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周总理谆谆教诲 为少年儿童奉献一生
——记全国优秀辅导员、原华东校外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张瑞香

□ 陈发奎

人物风采

牢记周总理谆谆教诲 为少年儿童奉献一生
——记全国优秀辅导员、原华东校外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张瑞香

□ 陈发奎

2006年1月，华东地区校外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张瑞香在华东地区创新活动家表彰大会做总结报告

2015年的国庆长假，外地的许多老师结伴要来上海专程看望我们华东地区校外教育研究会的秘书长张瑞香老师。她病倒有一年多了！当年的教师节，我带三个人去看望她，表达节日的问候。还有几次，是陪外地华东片的校外教育机构领导和教师们去看她。本来大家都忙，病人也无力见客，但每逢佳节，思亲的愿望大家都有，因此我没有婉拒，立马允诺了下来陪同前往。

以少年宫为代表的校外教育机构，由七部委齐抓共管，业界却有“天下少年宫都是一家人”的说法，这样一来，研究会就成了校外教育机构同志们的家。张老师在这个岗位上为大家服务了二十年，第二次退休还第三次创业。她在大家心目中的分量是沉甸甸的。

在病人面前安慰的话再多讲也苍白，在老人面前谈人生更加无趣，在老领导面前再说工作也不合时宜，最好的话题是回忆美好的时光。她虽不愿去说过去的辉煌，但每次提起她曾经三次见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她都会眼里放出光来！

我曾在《学校艺术教育活动课程形态》一书中写到了她这段经历：50年代在学校未设艺术总辅导员的时候，艺术教育工作由少先队总辅导员统管。将少先队工作与艺术教育相结合，让学生喜闻乐见，做了许多带有开创性工作的张瑞香老师，对此十分低调。我2010年要写书，说了快两年了，她也没提供材料。这次再三征询，她才拿出一本题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五十年》的画册，介绍起少年宫曾组织过的大型活动来。这是校外教育最出彩的地方，她如数家珍地介绍。可是我并没有发现画册介绍的诸多活动图片里有她的身影。她说，校外的指导老师永远是幕后，而小伙伴们才是活动的真正主人，如果老师亮相就不对了。当三千多学生在中福会少年宫活动，一位印度的教育家登上大理石平台观摩的时候，通过翻译问陪同的她：“这么多学生在活动，老师在哪里？”当张瑞香表示了上述的意思，印度友人赞叹道：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多么朴实的话语和褒奖，可以想见在这些轰轰烈烈的活动后面，有多多少少像张老师这样的校外教育老师默默无闻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到少年宫之前，张老师曾有过很高的荣誉。在少年宫五十年画册等一堆资料里，她小心翼翼捧出一叠照片。拗不过我对黑白照片的超级敏感和好奇，我轻轻取出一张。啊，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接见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共十人）的合影。张老师幸福的笑容顿时洋溢在脸上，让我找找当年的她。那是1962年第五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已经过去四十七年了，岁月的痕迹在人身上有多大的改变啊，就是照片也有些模糊，但我还是很快找到一根大辫子垂在胸前的半蹲在陈毅跟前的她，周总理还看着她呢。

张老师讲起了当时的故事：

1957年，我在上海第二师范学院毕业后，就到淮海中路小学工作。1年后就当了学校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当时的学校实行二部制来解决学生多,校舍少的问题——当时人满为患，全部的适龄儿童在一个教室两个班级分上下午上课，不上课的学生就有半天是在校外。我发现那些半天不上课的学生在淮海路上闲逛，或在里弄里奔跑吵闹，感觉到他们课外生活没什么意义。于是我就想到运用少先队的组织形式，在校外组织了一个小队之家。同住在一个里弄的是一个小队， 10 个同学放在一个住得比较宽敞的一个小孩子的家里活动,请一个家长做辅导员，要求10 个小朋友自主管理，每一个都根据自己特长，担任一项工作，比如唱歌好的做音乐委员等，由此自主产生各负其责的八大员，小队长为小队服务，副队长协助管理。这样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小队的主人，学生半天的校外生活就有秩序了，生活也丰富多彩了。一段时间过去,学校里的老师都说学生的学习进步了，家长也反映学生变得有礼貌了，品质也提高了。这样组织起来很好!学生自己也觉得：我们现在开心，每个人都能施展自己的本领。

