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创造与经济增长

孙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 100732)

劳动、价值创造与经济增长

孙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 100732)

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关于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论断是尊重劳动和劳动者的基础。针对GDP增长为什么能远远超过劳动投入增长的疑问，文章首先从理论上说明，GDP的跨期比较和货币价值储藏的功能要求在将复杂劳动折算成简单劳动时，必须以历史上的简单劳动作为折算复杂劳动的基准，才能进行价值的跨期比较和测度经济增长。伴随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劳动复杂程度总是不断提高，因而相对过去而言总会折算为更多的简单劳动时间，因此在总劳动投入量不变以及单位商品所包含的价值量下降的情况下，价值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是完全可能的。最后，使用模拟情景对这个结论进行了验证和说明。

马克思；劳动；劳动价值论；唯物主义；经济增长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一切人类文明的创造都离不开人类劳动，劳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按照自身的需要有目的地改变世界，创造使用价值以满足自身需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只有人类劳动才构成了商品交换的价值基础，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价值也必须凝结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这既反映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反映了劳动创造财富的作用，更体现了对劳动的尊重。

今天，劳动价值论对于我们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更在于它强调了劳动和劳动者的地位。

一、问题的提出：GDP增长为什么能远远超过劳动增长？

尽管人类不可能空手创造财富，使用工具和生产资料是人类劳动的重要特征，我们不能因此无视资本和自然资源在生产中的地位，但是按照劳动价值论的原理，我们就不能像科布—道格拉斯函数那样将资本与劳动处于等同的位置。资本与劳动可能是使用价值的不同来源，但不能都视为价值的来源。工具、生产资料、资本和自然资源本身并不能自动创造财富，只有劳动才是创造性的，才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和第一推动力。资本在生产中只是转移价值而不会创造价值，只是提高劳动效率的一个系数，而劳动才是生产函数的唯一解释变量。

坚持劳动价值论，就是要突出劳动和劳动者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就需要尊重劳动和劳动者，不断解放劳动和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就是劳动积累的过程，就应该是劳动效率和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也应该是劳动和劳动者解放的过程。正是由于劳动作为第一推动力的重要性，必须充分保护劳动权、劳动所有权、劳动者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它们构成了劳动人权的基本内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如果我们严格按照劳动价值论的逻辑进行推理，使用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指标，那么价值增长就应该仅仅取决于劳动投入量的增长。即使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单位劳动时间创造出来的使用价值越来越多，而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也是不变的。结果，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因此决定的价格应该下降，GDP总量是不会受到影响的。然而统计数据表明，以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劳动投入的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推算，仅从1981到2014年，全球劳动同比增长率为80.09%，①而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全球GDP同比总增长率为159.69%。另外，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看到的是持续的价格上涨趋势，特别是考虑到近年来全球普遍的产能过剩背景，这显然不能用价格决定的供求因素来解释。

更深入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坚持价值创造的唯一来源是劳动的观点，经济增长是不是就要受到劳动增长的约束？经济增长是不是只能寄托于劳动增长，而在每个劳动者年劳动时间大体不变且略有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最终只能依赖于人口的增长？

二、文献回顾：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吗？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也是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各学派无法忽视的一个重要理论，相关的各类讨论也都绕不开如何看待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和地位这样一个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在国际上，有关劳动价值论的论战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了，可谓世纪论战。从技术层面上看，主要是从价值转型角度讨论劳动价值论是否成立，由此涉及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知识和技术是否创造价值，以及效用价值论等问题。国内学者的讨论略有不同。何炼成提出，生产劳动只能以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为限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原意不完全符合，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这一范畴时，其着眼点并非是否生产具体的物质资料，而是是否体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是否会给资本带来剩余价值。[1]从生产关系来看的特殊意义的生产劳动，虽然必须以直接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为基础，但绝不是只能以之为限，这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问题。所以他主张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定义为能创造某种使用价值并直接满足整个社会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劳动。改革开放以后，于光远撰文提出了“宽派”的观点，即非物质生产劳动也可以是生产劳动，而物质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2]孙冶方则主张坚持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能形成价值。[3]这些讨论实际上开启了价值源泉问题的讨论，但是当时还仅限于劳务生产是不是也创造价值？背后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哪个更代表价值创造？

