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烽、白朗在延安

文｜金玉良

罗烽、白朗在延安

文｜金玉良

1941年1月6日“皖 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决定让进步作家和文艺家秘密退出重庆。事变未几，周恩来派宗群通知白朗携婆母和一双小儿女随十八集团军家属赴延安。同一辆卡车上，还有艾青夫人韦荧和欧阳山妻子草明等人。陕北的1月，气冻霜凝。可是，天寒地冻挡不住那一颗颗怦然跳动的“归家”之心。2月14日抵达延安，白朗被分配在“文协”工作。

2月，罗烽、艾青和画家张仃奉周恩来指示去延安。他们搞到一张绥蒙指导长官公署开具去榆林的护照，榆林在延安北面，由国民党杂牌军管辖。25日，他们由山城重庆出发，行前周恩来赠千元路费，并嘱咐：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万一被扣留就打电报给郭沫若。持护照者的身份是绥蒙指导长官公署文化组组长，出发时将护照人数由一改为三。考虑张仃在榆林呆过又刚从延安出来，情况较熟，便让他充当持护照者，遇事也好应付。机敏、沉着，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罗烽自告奋勇充当马弁。他剃着光头，穿着褪了色的棉军衣，跟在轿窝子后边，手脚麻利，活脱脱一个老练精干的勤务兵。为此，还获绰号——天才演员。在宝鸡，他们三人又碰见严辰、逯斐夫妇，也要同行，于是一行变成五人，从宝鸡坐火车经咸阳到终点站耀县，剩下的路只能靠毛驴。

一路上有惊无险，经过国民党几十道岗卡的盘查，于3月8日进入陕甘宁边区重镇——交道镇。张仃竟像孩子一样倒在地上打起滚来，并放声朗诵：“啊！母亲，我的母亲！”到了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宣传部代部长凯丰设宴欢迎。毛泽东听说后，也和警卫员打着火把到“文协”驻地看望大家。可惜，那天晚间罗烽、白朗外出看朋友，与毛泽东失之交臂。罗烽第一次见毛泽东是在陈云引见下，去向主席汇报关于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的情况。当时主席指示，要南方局党组织设法营救冯雪峰。

1933年，摄于哈尔滨。左起：梁山丁、罗烽、萧军、萧红

罗烽——游子回“家”，急不可待办两件事。一是，请求中央组织部对他的历史进行全面审查。1937年9月，上海地下党组织撤退，撤至南京的罗烽无形中失掉了组织关系。几年来，他多次找党未果。但无论时局多么险恶，日子多么艰辛也从未放弃追寻党。他渴望早日接上组织关系，回到党的怀抱。二是，找张闻天要求进马列学院，系统学习。他来延安是抱着学习和改造自己的决心，他要以革命的理论武装自己、充实自己，为党、为人民服务。非常遗憾，上级没有批准他的学习要求，而留他在“文协”工作。

罗烽、白朗一家安顿下来不久，毛泽东主席便捎信邀请他们去家中做客。去主席家做客，白朗很兴奋也很紧张。见面打过招呼便不知说什么，也不知从哪儿说起。大约主人看出白朗紧张的神态，便笑着说：“今天请你们来做客，不谈工作。”主席普普通通一句话，让白朗一下子放松了。他们很快像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和主席谈笑，一直到很晚才离去。白朗还记得另外一次，他们带孩子去主席家做客。饭后，主席留他们以及叶子龙一起打牌，江青站在主席身后忍不住指指点点。开头主席不介意，可江青不断“支招”，主席不耐烦地挥手说：“去，去，去！”这件小事给白朗印象深刻，依她当时的理解，主席玩牌不在乎输赢，而是尽量让客人高兴。白朗说，主席不但无微不至关心身边的干部和同志，同时也十分尊敬老年人，爱护小孩子。

