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乡村乐社走进国家乐史
——祭林中树

文｜张振涛

——祭林中树

文｜张振涛

编者按：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礼让店屈家营“音乐会”的林中树，于2017年3月18日上午8时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着的家乡和乐社。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86年3月28日改革开放后再一次走进田野的启动者。屈指算来，差十天就三十又一年了。他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冀中采访的第一批民间乐师中的最后一人，他的离世意味着民间音乐一个时代的结束。谨以此文祭奠被大家亲切称为“老林”的乡村精英！

本文作者张振涛与林中树

如果把一位农民过五关斩六将、冲出困境、在相距90公里的北京城里寻找一个边缘乐社继续生存的理由，把这种一往无前的行动看作是以“存在意义”为目标并由此拓展生存空间的追求，而且其行为的内在理路竟然与政府文化政策的实施目标完全切合，那么，乍听起来似乎有点玄乎的“个人经历作为国史素材”的“前沿理论”，就可以找到一方“检测场”。以个案作为切入点，解剖一串接一串、挡也挡不住、编排也编排不出来的事件，或许就能读出个人意味的“农民崛起”的“宏大主题”，进而了解主人翁为了获得话语权而编排的“政府扶持民间”的“主旋律”以及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的非凡经验的意义。这样的故事不多，却很传奇，完全超越了音乐学的叙述边界，应和了音乐民族志渴望开拓的空间。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一位农民身上时，不得不让人追究一下为什么这个时代会产生这样的人物？为什么这个人物代表了时代的大趋势？

一个农民与五万美金

2013年10月，中国音乐学院把刚刚创立的“太极传统音乐奖”授予林中树。比起穿西服、打领带的教授们来讲，身着深蓝色中山装的林中树走上台去的样子有点土，然而他从来就没有因为外表而打怵，如同他第一次闯进北京音乐院校时的情况一样。他给自己的定位永远是农民，从来不为大部分人感到自卑的“身份”而自卑。

他把冀中平原上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与北京的专业音乐研究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连接起来，进而通过嗅着新鲜气息而至的媒体与国家文化发展大势乃至遍及全球的新闻网络连接起来，让京城和外界听到了流传数百年的古老声音。如果不是他于1986年扯住时任中国音乐研究所副所长乔建中的袖子，没完没了追问“音乐会”的“音乐”到底有没有价值，并坚持不懈介绍推广，世界上恐怕没有人会知道这个外表上与其他村庄没有任何差别的地方到底有什么不同，也不会知道外表上与其他农民没有任何差别的“老林”到底有什么不同。

老林的见识确实不一般！他对于音乐学的贡献就在于坚守家乡文化时表现出来的决绝态度，而不在于话说得有多么专业和到位。当46岁的老林开始“闯世界”进而一步步为村庄“谋幸福”时，就为音乐学界开辟了一片比冀中平原还要广阔的学术空间。他的探问决定了他此后的命运，也决定了冀中平原上一大批乐师和乐社的命运。2006年出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排列着一长串“冀中音乐会”的名单，这份排行榜某种程度上都得归功于老林的第一声呼唤。起到如此多作用的平头百姓不多，他做了一生值得夸耀的事。

1986年3月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研所第一次采访屈家营现场录音

作为屈家营音乐会最辉煌时期（1987年至今）的见证人，林中树经历了与社会各种力量相互碰撞与积极互动的全过程。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第一次采访的老会员中硕果仅存的人，也是目送一个个会员消失于茫茫平原上的最后一人。老林成为了一个象征——象征着乐社对传统的坚守从而获得知名度的奋进形象，象征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象征着农业文明薪火相传的传承者面貌，象征着把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学府与乐社、专业与民间、教授与农民连接起来的纽带。

老林自然想不到自己心里突然冒出来的“文化自觉”有多么超前，更想不到自己“义坚金石”的表现会成为20世纪末田野考察史上的核心人物。然而，聪慧的老林终于还是悟到了一闪即逝的“念头”付诸行动可能产生的价值。于是，他毫不迟疑地充分利用了“念头”的价值。其实，即使是音乐学家也是在一轮轮推进中才逐渐认识到这个“念头”的价值。萨林斯指出：“概念是在被构建的文化中被激发的。”于是，音乐学家和媒体联手，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时期的典型。

这就是老林之所以获得“太极奖”的原因。奖金非同寻常，额度之高，前所未有。一位乡村乐社的组织者获得五万美金奖励的事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桩！获奖可不是他想要就要的，就像“想睡觉就遇到枕头”那么凑巧。表演界的奖项很多，音乐学界的则较少，刚刚出台的音乐学界大奖的第一批获奖人中，竟然有一位承包了七亩地的农民！这样的事迹，的确值得记录。

