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浅近之词”非刘煇造谤伪作

肖汉泽



欧阳修“浅近之词”非刘煇造谤伪作

肖汉泽

（阜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安徽 阜阳 236000）

欧阳修堪称领袖人物而雄踞北宋词坛。然而，数百年来，欧公词集中所谓“浅近之词”系刘煇伪作的说法，一直在困扰着欧词研究。其实，刘煇卓然有自立之志，落第不怨天尤人，而是勤学苦练；他宽厚仁爱，州闾称孝，兴办义学，英年早逝而著作颇丰，深得时人和后人的爱戴和敬仰。观其一生为人、才华与品格，决非“作浅近之词，托为公词”的“嚣薄之士”。 欧公词集中所谓“浅近之词”系刘煇伪作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欧公词集；浅近之词；刘煇伪作；不合史实

苏轼云：“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顾随《驼庵词话》则云：“盖以文学不朽论之，欧之作在词，不在诗文。”[1]欧之诗文固然成就高，若以“文学不朽”的标准而论，“欧之作在词，不在诗文”。此虽一家之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词不凡的成就。欧阳修承袭“花间”余绪，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堪称领袖人物而雄踞北宋词坛。

然而，数百年来，欧阳修词集中所谓“浅近之词”系刘煇伪作的说法，一直在困扰着欧词研究。这种刘煇伪作之说，源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一场科举考试。

北宋中期，石介(1005—1045)反西昆，作《怪说》三篇，以排佛、老及杨亿，斥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巧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2]石介为国子监直讲，任教太学逾十年，学子数千人。朱熹《宋名臣言行录》云：“于是新进后学，不敢为杨、刘体，亦不敢谈佛、老。”石介排杨“自许太高，诋时太过”[3]，以致“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4]，在太学中逐渐形成一种险怪奇涩的太学体。这种太学体，正如北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奏》所云：“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规矩，或误后学。”太学子刘几，深受濡染，文风靡丽，屡试第一，飞声场屋，学子争相效仿。北宋杨杰《无为集》卷十三《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1）载:“皇祐、至和间，场屋文章以搜奇抉怪，雕镂相尚，庐陵欧阳公深所疾之。”欧阳修倡导革新，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对这种浮靡险怪的文风深恶痛绝。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力革其弊，凡为险怪奇涩之文一概不取，飞声场屋的刘几亦被黜去。于是一些落选的考生，当街诋毁欧阳修。自此，平易流畅为特征的文风才得以逐渐形成。

此事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较详：“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力，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仁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煇，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谓‘积’近于学，改为‘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5]

正因为刘煇与欧阳修有这么一段科考纠葛，于是便有了刘煇为报辄黜之恨，作“浅近之词，托为公词”“起暧昧之谤”的传言。

南宋罗泌《近体乐府跋》云：“公性至刚，而与物有情，盖尝致意于《诗》，为之《本义》，温柔宽厚，所得深矣。吟咏之余，溢为歌词。有平山集，盛传于世，曾慥《雅词》，不尽收也。今定为三卷，且载乐语于首。其甚浅近者, 前辈多谓刘煇伪作, 故削之。”[6]罗泌说，那些“甚浅近”的、用来栽赃的艳词，多为刘煇伪作。

清代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之四《闲情》载：“欧阳公坐甥女事，谪知滁州。时刘煇挟省闱见黜之恨，作《醉蓬莱》词以丑之。其事之诬，不待辨也。”

沈曾植《菌阁琐谈》之《醉翁琴趣中伪作》云：“殆所谓小人谬作，托为公词，所谓浅近之词，刘煇伪作者，厕其间欤。”沈曾植则把“托为公词”的“所谓浅近之词”，说是“刘煇伪作”。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之《六一词》云：“欧阳永叔六一词，工绝。今集中多浅近之词，则公知贡举时，不取怪异之文，下第举子刘煇等忌之，作醉蓬莱、望江南词，杂刊集中以谤之。”胡薇元则云“下第举子刘煇等”，作“浅近之词”“杂刊集中以谤之”，等等。

刘煇“作浅近之词，托为公词”“起暧昧之谤”，以报“辄黜之恨”的言论，由宋至今，多有所云。

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其实，刘煇乃“笃厚之士”，并非“作浅近之词，托为公词”的“嚣薄之士”。

