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关系在经济学语境中的呈现：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例

张 杰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权力关系在经济学语境中的呈现：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例

张 杰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对权力关系的讨论是西方学界掀起的一场理论热潮，然而，如果这种权力分析或权力批判思想脱离了现实社会关系的维度，那么它只能停留在经验层面的抽象之中。马克思对权力关系的分析并非一种抽象的经验批判，而是深深地植根于他的经济学语境之中，尤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的交换、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经济过程的细致的历史研究，逐渐凸显了权力关系在社会关系维度上的丰富内容。权力批判理论不应拘泥于政治的和哲学的讨论，而应当回到体现客观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之中。

资本论；权力关系；权力批判

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学界掀起了一场对资本权力及其哲学本质进行解构的理论热潮。米·福柯、阿兰·巴迪欧、乔治·阿甘本等人都在这场理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承认，他们在对资本权力布展的具体路径的研究上是有收获的，并且也的确对文化批判理论等学术思潮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对这种资本权力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局限不仅使他们的权力批判理论在研究视域的完整性上颇有欠缺，而且事实上也影响到了他们对资本权力布展路径的复杂性的认知。具体来说就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权力建构现象缺乏系统的研究。而这恰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进行的学术探讨。因此，本文试图围绕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观点提出自己的一些理解，以求教于学界同行。

一、权力关系在商品交换层面中的呈现

随着物质的丰盛和商品的全球化，商品交换是人们最容易观察和接触到的经济现象。西方学界普遍存在的一个理论出发点是认为消费以其独特的功用成为了社会权力建构的核心地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学者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的观点。然而，这些观点在方法论上的明显缺陷是没有真正超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层面，它假设的是一个主体间自由、平等以及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经济过程。这种思路其实在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中就已经被超越了。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及其手稿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不能超脱于包含使用价值在内的商品价值要素的矛盾分析之外，不能超脱于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权力统治关系之外。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并非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交换过程，而实际上是通过劳资间不平等的剥削关系来完成的权力建构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首先分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后权力形式的新特点。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可以推断，这里的商品消费一定不是用于满足个人需求的消费，而是生产的消费。使用价值必须作为价值的物质载体进入生产消费，以便保存和增大现有的价值，“唯一能够构成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对立物和补充物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这种劳动存在于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劳动能力中。货币作为资本只同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相关联才存在，它只有同资本的这种否定发生关系才是资本。实际的非资本就是劳动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页。。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下一步就是要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谓的自由，具有双重意蕴：“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的一无所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因此，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资本存在的充分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自由”的一无所有而只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会产生。由此，资本开始了它的权力建构过程，并在权力建构的发端，就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劳资关系的历史必然性内容加以确定：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而同劳动对立的过程中，工人只能受制于资本的权力统治使得自身彻底“自由化”，只能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这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后权力形式的新特点。

其次，马克思发现，货币转化为资本后权力形式呈现出一种劳资对立与剥削的新境况。在弄清权力形式新的变化之后，马克思继续深入到生产过程之中，去探索这样新的权力形式的作用机制，也即劳资交换过程中资本如何通过对雇佣劳动的统治权力来保持自身。马克思指出，货币所有者将一定数量的价值额支付给劳动力所有者，所支付的价值额实际上只是劳动力一天维持自身的最小价值额，这与劳动力一天所能提供的活劳动的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构成的是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的是它的使用价值。劳资交换形式下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才使得与活劳动相对立的货币成为资本，劳动才成为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雇佣劳动。由此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真正“使他成为资本家的，不是交换，而是这样一个过程：他在这个过程中不经过交换就得到了对象化的劳动时间，即价值。半个工作日没有花费资本分文；也就是说，资本没有付出任何等价物就得到一个价值。因此，价值所以能够增加，只是由于获得了也就是创造了一个超过等价物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这也带来一个全新的历史观上的规定：把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关键因素，不是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而是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下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即剥削方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权力为核心并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也即资本对雇佣劳动的一个统治权力形式。