“钱是个惹祸的根苗”

获奖让人出名，但真正拿到奖金了，麻烦接踵而至。熟悉本乡本土“老风俗”的老林，不愧见过大世面，竟然一诺千金，捐出全部奖金，设立“屈家营音乐会基金”——天底下唯一一个为民间乐社而设的基金。“既闻此言，不觉栗然，心形俱肃。”老林不愧为创造过奇迹的人。想想吧，一年到头忙来忙去、弥日累夜、总收入不足几千元的农民，竟然把一笔天文数字的奖金，一分不留，全部捐出，设立了一项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全无关系的基金！这是什么心胸！贾平凹说：“这世事真是难说，很多城里的人，当官的，当教授的，其实是农民，而有些农民其实都是些艺术家！”

这真的已经不是五万美金的事了，而是通过五万美金体现的老林人格的事了，而是通过五万美金扯出的一大堆关于个人与乐社、个体与集体、金钱与乡俗、乡情与法理等方面的事了。对于可以用数字衡量的金钱，容易掂量得出其价值，对于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品质，难以掂量得出价值。但人间确实存在着用另一量度来衡量的价值，并以此品评一个人的品质高下。笃信“忠厚传家”的老林，毅然决然做出了一件令人翘大拇指的事。毫无疑问，他的作为，证明了另一种价值的存在。

五万美金没让老林动心，但由此引发的整天价灌满耳朵根子的不中听的风凉话，却扰动了他的平静，这无论如何超出了昔日范围。一瞬间，他成了暴风眼里的人，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的“中风”多多少少与“画外音”有关。真是应了他自己的话：“钱是个惹祸的根苗！”

看着身上插着几根针灸电启针的老林，我们的心里不禁涌起阵阵感动，想起往昔那些平平淡淡却身体健康的岁月。“当时只道是寻常”（纳兰性德《浣溪沙》），现在却觉得弥足珍贵。表面上完好无损的老林，终因年龄，双腿跛踦，步不能咫。曾无数次迈向京城的双腿，再也撑不住衰躯了。可见他内心经历了多大的暴风骤雨呀。与老林相遇是二十多年的冀中研究中最幸运的事。我们遇到了一个火热心肠的人，碰触到一颗非同寻常的心灵，我们何尝不是从他坚忍不拔的性格中感受到传统得以流传的原因。老林诚心诚意与学者交朋友，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没有那些划分“城乡差别”和“阶层差别”的客气和界限。这种“关系”说透了就是他怎样待学者也希望学者怎样待他。他用十分心待你，你也须用十分心待他。几十年下来，大家成了朋友，无话不谈，因为我们都被他那颗热乎乎的心感动过和温暖过。他的确属于那种“总是能对和他接触过的人产生巨大影响的人”。

“身份”附加“符号”

面对老林的坚持，我们不得不站在他的立场回答最困难的问题：一个身无分文、又无一官半职的农民如何“绝地厮杀”，操控以屈家营为圆心、聚拢京津冀一大批人多方参与的整合行动？“有心人”在“绝地”中如何能获得冲出“绝地”的思考？

困境中的林中树慢慢悟到，只有通过附加到“农民身份”上的“非农”符号才能完成向“导演”的转变，进而拯救乐社、拯救村庄。那么，什么是“农民符号”之外的“非农”符号？或者说什么是“农民身份”之外的“非农”身份？确切地说，怎样才能让“农民身份”产生富有魅力的影响力以及比之“农民身份”更有吸引力的附加值？

他从十几年间都未见过乐社的城里人的吃惊、好奇、怜惜、鼓励中发现了一种价值，一种从未引起过重视而今确认其存在的价值，那就是手里掌握着一套古老乐器和十几套大曲。直觉告诉他，必须寻找一个与“新身份”相匹配的从中演绎一套“新理念”的说法，借以达到令学界也令公众持续关注的目的。老林精明能干的地方就在于采用了时兴的“复兴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号，在国家体制内有效地获得公众关注并达到让政府支持乐社的地步。他的选择就是：既保持农民身份又扩大“非农”身份——手持笙管秉承“传承使命”的“文化持有人”。

于是“复合概念”诞生了：一方面是“农业文明”的代言人，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一方面是“古老文化”的代名词，一方面是“现代遗存”的“活化石”。老林编织的“双重身份”乃至“多重身份”使乐社成为“畿辅”文化圈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符号既是意义的结晶体也是意义的生成体，一个令城里人愿意接受的“可爱”身份必须靠表达意义的符号“集合体”来传达。他对冀中乡村家家户户贴着的“耕读传家”的门楣进行了新一轮“注疏”：“耕”就是务农，“读”就是文化。于是，新“身份”或新“符号”诞生了！