罗烽的母亲是位普通家庭妇女，没上过学，只是凭自学能读报纸。但她热爱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罗烽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时，她就积极支持儿子革命。她一直跟随儿子四处奔波，吃了不少苦，却无半句怨言。不论在上海、武汉还是重庆，凡是与罗烽、白朗相识的朋友都喜欢“罗老太太”。主席知道罗烽的母亲也来到延安，特意把别人送给他的一大块茶砖（足有一尺长）转送给老太太。当年白朗的孩子经常闹病住院，延安医药短缺，主席不是派人送药就是送些营养品。

初到延安，由于偶尔去主席家做客，白朗和江青也时有往来。女人碰在一起，嘴上往往离不开家务、孩子。白朗1929年结婚，十年间先后怀孕七次，前边的五个孩子除一个因庸医误诊而亡外，其他四个也相继夭折。战争年代对于一个女同志来说，最大的拖累莫过于生儿育女。对此，白朗深有体会，她羡慕男同志，恨自己是女人。闲聊中，江青说，她生下女儿李讷便做了绝育手术。白朗说：“多年来，我一直梦想争得自我‘解放’。听她一说，心头一亮，我也要做绝育手术！可心里仍然七上八下顾虑重重，怕婆婆不同意，怕罗烽不理解。瞒着他们悄悄去医院，大夫问家里意见，我谎称家里都同意，就这样办了住院手续。当时延安的条件十分艰苦，住中央医院也要病人自带卧具。当时我们家只有两床被子，假若我拿走一床被子，家里怎么办呢？因为没有被子我拖着住不进医院。后来，不知主席怎么知道了，他让江青送来一床里面三新的大白被子。这样我才住院做了绝育手术。”这床被子白朗一直珍藏着，直至“文革”她再度精神失常，不慎焚毁。

3月15日，“文协”就创办“星期文艺学园”有关工作召开会议。会上，艾思奇、丁玲等人以无合适人选为由，请刚到延安的罗烽担任此任务。虽然，“星期文艺学园”是业余培养文学青年，不像“鲁艺”专业性那么强，但罗烽仍然顾虑不能胜任。不过在“到边区来都要给边区做事”的激励下，他还是答应下来。

“星期文艺学园”，顾名思义是星期天上课。园址设在文化俱乐部，宗旨是开展文艺运动和帮助文学青年学习、提高写作能力，学制原定两年。4月15日招生，5月开学。主任罗烽，副主任刘雪苇，尤淇是秘书。所聘请的讲师有“文协”、“鲁艺”的，也有其他文化名人。

6月，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筹备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改选理事。在此之前，“文抗”延安分会不仅是边区“文协”的团体会员，同时又受重庆总会领导，致使工作多所混同。“皖南事变”前后，大批文艺工作者从大后方和沦陷区相继来到延安。鉴于延安文艺队伍的扩大，工作需要作进一步调整。经研究决定，边区“文协”由边区政府直接领导，工作中心在于开展边区文化工作。“文抗”延安分会改为独立的工作团体，直接受总会领导。

“文抗”延安分会从7月1日起，接收“文协”原有杨家岭会址、财产及一部分相关文艺工作，正式启用印记开始办公。罗烽被选为独立后的“文抗”延安分会第一届主席，主持全面工作。“文抗”会刊《谷雨》，于11月15日创刊。为团结旅延东北作家坚持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罗烽在“九一八”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成立“九一八文艺社”，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致东北四省父老兄弟姊妹书》。21日，在文化沟召开“九一八”纪念大会。

1941年9月初，中央组织部正式恢复罗烽党籍。事情的经过是：7月，中组部陈云部长和罗烽谈他的党籍问题，并让罗烽速写一份自传交给他。9月初，罗烽收到中央直属党委书面通知，通知他参加组织生活，恢复1929年的党籍。

