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皖北农村人居环境及其发展研究

陈小芳 邓福康 王淑霞

(宿州学院管理工程学院 安徽 宿州 234000)

民国时期皖北农村人居环境及其发展研究

陈小芳 邓福康 王淑霞

(宿州学院管理工程学院 安徽 宿州 234000)

民国时期皖北农村人居环境受自然灾害、人为因素和军阀混战的影响，表现出人均收入偏低、物质生活水平有限的缺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民国时期皖北农村人居环境恶劣的情况已然成为历史，当地迅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极大体提升了当地居民的人居环境。

民国时期；皖北农村；人居环境

关于人居环境的定义，《温哥华宣言》认为：“它是人类社会的集合体，包括社会、物质、组织、精神和文化要素，涵盖城市、乡镇或农村，它由物理要素以及为其提供支撑的服务组成。”[1]根据这一定义，可以了解到物理要素是判断人居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随着社会经济快速的发展，人类的生存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人类从被动地依赖自然到逐步地利用自然，再到主动地改造自然，而人居环境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朝着跨学科的方向发展。在为诸多学科的发展提供全新视野的同时，也为人们理解人居环境的概念提供了新的思考。在文献资料梳理的基础上，以民国时期皖北农村人居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对皖北农村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1 ．人居环境的提出与具体表现

人居环境概念的提出是与人类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同步发展的，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人居环境”的理念早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形成，只不过尚未形成较为明晰的理论表述。“欧洲工业革命后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给有限的城市居住容量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等，从而诞生了一批以自然生态观为核心的人居环境理论，希望通过城市自然环境的优化改善城市人居环境。”[2]p710围绕着改善人居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西方学者曾先后提出了“田园城市”、“人类聚居学”等理念。不同形态的理论表述或是立足于修正前人的观点，或是人居环境研究尚未涉足的领域加以开拓，形成了一幅动态的理论延展图景。但我们认为，任何形式的人居环境理论都需要落实到社会实践，只有经受了社会考验的“人居环境”理念才是真正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理论成果。

我国著名学者吴良镛先生曾提出建构“人居环境科学”的想法，他认为：“人居环境由自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和支撑系统等5个子系统组成，应该从全球、区域、城市、社区(村镇)、建筑等5个层次研究。”[3]p711这一观点细化了“人居环境”的理论内涵，也为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去审视民国时期皖北农村人居环境问题提供了可供操作的研究路径。皖北地区曾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自古就有“江淮熟，天下足”的民谣传唱天下。“所谓的皖北地区，即淮河流域中游地区，也就是清代的凤阳府、颍州府和泗州直隶州所辖地区，包括凤阳、宿州等近20个州县。因地处安徽北部地区，故名。”[4]p78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在秦汉时期就开始萌芽，成为长江以南重要的产粮地区。北宋立国之后，皖北的确成为拱卫京畿的重镇，维系着中原和江南各省的经济往来。但皖北地区的经济自宋金政权对峙之后就逐渐首相衰败。其后的明清政府曾对多皖北地区给予多种政策扶植，却没有能够恢复这一地区昔日的繁华。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后期，经济发展滞缓、人口迅速增长和生态环境恶化都构成了影响改善当地人居环境的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进而促成了政府在决策层面积极追求城市与乡村、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

我国传统社会的构成方式遵循城市与农村相对独立的模式，并在长期的发展中固化为法律和文化风俗。以皖北的临泉县为例，它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周围与豫皖两省的九个县市交界。早在公元前1042年，周文王的第十子聃季载就在此建立了沈子国，而秦、汉、魏、晋以及唐朝均在此地设县，到1935年正式设立临泉县。临泉县是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东汉文学家蔡邑、诗人蔡文姬以及现代书画家吕霞光、李文汉的故乡，这里也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后方指挥部的所在地。就其民国时期皖北地区农村人居环境的实际状况来说，“人居环境”主要是通过下述两个方面得到体现的：一个是民国时期皖北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环境；一个是民国时期皖北农村居民的生态居住环境。前者多表现为居民的住房、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并以居民的财富性收入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后者则多表现为居民居住的环境与外部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是否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民国时期皖北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相关数据显示：“民国时期皖北农村人口占总居民人口的85.98%，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78.3%)，其中涡阳县农民人口竟高达总人口的98%。”[5]p8皖北地区自古就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劳作方式，农民在当地常住居民中的比例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当地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与他们所拥有土地的多、寡及农业收、歉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进而波及到人居环境的发展状况。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记载中，正史将关注的焦点放在重要历史人物和官方文献的记载，几乎没有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底层民众。一方面，广大民众成为历史的虚无，他们不仅无法证明自我的存在，也没有在历史的角落中留下身影。另一方面，民众的生活状况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史书的撰写者更为关心的是“祀与戎”的重大历史事件。直到20世纪后期，中国才引入现代化的国家观念，同时才有了更为理性、细致的数据记录。