当剩余价值理论成为马克思解构资本权力的核心时，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权力统治的实质才能够被真正地抓住。首先，资本之所以为资本，不是因为它是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物化劳动，而是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本质上，它不应仅仅被理解为物或关系，还应更进一步地把它理解为一种过程；其次，雇佣劳动不是一种简单的主体活动，只有那种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能真正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最后，劳资之间的交换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生产关系，并且这种生产关系不是独立主体间的契约关系，而是资本剥削、吮吸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到此，马克思才完全意识到，真正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并不是货币和商品，而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而实现这种权力的途径就是对雇佣劳动的剥削。

马克思在这里并非简单地站到经济学的立场之上，而是从社会历史观的高度来统摄经济学，这也是马克思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地方。他对剩余价值问题的思考，是剩余价值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所突显出来的现实特征。资本统治权力的客观存在引发了马克思对它进行深刻的思考与批判。同时，马克思没有将这样的权力批判仅仅置于政治学层面之上，而是进一步将其置放在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去思考资本权力的社会历史根源问题。

二、权力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的凸显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真正的资本是必须与雇佣劳动相交换的。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引出了资本权力所导致的交换的不公平性，进而得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尽管我们承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的一开始，马克思在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时候，他所谈论的还只是一个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关系，只不过将这一交换关系从一般的商品交换关系转变成了劳资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因而马克思此时权力批判的重点还未转到真正的资本权力的建构与生产过程中间。但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很快就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建构，不仅是资本权力所导致剩余价值的生产，更重要的是资本权力在资本主义阶段对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形式的权力规定，这样一个权力过程不仅规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什么，还规定了怎样生产以及如何将其再生产出来。

首先，马克思发现，劳动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转变深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权力统治。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是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相适应的，而劳动对资本实际上的从属是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相适应的。不管是协作、分工还是机器体系，从生产的社会形式来看，劳动过程都表现为资本吮吸劳动以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权力的统治力度在加深。在协作和分工阶段，劳动毕竟是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而囊括在整个生产过程之中的。而到了机器化大生产的工厂制度时，这仅有的一点支配权也被资本无情地剥夺。整个生产过程无论是从劳动过程来看还是从价值增殖过程来看，工人都只是成了资本追求无限剩余价值的一个环节或一个工具，并且在物质形式上也丧失了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支配性，成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资本权力，在机器化大生产的阶段通过机器压榨工人从而使得劳动从属于资本，不仅加深了对工人剩余价值剥削的强度，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也剥夺了工人主体性的地位，使其沦为一个有意识的“无意识生产部件”，进而扩大了资本权力的作用范围，使得处于资本主义特定生产阶段下的工人，不得不按照资本权力构建的秩序开始自己的劳动生产和生活生产。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断地将权力关系生产与再生产出来。从整个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来看，不仅是资本的增殖过程，也是资本社会权力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这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并且后者的生产是生产过程“更为重要的结果”。第一，这一过程生产出权力关系的对立双方——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第二，剩余价值的生产将劳资间权力统治关系生产出来；第三，权力关系不仅被再生产出来，还会以更大的规模新生产出来；第四，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必然表现为劳资内在矛盾关系的再生产。如果“从整体上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就可以得出结论：作为这个过程的真正产品，应考察的不只是商品(尤其不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产品)；也不只是剩余价值；虽然剩余价值是结果，它表现为整个生产过程的目的并决定着这个过程的性质。不仅是生产一个东西——商品，即比原来预付的资本具有更大价值的商品，而且是生产资本和雇佣劳动；换言之，是再生产[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使之永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页。。换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只有借助于资本权力关系的存在才能实现其自身，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我们不能只看到现实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更要看到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的权力统治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并且需要清楚的是权力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不仅生产出权力关系对立的双方，还会在更深与更广的层面上生产出对立双方的内在矛盾关系，只有内在矛盾关系的不断地生产才能为超越资本权力带来现实的可能。

