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地域文化与明清白话小说之男风叙事

杨宗红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南风”：地域文化与明清白话小说之男风叙事

杨宗红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男风又叫“南风”，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相当普遍，其得名与这种风气在南方，尤其是在苏浙闽地区盛行有关。男风故事多发生在南方，“小官”多为南人，且女性化明显，呈现出明显的南方地域特征。江南山水的滋养与南方审美文化影响了“小官”形象的塑造，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令男风消费风行，江南理学的文化分布又令男风小说包含纵欲性与主情性。总之，江南地域文化是明清白话小说中男风故事盛行的主要因素。

男风；南风；江南；经济；理学

男风，又被称为“南风”“龙阳”“断袖”等，明清时期尤盛，史书、笔记、小说中多有记载。《宜春香质》《龙阳逸史》《弁而钗》为明末三部专门描写男风的白话短篇小说集，《石点头·潘文子契合鸳鸯冢》《十二楼·萃雅楼》《无声戏·男孟母教合三迁》是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中专写男风的篇目，此外，《闽都别记》中有若干男风故事，其他小说也都或多或少涉及男风。据统计，明清有涉及男风的文言小说39部，通俗小说68部。[1]“明清男风虽遍及各地，但尤以闽广 ( 福建及广东 )、吴越 ( 江浙 )、燕云 ( 京津 ) 三个地区为高发地带，故具有较明显的地域特质。”[2]男风不独东南有之，然既以“南风”作为别称，从地理角度考察，实有必要。

一

明清白话小说中，称男风为“南风”者甚多。如，《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六回曰：“原来安进士杭州人，喜尚南风，见书童儿唱的好，拉着他手儿，两个一递一口吃酒。”[3](P431)同书第四十九回中，西门庆对着董娇儿、韩金钏儿说道：“他南人的营生，好的是南风，你每要休扭手扭脚的。”[3](P583)《野叟曝言》第六十六回云：“只知闽人酷好南风。”[4](P799)《别有香》第六回：“则人于女色，亦至矣尽矣。滥觞之极，遂好起男色了。……而南风之竞，至今尤盛。诗云：世道□阴日，南风扇落尘。”[5](P107～108)同书第十回中，乌水港黄鹤山有一黄姓者“爱的是什么，是南风”。[5](P108)李渔《无声戏·男孟母教合三迁》中写道：“福建的南风，与女子一般。”[6](P74)《弁而钗·情贞纪》第一回以两男主角之故事，“大为南风增色”。[7](P130)《弁而钗·情侠纪》第三回写天津秀才钟图南“极好南风”。[7](P853)《龙阳逸史》第六回云：“那好南风的，决然先与这齐整的说得来。”[8](P135)《宜春香质·风集》第二回云：“所以馆中争以南风兼尚。”[9](P619)但男风不独南方才有，谢肇淛《五杂组》记载：“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今京师有小唱，专供缙绅酒席，盖官伎既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宁绍人，近日则半属临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随群逐队，鲜有佳者。间一有之，则风流诸缙绅，莫不尽力邀致，举国若狂矣。”[10](P209)《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七曰：“而今世界盛行男色，久已颠倒阴阳，那见得两男便嫁娶不得？”[11](P331)不过，既名为“南风”，除了“南”与“男”同音外，还在于男风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按照谢肇淛的说法，男风举国若狂，但最初是以江浙一带为多，“大率东南人较西北为甚也”。[10](P20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男色之靡》云：“宇内男色有出于不得已者数家。……至于习尚成俗，如京中小唱、闽中契弟之外，则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12](P622)抛开中原男风由江南而渐染这一说法的正确与否不谈，江南男风之盛，是社会共识。褚人获《坚瓠集·戊集》卷三云：“美男破老，男色所从来远矣……闽广两越尤甚。京师所聚小唱最多，官府每宴，辄夺其尤者侍酒，以为盛事，俗呼为南风。”[13](P382)从这些记载看，“南风”指男色、男风，与其在南方盛行有关。

男风在南方的盛行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有北方“小唱”冒认南方籍贯。如《万历野获编·小唱》载：“近日又有临清、汴城以至真定、保定儿童，无聊赖亦承乏充歌儿，然必伪称浙人。”[12](P621)这种情况在晚清时还有，小说《九尾龟》第一百四十四回描写三个“打着满口的江北乡谈”的小倌“口口声声的讲我们苏州怎么样、我们苏州那么样”。[14](P859)冒充江浙籍贯，既说明江浙“小唱”在全国闻名，亦说明其受欢迎的程度。