一、卓然有自立之志，而且志向远大

刘煇卓然有自立之志。北宋杨杰《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曰：“之道讳煇，信州铅山人也。少丧父母，耻家世湮汨，慷慨去乡里，卓然有自立之志。从师学问，八年有成。”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也曰:“铅山刘煇，俊美有辞学，嘉祐中，连冠国庠及天府进士。”[7]刘煇虽然幼年孤苦，但卓然有志、奋发有为，八年有成，“连冠国庠及天府进士”。

刘煇卓然有志，而且志向远大。铅山县志办公室2002年整理、明代万历四十六年铅山县令笪继良主持编撰的《铅书》（2）卷五《诗赋第一•游览岩湖》载《刘煇联句诗一首》（3）可为例证。

这篇程逵、刘沔、傅概、刘煇四人联句，刘煇作序的作品，揭示了刘煇其人深层的内心世界和远大的政治抱负。

嘉祐二年（1057）秋七月，刘煇落第回归故里。七月天气，暑气逼人，刘煇带着程逵、刘沔、傅概等几位亲朋好友，“逃”到鹅湖山西麓的石井泉“游宴泳玩”。这里用一“逃”字，一是避开祖母等长辈督促其学习的监视，二是跳出科考阴影，放松紧张情绪，一字双关，表明自己当时的处境。刘煇感慨石井泉水之清澈和周边景致之空灵，联想到为人者的品性修养和为官者的道德良知，以水喻廉，以泉铭志，作《石井联句并序》。联句由程逵起句，程逵、刘沔、刘煇、傅概交替吟对，计8句，而后刘煇连发三联作结。刘煇的对句，赞扬“恐是众泉杰”的石井清泉，“润如周孔教，清比夷齐节”，借泉水之清，喻清廉之德，抨击时弊，讽谏时世，表明“安庙社”的凌云壮志和“不与浊流并”的坚强决心，坚称“我欲断诌佞，汲此洗剑血。我欲安庙社，磨此镂勋碣”，而且“诗以志本心，书之非诡说”，强调所言出于“本心”，绝非虚妄不实之说。

刘煇主张柄政而惠、莅民而廉。其序文讴歌水之德“出高而溉，不以旱竭，似惠；冬澄秋澈，不为物浊，似廉”，既惠且廉。揭露“今之处高位享丰禄者”“持禄养高，不予毫利，不去民瘼……居宫宇，食月粟，费廪钱，役公隶，慊然尚以为不足也，乃渔猎财赂，蟊蠹脂血，惶惶然惟义之弃而利之嗜”，痛斥那些掌握权力却不作为的权臣，“柄政而不惠”“莅民而不廉”，乃罪人也！于是“感斯水，著是说”，表明“柄政而惠、莅民而廉”的决心。体现了刘煇惠而且廉的为官准则与关心国事、体察民情的精神境界，体现了他超乎寻常的政治视野和济苍生、安社稷的远大抱负，同时也体现了他落第而不失志，背时志向愈坚的坚强意志和人格特征。

二、把握落第原因，用心勤学苦练

刘煇对于落第，心理波动不大，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默默返回铅山，择险静清风峡勤学苦练。他在峡崖上大书“魁星状元”四字，以作激励，同时也是信心使然。他是国子监直讲石介的高足弟子，是紧跟石介反西昆的实践者和实力派。西昆体是宋初诗坛上以杨亿等17位馆阁文臣唱和诗集《西昆酬唱集》为标志的、声势最盛的诗歌流派，在宋初风靡数十年。它追求辞藻华丽、精雕对仗，但内容空虚，脱离现实，杨亿、刘筠、钱惟演是西昆派三大家。要击败西昆巨头创立的西昆体，没有相当雄厚的文学功底，谈何容易。石介任教太学，带领学子反西昆，形成太学体。可见，太学体是反西昆的产物。大约是“矫枉过正”或有失偏颇的缘故吧，太学体有求深务奇之新弊。然而，求深务奇，也必须有坚实的学养根基。刘煇在太学，屡试第一，“累为国学第一人”，飞声场屋，学养极其雄厚。刘煇心里清楚，此次落第，症结在太学体，解变太学文风，革除求深务奇之弊，弘扬平易朴实文风，定能一举成功。所以面对落第，刘煇成竹在胸，心理波动不大，更无仇恨情结。下例可视一斑：

