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我主演《岁岁杜鹃红》琐谈

○ 江迪明

用我的同事的话来说，2017年是我最忙的一年，也是我舞台艺术的爆发年。今年，我几乎是同一时间，接到两台大戏。一是由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和休宁徽之韵黄梅戏演艺公司联合演出的大型现代黄梅戏《芳满松萝》，这台戏也是2017年安徽省“文化强省”资助项目，2017年9月20日参加了第六届中国农民歌会，在滁州大剧院演出。9月23日，又转战合肥，参加安徽省文化厅组织的“好戏大家看”演出，在安徽艺术剧院献演。这两场演出都取得了很大成功，在滁州大剧院演出时，剧场爆满，掌声不断，观众反应热烈，演出结束，滁州的戏迷协会还专门请我吃饭。在合肥的演出，安徽戏剧界的很多领导和专家都到场观看。著名作曲家时白林、徐代泉对我的表演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夸我：“唱得太棒了”。我今年主演的第二台戏就是参加由安徽省文化厅和安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十一”黄梅戏展演周优秀剧目展演的大型现代黄梅戏《岁岁杜鹃红》，这台戏原计划是在安庆黄梅戏艺术中心演出，但因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要求，考虑到这台戏是实验剧场演出，更体现学院派特色，因此在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实验剧场演出了两场。虽然离城区较远，但是还有许多戏迷前往观看 ，也受到了热烈追捧。黄梅戏剧作家，全国政协委员侯露称我是“最美的杜鹃嫂”。安徽艺术学院教授韦京东说我是“潜龙在渊，一飞冲天”。也有人说我是“大器晚成”；“长成的甘蔗根子甜。”

不管别人怎样评价，站在台上的我心里清楚，为了这一天，为了实现我心中的“黄梅梦”，我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追求。当大幕闭合的瞬间，我疲惫得几乎倒下，但我虽然累着，却很幸福。“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终于明白了“是金子总要发光”的真正含义。

用我的家人的话来评价我，就是我“是为黄梅戏而生”的。著名诗人艾青曾经写道：“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太深。”如果借用这首诗表达我对黄梅戏的执著和追求，那就是：“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黄梅戏爱得太深”。以至于在每次挫折中，在每次跌倒后，虽然悲怆、痛苦，泪水倾盆，但很快又爬起来，挺起胸，继续默默地坚守着舞台，无怨无悔。这让我几个在商海中打拼且很有成就的哥哥姐姐们大惑不解，他们曾多次要我下海，虽不能大富，至少也是生活优裕，光鲜亮丽。但面对物质上的诱惑，我始终不忘初心，不断追求。也有人问，这究竟是为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是因“黄梅戏而生”的。

我1976年12月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市，和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是同乡，从小吃的是“青草香”大米，喝的是大沙河的清泉，听的是黄梅戏旋律长大的。因受父母和环境的影响，自幼喜爱黄梅戏，小小的年纪心中就揣着一个“黄梅梦”。在我的家乡的山坳里、田埂上、河岸边都留下我稚嫩的嗓音。1991年，经过激烈竞争，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黄梅戏学校表演专业，师从名师李梅青、饶庆云、张淑和、张莉萍等老师。在学校勤奋好学，刻苦练功，表现突出，曾荣获学校举行的唱腔比赛特设的特等奖，每年寒暑假，学校还专门安排老师为我一个人排戏。1992年，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参加第一届黄梅戏艺术节演出。

1995年，还是在校期间，适逢部队文工团到学校招考演员，我有幸被学校推荐，以良好的素质被部队文工团选中，于1995年7月入伍，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某基地文工团，担任演员。1997年元月，从部队转业后，我调入安庆市黄梅戏一团，担任演员。2009年取得了国家二级演员资格，2010年正式被聘为国家二级演员。

因此，我并不认可“大器晚成”之说。但作为一个女人，总是绕不过结婚生子这道坎。我因是晚婚晚育，加上又生的是“双胞胎”，本来就身体虚弱，开了三次刀，“双胞胎”先天不足，小时候经常生病，而我和爱人家里又没有老人和亲戚帮忙。因此，2002年以后，一直到2008年孩子上小学的期间，我忍痛暂别了舞台。每当看到一台好戏，每当看到新人脱颖而出，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手里抱着孩子，心中想的是剧目，怀里给孩子喂着奶，口中哼的是唱词，即便是带孩子到广场玩，也对那些民间班子的演出流连忘返，偶尔也还应他们的邀请上去唱一段，过一把瘾。2008年，安徽省文化厅举办小戏折子戏调演，我想参赛，可是看着一对年幼、正需要父母照顾的儿子，我犹豫了。爱人看到我痛苦的样子，安慰我：“既然你心中有割舍不了的黄梅情结，你就参赛吧。”在爱人的支持下，我终于下定决心，重拾生疏了的戏曲。那次，我选的剧目是文南词《追舟》。文南词是流传于宿松和东至县的地方戏，是民歌和高腔的结合体，也是黄梅戏的姐妹艺术，但就唱腔而言，因为有大量的高音，需要真假嗓过度才能得以完成，比黄梅戏唱起来难度大得多。文南词的表演因为受南戏的影响，讲究身段和肢体语言的表现力，在舞台上演起来非常吃功夫。为了演好《追舟》，我丢下孩子，到宿松找当地最好的唱腔老师教我唱腔，还专门到合肥，找著名徽剧艺术家，浙江越剧小百花的指导教师汪静仙学习身段、水袖以及扇子功。经过三个月努力，我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追舟》中“陈妙常”这一角色的塑造，获得表演一等奖，还基本恢复了荒疏的基本功，能够重新回到舞台。但在这些年，因为剧团新剧目排演少，我基本上都是演出一些小戏、折子戏，或者是参赛剧目。如我主演的小戏《试妻》在黄梅戏会馆演出就深受欢迎，主演的《骄杨》因成功地塑造了“杨开慧”这一人物形象，在省里参赛获得了表演一等奖。那段时间，除了自己参赛，还利用在戏校上课的时间，带学生参加比赛。2014年，我带的学生王可青、施钇羽就获得了全国少儿戏曲“小梅花”比赛的金奖和银奖。