男风故事中，主人公多为南方人，且男风行为多发生在南方。如《宜春香质》中，“风集”“花集”“雪集”“月集”的主人公的籍贯分别为苏州虎丘、松江府南翔、淮安府、温陵。《龙阳逸史》共20个故事，其中，发生在北方或主人公为北方的只有第一回、第五回、第七回、第十九回，分别发生在洛阳、郑州、并州、延安府；而其余故事全部在南方：湖南2处(第二回“巴陵城”，第三回“麻阳”)，四川2处(第十回“西昌”，第十二回“锦江”)，广西1处(第二十回“邕州”)，湖北3处(第四回“黄州”，第十三回“汉阳”，第十五回“襄阳”)，江西2处(第六回“庐陵”，第十六回“江州”)，安徽1处(第八回“南林县”)，江苏4处(第七回“溧阳”，第九回“松江府”，第十回“姑苏”，第十五回“晋陵”)；整体看来，南方地区所占比例达到80%，光东南地区就占了35%。此外，该书第十八回提及“广阳城”，又将“广阳县”混成“广源县”，第六回中主人公籍贯是江西，却到福建建宁府寻找小官。在《弁而钗》中，《情贞纪》是在“扬州江都府”，《情侠纪》在天津卫，《情烈纪》在浙江绍溪(其中虽有山西富宦，也是在扬州经商)，《情奇纪》主人公是福建闽县人，随父亲到松江府。在其他小说集中，单篇以南风为主的故事的主人公籍贯及故事发生地也主要是在南方。如《欢喜冤家》第二十三回中的主角是吴县人，故事主要发生在杭州与苏州。《萃雅楼》中，刘仲雨、刘敏是北京顺天府宛平县人，而充当龙阳的却是扬州人权汝修。《潘文子契合鸳鸯冢》中，潘璋为晋陵人，王仲先为长沙府湘潭县人，故事主要在杭州书院展开。《无声戏·男孟母教合三迁》中，许季芳与尤瑞郎都是福建兴化府人。《品花宝鉴》中，十个名旦全部是苏州、扬州人。

其他明清白话小说亦提及男风在南方的盛行。《豆棚闲话》第十则引《老龙阳》道：“近来世道尚男风，奇丑村男赛老翁。油腻嘴头三寸厚，赌钱场里打篷篷。”[15](P103)《龙阳逸史》第十一回云：“我一向闻得人说，杭州人是南北兼通的。”[8](P210)“近日来，杭州大老都是好小官的，十个里或者有一两个肯走水路。”[8](P222)《宜春香质·雪集》提及淮安山阳县云：“此地人酷盛此风，到夜夜不得脱空。”[9](P685)《石点头·潘文子契合鸳鸯冢》概括各地男风名称，重点是南方人对男风的称呼，其云：

那男色一道，从来原有这事。读书人的总题，叫做翰林风月。若各处乡语，又是不同，北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篷篷，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人叫善善，龙游人叫弄苦葱，慈溪人叫戏吓蟆，苏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上唤做以阳物插入他人粪门淫戏。话虽不同，光景则一。至若福建有几处，民家孩子，若生得清秀，十二三岁上便有人下聘。漳州词讼，十件事倒有九件是为鸡奸事，可不是个大笑话。[16](P304)

