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范式”视域下的科学问题观探析

谈克华

(淮阴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库恩“范式”视域下的科学问题观探析

谈克华

(淮阴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要义是分析“范式”如何改变以引起科学革命，而对“科学问题”的分析又几乎是库恩分析所有问题的切入点和中心线索。库恩是在“范式”的框架下分析科学问题，又以科学问题的演进解析“范式”的演变与科学革命的发生。他把科学问题区分为“常规问题”与“反常问题”。“常规问题”又分为实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反常问题”分为“新颖的事实”的发现和“新颖的理论”的发明。“常规问题”与“反常问题”有着不同的解题特征和结果导向。

库恩；范式；科学问题；常规问题；反常问题

一、范式及其特征

“范式”(Paradigm)是库恩的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核心概念，在该书中，这个词语出现频率极高，以至于库恩自己说：“它在书中出现得比哪个词都多。要问这个词为什么没有索引，我总是说，这条索引只能是：‘范式，pp．1—172，处处可见。’”[1]287同时，这个词的内涵非常丰富，“有位评论者认为这个问题值得作一番系统分析，她作了一个不完全的索引，发现‘范式’至少有22种不同的用法：从‘一种具体科学成就’(p．11)，到‘一组特定的信念和先入之见’(p．17)，后者包括各种仪器的、理论的、形而上学等方面的承诺统统在内(pp．39—42)”[1]287-288,所以很多人认为“范式”一词的词义很模糊。库恩本人对范式特征的直接描述主要有：“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这是一个与 ‘常规科学’密切有关的术语。”[2]9“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在这一意义上，在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汇的情况下，使用‘Paradigm’(范式)一词似颇合适。”[2]21“‘范式’的一种意义是综合的，包括一个科学群体所共有的全部承诺；另一种意义则是把其中特别重要的承诺抽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1]288“我把它们叫做符号概括、模型、范例”[1]290。

当代德国哲学家保罗·何尼根-徐能(Paul Hoyningen-Huene)，是《重构科学革命：托马斯·S·库恩的科学哲学》一书的作者，该书是研究库恩思想的权威著作。他对“范式”概念进行了概括，他认为，首先，‘范式’代表的是科学家共同信念的集合体；另一方面‘范式’代表的是对科学的典范问题的解答。他把对这些典范问题的解答称作是‘范例’(Exemplars)，它们是‘学科基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结上述观点，归纳库恩的用法，总的看来，如果划分得更细一点，“范式”概念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解题范例，指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对具体科学问题解答的典型案例；二、符合概括，以符合形式表达的重大科学成就和公式，如f=ma；三、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关于科学成果的价值标准，如简单性、精确性等；四、形而上学承诺，指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信念和对共同的范式的信念。

对于库恩来说，虽然其著作的核心工作是讨论“范式”，但是对“范式”的讨论是借助对“科学问题”的讨论而展开的。他对于“科学问题”思想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将科学活动过程区分为常规科学时期和科学革命时期，又将科学问题进一步区分为“常规问题”和“反常问题”，然后构造了科学进步、科学演变的一般模式(图1)：

图1 科学进步、科学演变的一般模式

二、常规时期科学问题的分类

常规科学时期，范式规定了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的范围、问题的提出方式、问题的解决方式，等等。科学共同体成员“把自然界塞进一个由范式提供的已经制成且相当坚实的盒子里。常规科学的目的不是去发现新类型的现象，事实上，那些没有被装进盒子内的现象，常常是完全视而不见的”[2]22。常规科学时期的科学问题主要有两类，即实验问题和理论问题。

(一)范式规范下有待通过观察与实验解决的科学问题。

和范式相关的第一类活动是科学实验活动，实验活动中要解决的科学问题主要有以下这些：确定范式所预见的科学事实的范围；测量理论与事实的一致性程度；确定某些物理常数；确定定律规律；测试范式的应用范围。

