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白佐良其文所涉及到的几个关键问题

耿中耀 杨庭硕

摘 要：

从白佐良《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珍藏的中文图志：对中国西南各族民风的图文阐释》一文中发现，外国学者对“百苗图”这一系列的民族图志有着独特的看法和见解，相关研究成果具有难能可贵的资料价值。但也不难看出，外国学人在研究中国典籍时有得有失，澄清其中存在的利弊，有助于推动我国学人深化这一题域的研究。这些国外收藏的珍品，大多为国内学人所未见，其文物价值和科研价值都不容低估。

关键词：

白佐良；“百苗图”；关键问题

中图分类号：K281/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4-0119-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4.18

意大利知名汉学家白佐良①，于1987年在《东与西》（EAST AND WEST）杂志上发表了《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珍藏的中文图志：对中国西南各族民风的图文阐释》（Chinese Books from the Library of the Ital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in Rome Illustrating the Liv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一文。文章對各国学者的“百苗图”成果进行详细梳理后，挑选了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藏的一种“百苗图”传抄本作翻译介绍，向西方国家推介了中国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的习俗风貌。尽管《东与西》杂志现在已停刊，白佐良教授也离开了人世，但这篇文章却能为中国学者，特别是“百苗图”系列的研究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需要声明，开启这一研究，并非针对某位学者，而是立足于科学的真相，以及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鉴于当代汉学研究的复杂性、艰巨性，本文仅作抛砖引玉之用，还望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中的不足能得以修正和完善。

一、“百苗图”的源流变迁

图志文献是我国历史文献中的一个独特门类，起源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历史上，不管是皇家宫廷，还是民间家祠，都设计有相应的画赞、象赞，传世珍迹有唐代的《步辇图》、宋代的《清明上河图》等。此外，历代朝廷编绘的功臣画赞，也属于这一体系的资料，东汉绘制的《云台二十八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上述资料有图有文，都可以视为图志文献的基本完备形态。进入明代以后，随着绘画技术的提高和国家统治力的加强，图志文献资料所涉内容和规模扩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元璋平定大夏政权后，获得了一匹产生西南的名马，不仅将其作为坐骑，取名“飞越峰”，还专请画师为它绘图，宋濂撰写了《天马赞》一文与图相配，这份资料可以说是明清两代图志文献的典型例证。其后，直接将少数民族的文化事项作为编绘对象的图志资料不断涌现。文献记载，从明初到民国时期，类似的图志不仅数量多，描述对象广，几乎涵盖了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分布区，“百苗图”仅是其中较为晚近一种而已。

明清两代，涉及到西南各民族的图志文献资料极其丰富，较具代表性的有《皇清职贡图》《滇夷图册》《八十二种苗图并说》《金筑百苗图》，康熙《贵州通志·蛮夷志》等。其中，尤以“百苗图”系列流传最广，影响最为深远，围绕这一系列的研究和争议也表现得最为显眼。而白佐良所撰的文章，可以提供诸多的旁证，对澄清其中的争议具有独特的价值。

综合现有的相关资料，当代传世的“百苗图”诸抄本其总的源头出自嘉庆年间陈浩所编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较之更早的类似图志均不足以确认为“百苗图”的源头，仅能说是相关内容或体例被陈浩借鉴而已，其间的争议及偏颇诸多，归纳当前学术界对“百苗图”的定型时代和作者考订，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

其一，认为贵州省编绘的民族图志由来已久，后世文献提及的资料，在明代晚期就有相似的图志资料出现，据此认定“百苗图”的原型发端于明末。需要注意的是，明代所绘的图志因各种原因而流传不广，所绘内容学界根本不可能全面掌握；体例反应的信息和范围，至今也还不能确考。因而，仅根据零星记载，就将明代的类似资料定义为“百苗图”各种抄本的发端显然不妥。因而，明代的类似图志，只能理解为是其后各种图志编绘的发端，不能直接定义为“百苗图”系列各抄本的源头。