不久之后，讨论就直接指向了价值创造源泉的问题。苏星[4]针对谷书堂[5](P110)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的观点，明确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即只有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且非劳动生产要素不能决定价值。“苏谷之争”引发劳动价值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论后，国内几乎所有的著名政治经济学研究者都参与了这场讨论。何炼成肯定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参与价值决定，而且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创造价值不符合实际，但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和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是不能成立的。[6]钱伯海提出，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等于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8]也认为，第三产业的劳动应该被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型劳动，应该考虑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在价值分配中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甚至在分配中也应该考虑到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②晏智杰认为，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前提和逻辑来看，关于价值的本质和源泉问题不可能有其他结论，因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除了抽象劳动以外，其他各种要素统统被排除掉了。抽象劳动能够说明交换必须依照劳动进行，但也只是上述各种假定条件和推论下的交换，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狭义劳动价值论，应当重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条件的经济学价值学说。[9]李铁映则指出，100多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10]程恩富坚持认为不能把第三产业的服务劳动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并强调离开活劳动的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创造价值，但生产性企业私营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并分析了无效劳动、有害服务和非法活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11]

应该说这些研究都是从马克思的经典论著中寻找依据，进行了各自的解读，从而得到不同的结论，因此一时难以说服彼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卫兴华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静观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美元，但也只及美国的1/9。而中国劳动力和所消耗的劳动总量要比美国多几倍。”这是否意味着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各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是不是价值量的指标？如果是的话，怎样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为什么中国、印度等国的劳动力和劳动耗费总量远大于美国等国家，而所提供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却远不如美国等国家？发达国家劳动者并不比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耗费劳动时间更多，而前者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大大超过后者。这是否表明是非劳动因素创造了更多的价值？”[12]

张忠任通过提出价值的“期差性”和“域差性”来解决这个问题。[13]他认为，如果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按照今年的价值标准来计算，去年的商品价值总量按照去年的价值标准来计算，那么，今年和去年的商品价值总量在数值上是相同的。并且，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假定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是去年的一半，那么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也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应该与去年相同，而按照今年的价值来计算，在量上则是去年的一半。这一点是理解马克思价值消亡理论的关键。③

本文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揭示为什么实际GDP增长会远远超过劳动投入量的增长？劳动是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还能不能成立？其他生产要素是不是也创造价值？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劳动，正确看待“劳动人权”。④也许这不仅需要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跨国平均才能解释，更需要我们对劳动、价值创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理解。

本文与张忠任的差异主要在于，强调了在对当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平均以后，还必须将当期的复杂劳动按照历史上简单劳动的基准(或者说统计基期)进行折算，才能够对不同时期的价值量进行跨期比较，从而说明经济增长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对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跨期的平均，而是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劳动复杂程度进行折算时，将简单劳动的基准统一到历史水平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马克思曾经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此外，本文还说明了在对商品价值，即劳动复杂程度进行跨期比较时，将劳动复杂程度的基准校准到历史基期的必要性；并在给出理论解释之后，采用模拟情景进行了说明。

当然，一旦将劳动价值论的抽象理论应用于解释现实问题，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论述价格和生产价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以及级差地租理论等时一样，会面临很多更复杂的情况。本文试图提供一种解释思路。尽管这种思路可能是粗糙的，甚至可能存在不当之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涉及能否坚持劳动价值论，而且也涉及如何看待价值创造的源泉、如何看待劳动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是否尊重劳动的问题。

三、对劳动、技术进步、价值创造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解释：GDP概念的厘清

对于上面问题的讨论，我们首先需要回到经典，去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本意。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是建立在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基础上的。劳动是一个过程，因此劳动者是劳动的主体。劳动创造价值就意味着劳动者就是价值的主体；而劳动的结果成了商品，只是用于交换，是客体。⑤

劳动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质特征，而人类劳动是具有社会性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就是劳动在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中不断展开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阐明了商品二重性和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是指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而劳动二重性则是指作为价值源泉的抽象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前者反映的是社会关系，后者反映的则是物本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透过商品的物的表象，揭示出商品关系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关系。相比之下，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多是见物不见人，谈论的只是资本、劳动力、商品和货币而不是隐藏在背后的社会关系，使商品独立于人和社会，因而具有拜物教的性质。所以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4](P312)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揭开了商品拜物教的面纱，是既见物又见人、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揭示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论。

在这里，价值就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只有劳动才赋予已发现的自然物品以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15](P544)而且，只有当劳动进入交换成为商品时，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才能表现为价值，即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交换实际是劳动的交换，体现了商品的社会属性，所以这个价值与使用价值无关。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形成的，商品的价值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而“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16](P313)

当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价值，抽象劳动的凝结也是可以度量的。但是，正如商品的二重性一样，经济增长可以是价值的增长，也可以意味着使用价值的增长。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由具体劳动创造或加工、改造的。一般来说，使用价值的扩大可以增进国民的福利，因此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财富的含义，因为财富常常就意味着福利。

