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写作？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5周年

文｜石岸书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5周年

文｜石岸书

为谁写作？这个问题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首要问题，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首要问题。

明眼人马上能联想到《毛泽东选集》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第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笔者模拟这句著名的语句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75周年，并非投机取巧，而是在顺应毛泽东的内在思路。

“为谁写作”这个问题之所以是首要问题， 首先是相对于中国革命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要求来说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方式，就是组织动员民众，通过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在这种阶级敌我的划分中，革命形势必然要求文学有一个基本的取舍。如果说“划分敌友”是革命的基本方式，那么“暴露谁，歌颂谁”，就是革命形势要求现代中国文学所采取的基本方式。《讲话》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而清晰的回答。

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评价《讲话》“有经有权”，而毛泽东也甚为认可。那么，什么是《讲话》的“经”？什么又是《讲话》的“权”？从本文的角度说，“经”指的就是对“为谁写作”的基本回答：文艺为工农兵，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权”则指的是“暴露谁，歌颂谁”的硬性要求，文艺为民族解放服务的阶段性历史目标，将“普及”置于“提高”之前等具体主张。今天纪念《讲话》，要把握住的，当然是“经”，即“为谁写作”的问题，或者换用《讲话》的说法，“为什么人”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时移世易，“阶级斗争”早已经被抛弃在历史的垃圾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还有必要重复这一套“陈腐不堪、土得掉渣”的说教吗？要反驳这一追问，既需要历史的眼光，也需要有对当下问题的深入把握。

“为谁写作”的几个历史回答

详细说起来，20世纪中国对“为谁写作”提出过很多解答，在《讲话》之前和之后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时期，都会产生出一个经典解答。

“为谁写作”这个问题，即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体现的本质性问题，可以说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被经常提起并反复论述过的一个经典问题。古典文学早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要求文学有所承载、有所担当，不能自甘堕落，沦为雕虫小技。而坚守这一传统的，自然是传统士大夫阶层。讲究“修齐治平”的士大夫阶层作为知识的垄断者，推崇“文以载道”，赓续道统，理所当然。“为谁写作”的问题，看似是为那个儒家之“道”，实则也是为载道者自身，即士大夫阶层。

已成定论的是，“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或“为人生”的文学，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导诉求。“五四”时期很明确地宣传文学要“为人生”。《文学研究会宣言》开宗明义地宣布：“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新文学主将茅盾则认为：“人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茅盾《文学与人生》）新文学这里所要求的“为人生”，当然主要是“为”知识分子自己的人生，当然也包含着书写社会、书写现实的诉求，包含着对无产者的不幸的书写和同情。

与此同时，也有稍微偏离“为人生”的文艺主张的，那就是以创造社郁达夫、郭沫若等为代表的，讲究文学的“自我表达”的一派。当然，这两种取向主要还是局限于知识分子自身的生活和眼界。这种情况即使是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没有真正地改变，此时期所展开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成效也不大。根本原因，就是知识分子对“为谁写作”的问题，主要还是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身的角度来回答的。

或许可以把毛泽东的《讲话》放在这一脉络里来认识。从“文以载道”到“为人生”，再到《讲话》所明确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其中是有清楚的历史脉络可循的。有继承，但更重要的是突破。“文以载道”和“为人生”可以说都是为知识阶层自身，因为笔杆子在知识阶层手里握着，文化权力属于知识阶层。而《讲话》不只是要求文艺要多表现人民大众，多表现工农兵，更重要的是要求作家，要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问题是，何以要在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上实现这么艰难的思想改造呢？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将“历史的主人”定位为“工农联盟”。工农联盟才是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不只是因为在革命和战争中，工农联盟及其军队是主力军；也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所要创建的新秩序、新世界里，工农联盟是主体。主体既然是工农联盟，文化权力当然也应当属于工农联盟。中国社会主义要创建“人民的文化”，而“人民的文化”的主体则是工农联盟。因此，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和政治的形势面前，知识分子必须实行自我改造，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转变自己的思想认识，进而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政权的性质和文化权力的性质，规定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和历史使命。

但是，难道知识分子不属于“人民”吗？“为人民写作”难道不可以包含“为知识分子自己写作”吗？从《讲话》中可以看出对这个问题的阐释线索：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既然文艺“为人民大众”，知识分子也属于“人民大众”，那么也是可以“为”的了。但《讲话》又要求知识分子改造立场，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那么，转变了世界观和改造了立场的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吗？实际上，《讲话》是要求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就是说，《讲话》所要求的是，作为传承和创造文化这一社会功能的承担者，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但作为社会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艺”作报告

但总归，文艺“为人民大众”和文艺“为工农兵”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前者包括了知识分子，后者则不包括知识分子。

