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高度看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杨凤城

〔摘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改革开放行进到今天合乎历史与逻辑的结果，为我们认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打开了新的视角。小康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战略性调整，邓小平的小康理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两步走”战略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二是先富与后富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只要中国的改革事业继续推进，就依然前进在邓小平所开辟的道路上。邓小平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之路的开启者，尽管当时的法制建设还属于“粗放型”，其表征作用或象征意义大于法律意义。就从严治党而言，邓小平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前提或基础性的，主要表现为推动全党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其次是具体要求和措施性的，主要表现为对作风建设、反腐败和组织纪律方面的严要求。

〔关键词〕“四个全面”；小康；改革开放；依法治国；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21（2017）02-0054-14

2014年冬，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苏、福建工作时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反映着时代要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行进到今天合乎历史与逻辑的结果。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均作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影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认识和实践，为我们认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下面，我们尝试加以梳理和分析。

一、从实现“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众所周知，实现“小康”是邓小平率先提出来的。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中国20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即人均一千美元左右。〔1〕此后，邓小平不断重申这一目标，中共十二大加以郑重宣布。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邓小平在实现小康问题上的认识和贡献需要充分关注。

首先，小康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战略性调整或转变，即从“国家富强优先”向 “人民富裕优先”转变。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后，为了使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对于新中国而言，一方面是要尽快摆脱近代以来国际上的屈辱地位；另一方面是要打破冷战背景下西方对新中国的敌视和封锁。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家安全形势更为严峻。此外，就是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榜样吸引力。俄国在欧洲原是一个落后国家，十月革命后为了保卫新生制度、尽快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苏联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和战后世界强国地位，又有力地印证着这条道路的成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坚定“走俄国人的路”，如果说这在初期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之路，那么在新中国建立后则主要是指社会主义之路和工业化之路了。苏联工业化的代价——民生之困——用当年惯常的话讲“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得不到相应发展”，是在斯大林问题揭露出来之后才清楚地认识到的。总之，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使得中国共产党几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不能否认，这条道路对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快速增强国防实力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事实上，1954年毛泽东曾经感慨：“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而在毛泽东去世之际，中国不但能够制造汽车、飞机，而且在国防科技领域内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成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当然，历史的前进不可能没有代价，那就是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许多农村地区连温饱均未解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提出小康目标的同时不断提醒人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而且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背景，贫穷导致革命，革命是為了更好的生活，首先是改变物质贫困。然而，长期的革命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经历养成的革命传统，却逐步异化出“穷则革命富则修”的认识逻辑，革命本身成了目的，似乎越穷越能保持革命、向上的精神，富裕则容易意志消沉，甚至精神堕落，因而“越穷越光荣”这一违背常识的理念大行其道。邓小平的话针对性很强，不仅批评和校正这种错误理念，而且要改变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社会主义不仅要使国家强大而且还要使人民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而要实现人民富裕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实践表明，生产力要获得迅速发展必须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内容，是他留给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也是中国实现小康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持的原则。

当然，与实现小康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在邓小平那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两步走”战略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二是先富与后富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基础上，要在20世纪实现一千美元的小康目标，没有高速度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诸多国家在现代化初期都实现过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一方面是国门打开后在国际比较中痛感中国的落后；另一方面“文革”十年“大动乱”又令人产生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的急迫感，所谓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如果考虑到这一背景，就能够充分理解邓小平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比较积极的态度了。当然，邓小平非常尊重经济领域领导人的意见，在小康目标提出后，邓小平一度担心放空炮、失信于民的问题，因而在“六五计划”和20世纪80年代十年规划出台之际，他希望有一个高速度的规划。但是，当经济领域领导人提出经济发展要走新的路子，不是将速度而是效益放在第一位，因而“六五”和“七五”期间经济发展只能是年均4%～5%至多6%左右时，邓小平虽感意外，但还是实事求是地加以支持，并主动做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及至80年代末，邓小平再次支持经济治理整顿，放慢发展速度。