南风之事，在各阶层、各地域皆有，且称呼不一。冯梦龙提及北方时，只有“北方人叫炒茹茹”一句，而其余皆在南方，且集中在东南地区，以福建为甚。不同地方的称呼，在《龙阳逸史》第六回中也有：“店家章晓初对钱员外解释道：这(注：指‘摆尾’)是我这里(注:建宁府殴宁县)拐小官的乡语，就如徽州叫豆腐，江西叫铸火盆，北路上叫糙茱茱一般。”[8](P138)至于福建好男风之说，更为大家所公认，不少小说特意强调好男风之人的福建地域身份。《型世言》中云：“这陈代巡是福建人，极好男风。”[17](P508)《无声戏》中云：“此风各处俱尚，尤莫盛于闽中，由建宁、邵武而上，一府甚似一府，一县甚似一县。不但人好此道，连草木是无知之物，因为习气所染，也好此道起来。”[6](P69)“从来女色出在扬州，男色出在福建，这两件土产是天下闻名的。”[6](P239)李渔甚至用南风树来证明福建南风之盛。《弁而钗》第一回中云：“原来这翰林乃是风月场中主管，烟花寨内主盟，而生平笃好的最是南路，乃福建人氏，姓风名翔字摩天。”[7](P799)《拍案惊奇》卷二十六中云：“元来这家男风是福建人的性命。”[18](P462)从小说作者(或者说书人)的议论到小说人物的言谈都一致表明，男风之谓“南风”，与其在南方广泛存在有关。

二

男风之为南风，还应考察男男情色中被支配的一方。很多时候，男风中的被动者是被特别关注的对象，他们的地位、身体、姿色、活动及其对南风的态度往往被小说家大写特写。被动者又被称为“男色”。“男色”最早出现在《汉书·佞幸传赞》：“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19](P3471)与“女色”指美貌女性一样，“男色”也多指美男，且侧重于以色事人的美貌男子。《汉语大词典》释“男色”云：“谓男子以美色受宠”，“指出卖色相的男人”，与“男宠”“男妾”同。在明清小说中，男色亦是此意。《龙阳逸史》中云：“见着一个男色，便下了心腹，用尽刻苦工夫，捱到一年半载，决然要弄上手。”[8](P42)“不道这詹复生也是个好男色的。”[8](P49)“敢是员外好在男色上做工夫么？”[8](P138)

按照道理，男之色与女之色在审美上因性别不同应该有所不同。男为阳，当以阳刚为美；女为阴，以柔弱为美。事实上，男色之色往往类同于女色。《型世言》第三十七回云：“如今世上，有一种娈童，修眉曼脸，媚骨柔肠，与女争宠，这便是少年中女子。有一种佞人，和言婉气，顺旨承欢，浑身雌骨，这便是男子中妇人。又有一种蹐躬踽步，趋膻附炎，满腔媚想，这便是衿绅中妾媵。”[17](P612)陆人龙此论主要是批判末世“举世趋柔媚”“举朝皆妾妇”的世风，“举世习为妖淫，天必定与他一个端兆”，[17](P612)通过李良雨男化女的叙述，表达士人毫无节气与担当，从而传达对时局的担忧。不过，这番议论却客观上点明了当时社会存在着男性柔媚的风气。小说中的男色描写，抛开其性别，完全是女性化的。如《石点头·潘文子契合鸳鸯冢》中，潘章之母十分美貌，潘章“九分像母，一分像父……更面庞儿越发长得白里放出红来，真正吹弹得破……所以人人都道他生得好，便是潘安出世一般，就起一绰号，叫他是小潘安”。[16](P306)倘若不看故事本身，实难想象描写的对象是男性。该故事改自《太平广记·潘璋》，原文对潘璋外貌的描写只有一句，“少有美容仪”。而到了这个故事，不仅在入话中大谈特谈各处男风的不同称呼，也对其外貌有了不少增饰，这种增饰突出了其女性化的美。

再如：

只见又有一只小渔船来，中间坐着一个缟素妇人，你道生得如何？妖冶风情天与措，青瘦香肌冰雪妒，滴滴樱桃红半吐。一树梨花初番雨，海燕空惊无处去。含情凝睇倚江滨，疑是洛川神乍起。[20](P277～278)

(李又仙)星星含情美盻，纤纤把臂柔荑。檀口欲语又还迟，新月眉儿更异。面似芙蓉映月，神如秋水湛珠。威仪出洛自稀奇，藐姑仙子降世。……两眉蹙蹙春山，似病心西子，一脸盈盈秋色，似醉酒杨妃。[7](P919～932)