其二，有人以康熙《贵州通志》为依据，凭借该书“苗蛮志”一卷有图有文，就认为已经具备了“百苗图”编订的雏形，从而将其认定为“百苗图”的源头。还有人以《皇清职贡图》为依据，认为“百苗图”是从这里脱胎而来。但问题在于，在后世的贵州辖境内，康熙《贵州通志》编成时有大量的“生界”和土司并存，且地域范围几乎占了其后贵州辖境的一半以上，因而康熙《贵州通志》里所编绘的“苗蛮图”与其后所编撰的“百苗图”相比，单在规模上就不能相提并论。《皇清职贡图》更是例外，其所绘内容是针对全国而言并非贵州，更重要的是，《皇清职贡图》所描绘的内容仅是个人肖像，而非生活场景，其所含信息量与“百苗图”相比，更不能相提并论。因而，两种说法都不足为凭。

其三，有研究者根据美国所藏抄临本《黔苗图说》和《苗蛮图说》所提供的年代信息，认定在清乾隆时代“百苗图”诸抄本的源头就已出现，陈浩仅是在此基础上充实完善而已，因而，美国的藏本才是“百苗图”的源；陈浩的版本仅是其“流”。但不无讽刺的是，反复研究美国公开出版的抄本后发现几个抄本均出自民国年间，其依据为[1]：第一，美国所藏诸抄本的编绘体例虽然与“百苗图”相似，但所绘内容都没有超出《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第二，这些抄本所提供的年代信息均属仿冒，以这样的资料为依据，就认定《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出现之前，已经有完备的“百苗图”雏形，其依据的资料靠不住；第三，在国内的资料储备中，均无法为这些抄临本的来历提供旁证，而这些抄本所能提供的信息，也不足以支撑其时间确实早于乾隆时代，因而，与此相似的论断，不足为凭。何况，这样的抄本均属残本，或是后世的仿冒品，根据这样的资料下结论不足以令人信服。

其四，还有学者认为《百苗图》的书名出现时间较晚，《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也可以认定为完成于嘉庆初年。此外，这两种图志所涉范围大小不同，绘画和文字说明也互有差别；况且《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原本至今尚未发现。因而，认定《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是“百苗图”系列的源头，其理由并不充分，从而主张将两者作为不同抄本系统去看待。这诚然是一种高度审慎的分析结论，但事实上，无论任何形式的图志，在抄临过程中总会发生不同形式的变化，只要总体特征不变，就应当认定为是同一个系列的抄临本。换句话说，讨论一种图志的源流变迁，需要针对其体例、可靠性和总体性特征再做结论。这里仅是因为“百苗图”系列的传抄内容，较之《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有所增减，就断言两者非属同一个系列，这就与民族图志版本认定的惯例相左了。

有幸的是，白佐良的文章两处提到“八十二条”及“附图”这一基本规制，而且还明确指出，在英国人威廉姆斯·洛克哈特（William Lockhart）手中还藏有这样的抄临本。白佐良虽没有肯定这一抄临本到底是原件还是复制品，但却告诉我们，早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已有外国人接触到了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原作或者副本，而且这样的抄本，还流传到国外并得到完好的保存。

根据白佐良提供的线索，我们还查到了《苗子圖集》（Sketches of the Miau￣tsze）[2]一文，阅读英文原件后发现，他们手中所掌握的这批资料，已经完全具备了《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条目、内容和体例，这就足以证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得以长期保存的原创作品。

外国人掌握的资料，若与李宗昉所编的《黔记》相对照，不难发现两者所描绘的内容是一，而非二，其对象都聚焦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原创本，这不仅能证明李宗昉的记载确凿无误；同时还可以证明陈浩的这一原作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传到了国外，国外学者对这一图志的兴趣和探讨也早已有之。这就足以证明，将陈浩的原作视为“百苗图”各类抄本的源头，更贴近历史的实情。