最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不再仅仅停留于社会关系物化事实的一种非本真状态的批判，而是将其视作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社会关系必要的表现形式，这就使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在观念上接受这种拜物教现实的统治产生了可能。因为，“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在于他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才具有的这种特点，对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像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1-92页。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生活过程中，人们的一切交往活动或交换活动本身就采取物的形式，这不仅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还是与人们的思维惯性相适应的，因而人们生活于其中并没有感到不自在反而没了这种物的形式会使人们感觉到异样，他们是自觉地接受这种形式的统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论述不只是为了揭示它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权力批判。尽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和观念形式是客观存在的，但并没有认为资本的权力统治和观念霸权是无法挣脱的牢笼，相反，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工具，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内在矛盾入手，对资本的统治权力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他看来，当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处于相对繁荣的时候，即内在矛盾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资本权力的布展就有可能得以实现，此时要想找到挣脱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及观念形式的方法就会显得非常困难；而一旦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陷入客观的经济危机，资本权力的布展就失去其现实的基础，工人也就有可能挣脱拜物教观念的束缚，真正承担起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

三、流通过程与权力关系的扩张

马克思认为，商品资本一旦被生产出来就必须进入流通过程，因为它只有“通过流通才能成为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流通才能实现包含在商品生产中的剩余价值，才能完成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与权力统治过程。可见，资本流通的效率对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资本流通问题的实质是指向流通效率的问题，而流通效率在本质上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时间又是与空间辩证统一在一个过程之中的。资本在流通中借助空间和时间的运动加强资本权力统治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在空间维度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产品不只是作为商品存在，还包含了剩余价值在内的资本增值部分。资本家为了能把其中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必然就会无限地扩大商品市场，同时，由于流通中货币和消费对资本的限制，这就更加要求资本家在空间上开拓商品市场，来暂缓流通中货币和消费对资本的限制。因此，资本会将自己的爪牙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一切可能的空间都纳入到自己的权力统治之中。马克思指出：“(1)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地点使生产方式从属于自己，使它们受资本的统治。在一定的民族社会内部，从资本把所有劳动都变为雇佣劳动这一点上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2)在国外市场方面，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竞争一般来说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资本家正是通过流通使得资本在空间上得以拓展，摧毁了一切旧有民族和地域的界限，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并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进而不断地将资本关系在新的空间中再生产和新生产出来，在空间上扩大了资本权力统治的范围。

其次在时间维度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实际地行使资本权力，同时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以维护资本的统治，这种对价值财富和权力的欲望必然促使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8页。。那么，这里产品本身的性质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状况就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流通与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权力关系。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流通时间对剩余价值创造活动所形成的限制，实际上是对资本权力的一种形式上的扣除。之所以说是形式上的，是因为这种对资本权力的扣除只是对简单循环而言是有效的，在简单循环中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是有明确的界限的，所以执行流通职能的资本对处于生产过程中的雇佣工人的剥削是暂停的。但实际上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是相继通过循环的，总是有一部分资本是处于生产资本执行职能，那么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就不会停滞，权力的统治就不会消散，更容易导致的结果是，资本家为了缩短流通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加紧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加强资本的权力统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只要社会历史发展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阶段，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作为社会主导的生产方式，那么资本的统治权力必然会作为社会主导的权力统治着这个社会，不管它采取何种形式，它的权力剥削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虽然流通在资本的再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绝不可能成为主导性的因素。流通的存在，流通中的每一个要素的表现形式，只能在流通背后的生产过程中才能找到其真实的原因，也就是说，不管流通是处于何种形式上的流通，流通重复的次数如何，它都不会由于这种形式和重复而改变自己的性质。空间的拓展和时间的缩减虽然会对剩余价值的实现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它本身不会改变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性质，能达成的只是对资本剥削现象和权力统治“暴力”本质的掩盖，并且这种“掩盖”也是有其历史性特征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危机必然会以更加显著的形式呈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面前。

四、分配过程与权力关系的弥散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这里指年产品)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分成三个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参与新追加的劳动价值的分配，工人以工资的形式参与产品价值的分配，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土地所有者以地租的形式共同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关系或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之所以有这样的分配关系，不过是由资本权力下的生产关系产生并与之相适应的，这些分配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质，分配关系无非就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