眼若秋水、皮肤白皙细腻、身材娇弱，貌若西子或仙子，是男风被动者的普遍形象。不唯被动者女性化，一些主动者亦有女性化倾向。《弁而钗》中，风翔“面如冠玉，神若秋水”(《情贞纪》)，钟图南“美风姿”(《情侠纪》)，云汉“貌步潘安”(《情烈纪》)，匡时“仪容俊雅”(《情奇纪》)。这类风姿秀美之人，往往受被动者青睐。至于曾为“小官”“龙阳”之人，再成为男风中的主动者，更是如此。《无声戏·男孟母教合三迁》中，秀才许季芳，“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涂朱”，“只因他生得标致，未冠时节，还是个孩子，又像个妇人，内眷们看见，还像与自家一般”；他曾“是个出类拔萃的龙阳”，后来见着尤瑞郎，主动追求。尤瑞郎之所以同意与许季芳交往，也与许季芳的容貌有关：“莫说情意，就是容貌丰姿，也都难得。今日见千见万，何曾有个强似他的。”[6](P70～73)从前文来看，打动尤瑞郎的不是阳刚之气的容貌，而是具有阴柔之美的外表。《宜春香质·风集》中的钟万禄，“生得有几分姿色”，人称“钟娘子”，曾为龙阳，后来由“阴转阳”，做起了主动一方，寻找其他小官。相对来讲，北方男风故事中的被动者似有不同。张机“眉分八字，秀若青山，目列双眸，澄如秋水。淡淡玉容满月，翩翩侠骨五陵。若非蓬莱仙阙会，定向瑶池阆苑逢”。[7](P836)张机是天津卫人，性格亦有“侠”气，可见，南北人的外貌气质还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即便如此，张机的外貌仍有轻微女性化特质。正是这些女性化的外貌，成为吸引男风故事中主动者的直接诱因。

其实，男性描写的女性化不是男风小说特有的。翻开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男主角也多是女性化的。《醒世恒言》第一卷中的潘华“生得粉脸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称玉孩童”；[21](P1)第八卷中的玉郎生得与他姐姐一般美貌，男扮女装之后，根本就认不出是个男性；第二十二卷中的杨延和“生得肌如雪晕，唇若朱涂，一个脸儿，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21](P484)《飞花咏》中的男主角唐昌，“若穿了女衣，装束起来，岂非是个绝色女子。今看他双目的的，十指尖尖，更有一种温柔在流盼之间，令人心醉”。[22](P45)《石点头·潘文子契合鸳鸯冢》中的王仲先“清秀聪明”，“体貌生得好”。很多小说中男扮女装与美女扮男装时，他人无法认出其本来性别，与男性外貌的女性化有很大关系。

历来，关于男性的女性化，往往从政治与儒家中庸文化的角度阐释，指出中国文人在高度集权制度下的臣妾心态是导致审美女性化的主要原因。然而，文人女性化表现的主要时代，一是屈原时代的楚国，二是南朝，三是明清。屈原首以香草美人象征政治理想，当时并无所谓“高度集权”。南朝政权更迭，儒家文化相对削弱，显然男性形象逐渐弱化，不能归之于儒家中庸思想影响。南朝、五代、南宋的政治中心居于南方，明清虽然政治中心为北方，但南方却是经济文化中心，故而其审美特征多为阴柔之美；这与政权居于北方且以北方作家为多的秦汉、北朝、隋唐文学总体倾向于阳刚之美截然不同。地域影响山川风物，亦影响身体形态。《孔子家语》有云：“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土之人丑。”[23](P192)南方水土和柔肥沃，自然山水之柔媚、气候之温暖、物种之丰富、生活之富足导致了南方人总体上的精致。这种精致，体现在人的体格、肤色乃至个性上。

先看气候对人体格的影响。研究认为，气候对恒温动物体型有显著影响，寒冷地区，气候干燥寒冷，日照充足，发育较为迟缓，故体型大；炎热之地身体中的热量容易散发，体型相对较小。[24]因此，随着地球纬度增高，人群的发育水平相应提高。[25]东南地区处于南北之间，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季节变化较为明显，生活在这里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南北特征，不高，却也不矮。而且，南方虽然四季明显，但温差不是很大，即便是冬季也可以到室外活动，消耗的热量多，不容易发胖。气候对肤色也有影响。江南地区降水充沛，地势低平，河流纵横，湖泊四处点缀，空气湿度大，水分子多，而且因植被茂密，雾气重，受太阳辐射不强，人体中的水分不易流失。就水质看，南方因为雨水多而水质比北方软，对皮肤保养有很大作用，所以，江南人纤瘦，皮肤细腻光滑，白皙水嫩。江南出美女，也出美男，原因大抵在此。《燕翼篇·气性》指出，北地多陆水少故人强壮，而东南水多少陆故人性敏而气弱，西南少水多陆故人性精巧。[26](P259)水土对肤色、体态的影响，谢肇淛《五杂组》有论云：