嘉祐二年秋七月，刘煇落第自京师返乡。刚到家，伯父就要他写篇文章，记述自己为求风调雨顺，承诺平水庙神的梦托，购置建材、选择工匠、扩建庙宇、请名家题榜额、植竹木于翼侧、为百姓谋福址的功德。刘煇遂作《平水庙记》，笪继良《铅书》卷七《碑记第九》载其《记》。

文中刘煇用“陆鲁望野庙之说悉矣”，对“田夫谷民，祈奉之懿”的愿望作补充论述。所谓陆鲁望野庙之说，是指唐代文学家陆龟蒙（字鲁望）代表作《野庙碑》的说法，此说把贪官污吏比作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农民们忍饥挨饿，竭尽全力，供养着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实际上他们供奉的是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的神鬼偶像。刘煇此补极其巧妙，既讲清了道理，又照顾了伯父的情绪。但到文尾，刘煇还是用“人心私祸福而惑于神”作结，鲜明地揭示了“田夫谷民”迷信的实质。

刘煇对伯父所述之事，客观地加以分析、评论和记述。试问，一个落第返乡刚到家的考生，如果他怀仇抱怨、心烦意躁，能如此平心静气地作出这样有见地、有文采的文章吗？

刘煇胸有成竹、平心静气，但不轻浮放任、有恃无恐，而是认真对待、积极进取、勤学苦练。

刘煇除了勤学于清风峡，还曾走出去，拜师新安，客居求学。宋人罗願撰、赵不悔修《新安志》载：“刘煇，信州铅山人，未第客新安，为人拥书以自给。其寓歙县郑氏及绩溪汪氏尤久。汪氏子弟尝课《尧舜急亲贤赋》，煇窃为代作。师视其语与平日异，诘之以实告，乃发煇床箧，枫叶委积。叶上皆细书成文，始异之。明季还乡，遂贡京师，已而为进士第一。今俗间犹有蓄其所写《礼部韵》者。”[8]正所谓“词赋合魁天下士，春光端不负刘煇”[9]。

三、州闾称孝，宋之有诸叔而嫡孙承重服者自煇始

嘉祐四年（1059），刘煇中状元，授大理评事、签书河中府节度判官事。他幼丧父母，由祖母养大。为尽孝道，携祖母赴任。祖母生于南方，水土不服，刘煇请求解官归养，诏移建康签书节度判官事，以便赡养。嘉祐七年(1062)，祖母病逝，刘煇辞官回乡以嫡孙承重服。为此，府尹龙图王贽，惋惜不已，再三挽留，还专门派使者登门劝解，刘煇据理不从。使者与刘煇的对话，所幸时人杨杰撰《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记载了下来：

公即遣使者谓之道曰：“按著令，凡适孙为祖父母承重者，盖其适子，无同母弟以承其重者也。今君虽于祖父为适孙，而闻先君有同母二弟，已自服丧，奈何遽以解官而承重服乎？”

使者及门，之道方伏庐哀号。徐扶杖而起，谓使曰：

煇闻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所以重正适而尊祖考也。后虽未能尽蹈典礼，而丧事敢不勉乎。况国朝封爵令文，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适者传袭。若无适子及有罪疾，则立适孙。无适孙，则立次适子之同母弟。且贵贱虽殊，正适之义则一也。岂有处贵者之后，则封爵先于适孙，在凶丧之际，则重服止诸叔父耶？为我重谢龙图公，毋固留也。

可见刘煇尽孝道，以嫡孙承重服坚决、诚挚、彻底！

府尹龙图王贽上奏朝廷，朝廷下礼官议，认为有道理，批准了刘煇的请求。

清代谢旻等《江西通志•人物志》卷八十五《人物》也载：“祖母不习风土，煇白府解官侍养，诏移建康。他日，祖母卒，请承重。府尹上其事，招下礼官议，从之。有宋以来，适孙有诸叔而承重者，自煇始。归葬，哀慕尽节，州闾称孝焉。”明明叔父在，却坚持替亡父为祖母守重孝，有宋一代，刘煇首开先例。