诚然，《百苗图》这一书名问世时间较晚，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的表明，贵州民族研究所所藏的《百苗图吟》应当是启用这一名称的较早代表，编绘的时间为清代末年。尽管《百苗图吟》和意大利所藏的《百苗图》相比，其绘画手法、技巧和用色，条目内容等都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存在差异，但编绘体例却基本一致，核心内容也大体相似。进而可以认定，《百苗图吟》与《百苗图》是同一个谱系的抄临本，它们的源头都是《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故将《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作为“百苗图”系列的源头，较为贴近事实。因而，白佐良文章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对于澄清上述争论可以发挥重大价值。有鉴于此，如下四种表述，我们认为比较贴近历史真相。

其一， 探讨民族图志编纂的源头是一个不容混淆的基本概念，考订某一种图志抄临本的源头则是另一个概念，两者不能相混。任何一种民族图志的编纂，都不可能凭空而起，对前人的体例、内容有所继承，这是历史史志编纂的通例。不对讨论对象做整体性的界定，单凭对前代的资料有所借用、传承和接纳，就会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其间的界限，这显然是一种缺乏规范的分析办法，白佐良在这一问题上提供的佐证，恰好有助于平息这一无意义的争论。

其二， 凡属未公开批量出版的民族图志，后世的仿临或传抄，肯定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差异。事实上，不仅图志文献，所有文献在传承过程中都会如此，不少文字文献在传抄过程中，更改书名、增添、删减内容，本身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图志文献在这一过程中，也不例外。因而，认定不同的抄临本到底属于哪一个具体的系统，不能单就具体内容来下结论，基本定型的最早版本，就应当视为是其源头，“百苗图”也是如此。鉴于陈浩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其体例在后世的同一系列抄本中，都得到了稳定的传承，所涉内容已经完整涵盖了其后的贵州全省，表述的对象也涵盖了贵州的各民族群体。凡属符合上述的后世传抄本，其源头都应当认定为是陈浩所作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

其三， 探讨版本源流必须确保资料的可靠性与准确性。在没有公开印刷出版前，由于彩色图志难以大规模出版，抄临本一直是一种传统保存和传播资料的方式，但抄临者是否存在着有意作伪，则必须先行澄清，否则混入假信息，必然会干扰到结论的真实性。此前的研究者立足于美国国会和哈佛图书馆所藏版本提供的信息就匆忙下结论，而不注意这些抄临本除了传承《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内容外，还夹带着牟利的意图，篡改作者、年款等信息，以至于所得出的结论违背了“百苗图”系列抄本所涉内容的时空场域。在这一点上，白佐良虽然没有正面指出相关争议的不可靠，但其文所能提供的资料却足以证明国外学者所掌握的“百苗图”系列的抄成时间，其上限不可能早于十九世纪。这一点也在客观上向我们证明了，将“百苗图”系列抄本的源头，认定为乾隆时代、康熙时代都不足为凭。

其四，作为同一系列的历史民族图志各抄临本，并非时间越早越有价值，事实上，不同的抄临本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原作的基础上增添和删减内容，甚至改变书名，都不必大惊小怪，相对这样的改变，能增添原作以外的历史信息，其价值同样重要。因而《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及以外的副本，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资料，探讨不同抄本所能提供的新内容，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感情用事，白佐良把握得很好，值得借鉴。此外，白佐良文章中提到世界范围内收藏和研究“百苗图”的相关信息，对我们认定世界各国抄本的抄成年代，发挥着重大作用；对澄清那些将“百苗图”抄成的年代提前到清嘉庆以前的各种论断，同样有帮助。

二、 意大利藏品的由来和价值

关于意大利所藏的这批“百苗图”系列抄本，白佐良作了系统的说明和介绍，相关资料也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但对这批藏本的来历，作者仅是猜测，并未言之确凿。有幸的是，很多有用的信息也可以从该文中找到，如文章明确指出这批藏本与朱塞佩·罗斯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性，这为我们探讨这批资料的来历，提供了一个准确可靠的指南。