首先，范式决定了哪些现象是值得关注的，哪些事实是值得研究的，哪些问题是值得解决的。“首先是范式所表明的特别能揭示事物之本质的那类事实。通过运用这些事实解决问题，范式就能使这些事实以更大的精确性和在更多样的情况下得以确定。”[2]23确认科学事实，或者增进这些已知事实的准确性，扩大其范围，在实验科学与观察科学文献要解决的问题中占有重要的比例。为此需要制作大批特殊的、复杂的仪器。“范式的存在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范式理论往往直接地隐含在能够解决问题的仪器设计之中。”[2]24-25

其次，因范式而产生的科学理论需要与其所预见的自然界的状况进行比较，以确定理论与事实的一致性程度。为此，特殊的仪器也将被设计出来。

“第三类实验和观察，我想，它已囊括尽常规科学搜集事实的活动。这项活动包括从事阐明范式理论的经验工作，解决范式理论中某些残剩的含糊性，以及容许解决那些先前只是注意到但尚未解决的问题。”[2]25这段话表明，范式促使科学家持续地从事某一类的科学实验和观察，从而解决某些科学问题。这又包含三种情况：

第一，首先是在那些数学内容较多的科学中，一些旨在阐明范式理论的某些实验是用来确定某些物理常数的。例如：“天文单位、阿佛加德罗常数、焦耳系数、电荷等等的确定。如果没有范式理论规定问题并担保有一个稳定解的存在，就不可能构思出这些精心的实验工作，也不可能做任何一个实验。”[2]25

第二，范式规定的另一类实验是用来确定定律规律的，范式往往是发现定律的前提条件。定律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是通过考察和测量发现的，而测量又似乎是仅仅为了测量而测量。其实不然，发现定律所进行的测量和实验等活动经常是在具有理论承诺、范式承诺的条件下进行的。库恩举例说：“库仑的成功，取决于他构造出特殊的仪器用来测量点电荷之间的作用力(以前测量电力作用通常的盘式天平药仪器，根本找不出其间的一致性或简单的规律性)。但库仑的这种仪器设计反过来又取决于以前对电的这样一种认识，即：每一个电流体粒子超距地作用于每一个其他的粒子。库仑所寻求的正是这些粒子之间的力，只有这样的力才能被可靠地假定为与距离有一种简单的函数关系。”[2]26这里，库仑成功的关键是具有一个正确的范式承诺：每一个电流体粒子超距地作用于每一个其他的粒子。

第三，还有一类实验旨在测试范式的范围，使范式应用的范围更明晰。“从一组现象中发展出来的范式，当它应用于其他十分密切相关的现象时，往往会含糊不清。于是，实验就需要在范式被应用于有意义的新领域的各种可能方式中，选择出一种最合适的方式。”[2]26

(二)常规科学时期的理论问题。

包括确定重要事实、理论与事实相一致、阐明理论三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确定重要事实。这既是上述的观察和实验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常规理论工作的一部分，但这只不过是常规理论工作的一小部分。从实验和观察的角度看，解决这类科学问题，就是通过制作更复杂精确的仪器确定范式所指示的事实的范围。而从理论问题的角度看，就是不断完善现存的理论去预测具有内在价值的事实信息。天文历书的制作，透镜特性的计算，以及无线电传播曲线的绘制，都是这类问题的实例。

第二类问题是理论与事实相一致，也就是科学理论的精确性问题。要达到理论预言与自然的一致，在理论方面经常存在一些困难。比如：牛顿的大多数定理，“除了少数几个假设性的和尚未发展的之外，也都忽略了空气阻力效应。这些都是合理的物理近似。不过，既是近似，它们就限制了牛顿的预测与实际的实验之间所期望的一致程度。”[2]29所以，科学研究中这些相符程度的有限性就为他们的后继者们留下了许多迷人的理论问题。而解决这类科学问题的重要方法就是发展数学技巧。牛顿时代的许多巨匠致力于发展数学，以满足无论是牛顿还是他同代的大陆力学学派所未曾想到过的问题所需要的应用。例如：他们为流体动力学和振动法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献，创造了一些非常有效的处理这些问题的数学技巧。

