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75年整顿中的“三项指示为纲”

刘贵军

〔摘要〕三项指示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峻形势深入反思后提出来的，这成为1975年整顿的前提和依据。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起并列为“纲”，其实质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这是邓小平经过长期思考形成的一个治国新理念，是他领导全面整顿的魂。而毛泽东认为不应该把“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些属于“目”的内容摆进“纲”里，整顿由此中断。要把1975年整顿置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和分析，正确评价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人物。

〔关键词〕1975年整顿；“三项指示为纲”；毛泽东；邓小平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21（2017）02-0112-09

197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开展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取得显著成效。在此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一个全局性的工作指导方针——“三项指示为纲”。这是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毛泽东的几次谈话精神归纳为三项指示后进而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有相同点，也存在着分歧，这是影响1975年整顿的重要因素。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这对深入研究1975年整顿有着重要意义，也是洞察这个特殊时段历史的一把钥匙。本文试对“三项指示为纲”这一重要提法作一详细考察、梳理和分析，体会它的思想价值。

一、三项指示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峻形势深入反思后提出来的，这成为1975年整顿的前提和依据

毫无疑问，1975年整顿是在邓小平的主持和领导下进行的。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提到，那就是毛泽东的倡导、推动和支持，这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否则，全面整顿无法真正展开。1974年下半年至1975年1月，毛泽东相继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三个方面的要求（邓小平不久后归结为三项指示）是1975年整顿的前提和依据。

三项指示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峻形势深入反思后提出来的。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变质变色，希望通过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保证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1〕但是，基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错误的理论指导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实现毛泽东的愿望，相反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和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1970年～1971年间发生的“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2〕这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遭到的严重挫折。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深刻反思，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着力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3〕毛泽东希望通过对政治、经济、军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调整或整顿，纠正某些错误和偏差，以期在不触动“文化大革命”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实现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快速发展。

三项指示虽然是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针对某些不同问题分散地、不连贯地提出来的，但从内容看，涉及了当时党和国家事业至关重要的三个问题，即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国民经济发展以及根本理论和路线问题。三项指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反复动乱，为国内工作的发展带来转机，成为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的前提和依据。对这些“合法性依据”，邓小平运用得得心应手。比如：1975年1月，邓小平首先向军队传达毛泽东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并提出“我们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4〕。在工业交通领域，邓小平依据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对派性问题进行了严厉整治。1975年7月，毛泽东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5〕。邓小平立即以此为依据，大胆调整文艺政策，把整顿工作推进到文艺领域。当各方面整顿全面推开时，邓小平指出：“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6〕他还说：“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7〕邓小平正是根据这些指示，果断对被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提出摆脱动乱、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系列措施。

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需要把握好的平衡点，那就是“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和其他两项指示之间的矛盾及关系的处理。因为，毛泽东学习理论指示的出发点仍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他认为中国今后的主要危险仍然是出现修正主义，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前途。他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8〕应该说，毛泽东对党发生变质的担忧是有远见的，强调要防止在工人阶级、机关干部和党员中产生变质分子，也是正确的。但显然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以及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论述的理解是片面的。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前提下，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调整或整顿，可以取得一定成效，但无法实现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快速发展的目标。这一点，在整顿开始阶段就有体现：毛泽东提出关于学习理论问题的指示后，全国很快兴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在学习理论过程中，这些论述被“四人帮”加以夸大、渲染并借题发挥，成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虽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整顿工作得以持续，但也可以看出这三項指示之间的矛盾易发，平衡易破。

二、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起并列为“纲”，改变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

在毛泽东作出的三项指示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项任务是交给“四人帮”去落实的。〔9〕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学习理论的主要出发点还是“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四人帮”却把学习理论当作各项工作的纲，提出“全面专政论”，进一步强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思想。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控制着舆论宣传工具，对全面整顿造成了很大的障碍。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虽然也有毛泽东的旗号和支持，但缺少理论依据。加强舆论宣传工作，提出一个能为全党接受的理论纲领，是邓小平同“四人帮”斗争、更是把整顿继续推向前进的迫切需要。“三项指示为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提出来的。