元祐宰相、时知太常礼院的北宋大臣苏颂，后来在《议承重法》的奏议中还提及此事云：“嘉祐中，刘煇祖母卒。自言幼孤孙鞠于祖母，虽有诸父，亦乞解官行服。礼官议煇是长孙，自当承重。臣窃谓祖仁官丞郎，列近职，世荷赏延，是亦有重可承者也。煇乃庶官，世又非显，若云鞠于祖母，报以三年可也。有诸父在，而今承长孙重，非也。故熙宁八年六月，诏书嫡子死无众子者，然后嫡孙承重。袭封爵者，虽有众子犹承重。此明宗子传重，正合古礼。”[10]苏颂认为，有诸叔父健在而行“嫡孙承重”之礼，没有必要。而刘煇却发自内心地这样做了。诚如杨杰《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所云：“扶灵归于乡里，哀慕尽节，州闾称其孝。”

四、宽厚仁爱，置义田数百亩救济贫困族人

居丧期间，刘煇买义田数百亩，用来赡养贫困的族人。为此，县大夫名之曰“义荣社”。此事时人杨杰《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有记，云：“会数世族人，有贫而不能为生者，乃买田数百亩以聚之。晨昏岁月，飨给周足。县大夫为易其地名曰‘义荣社’。”

刘煇的家境并不富裕。幼时丧父母，家世湮汨，由祖母养大。拜师求学八年，嘉祐二年科举不第，后又苦读二年，家中应无多少余资。直到嘉祐四年，方中状元。即使此时便“释褐授大理评事、签书河中府节度判官事”，距离居丧买义田时，也不过短短三年多。这三年多的薪金，除去必要的花销，大都用去购置赡养贫困族人的义田了。数百亩义田的购置经费，应该不是个小数目。但是，刘煇毅然地购置了。

刘煇购置义田的义举，甚至比范仲淹、吴奎还急迫。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第四《忠孝》云：“煇哀族人之不能为生者，买田数百亩以养之……初，范文正公、吴文肃公皆有志置义田，及后登二府，禄赐丰厚，方能成其志。而煇于初仕，家无余资，能力为之，今士君子尤以为难。”南宋文天祥《叶校勘社仓说》亦云：“昔刘煇佥判时，得俸不以自赢，辄买田赡族，或谓范文正公此志三十年，非参大政则有不惬焉者矣，煇为小官乃能随力为义，可不谓贤乎？”[11]

范仲淹、吴奎置义田，是在登二府，禄赐丰厚，有相当的积蓄之后；而刘煇置义田救济贫困族人，却是在初入仕途、家无余资之际，实属难得。

五、兴办义学，四方之士从学者甚众

居丧期间，四方之士拜师求学者纷至沓来，刘煇便结庐兴办义学。此事时人杨杰《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云：“之道居丧，未尝一造郡县，四方士人，从学者甚众。乃择山溪胜处，建馆舍以处之，日讲诵乎其间。县大夫又名其馆舍曰‘义荣斋’，皆所以厚风俗也。”

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第四《忠孝》记云:“四方之人从煇学者甚众，乃择山溪胜处处之。县大夫易其里曰‘义荣社’，名其馆曰‘义荣斋’。” 刘煇选山溪形胜之处。建房屋设义学，接待学子，教授讲学。为鼓励这种义举善行，县衙改其乡里称“义荣社”，名其学馆云“义荣斋”。

六、英年早逝，著述颇丰

刘煇嘉祐四年(1059)三十岁时中状元，历任河中、建康签判等，英宗治平二年（1065）卒。入仕不过6个年头，英年早逝，但因勤奋，著作颇丰，所著文达十卷之多，所结《东归集》，今虽不存，其诗文章句，却在一些文献和地方史志中，屡有所见。

前述《新安志》所云《礼部韵》《登龙山赋》等，均为刘煇著作。《宋诗纪事》卷二载刘煇尚存《与客游太平僧舍》，其诗云：“两道翠阴迎骑合，四围清气逼人来。林端有路云千级，物外忘机酒一杯。”[12]刘煇曾为濡须府君作过《濡须府君墓志铭》。杨杰《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记刘煇季父曾云：“吾家犹子，亦尝为濡须府君之铭矣。”即刘煇的季父说，其侄刘煇，曾为濡须府君作过《墓志铭》。