至于妇人女子，尤关于水，盖天地之阴气所凝结也。燕赵、江汉之女，若耶、洛浦之姝，古称绝色，必配之以水，岂其性固亦有相宜？不闻山中之产佳丽也。吾闽建安一派溪源，自武夷九曲来，一泻千里，清可以鉴，而建阳士女莫不白皙轻盈，即舆下贱，无有蠢浊肥黑者，得非山水之故耶？[10](P77)

谢肇淛认为，美女与水相配，水质不同，美丑不一。福建多美女，受益于当地的溪水。他又道：“刘伯刍之论水，以扬子、中泠为第一，次之慧山、虎丘、丹阳、大明、淞江，淮水为七。陆竟陵之品泉，则以康王谷为第一，次之濂水、慧山、兰溪以至于雪水，凡二十，而扬子、中泠屈居第七矣。”[10](P77)谢肇淛所列举的好水几乎都在东南地区。钱穆《师友杂忆》道：“江浙水性柔和，故苏杭女性面皮皆细腻，为他处所不及。风吹亦刚柔不同。风水既差，其他皆殊。”[27](P206)部分小说的人物描写也注意到肤色、体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怀芳记》中说道：“自江南用兵，苏扬稚幼不复贩鬻都中。故菊部率以北人为徒，虽亦有聪俊狡狯可喜者，而体态视南人终逊。”[28](P591)《飞花咏》第八回云：“大凡地分南北非虚名也，水土即以南北而异。南方水土润，地气和柔，故草木之生亦和柔。北方水土燥，地气干枯，故草木之生亦干枯。”[22](P68)植物如此，人亦如此。南方人身材娇小、皮肤白皙细腻等先天性因素，是男色江南居多的主要原因。采衡子《虫鸣漫录》记载伶童培养云：“至眉目美好，皮色洁白，则别有术焉。盖幼童皆买自他方，而苏杭皖浙为最。”[29](P886)优伶是男风的主要来源之一，以南方风土为佳，故而多自南方选来。

再看地域气候下江南人精致的生活方式与审美。南方“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叠包裹，煮而食之”，[30](P3270)“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31](P1540)“苏湖熟，天下足”，江南的水乡气候令其物产富饶，生活悠闲，人们追求“精致”之美。如果说北方讲究“大气”，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个大，脚大；那么南方是小碗盛饭，小口品酒，身材娇小，脚小。如果说北方豪放、粗犷，追求阳刚大气之美；南方则感情细腻，闲适、享受，追求精细之美。“在晚明直至整个清代，苏州娈童以其灵秀的外表、柔媚的举止和良好的南曲修养而称冠江南，名闻遐迩。”[32](P130)“而且浙湖的人形，似皆气格温柔，衣衫齐整。”[33](P55)秋谷看到三个江北小官后，想到：“究竟这班人生长北方，总觉得有些儿体态刚强、丰姿生硬，那里比得上我们江苏人的样儿！究竟北地胭脂，不及南朝金粉。”[14](P860)秋谷的心态虽有一定地域偏见，但对南北人不同体态的感受，总体上却符合事实。