正是这种差别，构成了建国后漫长的文艺斗争的一个由头。政治形势趋于紧张了，文艺就只能“为工农兵”，只能为“无产阶级”，而政治形势有所缓和了，文艺就可以为“人民大众”了。最典型的，是周扬在1962年纪念《讲话》20周年时的文章《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

文艺既然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当然也就包括为知识分子自己服务。周扬这篇文章的背景是：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全党全国处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休整期，政治形势较为和缓。讵料1962年下半年北戴河会议之后重提阶级斗争，政治形势骤然趋紧，文艺服务的范围也收缩，又再次变成了“工农兵”或“无产阶级”。典型的例子是1967年“文革”期间陈伯达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时所宣称的：革命人民只包括“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和由工农武装起来的士兵”，知识分子从“革命人民”中被排除，甚至与无产阶级对立了。如此一来，文艺就只能为“工农兵”或“无产阶级”服务了。

改革开放初期，文艺“为谁写作”的问题又被再次提出。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重提《讲话》和《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之后称：

为人民服务，就是为除一小撮敌对分子外的全体人民群众，包括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干部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人们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根本需要服务，在今天，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

从此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实实在在地被纳入到“人民”的范围，而这种纳入，是与邓小平时代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分不开的，也无须再纠缠于“为人民”或是“为工农兵”这种“为谁而写作的文艺问题”了。

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结构中的尴尬，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为谁写作”这一问题的难以回答。而知识分子的这种尴尬，根本原因不在于知识分子到底属不属于“人民”，而在于从政权的合法性上说，知识分子到底属不属于人民权力的主要依靠对象之一？从1942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政权和全国政权在这一点上是有所摇摆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宣布，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里的“人民”，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1957年以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风风火火地完成了，“反右”也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人民民主专政”不知不觉被转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和“无产阶级”，范围当然是不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不但确认了知识分子的“人民”身份，更是把知识分子视为重要的依靠对象，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主力军。“为谁写作”的问题，才不至于生出诸多争端。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纯文学”兴起了，主张文学自身就应该是纯粹的、无功利的，执着于语言和美感的。但这个漂浮在云中的观念迅速地在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时代烟消云散了。“为市场写作”成了文学新的目标，市场原则渗透到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渗透到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为谁写作”的问题，已经没有清晰可辨的社会属性了，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回答“为谁写作”的问题了，如果“为市场写作”一定要落实到某一人群身上，那么我们只能笼统地说：“为消费者写作”。

当代语境下的“为谁写作”及其未来

回到《讲话》，我们会发现，重新回顾毛泽东所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的问题，在当下仍然有其紧迫性。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为人民大众写作”或“为工农兵写作”不知不觉被转换成“为市场写作”或“为消费者写作”，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被转换成了一个经济的和消费的问题。这种转换是有其严重后果的。这一后果在今天，特别表现在各种快餐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泛滥。文学过去承载的东西太重，现在却又太轻。

也许会有人追问：商业市场中的消费者，很大程度上不也是人民大众吗？不也是曾经的工农兵吗？

位于杨家岭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小洋楼，形似飞机，又称“飞机楼”，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素描画）

这个问题不应该这么简单地被否定掉。诚然，“为谁写作”的问题，关乎的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身份归属问题，也关乎文化权力应该属于谁的问题，更关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如果不能兼顾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来解释，那么就会取消这个问题的深度和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讲究自由竞争，必然就会产生得利者和失利者，这种趋势不断持续和重复，便会产生贫富分化，进而产生阶层分化。由于产生了这种阶层分化，便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中国的文化权力归属于哪个阶层？人民大众在市场中必然是相对的弱者。于是，“为谁写作”的问题便会变得非常尖锐：是为那相对的弱者写作，并坚信文化权力属于那相对的弱者，还是相反？如果从经济和消费的角度来回答，便会截然不同于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来回答。当“为市场写作”过度泛滥之后，文化权力便相应地属于市场，属于市场上的强者和支配者，那就是资本大鳄或利益垄断集团。而“为消费者写作”的过度泛滥则会导向一种消费文化，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身份归属便无从谈起，知识分子写作的意义，便只是局限于经济利益。

因此，在当下重提《讲话》，就是要重新回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艺建设的初衷，那就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是为人民大众写作，身份归属是以无产阶级和底层人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而文化权力则属于人民大众，中国社会主义所要建设的，是一种新型的人民文化。人民大众当然需要市场来满足各方面的物质文化需要，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身份归属当然可以凭借市场来服务人民大众并归属于人民大众，而市场经济也并不必然阻碍一种人民文化的实现。但这一切只是意味着市场不过是一种手段。把市场视为手段，正是邓小平当年推动经济改革的初衷。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就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如果把“为人民大众写作”或“为工农兵写作”转换成“为市场写作”或“为消费者写作”，那么就意味着市场已经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市场的逻辑已经成了主导逻辑。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手段和目的相互颠倒的危险，我们就更需要不断地重返《讲话》，去思考什么才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身份归属，什么才是中国社会主义所要建设的文化。