在创立古典劳动价值学说的亚当·斯密那里，财富的增长就是一个使用价值扩大的过程。因为按照他的逻辑，国民财富的扩大就起源于分工，因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同样的劳动就可以创造更多的产品。所以，在他那里，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增加，源于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对GDP的定义，国内生产总值是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这种最终结果作为一种增加值，是物量指标与单位价格的乘积，所以不能简单地当成价值增加值，但也不能等同于使用价值，而只是一个产值增加值的概念。即使在价值规律成立、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因而在长期内价格等于价值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所意味的产值的提高也不一定等于总价值的提高。⑥

价值是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这种平均如果仅仅是跨部门平均，从GDP作为一个总量指标来看，平均过程在使生产率高的企业创造了更多价值的同时，也使得生产率低的企业所创造的价值下降；而从全社会平均看，劳动创造的总价值不会发生变化。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分析，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要劳动投入量不变，单位产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就会下降，从而总产值依然是不变的。这样，GDP的增长与劳动量的增长就不会出现背离的现象。

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单位产品价值成正比还是反比的问题，确如马艳、程恩富所说的那样，在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因素时, 马克思又承认劳动生产率是由劳动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决定的。[17]显然，这里的劳动复杂程度、熟练程度以及劳动强度等劳动条件是劳动的主观条件，而生产资料、技术等劳动条件则是劳动的客观条件。这样，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主观条件变动引起的，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变动，那么，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变动是正方向变动。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带动工人工资V的提高，从而会出现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单位产品价值不再成比例下降的情况。但是我们在此也必须看到，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竞争的角度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定是为了降低单位产品的价值，⑦否则就不会因此取得竞争优势，所以V的提高一般不会逆转劳动生产率与单位产品价值成反比的规律，而最多只是可能偏离严格的反比比例而已。换言之，劳动生产率与单位产品价值成反比的规律一定成立。

我认为，除了跨部门平均以外，在世界市场上的价值决定过程中，可能还会涉及国别平均和跨期基准的问题。从跨期基准的角度看，⑧随着技术进步，劳动复杂程度的普遍提高会造成劳动成本相对过去上升，也就会造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值量相对过去普遍上升。这样，实际GDP增长大大超过劳动投入量增长的情况，可能并不意味着对劳动价值论的背离，而恰恰是当前复杂劳动折算成过去简单劳动的反映。也就是说，价值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不等于只能依靠耗费劳动量的增加，还必须考虑到劳动复杂程度的变化。

四、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跨期基准与GDP增长：一个模拟情景

按照劳动价值论的原理，商品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如果我们扩展到世界市场，假定有两个国家，一个是发达国家，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它们都只生产同一种产品。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假定单位劳动时间能够产出5个产品；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假定单位劳动时间能够产出1个产品。马克思曾经指出：“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价值，……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18](P614)这即“世界市场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19](P405)这样，按照全球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原则，⑨6个产品的生产共使用了2个劳动时间。由于发达国家的单位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是发展中国家单位劳动创造的实用价值的5倍，所以发达国家的劳动复杂程度肯定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复杂程度。我们以发展中国家劳动的复杂程度作为简单劳动的基准，假定发达国家的1个单位复杂劳动可能相当于发展中国家2个单位的简单劳动。⑩那么单个产品生产的全球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就是0.5个单位的简单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世界的价值增加值就是3个简单劳动单位的价值(假定等于3个货币单位，比如国际元)。

从GDP核算的角度来看，因为发达国家生产了5个产品，每个产品包含的以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是0.5元，那么发达国家的GDP就是2.5元；而发展中国家尽管使用1个单位的简单劳动，但是因为只生产了1个产品，所以GDP就是0.5元。也就是说，由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跨国平均的结果就将发展中国家1个单位简单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半转移到了发达国家，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1个单位劳动时间创造的GDP就不是1元，而仅仅是0.5元。这是本文分析的初始状况，或者说是时期1。

到了时期2，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入的劳动量都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研发或技术引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发达国家也会通过研发提高劳动生产率。此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的复杂程度都提高了。在此，为了简化分析，暂时假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是一样的，那么，发达国家能够生产出20个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就能够生产出4个产品。此时，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依然高于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劳动复杂程度依然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复杂程度。这样，仅从时期2来看，如果将发展中国家在时期2的劳动复杂程度作为简单劳动的基准，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一样，因而它们劳动的相对复杂程度不变，在这个新的基准上，发达国家依然投入了相当于2个简单劳动单位的劳动量，发展中国家也依然投入了相当于1个简单劳动单位的劳动量，那么就可以计算出按照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单个产品的价值量是0.125元，或0.125个单元的简单劳动。

