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诠释四范式及其逻辑演进

张凯

〔摘要〕 诠释范式作为一种理性认知结构，总是通过对经典的解读反映着历史主题的凸显和转变，刻写着社会变革发展的逻辑演进。《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自19-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其诠释范式几经转换扩展，必然地、合逻辑地展现出前后相继的四范式，即“政治-经济学”范式、“理论哲学-经济学”范式、“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和“中特理论-经济学”范式。正是这四范式的依次展开、丰富发展、引领实践，彰显出《资本论》的真理光辉，引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尤其是“中特理论-经济学”范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指导着“两个百年”中国梦如期实现。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论》，诠释范式，逻辑演进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5-0064-08

自《资本论》于19-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便开始了不断的中国化解读或诠释。纵观这一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诠释史，可从其各时期最显著特征上划分出前后相继的四范式，即“政治-经济学”范式、“理论哲学-经济学”范式、“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和“中特理论-经济学”范式。正是四范式的依次展开、丰富发展和引领实践，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化诠释的逻辑演进。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150周年之际，深入总结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诠释四范式及其逻辑演进，对于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具有直接的重要意义。

一、“政治-经济学”范式

从《资本论》传入中国到1949新中国成立大约50年间，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历史低谷，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成为时代主题。在此历史背景条件下，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资本论》当作观察和改变中国命运的先进理论，以此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和民族独立解放之路，开启了这一“工人阶级的圣经”的中国化诠释历程，形成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

“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突出特点，就是从政治最紧迫课题理解和驾驭经济基础问题，又从经济基础问题阐释和论证政治最紧迫课题，从而为社会革命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这里的“政治”既是理论的也是现实的，即中国救亡图存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思想与实践。毛泽东就申明：“哪个主义能救中国我就研究哪个主义。” 〔1 〕89在这样的范式上，中国的先进分子站在了前列，把通过《资本论》的诠释寻求救国救民道理作为理所当然，作为救亡图存的必然担当，而且贯穿了民主革命艰难卓绝的全过程。由此就决定了该范式并非纯文本、纯学理的，而是以本阶级的使命和主张有重点的解读，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即是诠释重点，《资本论》中的依据就是“两个必然”结论。在此范式中，自觉应用《资本论》对照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问题，回答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成为致力方向，用马克思主义之“矢”锁定中国革命之“的”。

此范式最有影响力的成果，先期是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继之是毛泽东的相关著作包括《新民主主义论》等。同时还有李达的《社会之基础知识》，王思华的《〈资本论〉解说》，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许涤新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等。这些成果立足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的紧迫课题来诠释《资本论》，使马克思主义快速中国化，在此条件下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些成果的重点和亮点，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一）为进步的政治主张寻求根据或钥匙。我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认为，剩余价值学说“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是马氏学说的特色之一” 〔2 〕198。“劳动者做十点钟的工，除拿五点的工作维持他们的生命外，其余五点的工作，都被资本家劫去一样。这被劫去的五点工作，便是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便是资本家要想劫夺的东西！”。李大钊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得出只有变革现行制度，才能彻底消灭剥削的结论。而资产阶级理论家对资本积累和“两个必然”理论采取了相反态度，如朱执信就明言，“然彼之志，固欲以奖励之，使成资本家，非出于求助资本扶劳动之意也” 〔3 〕17，他认为马克思无意通过消灭资本的方式以扶持劳动者，而是要设法使劳动者成为资本家。李大钊进一步揭露抨击资本积累及其导致的恶果，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像卡特尔等大工业“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把资本集中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2 〕209，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激化，就是社会革命。李达也认为“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的结果，劳动阶级的人数便增加起来，同时劳动群众也随着积聚于大资本家的企业和大工业中心地这种事实，越发促进劳动群众的团结，促进劳动运动的发展，加强劳动斗争的力量，因而短缩了现代市民社会的运命” 〔4 〕532。这就充分论证了《资本论》所揭示的“两个必然”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二）为中国革命阐发阶级斗争理论。19-20世纪之交，“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 〔5 〕475，使“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就与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实践者拿到阶级斗争的武器，随即进入实践中运用，历史形势不容他们去探究其根源和目的” 〔6 〕。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受到启示，更加重视挖掘《资本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认为《资本论》是用阶级斗争这一条金线联络起来的，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 〔2 〕177；公有制不能坐待自然成熟，离开阶级斗争的实际活动，就不能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于1936年接触到《资本论》第一卷中譯本 〔7 〕151，通过精心研读认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做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8 〕《资本论》翻译者王思华也认为：“马克思是用《资本论》把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在思想上在理论上武装起来，使他们认识自己阶级的力量，来争取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的。因此，把《资本论》看成一部纯粹学术上的著作是不正确的。它是充满着战斗性的。” 〔9 〕1endprint