由于解决两部制的学生校外活动的事例受到大家的关注，所以淮海中路小学的活动模式，引起共青团上海市委领导的重视，团市委组织大家观摩小队之家。当时团市委少年部长还亲自去看望小队之家的同学们,他们也感觉到这样做真正发挥了小孩子们自主管理的作用。

北京举办第五届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邀请张老师去介绍小队之家的经验，她与周总理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直接聆听了教诲。张老师说：

1958 年创办小队之家的经验在全市推广起来，1960 年团市委评我为上海市优秀辅导员。1962 年又被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那时我才22岁。那一年11月团市委副书记潘文铮带我和其他有关同志，去北京参加第五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当时上海评出的优秀辅导员有4个，只让我一个人去北京参加会议，就是为了让我去介绍小队之家的工作经验，与北京的辅导员进行交流。那时全国不到20个辅导员去北京参加这个会议 。

会议期间，当时团中央的领导李琦滔询问我们辅导员来北京有什么愿望，那时我们一致提出要见毛主席，不巧毛主席刚好去外地了。那天星期六晚上政府西颐宾馆团中央礼堂有舞会，辅导员们都在团中央礼堂参加舞会，我们10个人先在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等待，说等一会首长要来接见，但没说什么首长是谁。整7点，团中央书记进来了，首长来接见你们了，小会议室门一开，首先看见的是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大家围了上来，周总理温文尔雅与大家握手，陈老总很活跃点着大家，逐个询问来自何地。我与陈老总握手，脱口而出说道：“陈市长，您好，我上海来的。”（陈毅做过上海市长，我印象特别深。）陈老总说：“哎呦！上海老乡！”特别兴奋地把我带到周总理面前用上海话说：“来来来，阿拉上海人，我还是她们的市长咧！”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全国各地的辅导员就围着周总理、陈老总和团中央书记随意聊天。周总理也讲的很随意，没有稿子，不是做长篇大论的报告，好像交谈，十分诚恳，语重心长娓娓道来:“教育工作是太阳下最美丽的事业，人民教师是光荣的。”周总理讲了他对我们的希望,说自己正逢一个甲子，60岁啦，他穿着灰色中山装，他左胸上别着徽章，上面“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闪闪发光。他教诲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做好自己的本职的岗位工作。”

周总理讲的为人民服务，影响了我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做好教育工作，成为我一辈子要做好的事情, 我立誓要为孩子们服务一辈子。

后来在小会议室照了相，陈老总让我坐他旁边，但我说蹲在陈老总跟前吧。后来团中央和工作人员带着大家去礼堂参加了舞会。周总理听着音乐打拍子，我对周总理很敬仰，鼓起勇气请周总理跳了舞，我感觉我应该这么做的。带我们去的团市委的书记在舞会出来的车上问我，怎么会和周总理一起跳舞，我感觉做的没有错，当时由衷地感觉到党和国家的老一辈领导他们特别亲如家人。这一刻是我最幸福的时光，永远的回忆是我不断努力工作的动力。后来中央就把照片就寄来了,我就给校长看了一下，校长(党支部书记)说小姑娘要好好保存起来。后来也给家里父母看，讲了周总理和陈老总怎么接待的我们的过程。父亲说：你做了这个工作，得到大家的肯定，但不要骄傲，也许有人比你做的更好。在荣誉面前，一定要戒骄戒躁，照片好好保存起来。

张瑞香老师1957年在淮海中路小学当辅导员，为“二部制”的孩子组织了自主管理自行安排的小队之家，随后全市少先队相继出现的命名为“三七一”（王林鹤的科技实验三百七十一次获得成功）“聂耳”“董存瑞”等小队（就是学校课外校外教育活动的最早形态），把散在外面有半天时间的学生组织起来，小朋友每人安排“一大员”都有事做，培养起他们的责任感和工作能力，使学生终身受益。1963年6月1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城市二部制中小学设置辅导员的通知》，周总理还亲笔作了批示。鉴于张瑞香老师1957年在淮海中路小学当辅导员时作出了成绩，中福会少年宫调张老师来负责活动部的工作。在中福会少年宫，她又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张老师说：

