的时代”，在这个多元选择和不断“自我确证”的时代，传统的政治理解都衰落了，人们需要对政治的本性进行重新思考，对民主的运作方式进行重新设计，构想现代的多元民主的新形式。吉登斯指出了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并将民主理解为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力图通过协商民主达成团结和重叠共识，墨菲坚持对抗和冲突的不可避免，并力图用抗争性民主标明她的激进性，表明她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根本分野。

在他们对政治现代性的理解中，我们发现其实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力图在“政治终结”之后“拯救政治”。首先，他们都极大地扩展了政治生活的广度，使许多原本不属于现代政治视域的事务都被纳入到政治空间中来，从而使政治关注的主题发生了变更，实现了政治领域的社会拓展，如生活政治所讲的生活方式的斗争，话语政治所讲的公共领域的对话和商谈民主等。政治甚至被提升到关乎人的存在的层面，“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鸿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其次，他们的政治思考都必须回答现代性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问题，即在现代性和多元性的背景下如何达成共识？在异质性背景下如何寻求沟通和理解的可能？这使得对话、协商和商谈成了现代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吉登斯的对话民主、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墨菲的抗争性民主都强调对话的平等交流和观点的自由表达。协商成为现代政治运作方式的有益补充。第三，他们都力图重构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政治无法在道德的真空中发展，现代政治必须有其规范性的维度，但政治又因其自然本性与道德之间存在张力关系。如何既直面政治的冲突性又不忽视规范性的维度，如何真实地构建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共识，这可能是现代性视域下思考政治本性的核心难题。

我们对现代政治本性的理解应该充分珍视多元和分歧，坚持平等的对话和协商，致力于达成共识，但也要认识到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冲突的多元性，认识到公共领域不可能达成完全的、绝对的一致，“承认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不可能被根除而只能被控制”*[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鸿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墨菲的“抗争性民主”，“抗争性方法并不妄称包容所有的差异，也不妄称克服所有形式的排斥”*[英]尚塔尔·墨菲：《论政治的本性》，周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页。，那么她对政治本性的坚持及对有限包容的理解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墨菲的目的是为了激活“解放政治”以反对自由主义的霸权，可她的激进多元民主使得大写的政治变成了小写的政治，而这些繁多的小写的政治能否对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予以揭示并提供新的可能？答案仍然是存疑的。因为马克思已经揭示了政治的真正场景不在道德中，而在经济中。只有对现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化达到具体的把握，才能真正把握政治的本性并将政治指向权力关系的根本变革。墨菲虽然力图将解放的规划和政治的多元结构联系起来，但却否认了政治和经济的必然关联，因此他们对政治现代性的理解都不会是真正深刻的，也无法获得彻底的激进性，只能是对自由主义缺陷的治疗。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巴特勒和拉克劳在他们对旧‘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依然默默接受了一系列前提：他们从未怀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原则；他们从未想象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可能性。他们以这种方式完全参与了‘后现代’左派对这些问题的放弃：他们所提议的所有变化都是在这种经济-政治体制内的变化。”*[斯]齐泽克、[英]拉克劳、[美]巴特勒：《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责任编辑：刘要停)

2017-03-20

莫 雷(1982—)，女，河南洛阳人，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民主政治理论研究”(项目编号：TJZX16-001Q)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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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7]05-005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