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檀香刑》中钱丁看清末知识分子两难的人生抉择

刘畅

摘 要：莫言小说《檀香刑》中的钱丁身上体现了诸多复雜的矛盾性，其成因与钱丁在清末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同时具有监刑者的身份紧密相关。本文先从这三个因素入手，分析钱丁复杂性的成因，再从三大方面具体论述人物复杂性的体现方面， 包括： 心理与行动——拥清与反清的徘徊；夫人与眉娘——文明与本能的映射；崇高与怪谬——荒诞图景的呈现。在第三方面又具体展开为威严的解构、反抗的滑稽和崇高的消亡，力争从上述思路条分缕析，揭示出清末知识分子群里的尴尬处境，并探寻其矛盾人格。

关键词：《檀香刑》 钱丁 知识分子 矛盾

莫言所著《檀香刑》，以“檀香刑”这种酷刑的受刑始末为线索，刻画出以受刑者孙丙，施刑者赵甲和监刑者钱丁为主线的一系列人物形象。民间猫腔艺术祖师爷孙丙这一悲剧的反抗者和已经被异化得不具人性的赵甲已被从多角度阐释得颇为详尽，因此本文选取钱丁作为解析对象。

钱丁是一个颇为矛盾复杂的人物，具有“身心分裂”的特征。所谓身与心的分裂，是相对身心浑融而言的。在小说中，不管是钱丁独白中大段前后矛盾的纠结挣扎，亦或是思想上慷慨激昂和行动上忍气吞声的反差，都体现了由“身心分裂”衍生的复杂人格。本文顺承钱丁复杂的成因、矛盾的体现和最后的出路这一逻辑，具体分析钱丁的矛盾心理和复杂形象，有助于洞窥时代风云交汇之际清末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和内在思想。

一、复杂的成因

钱丁复杂性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清末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二是钱丁这一知识分子的知县身份；三是檀香刑事件中其角色扮演。前两个因素相碰撞必然会导致人物复杂性的生成，而第三个因素则是加深人物复杂性的催化剂，促进人物自身内在矛盾的集中迸发。

晚晴时，中国遭遇了空前的内忧外患危机。持续千年的小农经济的基础，加上长期闭关锁国政策的施行，使大清帝国在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时显得不堪一击。马克思曾对清朝末年的中国有过这样的评价：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卖贵买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利器的悲剧题材。①尽管中国作为被侵略国在道义上占据优势，但却无力抵挡入侵并在短期内挽救国难。主权完整被破坏的历史遭遇既已不可改写，由这种历史遭遇所带来的民族劣败地位又长期未获改变，双重重压下，时代境遇中个人的恐惧便会激发出民族情结。且封建知识分子长期受到儒家传统理想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较之于普通民众，对国事的自发性关注度更高，对民族自尊心的触动也更为敏感。然而晚清中国经历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②，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救国经验面对如此局面无丝毫用武之地，这就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焦虑当中无法自拔。

钱丁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一方面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对当局丧权辱国的行径充满愤慨却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恪守儒家“忠孝节义”、“兼济天下”的教诲出仕为官，势必会引发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值得注意的是，钱丁出任的是高密知县这一五品地方官。因此相比于高居庙堂之上的中央官，钱丁是民间疾苦的直接见证者。他想要化解苦难却有心无力，这就衍生了无法排解的苍凉之感，徘徊于官与民之间倍感迷茫。

钱丁内心复杂矛盾人格在“檀香刑”施刑过程集中迸发。他深知于情于理都不应对孙丙施加檀香刑，但迫于中央督办和列强威逼还是充当了逮捕者和监斩官的角色。不似心狠手辣的袁世凯、凶狠乖戾的克罗德和泯灭人性的赵甲这些直接要孙丙性命的主凶，钱丁这个“帮凶”具有悲悯的情怀和起码的良知，但缺乏奋起反抗、鱼死网破的勇气，这就使他在不安与纠结中生发出对自己的鄙弃，如他自己所说：“既然没有顶天立地的豪气，你就像条走狗一样活下去吧；你就麻木了自己，把自己当狗，履行你的监刑官的职责吧”。③385

二、矛盾的体现

上文探讨了钱丁人格复杂的成因，接下来便要具体分析钱丁身上各种矛盾的体现。笔者将矛盾的体现分为三大方面，分别是：心理与行动——拥清与反清的徘徊；夫人与眉娘——文明与本能的映射；崇高与怪谬——荒诞图景的呈现。