第三类问题是重新阐明理论。欧洲许多最杰出的数学物理学家常常致力于以一种等效的、但逻辑上和美学上又更加满意的形式重新表述力学理论。他们希望用一种逻辑上更连贯一致的形式将力学中那些明显和暗含的意义展示出来，同时使之能更统一更明确地应用于新的力学问题。“他们的工作不只是产生新信息，而且使范式更加精确，这是因为他们消除了原初存在于他们据以工作的范式中的模棱两可之处。在许多科学中，大多数常规研究都属于这一类。”[2]31

三、常规问题的解题特征

库恩将解答常规问题形象地比作解谜活动，“解答常规研究问题，即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预期，这就需要解决所有各种复杂仪器方面、概念方面以及数学方面的疑难。成功的人，证明自己是一位解谜(Puzzle Solver)专家，而谜所提出的挑战正是驱使他前进的重要力量。”[2]33

作为一种类似于解谜的活动，常规问题的解决过程具有如下特征。

(一)确信有解的存在是常规科学问题的第一个特征。常规问题和谜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们都属于特殊的问题范畴，一个问题如果无解或者连最聪明的人也解不出来，那它就不是谜。确信至少有一个解的存在是谜的标准，这样它才可以用来检验解谜者的创造力或技巧。

解决常规问题和解谜一样，范式规定了哪些问题是可解的，属于科学问题，然后才谈得上去寻求解题方法。“科学共同体取得一个范式就是有了一个选择问题的标准，当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这些选择的问题可以被认为是有解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对这些问题，科学共同体才承认是科学的问题，才会鼓励它的成员去研究它们。别的问题，包括许多先前被认为是标准的问题，都将作为形而上学的问题，作为其他学科关心的问题，或有时作为因太成问题而不值得花费时间去研究的问题而被拒斥。”[2]34由此，库恩认为，17世纪常规科学之所以进展如此神速，是因为“它的实践者们集中于解决只有缺乏才智的人才不能解决的问题上”[2]34。科学家们醉心于解决常规问题，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只要他足够精明，他就能在解谜中获得成功，而这个谜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能解或解得不好。”[2]35

(二)常规问题的第二个特征是解题过程受范式规定的规则的制约。常规问题和解谜的第二个相似之处在于，“如果一个问题被看成是一个谜，那么这个问题必定要有一个以上确定的解为其特征。也还必须有一些规则，以限定可接受解的性质和获得这些解所采取的步骤。”[2]35

比如拼图谜是有规则的，像所有的拼图片都要用得上等。相似地，范式可以理解为解决常规问题的规则。规则就是承诺，由它们支配着实验仪器的类型，并规定了正当地使用这些仪器的方式。同时，规则也规定着理论问题可接受的解，比如：“整个18世纪，许多科学家想从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推导出月球的被观察到的运动，但始终没有成功。由此，有些人提议用一个从小距离内导出的定律取代平方反比定律。然而，这样做等于是改变范式，就是规定出一个新谜，而不是去解旧谜。结果是科学家一直维护原来的规则，直到1750年一位科学家发现如何才能成功地应用这些规则。”[2]36所以，无论是常规的实验问题，还是常规的理论问题，都受到范式所规定的规则的限制。

(三)常规问题的解决除了受一般的学科研究规则限定以外，还要受一些“形而上学承诺”的制约。比如：自17世纪以来，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家大都假定，物质是由一些微粒构成的，而几乎一切自然现象都差不多可以用微粒的形状、大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关系来说明。库恩认为这种承诺既是方法论的，更是形而上学的。作为方法论的承诺，它告诉科学家，最终的基本解释和定律必须是这样的：解释必须将任何已知的各种自然现象认作在这些定律的支配下的各种微粒的相互作用，而那些定律又必须规定各种微粒是相互运动和相互作用的。作为形而上学的承诺，它告诉科学家，世界是由实体构成的，它包含着什么类型的实体，同时又不包含着什么类型的实体：宇宙中只有各种形状的、不断运动着的物体。而这其中更重要的是，这种实体的、微粒的宇宙观告诉科学家，他们研究的许多问题应当是什么，而哪些问题的研究根本就没有意义。所以，“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使用了‘承诺’这个用语。由科学家们共有的范式，与其说是基于理性讨论上的共识，莫不如说是对一定规则和标准的归依，对特定研究传统的归属更为恰当。共识只不过是由它而带来的结果。”[3]

