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通史》看全球史观在中国的发展

摘 要：《全球通史》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在80年代作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作品引入中国，如今该书已经跳脱出学术著作的范畴成为了畅销的历史类读物。斯氏全球史观在国内引起关注绝非空穴来风，这与中国自身的情况有密切关系。国内对斯氏全球史观也经历了一个学习模仿推崇到理性批判借鉴的过程，这体现了在探寻全球化道路的过程中全球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进步。

关键词：《全球通史》；全球史观

《全球通史》讲述了世界历史的进化和世界文明发展对后世文明的影响，从时间上共分为1500年前的历史和1500年后的历史。上册从原始社会写起，描绘了1500年以前的亚非欧大陆世界的格局情况，并指出这一时期各个大洲的历史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下册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500年以后，原本孤立的地区自新航路开辟以来开始接触与联系，在探究了西欧扩张的根源的同时作者也介绍了同时期的穆斯林世界、儒家文明世界和非洲的经济、文化、思想；第二个阶段是18世纪后，西方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其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的变化对世界各国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个阶段是1914年以来，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衰落，世界格局由冷战发展为如今一超多强的局面。

该书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我国世界史学界展开了怎样编撰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问题讨论《全球通史》的英文版在那时就就作为我国高等院校人文学科教师和研究生的参考书，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式出版了中文版。如今，该书在国内已再版十余次。该书在引进之初带来了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将近几十万年的世界历史视为不可分割之有机统一体，从全球角度考察各区域文明之发展，突出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运动，事件，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取材丰富，大量引用一手资料，史论结合，有点有面，文字生动。

具体讨论为何斯氏的全球史观在中国广受欢迎，本文总结了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便是本书反西方中心论的论调。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西方历史学家在编写世界历史时开始反思，试图重新确立一种非欧洲中心观，到了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开始用全球文明的宏观视野考察世界历史，建立人类中心或全球中心论。《全球通史》就是在这种历史发展和学术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作者着眼全球，重点阐述那些对历史影响深远和促进历史发展的事件，这种全方位的思想被看成是西方学术界从西方中心论向全球史观的转变，体现了一种“全球史观”。斯氏反对西欧中心论的史观，建立了全球史观的研究思路，这一点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交往理论及现代化理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点”到“面”再到“球”的过程，从部落史、地区史到全球史，人类社会历史才具有了世界性。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对于彼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需要迎头赶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的中国社会来说，反西欧中心论的学说无疑是我们精神上的一针强心剂。

其次是该书带来的比较研究的方法，为国内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斯氏除了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外还进行了多种层次、多种因素的纵横的历史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前存在的各种偏见，较客观地论述了各民族对世界历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对于历史分期斯氏也为当时的中国学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他以1500年为界形成世界通史的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另一个是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许多学者反而认为这种划分方法可以让中国读者改变原来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之间在时间上的一个间隔，从而更好地让中国历史融入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中。

再次《全球通史》一书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中国的历史学家向来强调治史不能沉湎于故纸堆，而应当有现实关怀，司马迁就曾说治史是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全球通史》中也有相似的叙述，作者在“致读者”中有这样的表述：“每个时代都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的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在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所以他在每个主要部分的结尾都会提出一个问题：“历史对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历史虽然是过去的事，却需要我们要通过对前世经验的总结来对后世产生影响。作者始终认为自己的写作是为当前人类社会的整体的问题服务的，这种强烈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正是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学家所推崇和追求的。中国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代史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当代性和全球性问题，斯氏的思想无疑有利地促进了中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在全球史观如此深刻的影响下，中国学者20世纪80年代开始借鉴《全球通史》的编撰体系，以全球史观为指导建立中国特色的世界史新体系，形成了以整体性、全球性和通史性为特点的史学研究新观点：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和文明史观。这是中国学者在尝试创建自己的学派，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的代表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先生就提出，世界史研究内容是考察人类社会怎样由原始、孤立、分散的状态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整个世界成为一体的过程，其研究方法是以世界为全局，对其进行纵向和横向发展作跨国别跨地区的综合考察。

当然，同其他学术作品一样，《全球通史》也存在诸多缺陷，对它的重新认识和批判也是中国学者研究、学习然后进步的一个过程。该书初引进国内时的特色在经过学界仔细推敲后成为值得批判的部分。对斯氏《全球通史》最激烈的批判莫过于认为他在试图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同时留下西方中心论的痕迹。对此，北京大学的马克垚先生曾指出斯氏过分强调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同时夸大了欧洲在15 世纪的进步。于沛先生则认为书中提到的全球同一的共识在实际中是很难办到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对历史思维与认知等必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因而强调各民族历史记忆中各有自己的全球史。同时过于现实的目的影响了作者对于历史本身的把握与叙述。这些批判性的思考都对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史理论的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全球史观的引入，推动了中国世界史学的革命性变革。为探寻融入全球化道路的中国提供了理论视野。我国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后紧跟国际史学发展的步伐，翻译了许多有关全球史的著作，撰写了有关全球史的论著，在边学习边批判的过程中把全球史的一些观念引入到我国的世界历史教学，并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當然对于广发读者来说，《全球通史》如今也仍有一读的价值，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学习优秀作品的同时要具有批判精神。总之，阅读历史能让我们对当今世界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还能在沟通过去的过程中对现实世界的未来走向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作者简介：

沈迪（1994—），天津师范大学世界史专门史方向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