根据卜凯、马伦两位学者和民国政府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到、到“1921～1925年，怀远、宿县三类农户平均收入为219.1元，其中怀远自耕农户均年收入190.28元，宿县自耕农户年均收入为310.81元，比怀远高得多；宿县半自耕农和佃农年收入各为180.58和194.73元，佃农的收入高于半自耕农。”[6]86-88马伦的调查数据显示：“年均总收入是162 463元，户均约291元，但彼此差距较大，低于平均数的户数颇多，其中户均90元以下者有224家，占调查总数的40%以上；年均在90～150元之间的，有123户，为调查总户数的22%左右；150～200元者有53家，占总调查户数的10%上下；200～300元者有50家，约占总调查户数的9%上下；300元以上者总共108家，占总数的19%”。[7]p96-97而同一时期国民政府的调查数据虽然存在着具体数据的差异，却基本印证了上述调查数据的可信性。

综合考查上述调查数据，可以得出皖北农村居民在民国初期的家庭收入大致在200元至220元之间，较同一时期中国北方的年收入基本持平。不难看出在民国时期，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状况和局部社会环境虽各有不同，但中东大部分地区居民的收入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为皖北农村居民维持相对和谐的生存条件提供了资金支持，从而奠定了当今皖北农村人居环境的现状。皖北农村人居环境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当地的人居环境延续了旧社会的状态，农村居民受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灾害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剥削。不仅生存状态极为恶劣，乡村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不具备谋求“城乡统筹”的物质条件。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原有的劳动生产关系被彻底改变，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得到推广。其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环境。但当地的土地政策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过分集中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严重地制约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之后，皖北作为一个能源聚集地，经济的到较快速的发展，同时对人居环境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在“十六城同创”方针的指导下，皖北各城市也加快了文明城市的创建，就新农村的建设，农村人居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3.民国时期皖北农村居民的人居环境及发展

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史上极为特殊的一段艰苦岁月，广大民众遭受外强入侵、军阀混战和自然灾害的多重侵害。特殊的时代背景加剧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苦难，集中表现为人居环境的恶化。正如上文所述，皖北地区经济落后有历史的原因，特别是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和军阀混战对当地民众生活造成的影响至今仍有表现。

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史上极为特殊的一段艰苦岁月，广大民众遭受外强入侵、军阀混战和自然灾害的多重侵害。特殊的时代背景加剧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苦难，集中表现为人居环境的恶化。根据安徽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安徽水灾备忘录》记载，民国时期皖北地区共爆发大型洪灾十四次，蝗灾、旱灾各有十余次。特别是民国27年的洪灾为国民政府当局为阻挡日本侵略挖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滚滚黄水沿贾鲁河泛滥而下，分夺颍、茨入淮，淮河两岸堤防溃决为灾，皖北数十县尽泽国。皖北被灾县有霍邱、颍上、阜阳、毫县、涡阳、太和、蒙城、临泉、凤台、定远、天长、五河、泗县、盱眙、灵壁等18县。”[8]p162这是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对皖北地区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害。黄河泛滥所及之处即被称为“黄泛区”，据不完全统计资料，在这次灾难中流离失所的居民多达几十万，还有大批居民来不及逃走就被洪水淹没。受自然灾害、军阀混战等因素的影响，民国时期皖北农村的人居环境十分恶劣，主要表现为人口大量外流、农业生产发展停滞不前和民众收入偏低。

这一局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所改观，随着土地政策的落实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村医疗、基础教育，从而大大提高了广大基层的生产条件。皖北地区农村居民人居环境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五零年代末期和六零年代的政策失误阻碍了皖北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直到改革开放，当地农村的人居环境才有较为明显。集中表现为当地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化所表现出来的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现象。”[2]p17在皖北地区都没有较清晰的表现，其主要原因为：其一，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受限；其二，国家政策的抑制；其三，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相对偏低；其四，城镇化发展缺乏资金。人类为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会不断进行迁徙，并力图在能力范围之内改善自身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居环境得到适度改善的重要指标，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有所变化。

［1］联合国《温哥华宣言》.

［2］［3］张文忠．《人居环境演变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13(5):710，711.

［4］陈业新．《民国时期民生状况研究——以皖北地区为对象》[J].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28.

［5］郭汉鸣等．《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研究报告之五)》[M].南京:正中书局，1937：8.

［6］卜凯．《中国农家经济》[M].张履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86－88.

［7］戴尔仁等．《中国农村经济实况》[Z].李锡周编译.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96－97.

［8］安徽地方志办公室编:《安徽水灾备忘录》：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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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327（2017）-12-0159-02

安徽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城乡统筹背景下皖北农村人居环境现状与对策研究”（SK2015A570）；“城镇化进程中安徽省物业管理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模式研究”（SK2014A396）；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重点项目“城镇化进程中皖北地区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SK2015A185）；产学研项目“合肥市人居环境与商品住宅价格关系研究”（2016hx002）。

陈小芳（1984—），女，汉族，安徽太湖人，硕士，宿州学院管理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房地产经营与物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