（一）心理与行动——拥清与反清的徘徊

在《檀香刑》第十八章的《知县绝唱》中，钱丁的内心独白充分反映出其反清与拥清的徘徊：

“余心中纷乱如麻，眼前红雾升腾，耳朵里枪炮轰鸣，这弥天漫地的血腥气息啊，这扑鼻而来的龌龊臭气啊，这显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大清王朝啊，余是弃你啊还是殉你？举棋不定，犹豫彷徨；四顾茫茫，一片荒凉。” ③384

钱丁作为封建王朝中传统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取士中了两榜进士，成为正五品的国家官员。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已扎根于他的脑海，故“拥清”有其传统根基。钱丁上任知县后无时无刻不想做好百姓的父母官，希望做出政绩获得朝廷的认可。“知县”这一在社会上远不算显赫的职位，在他看来却是一种可以据以自足、自我平衡的职业选择，是一项最宜于实现社会价值，与自身社会理想和社会角色定位最相配的人生事业，一旦离开，像钱丁这样的读书人便会产生无从感受自己存在意义的精神迷茫。因此钱丁的“拥清”在传统根基之上又加了一层实现自我价值的私心。

因此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向度都不难理解钱丁“拥清”的行为，但“早在清末，中国知识分子界反封建传统的思想言论也已发展到非常激烈的程度” ④。至于钱丁的“反清”情结，笔者认为可从多方面探寻。

表面看来，钱丁反清是受到“弥天漫地的血腥气息”和“扑鼻而来的龌龊臭气”的刺激，这两种气味分别代表了列强大肆的屠杀和当局内部的腐朽，一个是外患，一个是内忧，内外勾结，怪味混杂。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大清的气数，已经到了尽头”，“这样的朝廷，不完蛋才是咄咄怪事” ③81。但笔者认为，以上只是诱发钱丁说出如此“反动之语”的外因，向内挖掘还有隐秘的“反清”内因。

在《钱丁恨声》中，钱丁借醉酒发泄了自己的一腔怒火。可以看出，让他尤其不能释怀的是朝廷对士人和刽子手态度的反差：做官士人千辛万苦为朝廷卖命不能获得朝廷认可，而刽子手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一睹龙颜并接受御赐。更让钱丁难以接受的是自己堂堂朝廷命宫居然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刽子手叩头赔礼，这严重折损了知识分子原有的“气节”，也彻底颠覆了“士可杀不可辱”的圭臬。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信念的最终价值的问题上钱丁有自己的底线，但底线却轻而易举地被一干人等突破，由此他对自己的人格价值产生了认同障碍，于是精神痛苦无可避免地激化到了极端。

在“拥清”与“反清”的徘徊中，钱丁力图寻找一条中间路，一个平衡点，所以他小心谨慎，事事迁就，然而这样一来就又背离了知识分子据以构建自我价值的那种精神姿态，既不能有效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又损害了自身品格的纯洁性。这种所谓“中间道路”的实际作用似乎只为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小说中的钱丁对自己深恶痛绝：“余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懦夫，是一个委曲求全的孱头。有时壮怀激烈，有時首鼠两端，余是一个瞻前顾后的银样镴枪头” ③385，242，262，矛盾性人格表达地淋漓尽致。

（二）夫人与眉娘——文明与本能的映射

小说中，与钱丁息息相关的女人有两个，一是正室夫人，一是孙眉娘。两人从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了极大的对比和反差：就门第而言，夫人是曾国藩外孙女，属名门闺秀，眉娘则是戏子之女，地位不高；就教养而言，夫人恪守礼法、出口成章，眉娘不顾风化、恣意而为；就性格而言，夫人含蓄矜持、内敛中和，眉娘热性奔放、不拘小节；就与钱丁感情而言，夫人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眉娘颠鸾倒凤，狂放不羁……就像钱丁评述的那样，“一个是冰，一个是火”②，“夫人代表着理智、仕途和冠冕堂皇；眉娘代表着感情、生活和儿女情长”③，对他而言，二人都极为重要。小说中，钱丁在二人之间难以取舍，表面上是对两种类型的女人无法抉择，实际上暗含了在礼法和欲望面前的矛盾心态，再深层次而言，夫人与眉娘构成了文明与本能的映射，由此便可理解钱丁矛盾痛苦之处。