罗烽到延安不久（党籍未恢复之前），曾数次面见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同志，亲聆他们的教诲，使他深深体会到中央首长的亲切及革命大家庭的幸福和温暖。但与此同时，他也受到个别人截然不同的对待。如，周扬在《文学与生活漫谈》中的影射；个别人则“从金钱、物质上努力解决”所谓“党外文化人的问题”加以诬蔑；“文协”个别负责人亦以同样的问题进行感情上的挑拨，如派小鬼监视吃饭，看是否浪费。因为罗烽一家老少五口领的津贴较多，被说是“到边区发财来了”等。这种种造成罗烽巨大的苦闷，也造成他对延安文艺界的反感。

罗烽四年半的延安生活中，只有短短十个月在“文抗”工作（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初）。这十个月，他是苦闷的，不愉快的。他感觉“延安的文艺界，尤其是后来的‘文抗’挤和压的作风比之大后方并不逊色。但不同的是表现在表面的一团和气，背地里却造谣中伤，不但党与党外如是，即党内莫不如是。他们特殊的权利是游手好闲、提高待遇，而对于党的纪律的遵守仿佛没有丝毫的义务”。为此，罗烽于1941年冬曾向中组部部长陈云建议：文艺家要与普通党员一样地遵守党的纪律。

1941年夏，“文抗”独立后，盖了一间“干打垒”的大房子，主要供开会使用。延安物质匮乏，条件艰苦，办公和居住都是窑洞。现在有这么一间大房子，有人周末利用它开舞会，调剂单调的生活。舞会受到群众欢迎，江青也是这里的常客。丁玲曾在《“三八”节有感》这篇杂文里说：“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

后来，舞会次数越办越频繁。不单单跳舞，还可以在此喝酒助兴，这里几乎变成了酒吧。身为“文抗”主席的罗烽看不下去了，觉得领导要掌握分寸、因势利导。他与“文抗”党支部书记刘白羽商议，要求适当地约束党员同志。可是，话过如烟飞雾散，根本不起作用。

一天，罗烽站在外圈喝着酒，冷眼旁观，只见场内江青翩翩起舞。罗烽憋足劲，一仰脖把一杯酒喝光，瞬间将跟前一只四条腿小凳子“啪”地摔下，拂袖而去。场上惊愕，一片肃静。而后，舞客怏怏散去。从此，这里不再跳舞，不再喝酒，恢复它最初的功能。

罗烽针对文艺界个别人和事有感而发，于1941年7月至次年3月间，零星写了几篇短文章：《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是由何其芳《革命的进军》一文引发的争论而写成的。《漫谈批评》是对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回应。《非由缀造而成的散文》是指文艺界的一团和气与无原则斗争。《嚣张录》之一，系指××与××两个典型人物的“名利之争”。《嚣张录》之二，指××埋怨边区不能满足他的物质生活的愿望。1942年3月12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还是杂文的时代》是针对某些人在“鲁艺”私下鼓吹“鲁迅的杂文时代过去了”“鲁迅的杂文文体形式在延安可以废除了”等论调而引起的。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无非说即使在光明的边区，“经年阴湿的角落还是容易找到，而且从那里发现些垃圾之类的宝物，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因此“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也就是说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将长期存在，我们随时需要它揭露阻碍历史前进的不良现象。

罗烽在1943年《思想自传》中说：“这些东西，在未经毛泽东同志审阅及来信指示‘……有些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翻（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以前。我绝未想到，我的文章竟是失掉立场的。就是读过那信以后，还是没有彻底认识清楚我的错误究竟有多大。直到王实味问题发生后，经过彻底的反省，才开始了解了我的文章，在客观上是不利于党的！而我的主观上是否有损伤党的一点思想吗？我肯定答复是丝毫也没有的。正因为这样，给我的痛苦才越大！越不容易解脱。”

1941年8月1日《文艺月报》上，萧军、舒群、罗烽、艾青、白朗五人署名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一文。