（三）为变革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开辟新路。用《资本论》来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资本论》诠释的重要指向。《资本论》翻译者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中，以《资本论》货币理论分析中国社会货币的特殊表象和五种机能，认为它有简单的、落后的、封建的、殖民地的历史印痕，不仅具有残留的封建色彩，也划下殖民掠夺的斑迹。因此，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帝反封建仍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资本论》研究者许涤新有过论述：“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亦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是相当进步的生产关系与相当落后的或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任何阶级社会所共有的。” 〔10 〕74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是应用《资本论》原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和性质进行深入分析，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过渡性”，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这样就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指明了革命前途和方向。

“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资本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引导大众理解《资本论》的基本要义，看到《资本论》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同时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转化为革命实践的强大物质力量。《资本论》作为“革命的理论”，其指导地位、意义和作用充分显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提供了保证，引导中国革命化解难题、战胜险阻，走向成功。该诠释范式的地位和价值，今天无论遇到何种“反思”和非议，都遮掩不住其“不忘本来”、鉴往知今的光辉，其最有力佐证即是民族独立解放的实现和新中国的成立，这是最顽强和不可辩驳的“诠释”，也是不容漠视和假设的历史。

二、“理论哲学-经济学”范式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建国后“前30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确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此相应，《资本论》经典诠释也向纵深拓展，开始形成“理论哲学-经济学”范式，推动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虽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跃进”失误乃至“文化大革命”错误，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不可否定，《资本论》诠释的新范式也基本成型并占有应有地位和影响力，为我们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贵资源和重要借鉴。

该范式的突出特点，就是在更宽广视野和重点问题上阐释《资本论》原理与方法，深入发掘这一经典宝库真髓，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指导。为了此目标，理论界加强了文本翻译、释义和评介工作，形成大批成果。在此基础上又拓展诠释领域，从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方法论解读《资本论》，对该经典的理解更为系统和深刻，提升了理论层次与指导意义。同时抓住文本释义与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结合的重点，集中深入思考探讨，展现出诸多新的理解和观点，彰显了该诠释范式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理论哲学-经济学”范式的重要成果体现在毛泽东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和讲话中，包括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和《论十大关系》等。同时理论界还开展了《资本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主要理论观点的学术讨论，如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许涤新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任务与方法》、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平心的《三论生产力性质》、方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吴传启的《〈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刘景泉的《也谈关于《资本论》的方法——对吴传启和王亚南同志争论的商榷》、孫冶方的《论价值》、邓翰维的《关于马克思价值论的几个问题》、恽希良的《论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劳动》、骆耕漠的《货币形态和被掩盖的社会劳动——价值》、王永锡的《对“资本总公式的矛盾”的理解》等。相关成果的致力领域和重点主要是如下方面。

（一）全面理解《资本论》研究对象。此种解读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资本论》研究对象是单纯的生产关系，还是包括生产力；二是生产方式是不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王学文、许涤新和沈志远都把《资本论》研究对象理解为生产关系，但并不完全排除生产力；平心则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不应单纯研究生产关系，还应研究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方文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理解为生产方式，但这种生产方式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简单总和，而是两者的矛盾统一体；韦初章、刘诗白、卓元、启源、王亚南则认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只能是生产关系，不能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不能因为《资本论》要联系生产力来阐明生产发展变化的规律，就得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除了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力的论断。田光与以上观点都不同，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但是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可以用“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这一公式来表示，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抓住“中间”联系“两头”，三者缺一不可，即是说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二）拓展阐释《资本论》方法论。毛泽东曾在1959-1960年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 〔11 〕1391963年毛泽东在审阅十年科学技术工作规划时又点明：“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 〔11 〕351理论界也围绕《资本论》方法论展开了讨论，形成以下三种观点：一种是吴传启论证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所谓由抽象上升为具体，就是认识中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也就是认识运动的辩证法。” 〔12 〕 另一种是王亚南强调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并不是《资本论》的基本逻辑方法。马克思之所以在不同的著作里对政治经济学方法有许多不同的提法，是因为在不同的场合所要阐明的重点不同。如果把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说成是《资本论》中的基本逻辑方法，那就是用“辩证法”以外的方法来代替唯物辩证法。再一种是刘景泉依照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的辩证法要素，把《资本论》方法概括为八种方法，即观察的客观性、相互联系的方法、运动发展转换的方法、对立统一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否定之否定的方法、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方法。他认为《资本论》方法论只能用唯物辩证法来概括，而不能用具体方法来指代。endprint