忠臣名门之后的夫人代表了社会强加的文化积淀和礼法秩序，是封建知识分子慈悲孝梯、忠信仁爱的封建人格理想的化身。欲实现自身价值和治国理想的钱丁自然对夫人充满敬意，必然不能舍弃。而焕发生命魅力的眉娘代表的则是与生俱来的原始冲动和肉体欲望，是“抗拒死亡，使生命得到保存和更新的生的本能”④，这种生的本能在弗洛伊德看来即是“性本能”。钱丁在眉娘处得到了被长期压抑着的原始欲望的宣泄，激活了生命力量的源泉，自然是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就在于对本能的压抑和升华，其中，“文明对任何地方施加的压制都没有对性领域所施加的压制严厉” ⑤。但他反对那些过分的、不必要的压抑，认为压抑的结果会导致生命的萎缩：“……总之，我认为禁欲不可能造就充满活力而自立的人，也难以产生创造性的思想家、勇敢的解放者或改革者，倒是容易造就一批‘行为规矩的弱者，他们在芸芸众生中失去了自我，并不情愿地听任一些强者的摆布。” ⑥夫人体现的就是“过分的、不必要”的压抑，她时时克己复礼，压抑自己内心深处之情感，是行走的礼教，被各阶层推崇，但却消磨了“人”的本性，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原始欲求，故像冰一样冷；而眉娘体现的是在社会礼法下羞于启齿的人类欲望的恣肆，将人心中隐秘的冲动外显化，让人欲罢不能，故像火一样热。

钱丁在像“冰与火”一样的两个女人之间无法做出取舍，实际上暗含了个体在文明压抑和本能释放这二者矛盾中的挣扎。文明对本能压抑到何种程度才算合理？人性被解放到何种地步不至于危及文明？想在这样一种矛盾状态中想寻求一种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确乎极难实现，因为文明与本能之间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度”的考量。所以钱丁遇到的矛盾无法找寻一条“中庸之路”，只能将二者悬置起来而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而这也是构成人物矛盾性的重要原因。

（三）崇高与怪谬——荒诞图景的呈现

在小说中，钱丁目睹了各式各样崇高与怪谬的混杂，同时自身也加入其中，共同构成了荒诞的图景。下文将从威严的解构，反抗的滑稽和崇高的消亡这三方面展开具体论述。前两方面是通过钱丁听、看所浮现的外部图景，第三方面则是对钱丁进行内部剖析，内外结合，立体地展现出荒诞之感，由此说明钱丁这一人物形象的矛盾之处。

1.威严的解构

所谓“威严”，是指律令的威严、国法的威严，小说中这一威严的直接展现方式是各种酷刑的示众。在资深刽子手赵甲看来，“刽子手向监刑官员和看刑的群众展示从犯人身上脔割下来的东西，这个规矩产生的法律和心理基础是：一、显示法律的严酷无情和刽子手执行法律的一丝不苟；二、让观刑的群众受到心灵震撼，从而收束恶念，不去犯罪；三、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 ③191，但在赵甲县衙公堂上讲述的“腰斩”故事中，他所认为本应含有的国法威严与震慑却被解构得面目全非。

钱丁在赵甲的叙述中感知到的不是观刑人的肃穆和国法的庄重，而是“百姓们看砍头看腻了，换个样子就觉得新鲜”，“人群里一阵欢呼”③89-90。鲁迅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得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 ⑦本应带来威严与震撼的所谓“国法”却被解构成用死亡表演满足的大众狂欢，不能不说显得格外荒诞。

2.反抗的滑稽

钱丁目睹孙丙率领高密县民众练拳作法，攻击德兵，知道其行动意义是崇高的，体现了受压迫的中国人奋起反抗的大无畏精神，但行动方式是荒诞且缺乏常识的。在穿戴上，拳民“红布包着头，红布缠着腰” ③179，他们不仅形象滑稽可笑，而且行为怪诞荒唐。钱丁在只身进城生擒孙丙时，亲眼看到“湾底有数百个拳民正在喝符子，每人手上捧着一个大碗，碗里是用水调和的纸灰”，之前被他当笑谈的“泼粪制敌”被孙丙改头换面加以运用，“这种富有特色的中国战术充满了恶作剧的精神，令人哭笑不得” ③280。这样的队伍在洋枪洋炮的对抗中无异于小丑跳梁，最终不但孙丙被处以檀香刑，马桑镇的百姓们也惨遭集体杀害。