但是，中国如此之大、如此之落后，没有高速度不可能实现小康乃至现代化，这一点邓小平同样认识得很清楚，“几年上一个台阶”是他的重要经济发展战略。就在得悉80年代经济预期并非高速发展的研判后，邓小平提出了“两步走”发展战略，即80年代打基础，解决温饱；90年代实现腾飞，达到“小康”。这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然是高速度。不过，鉴于经济发展的预期，邓小平对小康的标准有所下调，即由人均一千美元调低至八百美元。1982年，中共十二大郑重宣布了在20世纪内实现小康的目标。1983年春，邓小平南下江苏、上海、浙江，一路走一路谈的主要话题之一是大家对实现小康有无信心。东南沿海特别是农村地区迅速发展的成就令他高兴，也使他对实现小康更有信心。回京后，他找中央主要领导人谈话，找计委负责人谈话，核心思想是经济建设不能太保守，速度问题上要积极，江浙的快速发展就是证明。1983年，“六五”计划指标提前两年完成。实际上，80年代初期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981年为52%，1982年91%，1983年109%，1984年高达152%。因此，到1984年，邓小平无论在会见外宾时还是在国内一些会议上，再谈到实现小康时已明显成竹在胸，他不止一次地谈及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发展，比预料的好，并将一度降低的小康目标又调回一千美元。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邓小平是明确支持的，但是当治理整顿有可能延长时，邓小平从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90年3月3日，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他提醒道：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3〕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增长，1998年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在1980年基础上翻两番的目标，2000年实现了人均800美元的目标，2001年人均超过1000美元。邓小平设定的战略目标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实现了。

正是因为基本实现了小康，所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才部署全面建设或建成小康社会。换言之，虽然世纪之初实现的小康还是基本的、初步的小康，但没有这个目标的实现，不可能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来临。从中共十六大开始，经过十七大，到十八大，全面建设或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前进，即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的小康。在实现小康的历程中，中国经济一度保持高速发展，当然，这种高速发展的代价之一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其实，邓小平与中共中央对此并非没有认识。然而，发展在当年是压倒一切的。当然，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应该在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能源的前提下谋求发展，这也是世界通例。中国在经过30年的高度发展后，必须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但这并非意味着速度无关紧要，保持中高速发展依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意义仍然十分重大。

从实现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然会涉及“两个大局”的思想。鉴于中国人口多、地区差异大、贫困落后的现实，鉴于长期以来平均主义带来的低效率，邓小平在提出实现小康之际，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换个角度讲，就是让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先发展起来，是为第一个大局；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后，再主动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是为第二个大局。依据这一战略思想，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均明确提出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4〕，“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5〕。上述战略和方针的历史作用需要充分肯定。事实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小康目标在总体上的实现，均得益于上述战略。当然，上述战略的实施也带来了地区、城乡和不同群体之间发展与收入的不平衡和差距过大，对此，邓小平至迟到1993年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是年9月16日在同邓垦的谈话中提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6〕实际上，早在1992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7〕

当然，理想和现实往往存在巨大差异，社会毕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一旦开启了某种进程，便具有了自运行而非人力可以操控的軌迹，事实上，设计要落地比想象复杂得多，难得多。此外，认识到问题并不等于很快解决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程中，至迟从党的十七大开始已经认识到共同富裕的紧迫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更加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调共享，强调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一个不能少”全面进入小康。一言以蔽之，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是邓小平的夙愿。

二、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到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留给当代中国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有关中国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长远指导方针。邓小平讲过：“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8〕那么，什么是新的东西呢？显然是改革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9〕而改革开放是与邓小平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如此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从而也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只要中国的改革事业继续，那么就依然处于邓小平所开辟的道路上。当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启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时代给予邓小平的改革理论与实践以鲜明的特征。

从思想理论方面看，首先，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不动摇。邓小平从历史经验教训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不断重申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性、长期性，例如，“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是个长期的政策”〔10〕，改革“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11〕，“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2〕，中国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13〕，改革开放“不存在收的问题”〔14〕，“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15〕，“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16〕，“改革开放放弃不得”〔17〕，“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8〕，等等，这些论述为人熟知，不再赘引。实际上，综观邓小平在该问题上的讲话与谈话，核心要表达的就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不过他没有像改革开放30年后这样精炼概括而已。