1975年2月1日，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邓小平突出强调并提醒大家注意两点：一是毛主席提出的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的重要指示；二是国际形势有利，要好好地把建设抓一下。〔10〕在3月5日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他强调要关注四届人大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大局”，要求“全党要多讲”，“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11〕同年5月29日，在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邓小平针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和各条战线，创造性地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指导思想。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12〕他明确地把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作为全党工作的总纲。此后，邓小平又在其他会议和场合讲过类似的话。7月4日，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三项指示为纲”，概括得更为明确。他说：“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13〕十天后，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三条指示“不可分割”，并指出“学习这三条指示，也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是一致的”〔14〕。

把毛泽东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说过的三个方面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并上升为“纲”，这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和明智之举。〔15〕其中，“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应有之义，要害在于邓小平把后两项指示也提升到“纲”的高度，而“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迎合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久乱思治的强烈愿望，把它们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集中在一起作为全党全国的行动纲领，就能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同时，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开展整顿，“四人帮”很难明目张胆地反对，还可以对其破坏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的行为提供批评的依据，在斗争中占据了主动。“三项指示为纲”提出后，很快成为开展全面整顿的有力武器。

在“三项指示为纲”中，邓小平虽然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第一项，但与“四人帮”不同，他强调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要同发展国民经济的“大局”相结合，重点是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实现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时任铁道部部长万里回忆说：“那个时候的斗争是很复杂的。我们这些人也还是不能不举着‘阶级斗争为纲、‘三项指示为纲这样的旗帜。”〔16〕王洪文在写给毛泽东的告状信中说：“主席指示政治局要抓理论学习，小平却主张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生产问题并列，不同意统帅、被统帅的提法。”〔17〕

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还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把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放到与阶级斗争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对经济发展给予“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重视，实际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

三、“三项指示为纲”的实质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这是邓小平经过长期思考形成的一个治国新理念，是他领导全面整顿的魂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并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但他同时又说“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8〕这个提法，实质上就把发展经济置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中心地位。

1974年12月17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外宾后，两人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在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表示：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誤。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他说：“总的意见是，这几年认真抓一下生产，鞍钢这样的地方要搞好。”毛泽东听后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邓小平表示：“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我看，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主席讲八年了。”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19〕邓小平表明了他对长期以来“革命”高于“生产”、“革命”冲击“生产”的极端左倾的做法不认同。

整顿开始后，邓小平在一系列讲话、谈话、批示中，公开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表示了不同意见，反对把抓生产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反对把按劳分配当成“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工业书记会上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20〕还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21〕5月21日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得好才行”。〔22〕6月12日，针对“四人帮”企图掀起批“经验主义”运动，他在上海谈话时指出：“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23〕9月7日，他在中国工会九大的筹备工作报告上批示：“工会不能光谈抓阶级斗争，对生产、生活福利还是要抓。”〔24〕

邓小平在“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首要任务的同时，对“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态度却逐渐淡化。刚开始，邓小平对学习理论的指示一度是重视的。1975年1月6日，他约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谈话，要求“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研究“毛主席不久前谈到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等。〔25〕这次谈话后，胡乔木等对邓小平提出的一些问题开始进行研究。整顿开始后，邓小平在一些讲话中也还提到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随着整顿的展开，“四人帮”在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名进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经验主义、批“唯生产力论”的活动，严重干扰整顿时，邓小平的态度发生改变。6月8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胡乔木。当胡乔木表示想写一本毛泽东在解放初期曾要他写的关于唯物主义的小册子时，邓小平说，“现在别的工作更重要，这事暂时放一下，以后再说吧”〔26〕。邓小平对理论问题采取了明显回避的态度。6月中旬，当初定位“主要任务是撰写反修文章”〔27〕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后，邓小平布置的工作任务却与学习理论的指示完全无关。相反，邓小平赞成的由国务院政研室于10月完成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却写成了“深刻反思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尖锐批判极左思潮的一篇重要文章”〔28〕。