在白文的指引下，通过对比意大利藏本与美国、日本、法国和台湾所藏诸版本的具体内容和绘画艺术风格的差异，再加上这些图志资料本身提供的旁及信息，我们确实能够做到对这一批藏品的来历做出准确说明。

朱塞佩·罗斯曾是意大利驻中国的外交官，先后担任过武汉领事馆的翻译和驻广州总领事，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生平酷爱收藏中国文物典籍，这批收藏品，也是他的收藏之一。相关资料表明，朱塞佩试图将这批资料转赠给意大利政府机构，但却被墨索里尼拒绝，理由是作为派出的公职人员，不应当以私人的名义作这项捐赠，这批藏品最终进入了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地理学会是一个科学社团而非国家建制，因而接纳这批捐赠品合情合理，也不会遭到来自政府的干扰，这虽然违背朱塞佩的初衷，但却为这批资料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去处，从而获得了妥善保管。凭借白佐良的这一提示，完全可以对这批历史资料的真实来历，作出贴近实情的推定。

白佐良在文中还提供了另一个历史信息，早在1931年就有意大利学者研究过这批资料，这又可以进一步证实，意大利地理学会接纳这批珍品的时间，应当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这一点至关重要。自1925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政治变动，南方革命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北伐行动，中国境内陷入了持续的政治动荡之中。1927年北洋政府倒臺，南京政府正式成立，中国的政治体制又发生了巨变，当时的武汉也处于持续的动荡之中。朱塞佩出于保护这批文物的需要，向意大利提出捐赠愿望，纯属出于保险起见的考虑，但遭到墨索里尼拒绝后，再转交给意大利地理学会，也完全符合其个人意愿，因而，确认这批藏品均由朱塞佩转赠确实可靠。按照白佐良的表述，这批意大利藏品已经相当残破，但通检其电子文档后却不难发现，这批藏品虽然有十五种之多，但真正的足本只有《百苗图》一册，其他的图册，均是来源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抄临残本。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作为收藏家的朱塞佩，为何能一次性收藏这么多的残本？答案很简单，这显然不是收藏家的初衷，而另有原因。

还需注意到，这些藏本相似程度很高，不同抄临本的绘图内容和文字说明都基本一致，绘画和抄临的风格也大体相同，而且抄成的时间也极为相近，各抄本中均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跨时代的内容。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批藏本中的几个抄本，从绘画和抄临风格来看，都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图书馆的藏本极为相似，这就足以证明，这批藏品应是在短期内，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一次性完成。这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朱塞佩凭借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同时收集到如此多的抄临本，更不可能将这批抄临本送到美国，这就意味着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人物在其间发挥着关键作用。

这个人就是中国知名地理学家丁文江先生，二十世纪30年代，丁文江不仅是知名的地理学家，还在北洋政府任职，北京大学任教，同时还领导着中国地理学会，更重要的是，丁文江本身还是专业的人类学家，他亲自在贵州云南做过田野调查，对“百苗图”的各类抄本的绘画内容都极为熟悉。可以说，他既有能力，又有完备的条件组织并经管“百苗图”抄本的复制工作，他从事这一工作，完全是出于推动人文地理研究的需要，复制这些副本的目的，也是为了分送给世界各国的同行，让他们共同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只有这样理解，才足以解开为何美国和意大利藏本极为相似这一难题。

不过，时局多变，此项工作丁文江显然没有完成，就在这时，他的任职转入了南京政府的管控之下，这也就解开了为何这么多半成品，全部流入意大利收藏这一谜团，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化解了另一个死节。丁文江完全是惧怕这批半成品流失，才通过朱塞佩转到国外，以求保险，否则，朱塞佩根本不可能收集到这么多半成品，当然，之所以转赠给意大利地理学会，仅是因为同行的关系。不过，意大利方面收藏这批资料同样时局多变，以至于到了80年代才对这批藏本着手整理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所藏的“百苗图”抄临本则是来自另一种渠道，台湾公开出版的两个“百苗图”抄临本，也与丁文江无关。鉴于台湾所藏的《蕃苗画册》和《苗蛮图册》两个抄临本，质量低下，作伪意图明显，因而可以认定是坊间的奸商所为。芮逸夫先生仅是处于对自己出版质量的考虑，没有全部揭穿这一作伪事实而已。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白佐良向我们介绍的这批藏品，尽管都是复制品，但其科研价值和资料价值依然不可替代，其价值有三。