著文记述过嘉祐间大理丞知铅山方仲礼禁巫医的事迹。清代谢旻等《江西通志》卷六十三《名宦•广信府》载：“方苹，字仲礼。嘉祐间，以大理丞知铅山。铅俗尚鬼，病者求巫祷祭，不事医药，苹力禁之。岁值旱防，祷鹅湖神，雨立至，状元刘煇记其事。”

笪继良《铅书》卷五载刘煇《念祖箴》和卷八载刘煇《起俗记》，都是脍炙人口的好文章。

此外，见诸地方志书的刘作还有：《鹅湖府君庙记》《祭暇乐新斋土地文》《祭场堤土地文》《冰溪同志序》和《高山庙谢雨文》等记、文，《买山》《赠贤上人往天王寺》和《梅溪八景》等诗，《梅溪八景》是写梅溪的八首写景诗，分别是《洪潭鱼钓》《大岭樵歌》《上坂农耕》《中洲牧唱》《仙山灯影》《佛寺钟声》《柳岸莺鸣》《梅溪渔跃》。

正如笪继良《铅书》卷七《碑记第九》载宋代赵蕃撰《刘之道祠祀》云：“惟公以嫡孙承重载于国史，风于杨无为作志铭，起俗记、念祖箴，编于其集，行于其乡，且有警于世。”足见其才华之高，著述之勤，成果之丰！

七、深得时人和后人的爱戴和敬仰

北宋杨杰《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云：“之道性和易，接人必尽诚，不尚矫饰，士乐与之交。”刘煇志向远大、奋发有为，才华横溢，品格高尚，又性情温和，平易近人，真诚仁厚，士人乐与交往，深得时人和后人爱戴。人们建祠立庙表示敬仰，写诗著文以作传颂，还有一些关于他的遗迹和传说载于史籍。

据笪继良《铅书》卷四《古今制置表第四》记载：

刘煇故里铅山，有“刘之道祠，在学后，岁久倾圯。至庆元五年，吴绍古重建”；有故居旧址“义荣斋，宋状元刘之道所居，与状元亭相并”；有“状元亭，宋刘輝游历之地。故址在县西北五里”；有“状元坊，在儒学前，为宋状元刘輝立。今移在县前”等。

笪继良《铅书》卷一《山川书第四》记载还有清风洞、状元山和清风峡；“县西北之六里有洞焉，曰清风洞，宋刘煇读书于此，穆如清风矣，固名其山曰状元山。东曰龙窟山，西曰清风峡，煇所洗也。空嵌崭岩，寒气逼人。有读书岩，天成石龛，仅可盘恒，煇手题‘奎星状元’四字”，是刘煇读书举义学之所，由是成为后人游览、凭吊之处。

自宋以来，赞扬刘煇德行和寄托缅怀情思的清风峡诗词多有所见。

笪继良《铅书》卷五《辞赞第二·辞》记载：宋代章谦亨在绍定年间任铅山县令登清风峡时作《水调歌头（同黄主簿登清风峡刘状元读书岩）》云：“解变西昆体，一赋冠群英。清风峡畔至今，堂以读书名。富贵尘于尘土，考义重于山岳，惜不大其成。陵谷纵迁改，草木亦光荣。□与仇香，穿阮屐，试同登。石龛虽窄可容，一几短檠灯。千仞苍岩如削，四面翠屏不断，云雾镇长生。最爱岩前水，犹作诵弦声。”高度赞扬刘煇“解变西昆体，一赋冠群英”的杰出才华和“富贵尘于尘土，考义重于山岳”的高尚情操。

