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混与文学语言的复杂性魅力

李欣如

摘 要： 20世纪以来，诗语（文学语言）的“复杂性”问题便受到英美新批评，尤其是美国新批评的关注。“复杂性”作为语言学转向之后衡量文学语言是否精彩的新标杆，其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ambiguity”，即“含混”。本文以博尔赫斯小说《南方》为例，挖掘含混的审美价值，探讨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 复杂性 含混 新批评 文学魅力

一

20世纪以来，诗语（文学语言）的“复杂性”问题受到英美新批评，尤其是美国新批评的关注。“复杂性”作为语言学转向之后衡量文学语言是否精彩的新标杆，其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ambiguity”，即“含混”。

“含混”（ambiguity），又译为“歧义”、“复义”、“晦涩”、“朦胧”等。先于燕卜荪，瑞恰慈和海德格尔就曾提及“含混”这一术语。瑞恰慈认为：“含混……是语言行为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我们最重要的话语所必不可少的手段。”[1]海德格尔把“多义含混”视为诗歌语言的重要特征[2]。

当然，“含混”正式成为西方文论的重要术语，源于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含混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在这本书中，燕卜荪将含混分成七种类型，并这样定义含混：“能在一个直接陈述上加添细腻意义的语言的任何微小效果。”[3]在1947年新版中，“含混”的定义被更换为“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使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反应”[4]。含混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策略，常用来指涉文学语言的复杂多义现象，无论是文本的复杂语义指向、作者意图的含混还是读者理解的多种可能性。新批评派的一些理论家后来对“含混”理论进行了完善，比如克利安思·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把“反讽”的概念作为一种“功能性含混”（functional ambiguity）[5]。

本文将以博尔赫斯小说《南方》为例，挖掘含混的审美价值，探讨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特魅力。由于所选文本并非诗歌，本文所使用的“含混”概念，不以燕卜荪划分的含混的七种类型（主要运用对象是诗歌）为参照标准，而是根据燕卜荪对含混所下的定义——“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使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反应”进行，具体而言，侧重从文本的语义指向、读者理解的多种可能性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

博尔赫斯是20世纪拉美文坛巨擘，《南方》是他的名篇。在《杜撰集》补记中，博尔赫斯写道：“《南方》也许是我最得意的故事。”[6]这个故事最令人击节叹赏之处在于，它的文字同时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即主人公达尔曼真的在病愈后去南方并参加了决斗，或达尔曼仍在病床上，参加决斗是幻想[7]。单一叙述语言包含多种情节走向，提供多种可能，这种含混多义的效果使这篇小说在文学魅力上极富异彩。

《南方》主人公达安·胡尔曼偶然得到一本《一千零一夜》，迫不及待地想看，匆忙上楼时被窗户撞破头，重伤住院，在病床上忍受着肉体的痛苦和梦魇的折磨。“过了不久，大夫对他说，他开始好转，很快就可以去庄园休养了。难以置信的是，那天居然来到”[8]。从这句话之后，小说的叙述开始令人产生疑惑。后面的情节是这样的：达尔曼病愈出院，乘火车回到了他渴念的南方，在一间小饭馆里和人发生争执，最后如愿死于械斗的刀下，这是达尔曼所向往的浪漫主义死亡方式。

在文本中，小说用现实主义笔法描绘了达尔曼搭上火车之后的诸多细节，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逼真的代入感：“他看到粉刷剥落的砖房，宽大而棱角分明，在铁路边无休无止地瞅着列车经过；他看到泥路上的骑手；看到沟渠、水塘和农场；看到大理石般的明亮的云层。”[9]然而同时，博尔赫斯不断提醒读者，这一切可能只是达尔曼弥留之际的幻觉。比如达尔曼对于猫的感受：“一面抚摩猫的黑毛皮，觉得这种接触有点虚幻，仿佛他和猫之间隔着一块玻璃，因为人生活在时间和时间的延续中，而那个神秘的动物却生活在当前，在瞬间的永恒之中。”[10]主人公行进在现实与幻觉的含混的不确定性中：“他有一身而为二人的感觉：一个人是秋日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另一个给关在疗养院里，忍受着有條不紊的摆布。”[11]

《南方》以极洗练的叙述语言，打破传统的现实与非现实的二元对立，彻底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达尔曼是真的如愿去了南方，还是重病在床高烧所致的幻觉？这种不确定的美学效果正是博尔赫斯幻想诗艺的显著特点，它寻求二元观念的统一，以展现世界的混沌性。这种叙事语言从效果上混淆了现实与幻觉，使读者无法对文本的语义指向做出判断，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疑惑感。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托多罗夫认为这种模糊真实与虚构所产生的不确定的美学效果，正是幻想小说的基础。由于叙述语言本身的含混多义，读者被迫疑惑地同时接受几种不同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正在真实地发生。作品的美学效果正是几种不同可能性同时发生的总和，它以不确定性生成含混而宽广的意义空间，构成一种多维度的复杂性魅力。读者对于这个故事的理解显然无法单一确定，多种解读都可以找到存在的依据，而故事本身不是任何一种解读，它是所有解读的总和，甚至超越所有解读的总和。它是正在发生、可以发生的所有可能性的总和，体现为一种含混色彩的复杂性艺术魅力。