其次，改革需要解放思想，“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试、大胆闯。“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面对的党情国情是思想僵化，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固守，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可以说是邓小平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思想不解放，改革难以启动，更难以持续深入，其中的道理毋庸多言。思想解放不是空谈，需要落实，那就表现为勇于探索。换言之，中国的改革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所以需要大胆实验、试错。“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19〕在当年，设想有一套完整的改革方案、系统的设计是不现实的。纵观当年中共中央有关改革的决议，其基本特征就是：宏观的方向性原则规定，少有具体规则和措施。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缺乏经验。此外，在当年的思想与社会氛围下，一旦具体化，往往引起争论，反而影响改革进程。不作具体规定，让实践效果说话则更策略。

综观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实践，可以看到如下特点：

其一，改革需要找准突破口，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系统配套。邓小平从“文革”结束后的国情出发，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为突破口，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中国农业落后，许多地区的农民连温饱都难以解决，改变农业与农村现状是党内外的共识，问题只是如何改，而且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比相对简单，因而风险较小。一个涉及人口大多数和主要区域，而且人心思变同时风险较小的领域，当然是改革的首选。事实说明，虽然在农村改革初期，许多干部和部分农民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对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理解甚至抵触，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村改革后农业发展的实际最终令农民和干部皆大欢喜。1984年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后，体制外增量改革发展迅速，同时较为迫切亦是风险较小的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最早跟上，然后才是政治体制改革，最后是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真正而非“边缘革命”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改革初期的成功当和这种慎重初战、循序渐进的战略、策略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改革虽需要有先有后，有主有次，不可能同步全面推开，但是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后，系统的、涉及各领域的改革必然要陆续展开。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20〕，否则，单一的改革不可能持续推进下去。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进程也是这样，由经济到科技、教育再到政治体制，最后形成协调配套的局面。

其二，改革与开放并行，开放倒逼改革。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中国改革事业之所以延续和拓展到今天，是和开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文革”结束后，国门逐渐打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邓小平、一些政府高级代表团陆续访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切身感受到科技革命的浪潮，感受到经济现代化的冲击，也在比较中痛感中国的落后。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搞建设行不通，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允许中外合资、外国独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成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地区等很快成为共识，而这就需要改变国内的旧观念、旧做法、旧体制，逐步与国际接轨。首先是经济领域，从计划经济体制、所有制到企业管理都要改革，接着是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进行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即使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虽然不搞“三权分立”、竞争性民主，但在民主、法治方面的一些具体改革举措，尤其是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也不乏开放的倒逼作用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具体做法。从长远来讲，开放的意义在于，只有如此才能全方位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把准时代发展的脉搏，从而准确判断中国在全球的地位，科学地确定国家的发展战略。这一点在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与改革初期以“引进来”为主大不相同）、实施“一带一路”的今天，依然有意义。

迄今，邓小平已经辞世20年，中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攻坚克难的新阶段，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相比具有了新特点、新要求。例如，經过三十多年，改革已经由经济先导、其他方面改革跟进，演进为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共存共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体系，这就需要在改革问题上有顶层设计，充分考虑改革的系统性、协调性。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经验，其历史地位不容否定，在具体问题上也仍然适用，但是不再具有原来的整体意义、开创作用。又如，经过三十多年，大刀阔斧、粗放式，有时是皆大欢喜的改革几乎不存在了。改革之初，旧体制弊端经过“文革”达到极端，对旧体制的维护主要来自旧思想、旧观念。如今旧体制早已破除，改革的对象恰恰是在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深化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者包括盘根错节的地区、部门、群体利益，虽然也有思想和意识形态因素，但大多数情况下意识形态表达背后则隐藏着实实在在的利益。简政放权是政府自我革命，国企改革涉及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纠结，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无不如此。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需要中国共产党拿出攻坚克难、敢于担当的精神。总之，时代不同了，改革的任务和特点变了。但是，这是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事业基础上的变化，是改革历史链条上的不同阶段，邓小平当年指导改革开放的思想和做法不能照搬到今天，但是其精神实质和主要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三、从“建立健全法制”到“全面依法治国”