首先，工人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价值的分配掩盖了资本的权力关系。工人以工资形式参与的分配，实际上就是以“劳动力价值”参与产品价值的分配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工人生理需求决定的工资数额；二是工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所花费的教育或训练费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93页。实际上，工人参与的分配方式只是对资本权力下劳资关系剥削本质的一种掩盖，它是一种完全不平等的分配方式，而非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劳动—工资”这一完美的、天然的、永恒的分配方式，这从他们对“劳动商品”或“劳动价值”的模糊概念中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不是将“劳动力”当作商品，而是将“劳动”当作商品，这样就可以把劳动力的价值看作“劳动的价值”或“劳动的自然价格”。因而，只是用来补偿可变资本预支的工资，现在直接地等同于工人全部劳动的资本，也就是“劳动—工资”的形式，这种形式完全看不出剩余价值剥削的本质，也看不出这种分配的不公平性。

其次，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将权力关系消弭在分配关系之中。商品流通中的竞争现象，将这样的本质规定遮蔽起来，一种不同于商品价值规定的价格规定对真相的掩盖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因为商品的价格等于预付资本加上平均利润，产业资本的分配关系就等于总资本下既定的剩余价值总额，根据不同生产部门投入的资本量的大小所能分得的数额，至于价值来源问题、劳资间的剥削问题、资本权力统治问题则被一一地遮蔽起来。从分配过程来看，地租和借贷资本一样，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范畴，也是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必然结果，同样来源于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借贷资本本身是不参与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而地租是不参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过程的，只是以货币地租的形式对资本总利润的一种扣除。那么，这里也会产生一个假象，就是地租在这里表现为“土地的价格”，用公式来表示就是“土地—地租”，这直接将地租视作了土地的自然产物，掩盖了地租的真实来源问题。而实际上，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自己的土地所有权把产业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扣留下来，转化为自己的收入。这样剩余价值就是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土地所有权就像资本一样，变成了支取无酬劳动、无代价劳动的凭证。在资本上，工人的物化劳动表现为统治工人的权力，同样，在土地所有权上，土地所有权使土地所有者能从资本家那里扣下一部分无酬劳动的这种情况，表现为土地所有权似乎是价值的一个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6页。

最后，马克思通过对分配关系的历史本质的定位来作为他的权力批判的基础。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99-1000页。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一样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的特征，因此，资本主义权力关系也同样如此。而当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一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社会发展就会出现相应的危机与变化，这时，生产的物质发展状况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会发生冲突，随着这种冲突的深化，作为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关系也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而与之相适应的权力关系也将一道退出历史舞台。

五、结语

《资本论》及其手稿提供了一种在经济学语境中思考权力关系的典范。在传统的对马克思权力批判观或权力观的理解中，马克思的权力观仅限于国家权力或阶级斗争的权力之类的政治权力，即他在批判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的压迫与剥削的时候才会谈到权力问题，因此，对马克思的权力思想的讨论或研究就被限制在他对政治观进行集中阐发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之中，这实际上只是对马克思的权力批判观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界定。我们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整个发展是与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水平不断提高相联系的，这里面不仅包含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展线索，实际上还包含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权力批判线索。

这一线索的发展是与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发展同步进行的，从早期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一般唯物主义视域下对资本主义法权的批判，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以政治权力为主导的权力批判，再到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对资本主义经济权力的批判，当然，不同历史观视域下权力批判观的差异并非是在绝对割裂的意义上进行的，只是由于不同阶段下主导性的权力批判话语和批判目标不同而已，譬如，当他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对资本主义经济权力进行批判的时候，不是说对资本主义法权或政治权力的批判就完全在他视域之外，而是马克思把对政治权力或法权的批判融入了对经济关系的权力批判中，从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来考察劳动和生产过程中资本权力的建构与解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突破传统解读思路中只把马克思的权力批判观当作一种政治上的概念或西方学者所言说的经济上的概念来对待，而应把它当作一种社会历史概念和哲学概念来对待。换句话说，不能仅仅把权力关系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事实来对待，而是应该把它视为一种基于内在矛盾运动的具体的社会历史事实。这样，对权力关系的批判才能避免陷入西方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窠臼，从而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性解读的语境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责任编辑：周文升)

2017-03-29

张 杰(1987—)，男，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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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7]05-002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