历来研究者多将这种带有民间迷信和邪僻色彩的民间反抗形式与农民阶层思想的局限性相连，但笔者认为还可以从“群众的集体无意识”这一角度开辟新的思路。高密县的百姓之所以能跟随孙丙练拳作法、反抗德兵，这离不开两方面支撑，即领袖的号召和群众的盲从。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当时的真实英雄” ⑧25，孙丙借助岳飞附体，天神下凡等一系列具有神话色彩的人物使前来迎接的乡民主动叩拜，之后又用所谓“刀枪不入之神功”令百姓心悦诚服。在这一系列举动中，孙丙采取这种类似宗教的形式，即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让“心诚则灵，弹不伤身”的观念在群众脑中扎根，从而激发出群众复仇的激情。由此就像勒庞描述的那样，“群体下意识的把某种神秘力量等同于一时激起他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获胜的领袖” ⑧9，18，46，所以义无反顾地响应孙丙的号召展开反抗行动。

然而跟随孙丙的百姓却是缺乏判断力的，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所接受的判斷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在拳民那里，眼见即为实，不会产生丝毫的怀疑，哪怕在交锋中血流成河，也认为是“破了法”。孙丙的“神功”从最初回乡后的“展示”，再通过互相传染的过程，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②。钱丁要打破“神功”的迷信，只消一块砖头对孙丙砸去便立见成效，这种“神功为假”的“暗示”即刻在群众中蔓延开来，拳民的意志由是瓦解。

然而拳民这种反抗的荒诞并非无可取处。由于人多达到一定规模，“即使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们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③，可以肆意挥发复仇的快感和反抗的激情，于是便带有极强的破坏性，体现在《檀香刑》中，就是加速了大清封建王朝的灭亡。

在这次拳民的“暴动”中，钱丁清楚地知道此次反抗的发起原因和崇高意义，但也对荒诞怪谬的方式都深感无奈、哭笑不得，因此他对孙丙和诸拳民的态度也颇为复杂，心理上就更体现出了矛盾性的一面。

3.崇高的消亡

如果说前两方面是钱丁感知到的相对于自身而言外部世界的荒诞，那这里“崇高的消亡”则是从钱丁本人出发挖掘出的内在的荒诞。这里的“崇高”是钱丁潜意识里自认的“崇高”，从他为民请命和生擒孙丙这两件事上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马桑镇27位无辜乡民惨遭屠杀之后，钱丁去莱州府为民请命，一路上沉湎与诗化的豪迈中无法自拔。在告别平度县的老秀才时，小说中这样写道：“在如血的暮色里，知县跨上骏马，与送到村头的老秀才拱手告别……知县没有回头，但很多经典的送别诗句涌上他的心头。夕阳，晚霞，荒原，古道，枯树，寒鸦……既悲且壮，他的心中充溢着豪迈的感情。” ③进入莱州府城卖牛杂碎的小饭馆时，钱丁“被自己星夜奔驰、不避风霜、为民请命的行为深深地感动着……他仿佛看到，自己的面前，跪着一大片高密东北乡的乡民，他们仰起的脸上，都挂着感恩戴德的表情，他们的嘴里咕哝着一些淳朴简单但感人至深的话语：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啊……”②然而钱丁“为民请命”的行为看似崇高，却不能带来丝毫现实境遇的转变。相比于为百姓伸冤讨还公道，他这一趟莱州之行更多的是想象中对自我价值的确认，故陷入自己营造出的悲壮氛围中无法自拔。及至面见知府，在盘诘当中钱丁的底气一点点被耗光，由“局促不安”到“张目结舌，冷汗涔涔而下”，再到“汗如雨下”，最后落下一句“卑职明白”③仓皇退下。在强烈的前后对比中，他之前想象出的场景，感觉到的氛围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幻象，自身所焕发出的“崇高”也无非是一时的自欺欺人。

同样，在生擒孙丙一事上，钱丁感到自己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大丈夫生于乱世，就当学曾文正公，赴汤蹈火，挽狂澜于既倒，拯万民于倒悬，一种拯民于水火的责任感油然而生”④。他在只身入破城时，“感到自己的决定英明无比”，“沉浸在英勇悲壮的氛围中，耳边仿佛响起了鼓角声”⑤。最后钱丁“一人将孙丙擒出马桑镇时，内心充满了英雄气概”⑥，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无论他怎样扮演拯救黎民的形象，终归是一场虚幻的内心戏，这种充满戏剧性质和表演倾向的自我肯定被作者反复渲染，因而显得格外夸张。另外，钱丁外在的大义凛然下掩盖了诸多功利现实的考量。他考虑到自己的性命：“如果能赶在大驾之前将孙丙擒获或击毙，自己的脑袋也许还能保得住，否则一切都完了”⑦，也考虑美色的享乐：在听到夫人说“若不能擒获孙丙，你我夫妻必将死无葬身之地，那孙家女子纵有千娇百媚夫君也无福消受”这一席话时，“知县汗流浃背，嗫嚅不能言”⑧。这样一来，崇高的使命感在现实功利私欲的考量下被冲击地七零八碎。由此，在这种演绎性和虚假性的双重作用下，钱丁所努力建构出的“崇高”便渐趋消亡。