他和同村、同龄、同好的一伙人，讨论来讨论去，结论就是：原来自己不是两手空空，原来自己看不上眼的“家伙”（乐器）和套曲，可以用作敲开宝藏的符咒。他把京城人认定为自家常客，屡屡延至家门，让不愿意接受“恩主”身份的城市人，乐意承领身份，为家乡建设发挥作用。于是，“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宾主承欢，大路通天。

“国家在场”的显例

老林之所以把媒体刊登的报道和学术论文全部收集起来，就是要以一份强大的书面文献向观者证明，乐社的“存在”获得学术机构、国家媒体、各级政府即“国家”层面充分认可。来自不同媒体、不同单位、不同阶层的人所写的数以百篇、数以百万字的学术论文、新闻报道以及无法分类的文字，都成为屈家营的“等身”量尺。于是，一群小人物就不仅在学者和记者笔下“活起来”，也在公众和媒体面前“火起来”了。

在没有订阅报刊习惯和财力的村庄，能把那么多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廊坊）、那么多报纸（《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北京音乐报》《农民日报》《北京青年报》《河北日报》《廊坊日报》）、那么多刊物（《中国音乐学》《人民音乐》）发表的文字，事无弥遗，收集齐全，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然而，闻风而行、见面就“淘换”的老林做到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老林偏就干成了。

接近21世纪，所有的社会事件的成功传播都是混合型的，不再是单一的学术论文或者单一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的独家报告。学术单位与媒体结合成为冀中音乐会传播的最大特点，这是以前学者们想不到甚至觉得没必要的，然而现代传媒显现出来的魄力促使着学术界涉足以前并不擅长的表达。这样的表达不是我们的“自觉”，而是老林教会我们的。

走进“屈家营音乐堂”观看布满展厅的名人题字和各种人物到访的照片，你就不能不对老林的见识口服心服。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北京学者在全国各地不知蹲点几处，所到之处都会留下“踪迹”，但绝没有出现过像老林这样持续不断捡拾“踪迹”的人。他苦心经营，想方设法，千方百计，不遗余力，把点点滴滴的“蛛丝马迹”汇集起来，归置一处，公诸于众，大白天下，“制造”出了一方令人叹为观止的“壮景”。

别小看这份心思，待挥毫泼墨达到一定级别，待展品物件达到一定规格，待照片数量达到了一定量级，总之待“景观”连成一片，就产生了“质变”和“飞跃”。不但让第一眼瞅见的人目瞪口呆、惊诧不已，而且那等洋洋大观、熠熠生辉、历尽沧桑、重若千钧的“史书”分量，让观者不得不采用“盛况”这类的字眼来形容。

人们能够从这份绝无仅有的收藏中读出什么意涵呢？人们能够从这份足以令学者自愧弗如的“私家档案”中体会到什么寓意呢？还是听听老林自己的表白吧。

屈家营音乐堂展室一角

名人留下墨宝的“国俗”人人习以为常，老林可不那么不以为然。他告诉我们，对于从来只是道听途说、特别是第一次到访（也可能是唯一一次）的县级、市级、省级领导来说，怎么判断乐社价值？就是看专家、学者、官员留下来的“态度”。“态度”是看不见的，必须让人看得见。中国人崇尚至高无上的“国家”概念，可是“国家”是个“大词”，是个虚无缥缈、抓不着够不着的“大词”。必须让虚无缥缈、抓不着够不着的“国家”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变为实实在在、抓得着够得到的物件？这就是墨宝！

无需说，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李焕之，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西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黄翔鹏、乔建中等，这些在农民眼里与“国家”概念的人，就是与那个“大词”关联的标志。所以，他们的书法以及书法内容中的肯定态度，就是使乐社俨然提升到“高大上”品级的鉴定标志。

于是老林“制造”的“盛况”，立马显出一目了然的震撼作用。他们的书法挂在面前，他们的肯定摆在面前，他们的照片放在面前，他们的语气呼之欲出。还用解释吗？代表“国家”的“态度”摆在面前，让面对者明白。不但明白，还如吃了秤砣一样铁了心地认同乐社的价值。“高大上”有“高大上”的好处，只有“高大上”才值得扶持，值得投资。一幅接一幅的名人墨宝，一方接一方的名人印章，一张接一张的合影图片，铺天盖地，布满厅堂，叠摞橱柜，满目辉煌。这难道不是在肯定乐社价值吗？！

看到布满字画的墙体，每个人都会像在耶路撒冷看到犹太人“哭墙”的感受一样，内心震撼，动容心酸，揪心揪肺，无以复加。面对“盛况”，每个人都会对主人的“有心”肃然起敬。