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市场经济和法治。可以说，法治中国的大门是邓小平打开的。虽然，概括地讲，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就是“建立健全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但是这一思想背后却有着沉重的历史教训，有着开辟国家治理新路的巨大意义，这一地位和意义只有在历史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

我们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基本上是人治，并非是说毛泽东本人，特别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法制方面没有丝毫认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他亲自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并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遵循，共产党领导制定了宪法还要带头遵守宪法，等等。当年中共中央领导层成员彭真、董必武等还在法制问题上发表过很有价值的观点，概括言之：其一，“有法可依”。在革命胜利后，“没有健全的法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21〕。因此，当务之急是“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22〕，如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等等；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包括辩护制、陪审制、合议制、公审制等等。系统的、比较完备的法制，是有计划的建设之需，是保护和促进生产力之需。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际，彭真便提出了上述思想，及至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董必武与彭真在这个问题上就讲得更明确了。其二，“有法必依”。不论干部还是群众，“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3〕。尤其对党员和干部来讲，要去除“功臣特殊”的思想，不要“他们以为法律是只管老百姓或者只管‘小人物的，至于‘大干部、‘大人物……对法律遵守不遵守，是无关重要的”〔24〕。相反，党员和干部要带头守法并作守法的模范。由于革命是通过破坏旧法制取得胜利的，长期的革命经历养成了党员干部鄙视和轻视法律的习惯，加之不断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推进工作，这就给建立健全法制和依法办事带来消极影响；此外，有的人总是嫌“法制太麻烦”，不耐烦法律程序。因此，必须充分认识革命法制是我们自己制定的，必须带头遵守；必须看到群众运动“也有副作用。因为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对法律“不大尊重”；必须认识依规办事、照章办事的必要性。〔25〕应该说上述思想认识是深刻的，切中时代特点，但同时也要看到，对于法律、法制的重要性，在中央核心领导层认识还远没有到位。例如，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谈道：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26〕刘少奇也表达过类似认识，他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27〕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够忽略，那就是对法律的政治性很看重，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区别。1957年“整风”之际，一些法学家提意见，认为共产党过于看重法律的政治性，而忽視许多法律规范是不论什么社会都通行的。“反右派”运动发动后，类似的言论遭到猛烈批判，政法宣传更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这就可以理解，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开始起草，但直到“文革”结束都没有出台。总之，复杂的时代与思想认识原因导致新中国建立后法制缺位，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仅有的法律与法制都被“砸烂”。

邓小平是“过来人”，他本人甚至就是“文革”无法无天的受害者。一方面是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另一方面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要求，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不断强调建立健全法制，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邓小平高频率言说的“两手抓”，其重要内涵之一便是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最初谈法制总是和民主联系在一起，着眼于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显然是从汲取历史教训出发的；后来则转到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这主要是从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现实出发的。不管出发点有何不同或微妙变化，在建立健全法制的思想指导下，一些重要法律如刑法、诉讼法终于面世，一些重要法律得到修订，一些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新法律、法规陆续出台。正因为如此，中共十三大曾宣布“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28〕。当然，受历史与时代局限，以严格的法治标准衡量，当年的法制建设还属于“粗放型”，其表征作用或象征意义大于法律意义，例如“从重从快”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行动等。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历史的“同情理解”，一方面，法制建设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一个过程，关键是竖起大旗、确立方向。如果仅从具体内容看，邓小平的法制思想与20世纪50年代彭真、董必武等的认识相比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甚至彭真、董必武讲得更具体。然而，必须看到，看似相同的认识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和演说者地位的不同，其意义和作用迥然有别；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与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相伴，在相当一部分人信仰失落、价值失范、物欲膨胀的背景下，恶性的、频繁的刑事犯罪和触目惊心的经济犯罪严重干扰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严格的侦查取证起诉审判，在当年既难以做到也为势所不许。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市场经济改革大潮风起云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这就对法制建设提出了新要求。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法治与国家治理关系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不仅如此，党的十五大还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一方面是执政党将依法治国提高到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促动，中国的法制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快车道。到2010年前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建立，这个成就是巨大的。中共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29〕的目标任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议，第一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任务，包括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标志着党对法治与国家治理关系问题上认识的又一次飞跃。“五大体系”一起建设，两个“三位一体”共同推进，“十六字”方针总揽全局，体现着顶层设计理念。