第二次是1963 年或1964年，周总理做非洲的外交工作，那时候接待非洲几内亚的总统塞古·杜尔到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参观。我们的小朋友做了小接待员负责献花，少年宫的主任陈维博让我看好周总理的车子和杜尔总统的车子是哪一辆。 我看到了周总理的车子,周总理作为东道主先出来了。总理很儒雅很英俊,本来他就是美男子，1960年经济调整以后，国家稳定，经济条件也好多了，总理正当年，皮肤白里透红，鬓角刮得发青，浓眉大眼，鼻直口阔笑吟吟，浅灰色的中山套装，挺括而又齐齐整整，头势清爽，皮鞋铮亮。周总理一出场，全场小孩都惊呆了，都忘了鼓掌，都看着周总理，仿佛见了完美无缺的天人一般，几乎冷落了后来出来的杜尔总统，我让小朋友快给外宾鲜花 ，小朋友才欢呼起来：欢迎、欢迎……

张瑞香老师被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962年11月的一个周六，在北京西颐宾馆团中央礼堂，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接见。前排左三为张瑞香

“文革”年代，少年宫进入了停顿状态，中福会少年宫大理石大厦的精美浮雕全被敲掉或被水泥涂掉，草坪成了批判大会的现场……张老师回忆道：10年本是我最能做好教育的时候，因为我做了人民教师10年，积累了一些经验,如果这10年我不浪费,我应该把教育工作做得更好。但是，在“文革”10年里,张老师也没闲着，想方设法开展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当时小孩子什么活动也没有。10个辅导员就商量带红小兵做考察访问南京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上海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结果这次事件出问题了，触动了“四人帮”敏感的神经。后来徐景贤知道后来查，街道党委书记提醒了大家不要做这个工作，后来就什么都不做了。当时外事活动还要做，还有接待外宾需要小朋友鲜花之类的事情要做，就保留了一部分工作人员。由于外交活动的需要，于是在“文革”的日子里，她又有了第三次见到周总理的机会。张老师说：

1967年罗马尼亚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提出要敞篷车和上海人民见面，要安排群众场面夹道欢迎，要有学生参加。当时小学下放街道，我在淮海中路街道教卫组(建立的红小兵组织，一个街道就是红小兵司），有一个指导员就推荐我去淮海路街道红小兵司做辅导员。那天接到通知第二天去延安中路负责欢迎队伍和保卫工作。大家一早就去了,在延安中路上，学生排在前面，女老师也都排好了。知道了是周总理陪来，我特别激动。看敞篷车很远开过来了，周总理就站我们这边。但看到周总理我很难过，和1963年看见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他两鬓斑白，面容消瘦，很憔悴，只有双眼依然炯炯有神。我知道“文化大革命”给周总理带来很多沉重负担。我跳着向周总理挥手，周总理似乎看到了我 （他记性很好）头稍微低了下对我点下头。我很激动，自己心里就在想，这样高的国家领导居然还记得我，但我从没跟别人提起过。 后来我和父母讲，父母也为我高兴，但父亲还是说这件事心里记得就可以啦，明天你还是要好好做你的小学教师 。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为人民服务。我的一生要是说做过什么，也就是说我的一辈子就是为儿童少年服务。

1976年“文革”以后，组织上让张瑞香老师回到学校，还要张老师去团区委工作，结果都没去，她还是想回学校做大队辅导员。但因为年龄问题，张老师去了卢湾区少年宫做辅导员，后来调到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的群众文化部和少先队工作方法部，这是专门培训少先队辅导员的工作。

