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网络舆论群体情绪传播路径及媒介责任

娄心钰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系，山东济南 250300）

数字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渠道丰富，舆论传播方式广泛，人们对于信息的认知与诉求都在不断提高。对于一个社会事件的反应，不同媒介渠道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导向社会群体情绪。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1]而网络的出现则让人的能力在传媒领域得到了巨大的延伸。每个人都有机会掌握话语权，都有机会发声，也应该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让权力和义务保持平衡，才能构建一个健康的融媒体内容生态。数字社会中的舆论群体在传播舆情的过程中，其传播路径与媒介息息相关，以下以发生的“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及“成都摔狗事件”为例对舆论群体情绪传播路径及媒介责任进行分析。

2017年11月23日“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当中，北京市朝阳区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被曝出国际小二班的幼儿遭老师虐待事件，微博上最先传出了该事件的相关视频，随后各大网络媒体、传统媒体也相继关注并发声。2018年1月10日成都发生的一起摔狗事件也激起了网民的群体情绪，狗主人的爱犬被捡狗人无情从楼上摔下后拒不承认，遭到网民一致攻击。这两个新闻事件在发生后均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也瞬间登上各大社交平台置顶位。社会群体对于这此类社会事件的舆论情绪大多数呈现出由不冷静抨击到冷静理性地看待这一趋势。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同作为数字社会下不同的新闻媒介渠道，应利用其优势客观对事件进行反应，并正确引导舆论情绪。

1 媒介责任

媒介责任是一个复杂概念，当今媒介时代，媒介的主要责任就是起到了喉舌作用以及通过各种媒介手段来进行合理的干预，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正确引导舆情。在这个人人都持有话语权的自媒体时代，用户也要保持理性和独立思考，看清事实再下结论。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观点就即，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之中，他的个性便会泯灭，群体的思想会占据主导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媒体在面对这样的极端事件时，应该保持客观报道并且起到正面舆论导向作用。

成都摔狗事件中，虽然摔狗女子的做法令人发指，但由于舆论的过度渲染，导致了网友在涉事女子家门口摆花圈，网上披露其家庭信息，给其私人手机发泄愤短信等一些极端反应出现。这也严重影响到了社会安定。面对此类事件，媒体及媒介平台应当站出来理性发声，呼吁公众克制情绪，理性爱狗。“摔狗事件”属于民事纠纷而非刑事纠纷，涉及该事件的人即便再有错误，但我们也应该只从道德层面去理论，不能搞“人身攻击”，甚至伤及无辜。

2 舆论守门人

在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中，“守门人”即为现实中的传媒组织，它涵盖了从第一媒体到第四媒体的全部形态。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信息进行遴选，随后决定将哪些新闻呈现在受众面前。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者怀特将这一概念应用于新闻研究，他认为新闻媒介的报道活动不是“有闻必录”，而是对众多的新闻素材进行取舍选择和加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媒介形成一道关口，通过这个关口传达给受众的新闻或信息只是少数。当前信息大爆炸环境下，碎片化信息越来越多，守门人的任务也越来越重，面对社会事件的重重舆论，应当起到合理过滤信息的作用，防止错误舆论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在 “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当中，网络上有很多失实消息以图片、视频或文字评论的形式发出，很多受众面对舆论产生不理智情绪，然后将此类信息转发并扩散影响力，严重影响着群体舆论导向。因此，对于网络社交平台，需要发挥其守门人作用，利用人工和技术手段来过滤信息，加强监管力度。而传统媒体也应加强新闻审核力度，提高新闻从业者的媒介素养，从源头把握好新闻舆论。当然，在媒介活动中，政府也是最重要和有力的把关人，必要的法律政策，也是合理约束舆论的重要环节。

3 群体极化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这一概念是美国当代法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提出的。“群体极化的定义极其简单：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他注意到：“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2]群体极化现象在网民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中更加突出，而实践也表明，群体极化现象在网络上发生的比例明显高于生活。

成都摔狗事件中，网民们一开始即明显呈现了一边倒的倾向，部分更是发表了许多过激言论，偏激引导舆论方向，传播负面情绪，甚至影响到社会治安。这就证明，群体决策可能使个人更加冒险，也可能使个人更加保守，群体决策比个体决策更容易走极端即群体极化。网络传播给传统舆论带来了一片新天地，但物极必反，面对舆论事件，理性客观仍是必要态度。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止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7.51亿，从2012年6月起即呈现井喷式增长趋势。中国网民规模已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手机网民为7.24亿，占比更达到96.3%。用户规模的增加直接导致舆论群体的扩大，而个人情绪经过媒介传播变成社会情绪，更容易计入大众传播的渠道，因而舆论的功能也愈发强烈。移动用户的庞大数量使得人们能随时随地知晓舆论，讨论舆情，发表言论并演变成舆论，在这种高效传播环境中，媒介责任至关重要。

“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和“成都摔狗”事件从法学角度讲虽属于两类完全不同的案件，但在社会舆论面前，人们传播观点态度的权利是自由的。两个事件发生后舆论几乎清一色的倒向抨击与事后的冷静分析符合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即舆论不是事实上的是多数人意见的集合，而是感觉上的多数意见，即可以公开表达的意见。在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前，出于对群体孤立及社会惩罚的恐惧，人们会先观察周围的意见环境，判断自己是否属于群体多数派。如果是则大胆地公开意见，反之则沉默不语。这样，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强，反过来又会迫使更多的人沉默，感觉上的优势意见便会呈现出螺旋增强的特点[3]。

在当前的媒介条件下，社会群体舆论传播活跃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其影响力也愈发强大，这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体现。数字社会下的舆论群体之所以空前活跃，也是因为舆论的传播主体自由度高，约束力小，匿名风险低。我们无法使群体情绪变得绝对理性，因此最有效的办法依然是从传播媒介抓起，这对新媒体尤其是一个挑战。遵循法律，合理约束，积极引导社会舆论，让群体情绪稳定，这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也任重而道远。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9-120.

[2]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出版集团.2003

[3]隋岩,李燕: 论群体传播时代个人情绪的社会化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2, 34(12):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