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愤与感伤：李商隐诗歌的两大情感线索

曹 渊

(浙江农林大学 暨阳学院，浙江 诸暨311800；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200444)

激愤与感伤：李商隐诗歌的两大情感线索

曹 渊

(浙江农林大学 暨阳学院，浙江 诸暨311800；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200444)

在李商隐的诗歌中，大致存在着两条情感线索，第一条可以“激愤”概括之，代表作品有他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时事诗以及以咏史为名的政治讽刺诗等。第二条可以“感伤”名之，代表作品有《锦瑟》和与之相类似的许多无题诗，以及不少的咏物诗等。这两条情感线索，一刚一柔，一显一隐，又相辅相成，相交相融，共同构成了李商隐诗歌在情感上的基本特征。

李商隐；激愤；感伤；讽刺；主线

在李商隐的诗歌中，有一类诗是以长于讽刺而著称的。这类作品或咏史、咏物或直指现实，往往极尽讽刺之能事，甚至给人一种刻薄之感。如沈德潜认为：“义山长于风喻，工于征引……顾其中讥刺太深，往往失之浅薄。”[1]549又清无名氏云：“义山绝句，颇有一唱三叹之什。然长于讥刺，不善于讽喻。”[1]710再如何焯评《汉宫》诗，认为其对汉武帝“讽刺太毒”。[2]所谓“讽刺太毒”，从另一角度看，也可说是讽刺辛辣。刘学锴先生在其《李商隐传论》一书中对李商隐此类讽刺诗在情感上的特点或倾向作了一定的概括：“商隐咏史诗除极少数带有自况意味之作(如《宋玉》《王昭君》)以外，大都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对于他笔下的荒淫昏顽之君，诗人的基本感情倾向是辛辣尖刻而冷峻的讽刺和揶揄挖苦，而不是充满感情的劝诫讽喻或惋惜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