这当然只是在当代需要重返《讲话》的一层意义。另一层是：如上所言，《讲话》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问题，或者说，是知识分子转变立场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之所以要提出“为谁写作”的问题，正在于工农兵与知识分子的分工不同，这种分工，简单来说，就是工农兵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主要是体力劳动者，而知识分子则是脑力劳动者。脑体分离，正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建设初期，以体力劳动者为主的“人民大众”要不要包括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原因，也是“为谁写作”能够提出来的前提。如果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不再有区别，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合二为一，那么就的确不存在是否要把知识分子排除出“工农大众”的问题，也不会再存在“为谁写作”的问题了。

事实上，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合二为一，正是毛泽东的追求，也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讲话》数次谈到，要求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结合，也就是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讲话》也谈到“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要求知识分子用工农兵所需要、所接受的东西去“普及”，同时在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并要求知识分子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老师，实际上这都是在思考如何促使工农兵“知识化”的问题。创造人民的文化，当然最好是由人民大众自己来创造，特别是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创造，只有这样，文化权力和文化权力的主体才能真正融合在一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才能真正合二为一，到那时，共产主义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然内容，就是每个人都能从僵化的社会分工中解放出来，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可以说，《讲话》已经提示了一劳永逸的回答“为谁写作”的线索，那就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大众知识化”。一旦这一理想真正地实现，就意味着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的消灭，意味着人民文化的真正建立，意味着共产主义理想的真正实现。也只有到那时，上文所提到的“为谁写作”的所有回答才会失效。当体力劳动者同时也是脑力劳动者，人人都能够也都可以自由地写作，所有人的写作都是书写作为人民的自身，“为谁写作”作为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对这一前景的追求只能是强行迫使知识分子从思想上进行“工农化”，或者是推动一种新型社会实验，例如人民公社、五七干校、知青下乡、教育革命等等，那么在今天，我们或许可以从更现实的层面来展开这一想象了。

首先是一系列客观条件的极大改善。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和中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人民大众已经具备了摆脱过重的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客观条件；而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就是新的生产方式也逐渐推动劳动者从单纯的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和体力劳动的结合，甚至转向脑力劳动为主的非物质生产劳动，例如信息、图像、观念和符号的生产。体力劳动者正在逐渐成长为脑力劳动者。其次，在今天，随着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和国际资本在全球的肆虐，我们会发现世界的确已经像2011年“占领华尔街”时所宣称的那样，日益变成1%和99%的对立了；那1%就是资本的化身，就是金融大鳄、大资本家和跨国垄断集团，而99%则包括绝大多数人民大众，包括绝大多数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1%与99%的对立，形象地说明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已经发展到与一切劳动形式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从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那一面来说，就是知识分子不断地从中产阶级的位置滑落，成为受剥削压迫的对象，正是这种趋势，更加促使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日益地合成为一个立场和利益一致的群体。最后，由于社会网络（例如交通、网络）的日益发达，城市生活的日益普遍，人民大众的互动（包括不同劳动者之间的互动）也会越来越密切而频繁，最终有助于一个跨越不同劳动形式的共同社会的形成。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首次刊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稿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分工并没有消灭，但是却并不妨碍从前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日趋拥有相同的立场，同时共享相似的书写条件和书写能力，这样，“为谁写作”的问题也会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获得真正的解答。今天，我们已经慢慢地感受到这一点的可能前景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已经成为两种劳动的结合体，甚至越来越成为脑力劳动者。同时，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在各种网络平台发言和写作，他们越来越不需要别人来为他们写作，为他们发言，他们自己就能写作，就能发言。

《讲话》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主要是呼吁“知识分子工农化”，但在当下，“工农大众知识化”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显著了，“知识分子工农化”和“工农大众知识化”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条件下仍然各有其意义。展望未来并不意味着现在已经彻底取消了“为谁写作”的问题的紧迫性，也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工农化”不再有意义，更不意味着“为人民大众写作”成了伪命题。在两种劳动形式仍然存在分裂甚至对立的地方，例如中国的中西部和广大的农村地区，“为谁写作”仍是亟需重视的问题；而在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由于市场逻辑和资本力量的侵蚀，“为谁写作”则是一个高悬在摩天大楼之间、漂浮在虚拟网络之中的巨大问号。

我们期待着，在未来，《讲话》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因为无法获得真正解答而被遗忘，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彻底回答并化为历史的见证。

责任编辑/崔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