南宋辛弃疾《和赵晋臣敷文积翠岩去纇石》赞云：“此邦刘之道，光焰文章在。今将清风峡，与岩传百代。”称赞刘煇文章，光焰依旧，宛如清风峡的岩石，传世百代。

辛弃疾还有一首《满江红·游清风峡、和赵晋臣敷文韵》云：“两峡崭岩，问谁占、清风旧筑？更满眼、云来鸟去，涧红山绿。世上无人供笑傲，门前有客休迎肃。怕凄凉、无物伴君时，多栽竹。 风采妙，凝冰玉。诗句好，馀膏馥。叹只今人物，一夔应足。人似秋鸿无定住，事如飞弹须圆熟。笑君侯，陪酒又陪歌，《阳春曲》。”此词首句“两峡崭岩，问谁占，清风旧筑？更满眼、云来鸟去，涧红山绿”，即从“旧筑”新景怀念刘煇开始，生发开去。

明代笪继良撰《铅书》卷五《诗赋第一·景诗》记载了一组时人歌咏清风峡的诗句，情真意切：

孙鹏咏清风峡诗云：“爱尔真奇绝，绿溪一径通。孤岑回香骑，千古忆人龙。秋晚黄花丽，云阴碧藓封。纪游聊觅句，吹袂有清风。”称刘煇为“人龙”。

胡奎诗云：“造化混元焱琢裁，岿然斩截时溪隈。双峰玉笋依云立，一线金天突地开。昏晓晴晖空处乐，古今虚籁静中来。状元嘉祐龙蛇迹，万丈文光映上台。”又：“奇踪天设枕溪傍，僻在铅山下一方。石匣半开浑似非，洞门幽锁只如常。地灵曾使文章显，境志应留翰墨香。昔日读书人不见，至今千古吊遗芳。”发出“状元嘉祐龙蛇迹，万丈文光映上台”的感概。

费子充诗云：“谁将混沌剖刚柔，石柱擎天玉不酬，好事客兢探虎穴，钟灵人亦占鳌头。襟怀尚觉清风在，名姓还镌石壁幽。感叹亭台多草莽，谩赓佳句不同游。”称赞刘煇“钟灵人亦占鳌头”。

张祜诗云：“路僻春迟草梦游，独遗清响听赓酬。风驰玉峡千年誉，云护金鳌百丈头。白石苍江相掩映，野花啼 兢深幽。轻帆一棹岩泉舣，元老当年忆共游。”赞扬刘煇：“风驰玉峡千年誉，云护金鳌百丈头。”

费元禄《清风洞》诗云：“下马陟层囐，清风肃黝洞。苔藓颓馗班，龙蛇势欲动。野老绝候扉，群神纷负栋。几案讵徒设，芳徽委加。天风鸣鹍鸡，丹穴摩威凤。长松巨壑标，明月清溪送。仰止兹山高，万古叶幽弄。”对刘煇起高山仰止之情。

徐梦豹《状元峰》诗云：“花香鸟语趁风柔，彩笔应为水镜酬。大士祠前横鹤影，状元峰下擢鱼讴。当年石洞容孤榻，试日文章焕六幽，天幸卜居心自远，得依仙里继清游。”对刘煇“当年石洞容孤榻，试日文章焕六幽”，表示无比钦佩。

王以尧《清风峡》诗云：“已将麦饭祀先莹，转探清风古峡迹。目拭藤萝深吊古，襟酣风月尚追公。怪奇仍是当年胜，灵秀何斩此日龙。大对今朝别雁节，双溪艳艳思无穷。”声言“目拭藤萝深吊古，襟酣风月尚追公”，对刘煇深表怀念之情。

还有以《赞》的形式直接加以赞扬的，如明代李奎有《刘之道赞》云：“学探天人之蕴，名登大对之冠，礼之隆也。终重闱之制，孝之笃也。深返哺之哀，辟义馆于故里，启后学于将来。呜呼！先生起俗有记，念祖有箴，又岂非人中之翘楚，间世之奇才者乎。”

明代姚堂有《刘煇赞》云：“明堂之资，湖涟之器。敷对大廷，状元及第。嫡孙承重，肇兹王制。买田置产，族姻以济。念祖之箴，起俗之记。风化所关，昭示来世。”历数刘煇义举，赞扬刘煇才华、品德和情操。