（三）系统探讨劳动价值论。关于价值范畴的内涵，孙冶方认为价值主要是指劳动时间的计算、比较和分配劳动时间的必要性，其实质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生产费用对效果的关系。吴传启赞同孙冶方的观点，也认为“价值这个概念是指实现于生产物中的价值实体和价值量而言，是指消耗于生产物中的劳动和劳动时间而言”〔13 〕 。邓翰维、恽希良、骆耕漠等不同意孙冶方和吴传启的观点，认为不能把价值等同于社会必要劳动和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或社会关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劳动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关于价值形成的原因，吴传启认为“只要有了劳动分工，只要是社会化的生产，只要社会要求‘把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支出，那末，价值概念就是必要的” 〔13 〕。邓翰维则不同意“价值”由社会分工所决定，认为价值概念的必要性在于交换。骆耕漠认为货币是价值形成的原因，因为只有在商品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以后，凝结在生产物内的劳动才表现为价值，从而商品才显示出其全部特性，成熟地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物，在这以前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劳动表现为价值的原因在于货币的出现。

（四）深入解读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关于资本总公式的矛盾问题，在《资本论》中有两个说明：一个是“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和前面阐明的所有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 〔14 〕182；再一个是“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14 〕193。这两个说明中到底哪一个是资本总公式的矛盾？理论界展开了争论。王永锡认为这两个说明实为一回事，说的都是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述。而吴传启认为后一个说明才指明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指出“仅仅在商品流通领域中，不管是等价交换或不等价交换，都不能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那末，可不可以离开流通领域在它以外，来说明剩余价值的起源呢……如果离开了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单从商品所有者和它的商品的关系上看，即从这种人和物的关系上看，商品所有者也不能使他的商品增殖，从而，也不能使货币转化为资本。‘所以，资本不能由流通发生又不能不由流通发生，它必须在流通中同时又不在流通中发生。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好像是不可能解决的矛盾了。而这个矛盾的解决，也就是对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科学阐明” 〔15 〕128。

“理论哲学-经济学”范式具有较强的方法性、文本学理性、探索性，这正是当时新的社会制度下健康进取、务实出新思想状态的反映，使理论界乃至社会大众“走近了马克思”，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当然不可否认，由于之后出现的失误和错误，这一状态和诠释范式被打断，以致走上为“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理论作注脚，扭曲和误导马克思主义经典包括《资本论》的解读，实践上导致了严重后果。掀开历史新的一页和实现历史性转折，则是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

三、“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

从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的建国后“后30年”，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党把握住“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走改革开放之路，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迈向“富起来”，这为《资本论》诠释范式的提升创造了历史契机。另外，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提出新挑战，这也说明对《资本论》的解读不能停留在一般原理范畴，必须结合新的世情国情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资本论》诠释的 “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应运而生。

“实践哲学-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就是冲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凝固化、教条化、“左”倾化理解，恢复和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经典原理方法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面对中国实际和时代主题以及世界潮流变化，推进理论创新以及各方面的创新，走出适合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之路。如果说前一范式的特点是侧重经典本义的发掘和理论建设，那么此一范式的特点则在于运用经典原理方法论的指引，注重实践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在坚持的基础上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纵观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体现了此一诠释范式的内在要求及方法。

该范式的重要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时理论界进行了持续探索并积累了丰富成果，如聂运麟的《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几点认识》、郑必坚的《关于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的几点思考》、朱伟坚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陈建恒的《把握社會主义本质的方法论》、关心的《国有经济的适当减少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吗》、程恩富的《和谐社会需要“四主型经济制度”》、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林力子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探讨》，卓炯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厉以宁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薛暮桥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等。综观此范式的全面展开，诠释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分为过渡阶段、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以后，面对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党中央引导理论界对照经典原理研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这一研讨直入主题并持续深入，取得了诸多新的认识成果。包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形成、基本内涵、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的阐述，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历史视角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定位我国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文明等，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内在关联等。在深化理论研究同时，党的正式文献不断予以总结和发展。自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后，各次党的重要会议都要明确肯定或深入阐发。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明了初级阶段的性质、特征、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基本特征、主要任务基础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我国国情实际作出了“三个没有变”判断，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