在此，应该注意的是，虽然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是相对于时期1而言的，但是我们在将时期2的复杂劳动折算成简单劳动的时候，还是以时期2的生产率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基准的。即使这样，分摊到每个产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是下降了，从时期1的0.5个单位的简单劳动下降到0.125个单位的简单劳动。而同样是就时期2来看，按照劳动价值论，发达国家的GDP依然是2.5元，发展中国家的GDP也还是0.5元。对此也非常容易理解，因为投入的劳动总量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也完全符合劳动价值论关于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论断。但是要指出的是，这是按照现价计算GDP的结果。

如果我们考虑从时期1到时期2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考虑到价值量的跨期比较，那么问题就不是如此简单了。因为考虑到价值的跨期比较，我们有必要将时期1和时期2的简单劳动的基准统一起来，为两个时期进行全球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过程寻找一个共同的基准。

值得注意的是，价值量的跨期比较不仅需要一个理论上的共同基准值，在现实中也必须考虑到价值积累的基本要求。这是因为，为了实现扩大再生产和技术进步必须进行资本积累，而为了保证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历史上资本积累的价值不会发生贬值。事实上，马克思在讨论货币理论的时候曾经提出货币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价值储藏功能，而价值储藏功能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要实现价值的跨期保值。没有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价值不能跨期保值，资本积累就不能顺利进行，甚至商品交换也会受到影响。而价值储藏首先就意味着价值稳定，而且由于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经由货币储藏功能实现的跨期交换也才能是等价的。

在前面的例子中，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论为了资本积累的目的，还是推迟消费的原因，其将在时期1中创造的0.5个单位价值储藏到时期2再进行交换，那么在时期1中创造的这0.5个单位价值到时期2时也依然能够交换到0.5个单位价值，或者说在时期1中的0.5个单位简单劳动到时期2时也依然能够交换到0.5个单位的简单劳动。同期的交换不仅应该是等价的，跨期的交换也应该是等价的。

在前面对时期2的简单劳动的分析是仅从时期2来看的，也就是说前面对时期2的简单劳动的衡量是以时期2的发展中国家为基准的。如果将时期2的简单劳动的衡量基准与时期1的简单劳动的衡量基准统一起来，就会涉及一个以哪个时期为基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实际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统一以时期1为基准。因为在时期1已经完成了交换过程，且当时的交换已经是按照0. 5个单位的价值交换1个产品完成了；且由于时期1的价值储藏到时期2的问题，时期2的价值基准就只能以时期1的基础为准。因为，历史不可能倒退回去对时期1的价值按照新的标准进行折算。这样，时期2的简单劳动基准就不能是时期2的劳动复杂程度自身，而应该是以时期1的劳动复杂程度为基准。

在前面分析的情景中，时期2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尽管在投入劳动量上没有发生变化，但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劳动的复杂程度都提高了，因而，时期2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相比时期1的就增加了。也就是说，不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来说，其劳动的复杂程度相对于时期1都提高了，比如都提高了1倍。结果，在时期2，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相当于时期1的2个单位简单劳动。同理，在时期2，发达国家的劳动就相当于时期1的4个单位简单劳动。这样，如果将简单劳动跨期比较的基准统一到时期1，那么，时期2的劳动总量就相当于时期1的6个单位简单劳动，单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0.25个单位的(时期1的)简单劳动。而在前面以时期2的简单劳动为基准是单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仅为0.125个单位的简单劳动。

这样，以时期1的简单劳动为基准，在价格反映的是包含在商品中价值的情况下，在时期2，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从0.5元下降到0.25元，也就是所谓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规律依然成立。最重要的是，由于时期2的劳动总量就相当于时期1的6个单位简单劳动，即使是从价值量上看，时期2新创造的价值也是时期1的一倍，从而表现为价值增长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而从GDP角度来看，时期2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全球GDP也从时期1的3元上升到了6元，也表现为财富增长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五、结论

劳动创造价值应该包含三层含义：其一就是将劳动价值看成是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只要劳动量没有变化，其所创造的价值就没有变化；其二是如果考虑到劳动的复杂程度，特别是其变化和提高过程，那么即使劳动时间没有发生变化，劳动创造的价值总量也会相对过去而上升；其三则是伴随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升，那么相同劳动价值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劳动价值论反映的是一种生产的社会关系，而经济增长则反映的是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使用价值增长福利。

