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

摘 要：八零年代作家张悦然的新作《茧》，借助书写拥有童年记忆的生活环境与对那段疯狂迷乱历史的回归，试图摆脱当代“青春文学”空洞虚无的影子。文本中塑造的两位主人公通过自叙的方式还原沉重的童年与迷惘的当下，其中夹杂着关于历史悬念的遗留线索，将父辈与祖辈间的恩怨情仇穿插其中。但《茧》对历史的重返而言，仅是将小说部分情节环境简单的设置于此时代，对父辈与祖辈复杂的心灵史与彼此间情感交锋的书写显得苍白无力，也未曾对大时代进行有效的再现与关照。小说整体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基调，对于历史的书写是乏味的并且缺少反思，可謂是一部“伪青春文学”的尴尬之作。

关键词：叙事视角；情感缺失；性爱描写；病房意象；逃离与回归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以冰心、郁达夫为代表的作家书写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心灵史，促使“五四时期”的青春文学随着思想政治的启蒙而逐渐走向成熟。这些知识青年在现实环境的压迫下深感痛苦与迷惘，但他们仍渴望自由与真爱，并奋力挣扎同命运抗争。作家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赋予他们生存的意义，文本整体基调是真实且健康的，使其作品具有深邃的文化内涵，是真正的“青春文学”作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化的优渥生活和较宽松的政治体制，让生于八零年代的作家成长起来，他们也多将自身的感悟融入于青春的书写，但整体来说艺术质量相对较低。以本文所探讨张悦然的新作《茧》来说，作者试图凭借八零后的代阶经验为基础观照与诠释那段疯狂迷乱的文革历史，并制造叙事的悬念线索，从而一步步展现文革时期对于小说人物从祖辈到孙辈至深的伤害。但作者用历史的“不在场”去描述自身并不完全了解的历史遗留问题，仅仅做到了直视自我伤痛的本身，像八零年代多数青春作家一样抒发“小我”情怀，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感。虽试图借助文革历史的大环境书写祖孙三代的故事，但文本整体不免空洞乏味，缺少深刻的内涵与意义，不得不说是一部难逃“伪青春文学”命运的尴尬之作。

一

在作品《茧》中，作者运用“双重的内聚焦式自叙”的叙事视角书写文本，也可以称为“双声部的叙事结构”。以两位主人公李佳栖与程恭的不同叙事视角将完整的故事陈述出来。叙事视角决定了叙事者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亦或是用何种方式与感情来陈述作品的故事与思想。“内聚焦式叙事”即第一人称叙事，以“我”的视点陈述故事，故叙述严格控制在“我”所感受的范围之内，可以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并与叙事者感同身受。《茧》开篇是从李佳栖的视角出发：“回到南院已经两个星期，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里都没去。……”[1]从而看出这一场故事的还原与揭秘是以主人公李佳栖的回归为始点，文本中夹杂着大量的心理描写，将人物复杂与阴郁的情感与寒冷的环境相融合，营造出一种悲凉衰败的氛围。“我”无法忍受家中死亡的气息与压抑，逃离般的离开了爷爷的老房子，追寻着儿时记忆的脚步寻找到玩伴程恭的家，误打误撞地与童年的挚友重逢，促使两人开启了那扇痛苦的记忆之门。作为文本的第二叙述主体的程恭，作者同样运用第一人称“我”来陈述程恭自己的童年经历与成长过程。一个将要逃离故乡与过去的男主人公程恭与刚刚回归故乡与过去的女主人公李佳栖，在他们曾经的生长空间中重逢并开启记忆的闸门，以他们祖辈与父辈的感情纠缠为叙事主线，讲述祖辈间恩怨情仇的滞留使他们的后代深受其害，将难以释怀的仇恨与痛苦世袭。但词汇与比喻等艺术手法的使用有用力过猛的之嫌，使叙事语言有夸大和轻浮之感，整体叙事显得空洞而不真实。作为《茧》中两个不同的叙事主体李佳栖和程恭，作家的叙事口吻并未将两个人物形象区分开，叙事语言的风格雷同，彷佛用同一种语气讲述两个人的故事。程恭作为男性形象的叙述主体带有太多的女性叙事口吻，人物形象并不鲜明，因为叙事语言的相近，存在同一化倾向。