对一项指示着力强调、突出，而对另一项回避、淡化，再放回到当时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去考察、品味，显然可以看出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实质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时为浙江省委负责人的铁瑛回忆说：“‘四人帮拼命喊着‘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等口号，煽动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主持实际工作的小平同志不理睬那一套，始终强调着一个中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29〕万里也说：“实际上我们着重抓的是把生产搞上去这一项。……用所谓的‘阶级斗争来为抓生产开道。”〔30〕从反面看，也能证明这一点。整顿后期，毛远新曾对毛泽东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31〕受到批判后，“‘批邓文章集中火力攻击邓小平同志的‘以三项指示为纲是‘复辟纲领”〔32〕，也说明了“转移工作重点”斗争的艰苦。

1975年的全面整顿，可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条件下试图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一次努力，是党由阶级斗争高于一切朝着务实方向转变的重要实践，也为后来的工作重心转移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胡乔木后来就曾把“三项指示为纲”同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联系起来，他认为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实际上“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33〕

四、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即不应该把“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些属于“目”的内容摆进“纲”里，整顿由此中断

“三项指示为纲”提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并没有针对这个提法明确表态。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邓小平的主张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34〕。但当整顿全面展开，越来越要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三项指示为纲”的重心越来越偏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项，阶级斗争和理论学习越来越被淡化的情况下，毛泽东对整顿的态度开始改变，对“三项指示为纲”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朗。

11月2日，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时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35〕次日，他又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36〕第三天，他一语道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37〕显然，在毛泽东的思想上能作为各项工作的“纲”的，只有“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这一条，而“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能处在与此不同的地位。虽然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的要求，也支持邓小平为此而开展的各项整顿和作出的努力，但随着整顿的深层次发展，越来越冲击阶级斗争这个主题时，毛泽东显然是不容许的。12月31日，1975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Struggle（斗争）！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不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38〕在经历了1975年的整顿后，毛泽东显然把阶级斗争更加扩大化、绝对化了。

对邓小平的才干，毛泽东是欣赏的。“林彪事件”后为了重新起用他，毛泽东说了很多好话，认为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会打仗反修，把主持中央全面工作的大权交给了他。在1975年整顿的过程中，虽然“四人帮”不断反对和从中作梗，毛泽东采取的态度一直是节制“四人帮”，支持邓小平。但当毛泽东确认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三项指示为纲”的实质是要替代阶级斗争为纲，而寄希望于“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他改变观点”〔39〕又未果时，毛泽东只能终结邓小平主导的全面整顿了。他批评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40〕

综上分析，1975年整顿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在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以“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为中心还是以“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中心，进一步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和邓小平存在重大分歧。1975年底，受到批判的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发言时说：“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41〕

五、把1975年整顿置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和分析，正确评价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

我们探究历史，不是为纠缠历史细节，更不是要为错误掩饰，而是要从中得到启示。1975年整顿中“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以及全面整顿的历史结局，对当今中国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启迪。（一）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分歧，实质上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认识上的分歧两人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建立、捍卫、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根本目标上，两人是完全一致的。但两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不同，导致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路径选择不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失误，选择以阶级斗争为綱的错误途径和方式，并形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体系，以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同毛泽东一样也犯过错误。他说过，“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42〕不同的是，邓小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中走了出来，较早地发现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一些严重失误并进行局部纠正。经过长期的反思，他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得更为透彻，纠正其根本错误的愿望更为迫切。他领导的1975年全面整顿实际上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并尝试创立一条与之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要正确评价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人物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习近平指出：“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43〕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有成功也有失误，甚至会发生严重曲折。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邓小平曾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44〕对于党的领袖人物，习近平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45〕他们所犯的错误有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应该看到，1975年整顿能够不断推进并取得成效，毛泽东的支持至关重要。他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与‘四人帮的一个根本分歧，也是邓小平得以在政治战线（同时也在经济战线）上进行重要工作并系统地展开自己的思想的先决条件”〔46〕。当认为整顿“走入歧途”时，毛泽东在对邓小平进行批评的同时，还要他继续主持中央工作。他还觉得这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相当多老干部的认识问题，要求对他们“打招呼”以示提醒。他在批示中说：“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47〕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等在整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老干部都被列进了要“打招呼”的名单，目的是让他们“免犯错误”。正如党的历史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他（指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48〕（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49〕1975年的全面整顿就是纠正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就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生产建设上来的一次努力，就是探索中国发展新道路的一种尝试。邓小平后来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50〕，“搞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51〕，“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5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带领党和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发展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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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