这就是老林要的效果！

人类学的“国家理论”总让人找不到实实在在的检验场，找不到看得见摸得着、抓得着够得着的显例。走进屈家营“音乐堂”的展室，“国家在场”就无需解释了。那是一个农民导演的“国家”大戏！琳琅满目的“墙”把乐社的狭小空间骤然提升到“国家”层面。老林用辛勤的捡拾，获得了无以伦比的震撼效果，也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话语权。展厅不但震撼了当地人，也震撼了所有观展的人。

2013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中国艺术研究院音研所乔建中、箫梅田野工作照

照亮世界的小人物

林中树已经成为民族音乐学书写的主角，最终成为一本口述史的核心人物。2014年，乔建中和黄虎编著的《望——一位老农在28年间守护一个民间乐社的口述史》，证明了这位有着惊人记忆的老人在演述故事方面的非凡能力。他依靠事无巨细的记忆和点点滴滴笔录于小纸片的提示，口述了整整28年的乐社史。不管遇到多少顺心和不顺心的事，多少重大和琐碎的事，多少影响全村和默默无闻的鸡毛蒜皮的事，他都不忘记上一笔，像个忠心守候的史官。一张张小纸条，一份份出版物，一本本名片集，一摞摞签名簿，见证了“有心人”持续28年的心路历程。

乔建中因为亲身参与、耳闻目睹、从头至尾见证了屈家营发展的历程——乐、人、城、乡、内、外，把积储了28年与老林相互呼应的记忆连接起来。两个人的记忆像两头打通隧道的开掘机，向一个方向掘进，终于凿开了一座沉重大山，让覆盖在常春藤下的火山岩浆与常春藤一样瑰丽。没有两位当事人的互证就会使这段特殊的口述史“菁华隐没，芳流歇绝”。中国音乐研究所与屈家营音乐会熔铸了一份独特文本——中国音乐学采访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口述历史。屈家营不但成为民族音乐学采访史上的符号，也成为日渐增多的口述史的标志，见证了一段从晦暗到显荣的“金色时光”。国史上罕有墨迹的小县城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演绎出上达天听、轰动学界、搅动传媒的“国史”大事，不能不说是因为令人称奇的林中树。民族音乐学竟然可以成为一缕照耀平原的灿烂阳光，带领一家家乐社走出困顿了60多年的洼地。这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复制的超级吸引人的故事。

历史学提供了传统乡村的精英阶层“乡绅”通过祭祀仪式和铺路架桥等“善举”建立权威的过程，具有强烈象征功能的祭礼和造福一方的善举，将地方精英与权力架构联系到秩序格局中。这一模式不免让我们与眼前的故事对接。林中树在“筑路”与重建“官房子”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借国家话语和政府资源建立权威的事，展示了同样套路。林中树干出了两件让全村人也让全社会刮目相看的事。第一是修了一条柏油路，第二是建了一座“音乐堂”。两件事让他的政治地位突显于全村，也突显于固安县、廊坊市。无疑，他把老式的“善举”——筑路修桥——改造为“铺油路”和盖“音乐堂”，也把老式“乡绅”改造为“公众人物”。

讲述小人物就是照亮小人物。让小人物立起来，也让讲述者从不自知的状态认识讲述价值。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很多，只不过没人把形迹记录下来而已，被忽略的人和事太多了。或许有一天，人们会对“乡村乐师传记”感兴趣。这就是瞄准与城市的“微信”“娱乐”“消费”“中国好声音”等沸腾字眼截然不同的主题的意义，也是纪录乡村仪式的主持人及其与“质朴”“生命”“本真”相关字眼连在一起的故事的原因。

老林是个坚强的汉子，是赋予“音乐会”过往岁月以勃勃生机的关键人物，那双在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田垄上的坚定步履不止一次地打动过人。该怎样形容上百次从固安到京城90里行程上的寂寞和孤单，特别是那条路上曾有过的风沙与缓慢？他在“故乡思维”驱动下忘情地奔波与呼号。一个老实巴交的形象就逐渐在这条路上变成了“引路人”角色。他拿出舍得一身剐的劲头，如同西西弗斯循环往复地推着不断到达山头又不断掉下来的石头，忍受折磨甚至屈辱，与忽视其存在的人斗智斗勇；他的坚韧和勤勉超出一般人，让人不得不接受他提出的没完没了却出自公心的要求。奇迹根植于老林的性格气质和既懂得“显规则”也懂得“潜规则”的精明，因而一步步逼出了相关部门和人们的震惊与认可。

一个人的经历构成故事，很多人的故事构成事件，很多事件构成历史。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历史，我们为什么不把其划入音乐民族志的兜袋呢？

中央民族乐团在屈家营与屈家营乐社雅集

责任编辑/崔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