《茧》中还插入了关于李佳栖爷爷—李冀生的纪录片《仁心仁术-走进李冀生院士》的片段描写，借助不同受访者的叙述向读者展示官方话语空间下李冀生的人物形象。他面对爱情时也充满了不多见的柔情，在日后出生的小女儿眼眸中看到曾经心爱之人的模样，他正义勇敢为被批斗的人鸣不平，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作者在文本中插入五篇纪录片想必存在着特殊的意义，比如首篇纪录片中的陈淑珍是何人，与整个故事到底有何关系。如果说作者试图在纪录片的文本中设置线索，可我们却很难发现其中鲜明的逻辑关系。不得不说，作者所采用的纪录片文本内容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并不具有实质性的作用，甚至读起来让人匪夷所思，同样没有使李冀生人物形象的血肉丰满起来。无论是在程恭与李佳栖的叙事视角下或是在纪录片的冷静观照下，李冀生的人物形象仍显得苍白而扁平。

二

“血缘是一种暴力，把没有感情的人牢牢的绑定在一起。”[2]在张悦然的小说《茧》中，主人公李佳栖与程恭在各自无爱甚至畸形的家庭中成长，他们甚少能感受到亲人给予的关怀与温情，仿佛是一个弱小的寄居者在家庭中扮演着可有可无的角色，随时随地都可能被他们所爱的人抛弃。在这本书中，血缘仅仅是将单独的个体捆绑于一起，却缺少了爱的维系与流动。与其说李佳栖与程恭二人是顺着历史的藤蔓去追寻阴谋的真相，不如说他们是通过种种不合常理的方式去找寻缺失的亲情。在文本的后半部分，描写到唐晖与李佳栖争吵到最后说出的真相：“李佳栖，你懂什么是爱吗？”的确，李佳栖不知道什么是爱，她的童年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父爱的缺失，甚至对父爱的渴望发展成为畸形的恋父情结，她用整个童年去寻找爱，却无法知晓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童年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极度缺乏父爱的内心，让她勾勒出一个理想父亲的形象，这个完美的父亲博学而深沉，正义而勇敢，是美好诗意的化身，可是没有得到过父爱的人又怎会知道父亲最真实的模样。心理学家弗洛姆说：“父爱应该使孩子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自信心，最后能使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脱离父亲的权威。”[3]李佳栖正是因为缺少这种在父爱的关怀下形成的自信心而走上了一条迷惘之路，她的早熟使忧郁的种子生根发芽，人格的缺失导致其恋爱观的盲目而缺少理性，用爱来换取居所，以性来攫取故事。文本中，李佳栖与四个男人的感情纠葛代表着她沉重的成长经历与对父爱追寻的始与终。第一个是高考复读班的男孩，一个较为模糊的人物形象，但是却有代表着李佳栖“性”的起始点。这种性的启蒙是畸形且不健康的，并不是在爱的基础上产生，这种非正常的性爱关系只是李佳栖通过此种方式发泄对于爱的渴望。第二个是许亚琛，他是李佳栖试图凭借其进入对父亲回忆的入口，他们之间的感情仅是一种交换，一个渴望通过和年轻女人的交往来获取活力，一个渴望通过和故人的交往回归于过去的生活，这种利益关系也是非爱而生的，无爱的交往导致他们的关系最终破裂。第三个男人是殷正，一个富有才情而又多情的诗人，是李佳栖父亲的同窗，他身上弥漫着李牧原的影子。李佳栖走进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理想中的父亲亦或是再一次想要从他的身上攫取有关于李牧原的记忆，畸形的爱恋最终只能不欢而散。时隔多年后，两人再次重逢，殷正为李佳栖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李牧原的形象，一个并不怎么美好如世人雷同的李牧原，甚至更加自私与无情，这一次可以说是李佳栖对于完美父爱追寻的终结。最后一位则是唐晖，他一语惊醒梦中人，揭露出李佳栖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自己的历史去寻找自我价值的荒诞，他让李佳栖意识到自己的盲目与无知，以及缺乏爱的本质。亲情的缺失同样体现在程恭的成长过程中，弗洛伊德解释儿童处于自恋阶段时，母亲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温暖，就是食物，是孩子感到满足和安全的快乐阶段。但程恭的成长环境是充满暴戾、甚至是变态的，父亲对母亲的家暴、性情古怪的奶奶、懦弱的姑姑、以及想要给予他爱的懦弱的母亲在忍辱负重下逃离这个冰冷的家庭。就像作者在后记中所说：“不过小说中一直面目模糊的另一位主人公，倒是一点点在头脑中显影。他大概更像女主人公的‘另一个我，留在童年的平行世界里。”[4]两个不同的人物，却处于相似的成长环境，使他们的性格缺陷存在共性。程恭同样是通过“性”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幸。儿时对陈莎莎的强暴，是对痛苦童年的宣泄，只是这种行为建立于别人的痛苦之上。以及成人后与小可的交往，是两个孤独的灵魂，渴望逃离，在不断的发生性关系中去找寻自我存在感。到最后与陈莎莎的感情中，由于陈莎莎愚笨的纯真使程恭幡然醒悟，善与爱在他冷漠的心中重新萌生。