四、反常问题：“发现”和“发明”

科学家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范式指导下解决常规科学问题，但是恰恰是在范式指导下的常规研究，又“必定是一种引起范式改变的特别有效的方式”[2]48。而这种改变具体表现为“反常问题”的出现。

按照库恩的描述，“反常问题”既指出现的“新颖的事实”，也指出现的和范式不一致的“新颖的理论”。“在一套规则指导下的科学活动，往往会在无意中产生一些新东西，而为了消化这些新东西就需要精心制作另一套规则。当这些新东西成为科学的组成部分之后，科学事业，至少是这些新东西所在之特殊领域的那些专家们的事业，就再也不会与以往相同了。”[2]48

库恩称“新颖的事实”的出现为“发现”，称“新颖的理论”的出现为“发明”。库恩认为“发现始于意识到反常，即始于意识到自然界总是以某种方法违反支配常规科学的范式所做的预测”[2]49；但是，库恩又认为“发现”和“发明”的区分很多时候只是人为的，二者更多的时候是纠缠在一起的。他列举了科学史上三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科学中“反常问题”出现的不同情境以及“发现”和“发明”之间的“纠缠”关系。

第一个是氧气的发现。氧气的发现对于“燃素说”范式来说是个反常问题，但是氧气被发现这一科学事实和“氧气说”这一理论发明的产生，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库恩认为1770年代初已经有几位化学家在实验中得到了这种气体但却不知道它。除此以外，至少有三个人有资格说自己发现了氧气，“如以时间的绝对顺序而言，发现者当然是舍勒(C．W．Scheele)。如以发表或研究的自觉程度而言，则是普利斯特雷(J．Priestley)。但要从科学史、从历史进程和影响看，与‘化学革命’相连的氧的发现当然与拉瓦锡(A．Lavoisier)连在一起。”[4]131

但是关键是舍勒是在许多人宣布发现氧气之后才宣布自己发现的。而普利斯特雷先把这种气体称为“笑气”，后又认为这种气体只是燃素含量比通常少的普通空气。拉瓦锡后来断定这是一种别的气体，是大气两个主要成分中的一个。这样看来，氧气的“发现权”应该属于拉瓦锡，因为他“不仅看到了这种气体，还知道了这是什么气体”。这表明“新颖的事实”的发现，即反常问题的出现过程是复杂的，“含有明显泛机械论色彩的燃素说使发现氧的两位化学家舍勒和普利斯特雷都错过了‘碰到鼻尖的真理——距离发现氧化学说仅有一步之遥’”[5]98。

但是情况也许比这还复杂，我们知道，“直到拉瓦锡生命终了，他还坚持，氧是一种原子的‘酸素’，而且还认为只有当这种‘要素’与热质，即热物质结合在一起时才有氧气形成。”[2]51就是说直到拉瓦锡去世，氧的概念的内涵还没确定，关于氧气的理论当然也还没有真正形成，至多可以说，关于氧气的理论形成了一部分，这个“新颖的理论”的最终形成，还需要一个“概念同化过程”。

这就发人深省地揭示了‘发现’与‘发明’的关系，‘发现’与‘发明’的过程纠缠在一起，“发现”新事实过程的时间难以界定，“发明”新理论的过程更复杂。而且‘发现’与‘发明’的过程是交叉的，或者用库恩的话说，就是在科学发现和发明中“新事实”和“新理论”多么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第二个例子是X射线的发现。X射线的发现是一个“反常问题”，这一“反常问题”出现于物理学家伦琴(Roentgen)在研究阴极射线之时。他发现X射线是从阴极射线管直线发出的，而这种辐射所造成的阴影不可能因磁铁和附近其他许多仪器发生偏转。伦琴深信，这种效应不是由于阴极射线，而是由于某种与光类似的东西引起的。