回看历史，在法治与国家治理之间关系问题上，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一方面是承接前人的已有探索，一方面是开启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之路的奠基作用。进一步言之，改革开放前党内高层关于法制建设的思想是邓小平思考的重要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的相关思想是在已有探索基础上的前行。但是，总的说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治理还是人治，而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法治。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反复谈到，什么叫执政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做才算合格。这是一个包含着30年历史教训的发问，是自觉意识到从革命党思维和行为向执政党思维和行为转变之重要标志。从法治的角度讲，革命党需要的是对已有法制的蔑视、冲击、砸烂、颠覆，否则革命无法成功。一言以蔽之，革命者需要“无法无天”；而执政党需要的是秩序、规范、制度，而制度和规范的支柱是法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指出制度最具长期性、稳定性，而制度的重要内容和保障是法制。总之，从历史的长时期看，邓小平无疑是法治中国的开创者，既然是开创者，那么其提供的只能是基础、起点、大纲、方向，系统的工程、完整的蓝图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后人继续努力。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便不可能有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出台，不可能有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的提出和实施。“吃水不忘挖井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恰恰在此。

四、从“必须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一认识应该说在毛泽东、邓小平那里是明确的。虽然他们没有这样概括，但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的类似表达还是有的。当然，同样的说法由于语境不同了，其指向和意义亦随之发生变化。

执政党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就从严治党而言，邓小平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前提或基础性的；其次是具体要求和措施性的。就前者而言，邓小平的最大贡献是推动全党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前文叙及，邓小平在反思中共执掌全国政权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体现高度自觉性的问题意识，什么是执政党及其合格党员的问题。在这一问题意识下，他带领全党完成了向执政党的现代转型，从而为管党治党打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换言之，以革命党还是执政党的标准来要求党组织和党员，对于中共来讲是管党治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历史说明，这个基础性的问题不解决，党的建设就容易出现偏差甚至巨大失误，“文革”时期的党建就是教训。就党建的具体要求和措施而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思想路线，以清理“三种人”消除派性、实现干部“四化”为实际内容的组织路线，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工作路线等，从宽泛的意义上讲，都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内容，也体现着那个时代的从严治党思想。但是，从较严格的意义上讲，与“从严治党”理念关联更密切的还是作风建设、反腐败和组织纪律方面的要求。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面临的党建形势頗为复杂：一方面是“文革”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引发的新挑战。“文革”期间，党员干部长期接受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教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向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转折，这对于相当一批党员干部而言有着巨大的冲击力，需要一个接受和适应过程。同时，“文革”期间大批党员干部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遭批斗、关押，随着“文革”被否定，诸多历史真相大白于世，一些人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方面产生失落感、幻灭感，甚至感觉大梦初醒。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对人正当物质欲求的认可，相当一批党员干部程度不同地发生以权谋私甚至贪污走私等问题，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老革命家陈云于1980年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30〕，邓小平对此高度认同。应该说，重视党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传统。著名的“延安整风”对于中共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意义和长远影响是人所共知的。1957年，在中国迈入社会主义之初，中共中央又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意图使党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要求。改革开放之初，1983年～1987年中共中央又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包括整风要求在内的整党运动，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正是在这次整党过程中，198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提出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那种讲面子不讲真理，讲人情不讲原则，讲派性不惜牺牲党性的腐朽作风，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从严治党”。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要坚持从严治党，严格执行党的纪律”〔31〕，并在党的建设上努力“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32〕。中纪委向十三大作的报告更多次使用“从严治党”一词。

就邓小平而言，体现从严治党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强调党风关乎社会风气、关乎全局，必须搞好。邓小平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实际出发，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33〕；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34〕；“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35〕，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