历史仇恨的延续造成三个家庭的悲剧，而身为家庭的组成部分的个体，父辈又将这份沉重传递给了下一代，孙辈们背着由仇恨与猜疑编织的“茧”踽踽独行于残忍的成人世界。张悦然试图借助历史的“不在场”去描述自身并不完全了解的历史遗留问題，但这种描写是虚无的，童年的阴影、亲情的缺失、生理性的痛苦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宣泄，都在这冗长的书写中几乎耗尽了意义。

三

《茧》中多次出现的“317病房”，倒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存在。他是程恭的爷爷程守义时代的终点，虽然他还具有生命的迹象，但却永远丧失了表达自己情感的能力。围绕这个病房发生了很多或喜或悲故事，它是罪恶的种子也是快乐的源泉。儿时的李佳栖和程恭将这个病房当作不受干扰的玩耍天堂，让这两个缺少关怀的孩子找到一方净土去安放自己悲伤的青春。他们说一些早熟的言语，看着孤独的植物人探讨灵魂的有无，其实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在这个病房中友谊更加深厚，又在这个病房中发现阴谋，从此分道扬镳。这个病房代表着他们忧伤的童年，以及对于爱与未来的迷惑。程恭的姑姑却将这个病房当作是幽会的处所，这个被畸形家庭压抑太久的女人更渴望爱情的结合，病房给予她片刻的安宁于欢乐。而汪露寒则将这里当作是“赎罪”和寻找心灵寄托之地，作为这场历史疑案嫌疑人的后代，其父难以摆脱愧疚与恐惧而自杀，命运的无情让她背上了“救赎的十字架”，她在对生活丧失热情之后成为了虔诚的基督教徒，用余生来弥补上一代的罪恶。同时，程恭还在这里收获了缺失已久的母爱，他将汪露寒视为完美的母亲形象，让恋母情结大爆发萌生对于性的渴望。这一件不足10平米的病房承载了太多故事，是李佳栖与程恭的五味杂陈的童年，是姑姑无法厮守的爱情，是汪露寒渴望赎罪的根源，是一个具有鲜明意义的符号。

文本中的两位主人公成长过程中有一条较为程式化的轨迹：“纯真-迷惑-出走-挫折-顿悟-回归”。李佳栖为了追寻父爱的逃离，历尽沧桑之后，又决定归来给过去一个交待。程恭同样也是按这一条成长的道路前行，虽然他即将远行，但他那颗充满仇恨的心最终还是回归于内心的宁静。总之，张悦然在创作作品时还是难以逃脱八十年代青春小说的局限性，并没有在自己的青春中创造出一个少年维特或者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动人故事。

四

不可否认的是，张悦然在创作《茧》做了一定的功课，不管是翻阅史料记载，亦或是阅读新时期的伤痕文学作品，乃至访问曾经的沧桑老人。作者试图将文革、“六（加点）四”学潮、以及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下形成的“倒爷”群体，苏联解体等历史事件串连成线，使文本的叙事在历史的大环境下缓慢发展。但是，整部作品读起来还是有些尴尬，好像是先前“伤痕文学”与当下“青春文学”的混合体，属于“有病呻吟”一类，病虽有之，但是顾影自怜的成分较多，刻意放大私我的感情，使历史这条线索变得可有可无，另受众阅读起来感到生硬且空洞，同时作者对于历史的书写缺少深刻的反思，文本传递的思想过于偏执与无意义，可谓是一部“伪青春文学”的尴尬之作。

参考文献

[1]张悦然.茧[M].人民出版社，2016.

[2]艾.弗洛姆.李健鸣译.爱的艺术[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3]杨庆祥.罪与爱与一切历史的幽灵又重现了—由张悦然的<茧>再谈80后一代[J].当代前沿，2016.

[4]蔡郁婉.追溯与断裂—论<茧>中的历史叙事与个人话语[J].艺术评论，2017（1）.

作者简介：

王文林（1993-），女，山东济南人，聊城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与文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