但X射线的发现这种“反常问题”不同于氧的发现。氧的发现是违反了先前的范式，而X射线的发现虽然令人震动，但已有的理论、已有的范式并不禁止X射线，只是X射线的出现深深违反了实验者根深蒂固的预期，这些预期是暗含在已确立的实验室程序的设计之中的：“伦琴和他的同辈们所赞成的范式不能被用来预见X射线(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当时还未被普遍接受，阴极射线的特殊理论还只是几种流行的思辨假定中的一种)。但是至少在任何明显的意义上，这些范式并不禁止X射线的存在，而燃素说则禁止拉瓦锡对普利斯特列气体所做的诠释。”[2]54到19世纪90年代，欧洲许多的实验室都采用阴极射线装置，但以前的实验者并没有提到X射线。X射线这一“反常问题”的出现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增加了科学研究的范围，改变了科学研究的领域，还否定了先前的那些合乎规范的某些类型的仪器。“像X射线这样的发现，必然会使科学共同体的一个特殊部分的范式发生变化，并因此而导致程序和预期这两个方面的变化。”[2]56

在伦琴之前，实际上已经有许多科学家注意到了X射线，但是只有伦琴给予了认真的观察和研究。X射线的发现说明，当实验结果超出范式所预期的结果时，科学家会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这类“反常问题”：“一是完全忽略，熟视无睹；一是调整理论使之与实验相合。这种调整必然是逐步的，依次扩大调整的范围和深刻程度，直至异常消失。那些挥之不去的异常则直接危及已建立的规范。”[4]132

第三个例子是莱顿瓶的发现。莱顿瓶的例子很特殊，库恩认为，它可以归为由理论推导出来的那一种。这很矛盾，因为本来“反常问题”就是指超出现有范式预期的那一类问题，但科学史的实际情况是，有时候在某些科学研究领域并没有单一的统治性的范式。相反地，比如电学，倒是有许多理论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它们之中没有一个理论能成功地使全部电学理论条理化。而竞争着的电学家学派中有一派就把电当作一种流体，这就是莱顿瓶设计的理论来源。莱顿瓶的设计本来是在流体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而莱顿瓶的修改也要求流体理论作重大修改，本因此而提供了“电学的第一个完整的范式”。

上述三个事例表明了“反常问题”出现的不同情境。同时作为“反常问题”表现形式的“新颖的事实”和“新颖的理论”之间有一种复杂的“纠缠”关系。另外，“新颖的理论”相对于已有的范式来说，既是一种“反常问题”，同时又可能是取代旧范式的新范式，如氧化说与燃素说。

五、反常问题的处理

库恩划分了科学发展的常规时期和科学革命时期，“库恩设想的两个阶段的科学理论，主要是正常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手工操作方法的失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明确的规则和批评标准可以遵循。”[6]实际上，无论在常规时期和科学革命时期都有反常问题需要解决。科学革命时期也不是“人们没有明确的规则和批评标准可以遵循”，而是遵循的规则经常“失灵”。对于反常问题的处理，库恩有诸多论述。

首先，库恩认为反常问题的存在是普遍的、必然的，几乎可以说“不存在无反例的研究”，所以在常规科学时期的很长时间内，科学家们会把反常问题当作常规问题来研究。

在反常问题(或反例)刚刚出现，甚至出现很久的以后，大部分科学家通常都并不会把反常问题看作是反常，而更多地仍会把它们看作是处于常规科学时期的未解开的“谜”。比如：“哥白尼看做是反例的东西，托勒密的大多数后继者却看做是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相一致中的一个谜。拉瓦锡看做是反例的东西，普利斯特列却看做是在燃素理论阐释中的一个已成功地解决了的谜。爱因斯坦看做是反例的东西，洛伦菲、菲茨杰拉德和其他人却看做是在阐释牛顿理论和麦克斯韦理论中所产生的一个谜。”[2]73因此，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的目标是解谜，而只有假定范式的有效性，谜的存在才有可能。所以，解谜不成只能怪科学家而不能怪理论。正如库恩所说，低劣的木匠才会责怪他的工具。