邓小平非常重视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党风方面的表率作用。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36〕在1979年11月讨论《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时，他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应该看到，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37〕“现在，我们先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再逐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规定，克服特殊化。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38〕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做全党的表率，党做整个社会的表率，从而带动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这一思想在邓小平那里经常提起。

其次，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在1980年1月16日《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邓小平比较集中地论及此问题，指出：一个党如果纪律废弛，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所以，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39〕。“这几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全黨服从中央……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40〕强化纪律约束的重要内容和表现是对违规者的惩处。就此，邓小平指出：对于“各种错误严重、危害严重的人，必须严肃地作出组织处理。该开除党籍的就开除党籍，该给撤职或其他处分的就给这些处分，犯罪的还得法办”〔41〕。“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42〕等于放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

再次，坚决反对腐败。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要雷厉风行地抓。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43〕同年6月16日，在同中央负责人的另一次谈话中他再次指出：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44〕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一次重申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依据邓小平的党建思想和高度期望，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中共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提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党”写进党章，标志着党正式将其作为管党治党的总遵循和根本原则。此后，这一原则被不断提及和强调。但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的是，一段时期内，不良党风和腐败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对经济建设带来的综合国力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总体上说是满意的，而他们不满意的则是党风和社会风气，最痛恨的是贪官污吏，这可以从许多社会调查中得到印证。正是从上述党建新形势出发，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期间，明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

党风廉政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体现、表征、检验或曰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管党治党首先抓的就是党风廉政建设，党建领域成效最明显的是党风好转和雷厉风行的反腐败。这与邓小平当年高度重视党风、反腐败是一脉相承的。当然，由于时代变化，应该说今天的认识更深刻、力度更强、效果更明显。邓小平谈党风的一个重要视角是着眼于整个社会风气的进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会风清气正在今天尤其重要，因为与经济建设、物质文明的惊人进步相比，公民素质、道德规范的“短板”是明显存在的。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国情特色，决定了党风直接关系社会风气，即社会诚信、道德水平与价值追求。如果党风江河日下、腐败愈演愈烈，那么，建设诚信社会、提高公民道德水准、凝聚价值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纸上谈兵。从这个角度讲，中共十八大之后的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对腐败零容忍，就不仅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而且具有社会文化意义。

邓小平当年已经认识到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表率作用，而“全面从严治党”抓“关键少数”（高级干部）更是一大特色和着力点。这不仅表现在高级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方面，而且表现在对于违纪违法的高级干部严惩不贷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包括政治局常委、委员一级的一批高级干部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就是明证。

具有严明的纪律，能够做到步调一致、令行禁止，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于大力倡导解放思想、推进经济社会放开搞活的同时，从未在党纪方面放松、放开。相反，如前所述，他鲜明地提出加强纪律性，做到“四个服从”，尤其是“严格服从党中央”，他还对执纪方面的“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现象给予尖锐批评。撇开具象不言，就一般情形来说，历史经常显现某种相似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一段时期内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而“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严格党的纪律，让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对于违纪违规者的处理绝不手软。强调“四个服从”、“四种意识”，强调维护中央权威，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组织生活等等，既是对党的历史经验包括邓小平有关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是从时代出发针对新问题的标本兼治之举。

增强党性，反对派性，也是邓小平管党治党的一个重要原则，当年主要针对的是“文革”遗留下来的“三种人”，而今天“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反对派性——新的派性，即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概言之，结党营私、拉帮结派。邓小平提出制度更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今天“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就是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内法规，增强制度的刚性约束等。

总之，从“全面从严治党”回看历史，我们能够发现清晰的继承性。这种继承的深层根基在于党的宗旨、目标追求、指导思想、组织制度等结构性内涵没有变。如果这一基础变了，那么，实质性的历史继承就很难存在了。当然，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历史经验是有边界的，后人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或重复已有的思想与行为，因而适应新形势、新问题提出系统性、创新性方案更为可贵，亦是使命所在。邓小平的管党治党思想与“全面从严治党”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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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