特定地域对人的音质、音色也有一定影响。江南山川秀丽，草长莺飞，其境清，其色秀，其水媚，其音清而柔。颜之推这样论及水土与语言的关系：“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34](529)水土和柔则音色“清”，水土深厚则音色沈浊，吴越之地的“吴侬软语”显然是水土“和柔”影响之结果。魏征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35](P1730)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说到“水土”或气候，却直接点明地域与音色的关系，强调了江左“清绮”的音乐特色。明代诗人唐顺之论及音乐与水土气候的关系时亦言：“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36](P201)徐渭《南词序录》论及南曲之“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时，也指出这是受南方风气的影响：“信南方之柔媚也。”[37](P245)南方盛行南戏、南曲，表演者多男扮女装，除开他们长相女性化，亦与他们音色柔媚相关。袁宏道盛赞苏州云：“若夫山川之秀丽，人物之色泽，歌喉之婉转，海错之珍异，百巧之川凑，高士之云集，虽京都亦难之，今吴已饶之矣，洋洋乎固大国之风哉！”[38](P239)《弁而钗·情烈纪》中的文韵“声传出谷新莺”。[7](P876)《品花宝鉴》中的苏蕙芳“一曲清歌绕梁韵”，[39](P6)王桂保演唱“如娇鸟弄晴”，[39](P9)秦琪官“唱起戏来,比那画眉、黄鹂的声音还要清脆几分”。[39](P21)陆容《菽园杂记》谓: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其赝为妇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40](P124)声音悦耳动听虽不是男风被动角色吸引其他男性的主要因素，但也有一定作用。明清时期北方优伶多有从南方选出来的。包安吴《都剧赋》歌咏京城的优伶云：“乃有南国优贩，妙选子弟，首工京话，语音柔脆。”[41](P66)对于那些以演戏、唱戏为主的男色而言，语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男风故事中男性的女性化还体现在命名上。一是小说命名。如《弁而钗》中，“弁”是古时男子所戴官帽，指代男性；“钗”是女子头上所戴之物，指代女性。由“弁”而“钗”，暗示男子的女性化。《品花宝鉴》之“花”，就是男旦，以其色艺俱佳被喻为“花”。张潮《花底拾遗小引》云：“花者，美人之小影。美人者，花之真身。若无美人，则花徒虚设耳。然花则常有，而美人不常有。使既有花而复有美人，吾知美人之于花，必且休戚相关、好恶相合，殆所谓我与我周旋耳。”[42](P7)以美人言花，以花喻美人，是中国传统思维中对女性的言说。二是小说人物中部分男性取名的女性化。如《龙阳逸史》第一回中的洛阳小官裴又娘，第十一回中长得比姐姐还漂亮的姑苏小官韩玉仙；《弁而钗·情奇纪》中的李又仙。三是以仙子、美女比喻男性。小说家在描写他们外貌时，不是和美男比，而是与美女比。如《弁而钗》中，文韵“压倒粉黛三千女，不数金钗十二行”；[7](P881)李又仙是“藐姑仙子降世”，“似病心西子”，[7](P920)又“似醉酒杨妃”；[7](P932)赵王孙“虽藐姑仙子不过是也”。[7](P797)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南方与北方所代表的阴柔与阳刚。《周易》八卦中，西北为乾、为父，西南为坤、为母；北为坎、为中男，南离为中女；东北为艮、为中男，东南为巽、为长女；东为震、为长男，西为兑、为少女。从整体上讲，南方属性为女，北方属性为男。因自然山水的清、人物本身的美所导致的审美文化对媚丽的定位，男色多出于南方，天经地义。

三

“明正德以前，世风淳朴，男色还处于蛰伏状态，相处小官在当时还是个稀奇事；正德以后，世风淫靡，对男色的追逐从宫廷弥漫到民间，小官成为公开出售的性消费品，男色市场供求两旺。”[43]明代男色文化的盛行，与江南区域经济有很大关系。

南方经济的发达，与南方“风”气有关。班固言：“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19](P1640)不同之地的“风”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如秦之民“好稼穑，务本业”，天水、陇西之民“以射猎为先”，“民俗质木”，宋地“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卫地“其俗刚武，上气力”等。南方地区因气候温暖湿润，土地平坦肥沃，作物生长快，水稻可以一年2～3熟，蔬菜等四季皆有所收，故民或“巧而少信”或“亦利交易”。自南朝始，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经济中心随之南移，从事手工业者人数增加，弃农经商者益多。《宋书》载，南方“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31](P1565)即便在政治中心为北方的隋唐及北宋时，南方亦是商业贸易中心。南宋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合流，江浙经济发展迅猛。到明代，“整个南方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占压倒性优势”。[44](P171)“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东于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西北多有之，然皆衣食于疆土，而奔走于四方者亦鲜矣。”[45](P67)李淦指出，“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东南地区“多水少陆，人性敏”，崇尚享受，“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26](P262)