总之，只要我们以某个历史时期为基准，就可以表现为一个国家创造价值的增长、GDP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谈到经济增长，就一定是与过去的基期进行比较；而伴随社会的进步，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既使劳动投入没有发生变化(总就业人数和工作时间的乘积)，当前劳动也会倍加为更多的、以过去为基期的简单劳动，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实现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伴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同劳动投入创造的使用价值也会增长，进一步体现了经济增长给社会和文明带来的福利效应。

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资本和生产资料只是实现复杂劳动的倍增器，在生产函数中只是劳动这个经济增长唯一解释变量的系数，依然不是价值的源泉。也就是说，我们始终坚持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而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更有助于我们尊重劳动，提高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强化劳动者的人权，改变资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高的局面。因为一切技术进步都是劳动创造的，一切生产资料都是以前固化的劳动。也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注释：

①这里，劳动量是通过全球总人口数量、全球15岁以上人口比重以及1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得到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并没有考虑劳动时间，因为在过去40年中，全球劳动力的平均工作时间应该是下降的，因此只会低估而不会高估我们的计算结果。

②从价值转移和折旧角度看，资本参与产值的分配无可厚非，但按照劳动价值论，资本是否应该参与新创造价值的分配，就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了。

③在本文初稿形成以后，上海财经大学的冯金华教授建议笔者增加张忠任教授的论文，此时笔者才发现张教授早在六年以前就提出了与本文相类似的观点。事实上，本文的写作也受到在上海财经大学与冯金华教授和马艳教授进行学术交流的启发，在此一并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④“劳动人权”概念由上海师范大学何云峰教授率先使用，可参见何云峰：《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散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何云峰，张蕾：《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续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按照马克思的商品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而商业服务是无形的商品，其生产所耗费的劳动也就只存在于服务的过程中而无法物化。它可以交换，其价值也是商品关系的体现，但不是附加在商品中的，而是与服务共存亡。

⑥这里，实际就涉及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只有在两者呈现严格的反比关系情况下，产值才是不变的，总价值也是不变的。但此时，使用价值总量可能是上升的，而单位商品价值量可能是下降的。否则，经济增长所意味的产值的提高也不一定等于总价值的提高。

⑦事实上，他们强调的也仅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商品价值总量呈现增长趋势。

⑧跨期的平均和比较是讨论经济增长时，对t期与t-1期进行比较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⑨马克思是这样定义平均劳动时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⑩显然，相同劳动时间生产出不同数量的产品，并不意味着劳动的复杂程度也同比例上升。

[1] 何炼成.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J].经济研究，1965,(1).

[2] 于光远.马克思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读书笔记)[J].中国经济问题，1981,(3).

[3] 孙冶方.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讨论[J].经济研究，1981,(8).

[4] 苏星.劳动价值论一元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2,(6).

[5] 谷书堂.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6] 何炼成.也谈劳动价值论一元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4,(4).

[7] 钱伯海.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等于否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J].经济评论，1999,(2).

[8]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关于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几个问题[J].经济研究，2001,(12).

[9] 晏智杰.重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J].经济学动态，2001,(3).

[10] 李铁映.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11] 程恩富.科学地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兼论“新的或劳动价值一元论”[J].财经研究，2001,(11).

[12] 卫兴华.再论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2001,(3).

[13] 张忠任.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的微观法则与宏观特征[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4).

[14]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 马艳,程恩富.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发展[J].财经研究，2002,(10).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何云峰)

Labor, Value and Economic Growth

SUN Ji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Labor as the sole source of value is the main proposition of Marxism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is the key reason for respecting labor and workers. The paper is to give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that why GDP growth could be much higher than labor input worldwide. For the intertemporal comparison of GDP, as well as the intertemporal comparison of labor value, simple labor in the past must be regarded as a benchmark when converting complex labor into simple one. Applied only by the historical benchmark, the labor value at intertemporal or international level could be compared as economic growth. The complexity of labor is keeping increase with the progress of labor productivity historically, and hence today’s complex labor can always be converted into simpler labor measured by its historical benchmark. Even though the total labor input is given and the unit value of product is decreasing, economic growth in terms of value is also possible. This conclusion is illustrated and proved by simulated scenarios.

Marxism, labor theory of value, labor, economic growth

2017-05-02

孙 杰，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学研究。

A811

A

1004-8634(2017)04-0015-(08)

10.13852/J.CNKI.JSHNU.2017.04.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