还有借他人之口，加以赞扬的。如南宋韩元吉著《铅山周氏义居记》，借周钦若之口，赞刘煇之义可以效法云：周钦若“慕其舅祖里儒刘辉之义，尝曰：‘刘公举进士，天下第一也，作《起俗记》以诋讥不义之俗。其祖妣之丧，有二季父，而公自以嫡孙而为之重服。买田聚书，教养其族之贫者。邑令名其社曰义荣。是可法尔。’”[13]周钦若何人？铅山孝义大家。辛弃疾作《最高楼（题前冈周氏旌表有期）》和《南乡子（庆前冈周氏旌表）》词赞云“周家五世将军后，前岡千载义居风”“父老欢呼童稚舞，前冈，千载周家孝义乡”。刘煇不仅成为普通士大夫效法的对象，同时也成为孝义大家效法的对象。连仁宗皇帝也赞扬有加，在《全宋诗》中有宋仁宗《赐刘辉及第•治世求才重》赞云：“治世求才重，公朝校艺精。临轩升造士，入彀得群英。并蹑云梯峻，联登桂籍荣。庇民思善政，慈惠体予情。”对刘煇寄以厚望，夸赞他“联登桂籍荣”“庇民思善政”。

八、安“肯以一试之淹，而为此俭薄之事哉”

看一个人需看他的一生所作所为；凭刘煇的为人、才华和品格，不可能“作浅近之词托为公词”，“起暧昧之谤”。前已述之，刘煇学养功底雄厚，嘉祐二年落选，只是文风问题，效仿一下欧阳修《醉翁亭记》等佳作，写出有平易风格的文章来，对刘煇来说，并非难事，犯不着去做令人不齿的苟且之事。事实上，刘煇落选后，并未把精力用在报复上，而是用在发愤读书、改变文风上，装满床箧的细文枫叶就是明证。时隔一年，刘煇赴京殿试，便写出令欧阳修大加赞赏的文章来。有句云：“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文体骈散相融，平易朴实，原来浮靡诡谲的文风为之一变。被欧阳修荐于仁宗，擢为进士第一。刘煇到欧阳修处谒谢，欧阳修还特地为他修改文章。

南宋孙奕《示儿编》卷八《赋以一字见功夫》记载：“尝记前辈说欧公柄文衡，出《尧舜性仁赋》，取刘煇天下第一，首联句曰:‘世陶极治之风，虽稽于古；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刘来谒谢，颇自矜，公虽喜之，而嫌其‘积’字不是性，为改作‘蕴’，刘顿骇服。”可见，欧阳修和刘煇关系正常，并未交恶。相反，刘煇遵从欧阳修的教诲，自此一扫求深务奇的旧习，吟诗作文平易朴实起来。如清代宋俊纂、汪浩修《（康熙）江山县志》卷十四《艺文志》载其《赠柴仲山》诗云：“秋堂老子真清逸，炯炯双眸如点漆。蟠胸剩有古人书，落纸爰超凡子笔。爱国曾输畎亩忠，结交几遍江湖匹。朅来赏胜访中川，噬肯携朋寻丈室。示我雄文五六篇，价倍连城千万镒。台衣旨远典型存，鼓吹调高音响轶。昭昭史鉴阅兴亡，凛凛工箴同尺律。早晚应须远圣明，山林岂可称遗逸。我愧不能庚雅韵，但知秘玩藏缃帙。舍旃此事且无谈，愿闻肘后长生术。”写得平实自然，清新流畅，又不乏文采，读不出艰涩险怪的感觉来。刘煇因文风幡然一新，丢掉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感觉一身轻松，心情为之一振，有笪继良《铅书》卷五载《刘之道鹅湖恭上人山亭诗一首》为证：“斸险得形胜，破荒成敞虚。四山秋月午，万里晓晴初。远目去无限，清风来有余。溺迷纷扰者，登此亦消除。”显系革除险怪积弊之后，心胸旷达的写照。他又有何理由去报复欧阳修呢？