钱丁沉溺于自我的崇高演绎中不愿自拔，说到底是潜意识里对现实的逃避。他空有宏大理想，想要实现却有心无力。钱丁为规避这种个人价值缺失的恐慌，选择建构“崇高”的幻象，一旦幻象破灭，等待他的则是更为沉重的打击，甚至会从内部精神的萎靡蔓延至外部肉体的损毁。如为民请命却无功而返后大病一场，几乎断送性命；生擒孙丙却眼见屠城后甘心受死，被扼喉也毫不反抗。钱丁所营造出的“崇高”既无应有内涵又无实质用途，因而其建构的过程也是其消亡的过程，至此，从钱丁内部出发探寻的荒诞感油然而生。

三、最后的出路

上文具体分析了钱丁复杂的成因和矛盾的体现，在最后一部分便要探讨其出路问题。

一方面，思想上的自我麻痹和行为上的退避妥协导致了钱丁自我社会角色定位的混乱和分裂；而另一方面，情思上的高度敏感和理性上的清醒认知使他不断滋生蔓延出力不从心、自鄙自弃之感。钱丁在被动的策略性应对和主动的良心之选择间痛苦挣扎，现实的生存道路由此变得更为狭窄，可以说他堕入了一条畸零的人生轨道。出路究竟在何方，这不止是钱丁的迷茫，更是晚清传统知识分子的集体困惑。

萨特说：“人如同沉睡一样地置身于自欺之中，友如同做梦一样地是自欺的。一旦这种存在样式完成了，那从中解脱出来就如同苏醒一样困难” ⑨钱丁最初做出的选择即是“自欺”。在徘徊矛盾中，他在自我感动式的戏剧化生存状态中不能自拔，或者更贴切点说，是沉溺其中不愿自拔。长期的思想禁锢和当局的倒行逆施令像钱丁一样的知识分子变得胆战心寒，凡事如履薄冰。理想被现实打击，正义被淫威压抑，钱丁能感知到到大清帝国已经摇摇欲坠，但心中仍对其寄寓不切实际的希望，这就使他在出路问题上难下决断，曖昧不清。

就像小说中袁世凯对钱丁的评价那样：“高密县啊，你是一个坦率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不附炎趋势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但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 ③95。不同于尸位素餐的同僚，他仍具有知识分子的理想正义和内心良知。在他态度犹疑自我矛盾的过程中，高密县民惨遭屠杀，反抗头领被施酷刑，如此种种都是对他所坚守的正义良知的莫大嘲讽，这刺激着他的神经，使他看到了自己人格的丑陋与卑下，令他痛苦不堪。这种痛苦不断积压，“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⑩。

在最后关头，孙丙选择了爆发。他清楚地认知到之前懦弱的自己是“檀香刑”得以施加的助推者，自己对民众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因此抱着必死的决心做出了刺杀饱受酷刑折磨的孙丙的行动。至此，作者一改之前明褒暗贬的笔调，口吻转为慨叹和同情。

试想若钱丁选择继续沉默，那死寂的将是他的精神，像小说中给出的结局选择爆发，则最终毁灭的是他的肉体。通过以上对钱丁出路的探讨得知，晚晴时期封建知识分子在双重压迫下无法享有完满的结局，只能是旧时代的殉葬品。

四、结语

本文从钱丁复杂的成因、矛盾的体现和最后的出路三大部分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檀香刑》中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有助于了解清末封建知识分子的窘迫处境和复杂人格。这为之后新式知识分子探索理想出路埋下了伏笔，同时也能为在今天针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提供某种程度的借鉴。

注释

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

② 梁启超.李鸿章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63.

③ 莫言.檀香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④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M].北京：三联图书，1997：117-130.

⑤ （英）霭理士，著.潘光旦，译.性心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72.

⑥ 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论评[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198.

⑦ 鲁迅.热风·暴君的臣民[A]//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65.

⑧ （法）勒庞，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25.

⑨ （法）萨特，著.陈宣良，译.存在与虚无[M].北京：三联书店，1987：109.

⑩ 鲁迅.鲁迅散文名篇[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