三

含混作为一种文学技巧，除了基于美学需求外，也基于世界原本的含混性。20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越来越排斥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而提出回到事情本身，体验事物之本来面目。世界从来不是界限分明非黑即白，含混才是世界的最高真实。由此，复杂性诗语大行其道。含混作为一种创作策略，既诉说了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又诉说了文学本身的复杂性。文学话语作为一种多义蕴藉的存在，它不像其他话语一样有清晰单一的意义指向，它甚至不是多向度交融生效的几何体，而是多维度同时生效的体验式全息语言世界。这个全息语言世界的受众是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受众以文本为媒介，形成沟通过程，直接传递复杂的审美感性体验。这种通过含混策略构建作品，经由文本与文学活动参与者形成沟通，直接传递复杂性感性体验的过程，正是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特殊魅力的所在。

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注意到了世界的复杂性与艺术的独特性，主张以一种“新感受力”破除阐释对艺术的僭取行为，从而回归艺术本身。桑塔格认为把世界纳入既定意义系统的阐释行为只会导致真实世界的日益贫瘠，应该“去除对世界的一切复制，直到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再度体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12]。“阐释是对艺术的冒犯，它视艺术作品的感性体验为理所当然之物而不予重视”[13]。“我们需要的绝不是将艺术作品同化于思想，或者更糟地将艺术同化于文化”[14]。这就从艺术的独特性出发，捍卫了艺术正逐渐被阐释所僭取的地位。这种捍卫将艺术的感性体验特征彰显出来，表明艺术是这种感性体验本身，不能用任何东西取代和替换。

对感性体验的强调实际上是对世界本身和艺术本身的强调。如何越过纷繁复杂的阐释，直接面对世界、感受艺术作品，是当代文学普遍面临的问题。要在作品中表达这种主张，维护艺术的独特性和应有地位，在实际创作中需要借助一定的文学策略，而含混就是有效策略之一。作家可以使用将聚合轴组合化（文本内重复），或是选择有丰富聚合意义的语言单位（文本外重复）等技巧实现文学文本的含混效果，生产出含混的语义。含混式语义效果可以将文学语言的复杂性和体验性发挥到极致。

含混的价值并不局限于自身深厚的哲学内涵，体现为它所创造的独特审美效果。含混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它可以使原本艰深复杂的主题得到艺术化的直观展示。读者可以从最经济的文本中获取最丰富的体验，并获得对主题的把握。此外，含混的结果是阐释的多元化。阐释的多元化赋予作品宽广的意义空间和无限的艺术生命力。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说，含混性和复杂性给接受者带来的心理效果是十分丰富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就时常带给读者这样的阅读感受，即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迎面有多种可能性扑面而来，像面临一个深邃难解的谜团，复杂又充满吸引力。这种解读上的阻拒感能够在读者和文本之间产生间离效果，延长读者的解读时间和难度，增强最终的审美快感。这种审美快感往往包裹在多层次的意义群中，或者称之为“复杂意义的迷宫”，读者游弋在其中反复地思考、琢磨、联想，体会“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正如接受美学创始人伊瑟尔所言：“不同的读者可以自由地以不同的方式使作品具体化，而且不存在任何唯一正确的、可以穷尽其语义潜力的解释。”[15]

四

对含混性和复杂性的强调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对含混性的强调即对文学感性体验特征的强调，它把文学从面临过多阐释的状况中解救出来，重申文学的独特性和存在价值，向思想和文化对文学的同化做出抗争。这种抗争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它使批评者和阐释者关注到文学中不可被阐释的部分，从而对文学作品给予更多的感受而不是剖析。对于感受的强调、对理性分析的质疑，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壮大起到推动作用。

第二，含混理论与后来的不确定性理论有着承继关系，不确定性理论是在含混理论的影响下发展而来。两个概念业已深入到文艺批评的方方面面，后結构主义“多元”文本论的产生就受到了含混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

第三，作为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燕卜荪助益了新批评派在文本理论和细读策略方面的成就，引发了后来文艺批评界对文本的强烈关注。后来的诸多批评流派大多吸收了新批评派的理论成果，尤其是丰富的文本研究经验，并与新批评派形成契合与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对含混的过于推崇可能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此外，含混理论过度强调语言的“丰富和杂乱”，忽视实际阅读过程中，各种不相关的意义实际上依然聚拢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统一的稳定意义。这种稳定意义可能源于读者本能，也可能源于文本中的结构因素，总之它并非漫无边际。大多数人对于大多数文本的感受和理解的趋同性实际上要大于其差异性。文本的意义再丰富杂乱，实际上仍会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说含混并不妨碍文学阐释时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和规则。总之，含混既敦促我们寻找不同的意义，又敦促我们寻找共同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殷企平.文论讲座：概念与术语含混[J].外国文学，2004（2）：59.

[3][4][5]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61，161，168.

[6]博尔赫斯.杜撰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96.

[7]肖徐彧.《南方》的幻想特质探讨[M].南京：南京大学文学院，2010.

[8][9][10][11]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186，188，187，188.

[12][13][14][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反对阐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9，12，16.

[15][英]伊格尔顿，著.王逢振，译.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