一是这批资料中，除了抄临《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基本内容外，还有增补和改动，这对我们认识二十世纪初贵州各民族的文化面貌具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其他“百苗图”抄本没有的珍贵资料。

二是从这批藏品提供的旁及信息和白佐良的介绍中，不仅厘清了这批资料的来历，还连带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事实，那就是丁文江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从这些抄本的流传范围来看，丁文江确实有远见。鉴于他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学术共享的行动，后人仅是将他定位为地理学家还远远不够，他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学家和科学组织者。

三是虽然这批资料内容重复且残缺，但每一种抄本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中的某些内容，在此前的抄临本中完全没有，应当是丁文江调查的结果，比如“洗澡”和“秋千”等插图的加入。此外，在一些抄本中还描述了彝族的火葬形式，这也是此前所有民族图志都没有提及的内容。

当然这批资料中也混入了一些张冠李戴的内容，比如彝族武装械斗的场面，显然是受文学插图影响改画而来；还有一些江南水乡的内容和景象，显然是丁文江所雇佣的画师导致的讹误，为此，在运用这批资料时，必须加以甄别。

三、境外学者研究中国民族图志的得失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研究热潮从未消减，其中又以意大利的汉学研究最为古老[3]。自十六世纪的“传教式”以来，从最早期的利玛窦（Matteo Ricc）、卫匡国，到当代的杜奇（Giuseppe Tucci）、兰契奥蒂（Lionello Lanciotti），涌现出的国际知名汉学家不胜枚举，在众多的研究者中，白佐良教授同样功绩赫赫，应给予他一个独特的位置。[4]

白佐良对中国文化的把握和理解较为深入，他的研究无论是对中国还是西方学界，都具有不可比拟的重要价值。立足于民族学的视角，不难发现那些汉学研究者总是受到自身文化逻辑的影响难以准确到位地把握异民族的历史事实，更不能精准地揭示其间的文化运行规律。这一点就连白佐良这样的汉学研究大师也不例外，更不用說普遍的研究者了。

在认真研读白佐良教授的名作《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珍藏的中文图志：对中国西南各族民风的图文阐释》一文后，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的误读、误译和误判，这些问题若不加以揭示和澄清，势必会对今后的相关研究，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带来认识缺陷，而这些错误也恰好是当下汉学研究者存在的一种普遍性问题。

西方汉学家在接触到有关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典籍时，存在习惯性的偏见将中国少数民族理解为史前时代的“氏族部落”“原始人”“土著人”和“野蛮人”。由于这种偏见，白佐良文章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缺陷。然而这绝非事实，“百苗图”抄本中所涉及到的少数民族，其实也有他们的历史，也有他们的辉煌。

比如，就在白佐良所掌握的汉文文献中，土司、头目、首领等本身就在典籍中客观存在，只要稍加思索，都不能简单地将他们理解为是“氏族社会”“部落社会”，而只能把他们理解为已经和汉族政权发生了密切接触的民族、群体，他们与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早就存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把他们看为“化外之地”显然与客观的事实并不吻合。而这一点，也是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少数民族，需要谨防的认识陷阱。

白佐良的研究虽然都是少数民族，但其背后都有中央王朝的影子，中国的文化典籍无论怎么编写，虽评议的思路和方法也是编纂者所为，但其背后确是中央王朝在发挥作用，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央王朝在背后支撑，这些典籍根本无法成为定本。而国外的研究者，却受到惯性思维的干扰或者是本国利益取向的影响，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这些研究对象归为“化外之邦”，或者称为是逃避中央王朝统治的“成功者”，这也与史实不符，同样也是中国学者在研究外国典籍时，需要谨防的认识陷阱。