那么，萧军五人为什么要署名写文章呢？事情的经过是：1941年7月17、18、19日三天，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连载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当时，罗烽、白朗一家和艾青都住在杨家岭最高一层的山上，舒群住“鲁艺”，但他经常回“文协”。大约19日当天或次日，萧军拿《解放日报》来说了一通，说这文章是针对党外作家的。罗、白、艾对此倒没觉得什么，只是对周扬文章中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影射的语调有不同意见（如关于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提法）。白朗2月到延安，罗烽和艾青3月刚到延安，罗烽的党籍问题正在审查中，尚未恢复，自然是党外人士。由于刚到，对延安文艺界的许多人和事不甚了然。

当年，罗烽从东北逃亡上海后，他的组织关系是经周扬恢复的。但1937年“抗战”开始，上海危急，文艺界组织人员撤离内地，及至南京，沙汀回四川，任白戈、杜谭不知去向。后来周扬携周立波、舒群等扬长北上，置罗烽于不顾，他再度失掉组织关系。罗烽流落后方的几年中多次寻找党、设法去延安，均未实现。1939年，罗烽在重庆曾请八路军办事处的宗群带口信给周扬，要求去延安。周扬回口信说：罗烽来延由他安排。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未兑现，更未提他的党籍问题。如果说罗烽心中对当年上海文艺界党的负责人周扬毫无想法，也是不客观的。但是，也不能以此为根据而妄下断言说罗烽出于个人恩怨反对周扬，我们只能就事论事。

据当事人白朗说：所谓漫谈，并没有坐下谈。只是在窑洞外，几个人随便聊了聊感想。然后萧军说：“我把你们大家的意见放在一起，我来写一篇文章。”当时的场景仅仅如此，并不像近年有文章形容的“群情激愤”。十天后，五人署名的文章在《文艺月报》上发表。关于这件事，时任《解放日报》文艺栏负责人丁玲在1982年《文学报》发表的文章中说：“这篇‘漫谈集录’对周扬同志文中所提作家要到生活中去并无异议，只对周在漫谈中的态度和对作家写不出作品的原因的几条假设不同意。五人文章发表后，是不是在‘鲁艺’，在‘文抗’引起过更多的议论，我不知道。我们文艺栏听到也少，也没有收到其他的或同意，或反对，或再解释的来稿。我们也无意去组织文章开展争论。当时《文艺月报》发行量很少，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广泛。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

五人署名的文章发表后，不但被商榷的周扬本人没有任何反应，而且也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仗义直言”说这是反对周扬，反对党。当时周扬只是“鲁艺”的负责人，他的文章也不过是“漫谈”而已，并非党中央的红头文件。正如“五人署名文章”小引中说的那样：“……周扬同志这篇《文学与生活漫谈》很引起大家的兴趣，更是三段里面的最后一段，因为是提到了在延安‘有些弄创作的同志’。我们虽然不一定就在那‘有些’里面，但也不一定就在那‘有些’以外。但这是无关的，究竟我们是弄‘创作’的，就把我们的‘漫谈’也摘记几条，算作周扬同志的‘漫谈’底一点补充。……周扬同志在他文章题目上第二天曾追加上一个‘漫’字，这办法很好。因为既然‘漫’，就可以随便说说，如果有人挑眼，那么应该碰钉子的。我们就也仿照了这办法。”

毛泽东致罗烽信

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亲自做了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分别找有关人员了解情况，谈思想，谈如何改善延安文艺工作的现状。4月，毛泽东先后两次写信，请时任“边区文委”委员兼秘书长的罗烽代为搜集意见。罗烽在几次对毛泽东的汇报中，讲了一些“文抗”的思想状况及问题。同时，也简单谈到“鲁艺”文学系的教学情况。

1942年6月12日毛泽东致罗烽信

5月2日，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大会议室举行。宣传部代部长凯丰主持会议。座谈会分别于5月2日、5月16日、5月23日举行三次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在“引言”部分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并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5月23日会后，毛泽东、中央领导同志与与会代表合影留念。