雍容大度的欧阳修，也没有理由对付一个年轻后生。在这方面，金代的王若虚分析得很到位，他在《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三《谬误杂辨》中云:“江邻几《杂志》云：欧阳永叔知举，太学生刘几试卷凿纰，俄有间岁诏，几惧，改名煇。既试，永叔在详定所，升作状元。刘原父曰：‘永叔有甚凭据？’予谓不然，公本疾其怪僻，故特黜落，以厉风俗；及变其体，则从而取之，此乃有凭据也。正使知其为几，亦必喜之矣。且公以斯文为百世师，岂几辈可得而眩乱哉。原父素与公争名，故多讥戏之语，而邻几猥录之，予不得不辨。”[14]王若虚借评论刘原父之语，表明自己的观点，认为欧阳修黜落刘几，是因为他文风怪僻。现在刘几一改前非，就应该择善而取，即使启封前欧阳修就知道是刘几的试卷，也一定会高兴地录取他，更何况欧公雍容大度，旨在革除积弊、刷新文风，“以斯文为百世师”，岂肯因刘几一后生，而乱了主旨？

其实，欧阳修与刘煇的关系，正如笪继良《铅书》卷七《碑记第九》载南渡后侨居信州的江西诗派殿军人物、元和进士赵蕃《刘之道祠祀》所云：“论国朝人才之盛者，必及于嘉祐。为国朝人物之宗者，莫尚于欧公。铅山刘公之道，擢第于嘉吕，而赏其程文者，乃吾欧公。”在“国朝人才之盛”的“嘉祐”年间，“擢第”铅山刘煇，赏识刘煇“程文”才华的，正是“国朝人物之宗”的欧阳修。赵蕃一语中的，揭示了欧阳修与刘煇的关系，这个关系，应该是和善的，而不是仇怨的：因为“仇怨”是没有根据的。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别集类中》载：“《刘状元东归集》十卷。大理评事铅山刘煇之道撰。煇，嘉祐四年进士第一人，《尧舜性仁赋》，至今人所传诵。始在场屋有声，文体奇涩，欧公恶之，下第。及是在殿庐得其赋，大喜,既唱名，乃煇也，公为之愕然。盖与前所试文如出二人手，可谓速化矣。仕止于郡幕，年三十六以卒。世传煇既黜于欧阳公，怨愤造谤，为猥亵之词。今观杨杰志煇墓，称其祖母死，虽有诸叔，援古谊以适孙解官承重服，又尝买田数百亩，以聚其族而饷给之。盖笃厚之士也。肯以一试之淹，而为此俭薄之事哉？”陈振孙在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刘煇这样的“笃厚之士”，安“肯以一试之淹，而为此俭薄之事哉！”可以肯定地说，不单《欧阳文忠公集•近体乐府》，就连《醉翁琴趣外篇》所辑全部所谓“浅近之词”，均非刘煇伪作。因此，欧阳修词集中所谓“浅近之词”之刘煇伪作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注释：

（1）以下此文引注简称：杨杰《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

（2）以下《铅书》引注简称：笪继良《铅书》。

（3）此书有序刘公可谓《登龙山赋》：“游石井而寓，忧民世意”原注。

[1]顾随.驼庵词话：卷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 198.

[2]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怪说中[M]. 陈植鍔，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 62.

[3]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十六·与石推官第一书[M].北京：中国书店，1986: 482.

[4]苏轼.谢欧阳内翰书[M]//苏东坡全集•续集：卷十一.北京：中国书店，1986：349.

[5]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主考官之才识[M].延边：延边人民出版社，2004: 131.

[6]欧阳修全集•近体乐府：卷三.罗泌近体乐府跋[M].北京：中国书店，1986: 1 085.

[7]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第四[G]//忠孝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1: 34.

[8]罗願，赵不悔.新安志：卷十·记闻[G]//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7 765.

[9]裘万顷.次朱震远韵••••芳池绿水自生肥[G]//《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7.

[10]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十五.议承重法[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09.

[11]文天祥.文山集：巻十五.叶校勘社仓说[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 1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26.

[12]钱钟书.宋诗纪事补订：第二册（手稿影印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55.

[13]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六.铅山周氏义居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310 .

[14]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三·谬误杂辨[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 190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443.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6.03

K207

A

1004-4310（2017）06-0012-07

2017-08-20

肖汉泽（1954- ），男，安徽阜阳人，现任阜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创办并兼任《中华之光》杂志总编、《阜阳政协》杂志执行主编，出版《颍湄漫录》《孰约黄昏后——<生查子·元夕>溯源》等书，研究方向：宋代文化及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