明清男色文化，有很强的商业因素。李渔论及男风道：“或者年长鳏夫，家贫不能婚娶，借此以泄欲火，或者年幼姣童，家贫不能糊口，借此以觅衣食，也还情有可原。如今世上，偏是有妻有妾的男子，酷好此道，偏是丰衣足食的子弟，喜做此道。”[6](P69)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原因导致性压抑，此不必言；第二种情况是典型的买卖行为——贫者售色，富者购色消费；第三种情况则是出于享受，带有纵欲性，其间亦不乏男色买卖行为。《宜春香质·花集》开头批判男风云：“枭薄恶，反脸便无情义。哄得人见上楼，便掇梯儿去。有钱有酒相随，财尽掉臂矣。百般相契，献豚请捣，都为诳钱生活计。”又道：“此道初交，指天示日，意气过乎才子佳人，究之按剑切齿，恨不手刃为快者，比比然也。及有市井小子，借此为骗钱营生，利身活计。”[9](P647)显然，这是对以男色事人之人为钱财而薄情寡义的不满。

明清男色买卖风行。《龙阳逸史》第五回写郑州骆驼村“风水好”，出了二三十个小官，“都是要做背后买卖的”，[8](P116)小官按照年龄分成三等，小官生意好，甚至抢夺了妓女的生意。第八回中，自范六郎而后，“一日一日小官当道，人上十个里，倒有九个好了男风。连那三十多岁，生男育女的，过不得活，从新也做起这道来。竟把那娼妓人家都弄得断根绝命”。[8](P163)第十四回中，襄阳城卞若源“专一收了些各处小官，开了个发兑男货的铺子，好的歹的，共有三四十个”，[8](P254)按照上上、上中、中下、下下等级，把小官分成“天”“地”“人”“和”四个字号。

《弁而钗·情奇纪》中，李又仙为了救父亲，撞入“南院”：

此南院乃聚小官养汉之所。唐宋有官妓，国朝无官妓，在京官员，不带家小者，饮酒时，便叫来司酒。内穿女服，外罩男衣，酒后留宿，便去了罩服，内衣红紫，一如妓女也。分上下高低，有三钱一夜的，有五钱一夜的，有一两一夜的，以才貌兼全为第一，故曰南院。[7](P920)

男色买卖及消费的繁荣离不开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的城市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奢侈享乐之风。明清时期，没有哪个地方的经济及城市繁荣能超越东南，享乐之风同样不能超越。《松窗梦语》载：“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45](P70)

男风繁荣有一个重要的时间拐点，即“正德以后”。这个时间点正是王阳明传播心学的时间。王阳明(1472—1528)，浙江余姚人，于正德元年(1506)被贬到贵州龙场，“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46](P180)他认为“心即性，性即理”，[47](P15)心与性都是宇宙的本源，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心也，性也，天也，一也”。[47](P86)他主张在心上用功。他说：“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47](P79)“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47](P49)甚至“满街都是圣人”。[47](P116)这些观点，极大地提高了人自身的主体地位。正德十六年后，王阳明四处讲学，其心学得以广泛传播。黄宗羲《明儒学案》依据地域将王学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七派，有六个在南方。其中，泰州王学对市民阶层的影响最大。在心学影响下，天理与人欲似二实一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心学正视人的欲望，甚至将其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它在东南地区的流行为享乐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自然影响到人们的消费观。吴越闽赣的男风经营与男风消费多在“正德以后”，绝不能忽视阳明心学的产生地及影响区域。

明清小说男风故事中的主角，有不少是士人与官员。好男色或曾为龙阳的有：晋陵秀才潘璋与长沙秀才王仲(《石点头》)，王国卿(《欢喜冤家》)，金仲雨、刘敏叔与权得修(《十二楼·萃雅楼》)，福建秀才许季芳(《无声戏·男孟母教合三迁》)，钱塘秀才山左玉、山右玉与新科状元李明(《风流悟》第七回)，无锡何知县、浙江陈代巡(《型世言》第三十回)等。还有：《宜春香质》之《风集》中的苏州少年孙宜之，《月集》中的温陵秀士钮俊，《雪集》中的淮安人尹自取；《弁而钗》之《情贞纪》中的扬州书生赵王孙与凤翰林，《情奇纪》中的松江监生匡时；《龙阳逸史》第四回中的黄州秀士宝楼、第十四回中的汉阳学生苏慧郎等。有些不是读书人，却是官员家庭出生。如《情侠纪》中的张机出身世家，其父曾是宁抚总兵，其兄长已荫袭指挥使；《情烈纪》中的文韵之父出身贡士，曾是福建南平县尹，兄长文韶是儒生；《情奇纪》中的李又仙之父是松花江府准知事。明清科举士人，江浙地区遥遥领先。据统计，明代文人中，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上海五省一市共有文人1055人，占明代籍贯可考的著名文学家总数1341人的78.67%。其中，江浙两省文人占总数的48.69%。[48](P116)清代文人中(截至1840年)，这五省一市共有文人1271人，占清代全国著名文学家总数1743人的72.92%。其中，江浙两省占51.19%。[48](P128)仅从明代考中进士的数额看，江苏以3667名位居首位，浙江以3391名居第二位，随后是江西籍进士共2690名，福建籍进士共2192名。[49]正是因为江浙闽赣等地的读书风气浓厚，人才辈出，才有如此多的男风行为发生在这些地区的士人或官员身上。