因此，可以这样说，2017年， 先后承接了两台原创大型现代黄梅戏的主演，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是我长期对黄梅戏孜孜不倦追求的结果，也是我这些年在舞台上不断探索不断琢磨的结果，是心血和汗水的结晶。这里面的苦累是旁人无法体会的，也是难以理解的。

在接受获“田汉剧本奖”的原创大型黄梅戏《岁岁杜鹃红》之前，也就是2017年8月，我先接受的2017年“文化强省”资金项目——大型现代原创黄梅戏《芳满松萝》。这台戏因为被文化厅确定为9月在滁州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农民歌会”戏曲展演，出品方在多方打听后找上门，诚恳地邀请我担任其中的女主角。该剧女主角是一个甘愿放弃城市“白领”的优越生活回乡创业，恢复和传承祖宗留下来的“松萝茶”的女大学生，在面对创业失败，男朋友离去，企业关门破产的一系列挫折后，她没有退却、没有倒下，而是坚持、奋斗，和命运之神抗争，终于在乡亲们和志同道合的同事的帮助下，走向成功，实现她的梦想，并且感动了离去的男朋友，让失而复得的爱情之花重新绽放。这台戏中“追茶梦”的女大学生和我“追戏梦”的心路历程十分相似，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奋斗的影子。因此，看到剧本后，我就产生了强烈的饰演欲望和创作的冲动。当我把多年的人生积淀和在黄梅戏唱腔上的摸索实践，不自觉地用到这个戏上，一个生动的、生活化的并且具有当代生活气息和时代特征的人物就呼之欲出了，加上作曲者在唱腔创作上，又很好地发挥了我声音可塑性强，低音饱满，高音洪亮，音质传统本色的特长，因而，这台戏我只用了短短的10余天时间就排出来，并且在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第一场彩排时，就产生了强烈反响。接下来在滁州和合肥演出都取得了成功。

《岁岁杜鹃红》讲述的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撤出大别山。杜鹃嫂的儿子在反围剿时被敌人杀害了。杜鹃嫂痛苦欲绝，她发誓要为儿子报仇，欲去和剿匪司令拼命。在报仇路上，她遇到了快要分娩而掉队的红军女军医，并千方百计地从敌人虎口下救出他们，帮助女军医顺利分娩，四处寻找食物喂养他们。可是有一天，杜鹃嫂忽然得知女军医却是她的大仇人，剿匪司令的女儿，而她尽心喂养的婴儿却是剿匪司令的外孙。是杀了他们报仇，还是救下他们，让他们回归队伍，继续为穷苦人打天下，在“人性”和“信仰”的激烈斗争中，杜鹃嫂实现了她人格的升华，她最后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出了军医母子，演绎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感动中国，感动历史”的故事。和《芳满松萝》这台戏相比较，我对《岁岁杜鹃红》则情有独钟，至今仍沉浸在这个角色的塑造中，并且还带着剧中人“杜鹃嫂”的那种强烈的爱恨交织的心理，难以自拔。演过“杜鹃嫂”之后，我才明白当初严凤英为什么不愿意演《天仙配》中的“分别”那场，因为每次演过“分别”，她都像生了一场大病，从那种“生离死别”的情境中难以解脱。当一个演员太难了，演不好人物，观众难受，演好了人物，自己难受。可以说，《岁岁杜鹃红》中的“杜鹃嫂”对我是一个挑战，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如果说，《芳满松萝》中的“女大学生胡馥芳”对于我来说有一部分属于“本色表演”的话，那么，“杜鹃嫂”则是百分百的“角色创造”。加上这个戏的作曲者，为了充分表达女主角的大开大合的悲愤和奋不顾身的母爱，在唱腔上写得异常高难，唱起来像“秦腔”一样高亢有力。用曲作者的话就是“希望这个戏为黄梅戏女演员的唱腔树立一个标杆，让黄梅戏的女腔也能亮起来。”再加上《岁岁杜鹃红》塑造的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根据地一个红军母亲——杜鹃嫂，是一个和我不同年代，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陌生人物”。女大学生回乡创业，面对的是缺乏经验、缺少支持，以及商海中的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相互不正当竞争，男友离去，产品滞销等矛盾和困难，而杜鹃嫂面对的是杀害自己唯一亲生儿子的凶手——白匪头子的女儿同时又是红军的母子，是怎样经过激烈的头脑风暴和心理斗争后，在人性和信仰的角逐中实现统一，从而屏小恨献大爱的精神涅槃。这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性格、不同形象、不同唱腔风格的女性形象，这也是两座山峰。第一座像黄山一样起伏高峻，第二座像白帽尖一样陡峭坚挺。第一个要在不断的故事进展和矛盾纠葛中完成角色的创造，第二个则是在狂飙般的矛盾高潮中体现人物。一是因为唱腔太高的原因，二是“角色”的“特定性”。《岁岁杜鹃红》剧组找了不少演员，都没有找到满意的。最后，他们在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表演系主任潘文格的推荐下，找到了我。在我试唱了其中的一段唱腔后，他们就欣喜地选中了我。