1978年张老师正式进入少年宫工作以后，负责群文部工作，用少先队工作方法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与固定的“天文馆”和“勇敢者的道路”等传统活动相结合，组织有时代特征，还要真正发挥小伙伴的主体作用来办活动的想法，时时萦绕在一班人的心中。于是，他们在《文汇报》上展开“假如我是少年部长”的大讨论。上海师大附中的少先队员柳迎晨提议办“少儿大世界”的想法，引起张瑞香老师的注意。于是张老师找到学校，把柳迎晨请到少年宫，参加群文部的部会，请他把想法谈出来：当时中学生穿的多是小大人衣服，没学生的特色，还有文具食品，都不能反映中学生所需。谈话过程中发现学生有市场经济意识，希望能有一场自己管理自己，自主地开展适合中学生的活动。张老师当即表态，大家来帮助实现学生的提议，请柳迎晨做筹委会主任，也调动了红理会的队员，寻求社会帮助。《解放日报》的庄玉兴很赞赏，专门开会请求社会方方面面协助。当同学讲完意图，各方面的领导积极表态，高度重视。儿童服装厂设计新的校服，食品厂送来最新产品，各局设摊，玩具文具不一而足，厂家直销价格便宜。一个月寒假，每天三场盛况空前，这就是上海少年儿童喜爱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首创的“少年儿童大世界”活动，其中包括科技、艺术、游艺、红领巾实验商场的红领巾餐厅、红领巾柜台。300多名10-14岁少年儿童分别担任经理、会计、营业员和接待员，这些经历为孩子面向社会，提供了社会实践的机会，也使厂商寻求到适销对路的市场……

除了开展盛大活动，张瑞香老师善于创造机会，让少先队员与先进人物见面。英雄张海迪来到上海，张老师找到团市委，请英雄与少先队员见面，活动反响很好。张海迪也非常高兴，认为是此行上海最出彩的地方，对少年儿童也是一次现身说法的生动教育。长江漂流队到上海作报告，群文部唐本忠老师去请，带了两只大饼，在他们的驻地等了一整天。晚上队长很感动，答应一定来。在她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校外教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为孩子、为教育、为取得活动的最佳效果。

到了退休的年龄，张瑞香老师到团市委继续工作，她的师傅是当时华东校外研究会的第一届会长刘元璋，张老师做秘书长。张老师加盟校外教育研究会的工作以后，继续开创校外教育的新局面。当时我承担了华东美术教育科研课题“自主学习发展的区域校外教育美术活动课程研究 ——校外教育美术活动体系的研究”，编写了《校外教育实用文体手册》，发表了《上海市校外美术教育活动研究文集》，出版了“新世纪青少年美术教育丛书”，都是在研究会的领导下，克服许多困难，经历了许多曲折。常常感到快没希望了，在张老师的争取协调下，就有了转机，从而得以在校外教育的不毛之地长出了绿叶，在一些方面实现零的突破。

一年一度的华东地区校外教育工作年会，表彰了一批又一批的教育工作者。鲜花和奖杯交相辉映、教师和事业齐飞共长的时候，华东的同志们蓦然回首，发现辛勤的组织策划者张瑞香秘书长，又添了许多白发，大家肃然起敬，一致认为：这些劳苦功高的老校外教育人，才是校外教育的大功臣。是他们不懈的耕耘，校外教育的事业和校外教育的研究才会有今天继往开来的局面，因此厦门的许辉煌主任提议设个终身成就奖，来表扬这些老同志。

2012年张瑞香老师和我在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创办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术委员会学术研究中心，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美术教师培训，直到生病才休假回到家中。

锐意进取自讨苦吃，正如校外的老师常常自嘲的，我们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取得成绩和影响，感动了一代代人，也包括校外人自己。不断地发声音，赢得肯定，才能实现少年宫“有作为才有地位”的理想，落实周恩来和宋庆龄的倡导，少年宫对学校的课外活动、校园文化建设、校外综合实践活动起到实验性示范性作用。

2015年12月2日凌晨，我在英伦听到张瑞香老师谢世的消息，甚感悲痛，垂泪顿首。“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代校外名师从此长辞，我良久不能释怀。

（本栏责任编辑 林 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