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湘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张 哲

1950年，毛泽东曾对周世钊说道：“我没有正式进入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就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就是在一师的时候打好了基础。”湖南第一师范是由南宋理学大家张南轩先生创办的城南书院发展而来，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湖湘经世之学的重要集散地。在这里，近代湖湘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的求学和成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阐明了求学的立足点和落脚点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宋明时期，经过朱熹、王阳明等人的积极倡导，儒家实学之风得到了广泛传播。然而，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针对理学而兴起的陆王心学，二者发展到后期都逐渐放弃了儒学的“经世”精神，转而专注于“穷理”和研究“心学”本身。明末清初之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谈学风已经达到了极点。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针对当时这种脱离现实、漠视时政的学风习气，明确提出了“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的经世致用思想。但是，由于清朝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制度，刚刚复苏的实学思想又因此戛然而止。直到鸦片战争前后，陶澍、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人有感于国家危亡，将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近代湖湘文化得以迅速崛起。身处湖湘文化发源地的青年毛泽东在求学成长的过程中，深受湖湘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始终着眼于民族国家之大义，青年时期就立志要改造中国和世界。

湖湘经世致用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贯穿着爱国主义的传统。明清之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鸦片战争以来，经世致用思想就更加鲜明地体现出了对于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1915年，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长沙，第一师范的广大师生纷纷撰写文章声讨袁世凯的卖国行为。毛泽东建议国文教师石润生将这些文章编辑成册，并将其命名为《明耻篇》。毛泽东还亲手为这本《明耻篇》提笔写下了引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1918年，毛泽东作为第一师范的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外患内忧、荆棘丛生的祖国，急需我们寻找拯救的药方，觅富国强兵之道。”由此可见，此时的毛泽东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在他看来，国家蒙羞、民族遭耻，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而我辈青年学子更是责有攸归，理应肩负起为国家储备实力、为民族寻求出路的重任。

为什么读书，是一个人求学问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明白为何读书，必将学而不得其旨，思而不得其意。湖湘文化的经世之论为青年毛泽东指明了求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始终致力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将自己的所思所学不断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具体实践。

二、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提供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途径

湖湘文化重视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而经世致用在思维方法上则具体表现为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和态度。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与湖湘文化对他的熏陶是分不开的。其中，杨昌济的教育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最为明显。杨昌济不仅继承了明代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又在近代魏源、曾国藩等人实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宋明理学发展到后期出现的“伪经学”。他认为：“但求实证于古而不求实证于今，但求实证于文字而不求实证于事物，皆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求实’。”不仅如此，他还明确指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他国……善治国者，必审国家之特异情形。”杨昌济的这种注重结合本国国情的“中西文化融合论”，是对魏源、曾国藩等人“中体西用”观的进一步超越，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判了将马克思主义神化和教条化的错误思想。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要学习，但不能只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指导中国的革命，中国的革命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践，那么，不管这个理论再好也没有意义。

调查研究是实现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在杨昌济的引导下，青年毛泽东对船山学派“学思结合”、“知行合一”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毛泽东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道：“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 遍游四宇尚已。”孔昭绶在担任一师校长期间，学校实行修学旅行制度，提倡学生向社会学习。于是，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多次徒步游学，深入到湖南农村及周边地区进行调查研究。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对儒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解释。延安整风运动后，实事求是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三、“圣贤豪杰”型的理想人格树立了伦理修身的目标

湖湘文化追求“圣贤豪杰”型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不仅包括传统儒学所提倡的“圣贤”品质，更融入了荆楚之地好勇尚武的“豪杰”特性，将“修身”与“经世”有机结合在一起。荆楚之地民风强悍、性格刚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湖湘文化，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和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毛泽东早年在湘乡读私塾时，就已经不自觉地受到了湖湘地域文化的熏染，对颂扬英雄主义的小说和人物传记如《水浒传》、《世界英雄豪杰传》等书籍尤为感兴趣。在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经常去船山学社听课，对近代湖湘文化所追求的“圣贤豪杰”型的理想人格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而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共鸣。

青年毛泽东追求“圣贤豪杰”型的理想人格受曾国藩的影响颇深。明确将湖湘文化的理想人格确定为“圣贤豪杰”型的是船山学派的创始人王夫之，而真正使它成为湖湘人士的普遍追求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区域文化现象的则是曾国藩。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他将儒家“圣贤”的道德文化与湖湘“豪杰”的经世事功结合起来，并把这种“圣贤豪杰”的精神气质注入到了治军理念之中。在与太平军的数次作战中，“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的湖湘精神在湘军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毛泽东曾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表达过对曾国藩的高山仰止之情：“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也正是在追求这种理想人格的过程中，曾国藩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成为青年毛泽东学习和效仿的标杆人物。

在近代湖湘文化的影响下，不管是在探寻“大本大源”问题的青年时期，还是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当中，毛泽东都始终贯彻着经世致用的思想，实事求是地将自己的所思所学不断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