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必然是该民族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相关民族也围绕着这样的物质基础，构建起科学合理的文化事实。在外民族看来，有些民族的文化事实似乎不可思议，甚至怪诞奇特，其实，这都是相关民族适应特定文化生态的产物。但西方学人在认识理解和翻译推介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族图志时，对上述事实往往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照，从而导致对汉文典籍的误读和误解。

一个代表性的例证就是白佐良在其文中将“青苗”理解为“不是娴熟的农民”

原文为：They are not good farmers， but merely sow pulse， grain， millet and foxtail millet.（他们只能依靠种植菽、谷物、小米、狐尾小米（高粱）为生，因而并不是娴熟的农民。）百苗图原文为：（青苗）不善治田，惟种菽、麦、稗、梁。这样的表述，白佐良显然是立足于他所熟悉的农耕方式却没有注意到这个民族的生息区是亚热带中山丛林，这样的生态环境因为的没有足够水源种植稻米，而种植小麦所产的麦子又麸皮多，且蛋白质含量极少，如果了解了这点，恐怕就不会把他们定义为“不娴熟的农民了”。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这也就不难理解，相关民族做出那些看似无法理解的文化行为的原因了。需要特别声明的是，这不仅是西方学人所犯的偏颇，中国学人理解国外文献时候，也需要注意。

总之，白佐良文章中的失误，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文化所导致的偏见，需要引起高度关注，这正好是我们拜读白佐良文章所获得的一点感悟和启迪。

四、民族图志研究的当代价值

白佐良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87年，今天我们重新拜读，并逐字逐句探讨其由来价值，迟至2017年。这对学术研究而言显然是一种遗憾，如果换一个视角，我们今天从中获得的领悟却正当其时。30多年前，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了崛起，举国上下都聚焦于经济发展，然而，外国人怎么看我们，怎么理解我们则是次要在那样的背景下，中国学者不关注白佐良论著并不为过，他的研究在当时也不会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30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却完全不同了。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要走向世界，就得要认识那些我们没有听说过的族群及其文化，了解我们闻所未闻的族群及其历史过程，以及他们的文化与生态系统。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什么，想要什么，我们过去可以暂时不管，现在却唯恐自己不了解，或者对他们的理解有偏颇、失误。这一切，都将影响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与交流。不错，外国人探讨汉文典籍，必然会得失参半，但这不是个人努力可以克服的障碍，文化相对主义还要在其中发挥作用；民族本位偏见在其中造成干扰。无法避免，白佐良也不例外。但同样有得有失，得在于他个人的学养和执着，失则是多元文化并存下不可避免的社会事实。但这虽不足以深责，却要从中汲取教训，开创未来，当前正把“一带一路”推向实践，这一点更要引起学界三思。

立足于这样的认识，白佐良这样的西方研究者，无疑给了我们一面镜子，让我们看清自己，也看清别人。如此一来，在看待别人对我们的认识时，在反思我们认识的得失时，就可以少犯失误。就这个意义上说，白佐良的文章虽然是仅仅涉及到对“百苗图”的学术探讨，但对我们的启迪则更其广阔，我们接下去也得认真读读外国典籍，也得认真了解外国的文化、历史与生态。我们认为，这才是类似白佐良的文章在当代留给我们的最大价值，还可以作为启动下一轮探讨的指南和坐标。

参考文献：

[1]杨庭硕，李凌霞.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苗蛮图册页》辨伪[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14.

[2]B.C. Bridgman .Sketches of the Miau￣tsze[J].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59（5）：257-86.

[3]Lionello Lanciotti， Breve storia della sinologia[J]. Tendenze e considerazioni， in Mondo Chinese， 1977（23）：3-12.

[4]图莉安（Antonella Tulli）.意大利汉学研究的现状——从历史观点[J].汉学研究通讯，民国95年8月，总第99期：15-26.

（责任编辑：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