小说中，读书人或官员之间的男色行为多源于情。《弁而钗》中的小标题分别为“情贞纪”“情侠纪”“情烈纪”“情奇纪”。主动者以情追求，被动者以情回报。《情贞纪》中风翔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今日之事，论理自是不该；论情则男可女，女亦可男。可以繇生而之死，亦可以自死而之生。局于女男生死之说者，皆非情之至也。”[7](P818)他与赵王孙的恋情，诚如小说所言，“始以情合，终以情全”。[7](P797)《情侠纪》中张机被钟秀才的痴心所感动，《情烈纪》中文韵“情感知遇，生死不易，为情而死”，[7](P875)《情奇纪》中李又仙蒙义士匡时将其救出火坑，为报恩遂以身相许。前文中的潘璋与王仲先、许季芳与尤瑞郎、权德修与金仲雨等，同样是“起于色而终于情”，他们之间的性行为是“情”与“欲”的统一，这大大不同于男色交易中的市井小民。晚明倡导重情思潮的健将绝大部分是南方人。据统计，“明代从嘉靖(1522—1566)起，文化界重要人物多为南人，嘉靖中期至明末，吴越(今江浙一带)人尤为主体”。[50](P230)男风小说家的地域身份亦是南方，他们受主情思潮影响，便形诸叙事，褒奖合“情”之男风，贬斥情欲分离之男风。《宜春香质》与《弁而钗》作者为“醉西湖心月主人”，故主情仍是一以贯之的。其《风集》第一回开头倡导“情”云：“太上忘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我辈而无情，情斯顿矣。盖有情则可以为善，无情则可以为不善。”[9](P611)作者反对荡情、薄情、寡情、无情。小说中的无情小官，均以恶的结局而终。

表面上，科举兴盛似乎与男风无关。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心学的传播者主要是读书人，小说家多为仕途不顺的江浙人，故事中的主人公多为江浙闽之地的士人或官员。依照一般的思维，读书人应该恪守儒家伦理道德，对于男风这类非正常的“理”应该加以摒弃。此一点，从小说家的议论及部分思想家的言论中亦可看出。但是，相当一部分官员、读书人终究还是避免不了男风的诱惑，成为男风大军中的一员，不能不说这是受江浙一带心学“人欲”即“天理”学说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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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 吉)

A Study on Faggotry Narration in Ming and Qing Vernacular Novels Influenced by Regional Culture

YANG Zong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Faggotry, also called “South Wind”, was quite common in the vernacular novels in the Ming and Ding dynasties. Faggotry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prevalent custom in the south China, especially in Jiangsu, Zhejiang and Fujian. Faggotry usually occurred in the south, and male prostitutes were usually southerners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and southern region. Jiangnan landscape and southern aesthetic culture nourished and impacted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male prostitutes. Jiangnan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its economy and culture also made male homosexuality become a popular consumption. Jiangnan Confucian culture made male homosexuality stories full of sex indulgence and affections. Therefore, Jiangnan regional culture resulted in prevalence of male homosexuality stor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vernacular novel.

faggotry, south wind, Jiangnan, regional culture, vernacular novel

2016-12-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研究”(13xzw008)

杨宗红，湖北恩施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

I207.41

A

1004-8634(2017)04-0069-(08)

10.13852/J.CNKI.JSHNU.2017.04.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