其次，当这种解谜工作不断地遇到困难与阻力，这些反常问题越来越多，被意识到是反例的时候，科学家们将会对他们的理论作各种特设性的改动并设计出大量的注释，希望消除各种冲突。

这些反例的出现常常使科学家构建一种新的不同的科学分析理论，包括增加注释，包括修改原有理论、增加特设性条件等。在这种分析理论中，这些反例就不再是困难的来源了。“例如，人们经常注意到牛顿的运动第二定律，虽然它是几个世纪来艰辛的事实和理论探究的结晶，但对那些按照牛顿理论进行研究的人来说，却很像是一个纯逻辑的陈述，任何观察实验也不能驳倒它。……化学定比定律，在道尔顿以前，是一种偶然的实验发现，是一种值得怀疑的概括，但在道尔顿的工作以后，它就成了化学化合物定义的一个部分，实验工作本身就不可能推翻它了。”[2]72

再次，当反常问题终于引起科学危机的时候，那么对危机的解决方式也就是对反常问题的解决，而库恩认为所有危机通常都以下列三种方式之一结束。

第一种方式，继续调整范式，从而使常规科学最终能处理引发危机的问题。但这种调整是渐进的、发散的，调整的最终结果往往带来范式的改变。起初，科学家们对于反常问题的进攻，都还能遵循范式规则，“但由于阻碍继续存在，越来越多的进攻就会包含着对范式做某些小的或者不那么小的修改，这些修改各不相同，各显其能，但没有一个会成功到足以让团体当作范式来接受。随着这种发散的修改增多(这些发散的修改越来越频繁地被描述为特设性调整)，常规科学的规则也就越来越模糊，虽则范式依然存在，但很少有实践者能同意别人对它的诠释。甚至以前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的标准解答也开始受怀疑了。”[2]76

第二种方式，搁置反常问题。因为有时科学家们即使采用了各种新途径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科学家就会断定，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的目前研究水平和状况下不会对此问题进行有效的解答，于是他们会把问题标记出来，置于一旁，留待后人去解决。

第三种方式，反常问题和危机可能随着新范式的出现而得以解决。关于这一点特别要提到的是新范式的出现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往往是科学家哲学观的改变。“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以作为解开他们领域中的谜的工具。”[2]81常规科学通常与哲学保持一段距离，在常规研究工作能够在范式指引下以范式作为模型正常进行时，就不需要反思范式背后的哲学承诺和哲学假定。而当科学问题的解决陷入困境时，进行思想实验，重新构造哲学假定往往是科学家摆脱传统束缚、并为新传统的产生提供哲学基础的一条有效途径，科学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7世纪牛顿物理学的突现，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突现，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两者都以相同时代研究传统的基本哲学分析为先导和相伴随的。在这两个时期里，所谓的思想实验在研究的进步中起到如此重要的批判作用，也不是偶然的。正如我在别处指出过的，在伽利略、爱因斯坦、玻尔和其他人的著作中占了如此重要地位的分析性思想实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以实验室中不能达到的明晰性，用现有知识暴露旧范式的缺陷，从而揭示危机的根源。”[2]81

[1] 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M].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野家启一．库恩：范式[M].毕小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33．

[4] 吴以义．科学革命的历史分析：库恩和他的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5] 朱荣贤.回到语境的理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98.

[6] L.舍法尔．评T.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M].关一摘，译．哲学译丛，1979(5)．

责任编辑：李 强

文学研究

N02

A

1007-8444(2017)04-0359-06

2017-05-11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库恩思想视域下的科学哲学发展进程研究”(14BZX023)。

谈克华，副教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西方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