但我看完剧本，和试唱完全部唱腔后，却迟疑了。我有一种畏惧感。一是，在高难度的激烈的动作，甚至是角色之间的身体碰撞后，完成高难度的唱腔是很难的。一个演员站着唱可能很好，有一些简单的动作也可能唱得好，但在一边表演时一边演唱，甚至高难度演唱，没有一定功夫是吃不下来的。因此在京剧界对唱功要求极严的“青衣”行当也是“唱时不做，做时不唱”。二是，这台戏是黄梅戏的第一部实验剧目，它借鉴和运用了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戏剧观念和实践，打破了观众和演员之间的“第四堵墙”，要求演员和观众之间有互动。演员必须有时从人物中“跳出”，成为“故事的叙述者”，有时，又从“故事的叙述者”中“跳进”，成为戏曲中的人物。而我从小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戏曲表演教育，讲究的是通过程式、语言和唱腔来表现人物，这种表演形式不仅心理上难以接受，而且在技术上难以把握。在犹豫不决时，我爱人给我打气，说有挑战性的角色才更容易激发创作热情和欲望，当年严凤英在演《红色宣传员》时也曾为难过，但她勇敢地接受了，并且取得了成功。潘文格主任也给我鼓气，他说：“我看过你的戏，我们也合作过不少戏，我对你的艺术功力还是了解的，你能行。”导演杨高猛也是戏校毕业的，是我的“师弟”，他说：“师姐，你先试试看，当作到戏剧学院进修一次”。就这样，我很忐忑地到了合肥，没有底气地进了排练场。仅仅是排了第一场戏，杨高猛就兴奋地对我说：“师姐，你太不了解自己了，你在艺术上潜力无限，只是你自己不自信，旁人不了解。这个杜鹃嫂非你莫属”。剧本的原作者侯露看过排练，也高兴地和我拥抱，她说，你就是最美的杜鹃嫂。这更加增加了我演好杜鹃嫂的信心，于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角色，接受艺术的挑战。

两个戏，从接手到演出，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为了能拿下它们，我把孩子交给爱人，连骨折在医院卧床治疗的80多岁的老父亲也顾不上服侍，奔波在合肥和安庆两地之间，在两个剧组之间跑来跑去，在两个角色之间跳来跳去，白天排戏，晚上还要找唱腔老师辅导唱腔，找老艺术家指导身段和表演。还要研读剧本，看相关资料，充分了解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的真实背景。一大早就起床练功和吊嗓子。在高难度的排练时，我每天腿抽筋，走路都困难，担心自己坚持不住了，但心里暗暗鼓气，不能泄气，不能半途而废，坚持每天晚上用艾水泡脚，减轻痛苦。几度跌倒受伤，也只是贴一张膏药，到后来，身上到处贴满止痛膏，一个月下来，整整瘦了10斤。看过戏的人对剧中杜鹃嫂拼死营救女军医母子的那场戏记忆深刻。

这段戏的人物情绪是那样饱满、激烈，甚至是疯狂，为了达到这种情绪，唱腔又是那么高亢悲鸣，动作又是那么快速，急迫，是对演员演、唱、做的综合考验。为了这段戏，我受了多次伤，连导演都看不下去，劝我可以降低难度，演和做上点到为止，以唱为主。但是，我觉得一个好演员必须在舞台上要把自己当成角色，应该演什么是什么，而不是演什么像什么。这一刻我就是杜鹃嫂。因此，我宁愿受伤，也不愿降低艺术水准。在千百次的排练后，终于实现了较为完美的体现。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两个戏都取得了较好成绩。面对过多的溢美之词，其实我心里清楚，对于我的舞台之旅，这两个戏还只是刚刚开始，是起点。艺无止境，舞台深似海，表演大于天，今后的路仍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