开会第一天，爱说爱笑的白朗开玩笑说：“主席，这回您该请请我们了。”毛泽东笑眯眯地回答：“小米饭是有的。”此后的会议，代表们都在中央办公厅用便饭。

“座谈会”期间，罗烽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到在上海“两个口号”的论争。主席讲：要尊重鲁迅，他是没有拿到党证的布尔什维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立意明确，目的鲜明、响亮，颇有引导战斗行列前进的军旗气概。“国防文学”有益于扩大统一战线，明显的缺点是含混不清，不加正确注脚，脚跟不稳，一推就倒。与此同时，罗烽也提出杂文可不可以写的问题。大概同一天，毛泽东叫罗烽把在延安写的东西拿给他看看。罗烽将几篇在延安发表的散文、杂文送去。几天后，毛泽东的警卫员把文章送回并附一封亲笔信。

1987年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四十五周年前夕，罗烽接受一位年轻记者采访时说：“文艺座谈会我有个发言，坐在小板凳上，冰凉的，我和吴亮平坐前后。他发言中的一个观点我不同意，他的意思说‘除延安以外没有革命文艺了’。当时刚从外边来（边区），血气方刚。小资产阶级的好激动，因为激动，并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1942年冬，白朗由“文抗”调《解放日报》文艺栏当编辑。此时，社长仍然是博古，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分别是陆定一、余光生。截至1943年春，文艺栏已由最初的三个人扩大到十个人，主编艾思奇，副主编舒群。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并举行一次“审干运动”。7月15日，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康生认为，抗战初来延安的青年，许多是经国民党特务训练后派进来的，延安特务如麻。于是，对被揭发出来的“特务”大搞“逼、供、信”。周恩来恰在康生做报告的第二天（由重庆）抵达延安。他对康生全盘否定大后方地下党的说法提出异议，他找到任弼时说，自己在重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红旗党”。于是两人一起向毛泽东建议，应立即制止这种错误作法，毛泽东也感到问题的严重。8月15日，中央做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九条基本原则。10月9日，毛泽东又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就此，纠正了“审干”扩大化错误。

“审干”之后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也纺棉花。每人每月有生产任务，超额部分自己可以积攒几个零用钱。黎辛说，白朗也和我们一起劳动，默默地不说一句话。礼拜天放假回家，我们与她开玩笑，问她想不想家？想不想罗烽？她的感情很冷漠，说：“不想，没有兴趣。”

12月，边区政府成立甄别委员会开始甄别工作。1944年春，陆定一找白朗谈话，让她去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当时她头脑仍然糊里糊涂，不好使，竟理解组织上让她去党校“散步”（“三部”和“散步”谐音）！同年冬，中央党校经过组织复查，对白朗做出“无政治问题”的结论。之后，白朗加入中国共产党。

“抢救运动”开始，大家对罗烽在东北、上海、武汉、重庆等地所从事的文学活动及作品均未提出反对的批评，也未涉及有可疑的反革命关系来。但有人从假坦白的典型说河南等地实行“红旗政策”（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而派生东北党也实行的是“红旗政策”；也有人说萧军、舒群、罗烽是日本特务集团成员。综观这些人对罗烽政治上怀疑的出发点，都是基于他在东北被捕的那一段历史。

白朗与劳动模范赵桂兰（1948年）

“抢救运动”收场，罗烽先被派到“边区文协”领导“审干”。10月，入中央党校三部学习，担任三部第四党支部支部书记。党校对他的政治历史进行重新复查。经对曾经在伪满洲省委机关工作的有关人员调查、取证，并根据当时情况的客观分析，1944年12月19日，中央党校对罗烽被捕这段历史做出书面结论：“罗烽同志参加东北党的一段历史是可靠的，对党的工作是有贡献的。应该承认罗烽同志在1934年被捕一段，对党、对革命是忠实的。其回国以来、抗战前后，对革命是有贡献、有成绩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9月15日，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地区设立中央局，派遣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和四分之一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率领两万干部和十万大军挺进东北，收复失地，建立民主政府。旋即，罗烽、白朗奉命回归阔别十载的故乡，参加那里的解放战争。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