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博物馆普遍认知的变革

摘要：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业务工作内容和内涵的变化，人们对博物馆的普遍认知也在不断变革中。博物馆不再是仅仅的文物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而是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社会文化机构。除了文物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外，它还是大众休闲娱乐场所，大众传播媒介的一种等等。

关键词：博物馆；普遍认知；社会文化机构

在我国，人们对博物馆的普遍认知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博物馆协会认为：博物馆是一种文化机构，不是专为保管宝物的仓库，是以实物的论证而做教育工作的组织及探讨学问的场所”[1]。可见早在中国博物馆事业实践初期，收藏、教育、科研三大功能就已经被普遍视为我国博物馆的基本职能和性质。新中国成立后，“三重性质”说在我国多次重申。1956年，全国第一次博物馆工作会议规定：我国博物馆的性质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遗产以及自然标本的收藏所。”1979年，全国博物馆工作座谈会通过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规定：“省、市、自治区博物馆是国家举办的地方综合性或专门性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三重性质说”在我国博物馆界流行甚广，甚至在有关规章、条例里多次重申，但是有关不同观点的讨论一直都存在。有学者认为“博物馆是以陈列展览为主要形式的宣传教育机构，是以文物、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研究机构。”[2]也有学者认为“保存并利用文物、标本为社会服务，才是博物馆区别于其他社会部门的根本属性。”“大多数博物馆都具有三种共同的功能：一是为教育服务；二是为游览服务；三是为科学研究服务。”[3]还有学者认为“博物馆的性质应该定为是一个以陈列展览为主要手段的特殊的社会教育机构。”[4]等等。

国际上有关博物馆的认知与我国略有不同。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其协会章程《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规定：“博物馆是指向公众开放的，内容涵盖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其中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1974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哥本哈根大会修订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指出：“博物馆是一个不最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见证物进行搜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览。”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维也纳大会修订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指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些观点很快就传入我国并被更多的学者所接受。

从上述文字可知：与我国对博物馆的普遍认知相比，国际上，更强调博物馆的娱乐和传播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思想、新观点逐渐被国内学者所接受。其实在我国，把博物馆视为大众休闲娱乐场所的认知，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并提出“游览是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之一，而大多数观众到博物馆来又是为了游览，因此，严格的说，满足人民群众游览娱乐的需要，正是博物馆的目的。”[5]但当时我国对博物馆的普遍认知还处于“为博物馆事业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的阶段，所以在我国真正把博物馆视为大众休闲娱乐场所的普遍认知和实践要比这一理论提出的时间晚得多。

在我国普遍将博物馆视为大众休闲娱乐场所的实践始于2008年，因为从这一年起，我国的绝大多数博物馆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免费开放，并由此引发了观众结构的根本性改变。

关于博物馆文化传播功能的研究始于欧美，后传入我国。“早在19世纪末，关于博物馆文化传播功能的研究就在英国开始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博物馆传播和大众传播有着相似的特征。随着社会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鉴传播学理论来看待和探索博物馆的发展，并以‘博物馆传播为对象进行研究。”[6]比较知名的文章如《博物馆的传播学解读——传播学读书笔记》[7]、《博物馆之传播学研究》[8]等等。

目前，有关博物馆的传播功能，越来越引起我国专家学者和博物馆实践者的关注和认可，“从长远来说，博物馆其实就是一种大众媒介”（英国考古学家尼克·梅里曼语）的观点引入我国[9]。更有学者指出：“现代博物馆是出于公共教育和利用的目的，对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进行搜集、整理、保管、研究和展出，最终实现知识传播的非正规教育机构，而展览是博物馆发挥知识传播和公共教育的主要手段。”[10]

综上所述，我国博物馆的普遍认知经历了从文物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到大众休闲娱乐场所、大众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2]卢传贞：《关于博物馆性质的三个问题》，《山东省博物馆学会会刊》，1983年，第70—71页。

[3]李西兴：《试论博物馆的服务功能》，《中国博物馆》1985年第1期，第8—17页。

[4]刘健：《关于博物馆性质问题的再认识》，《博物馆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15页（转70页）。

[5]李西兴：《试论博物馆的服务功能》，《中国博物馆》1985年第1期，第13页。

[6]李秀那：《博物馆传播及其议程设置功能》，《中国博物馆》2016年第3期，第58页。

[7]李文昌：《博物馆的传播学解读——传播学读书笔记》，《中国博物馆》，2008年第3期，第75—80页。

[8]金瑞国：《博物馆之传播学研究》，《博物馆研究》 2011年第2期，第3—9页。

[9]曹兵武：《作为媒介的博物馆：一个后新博物馆学的初步框架》，《中国博物馆》2016年第1期，第77—82页。

[10]陆建松：《论博物馆展览各级传播目的的设定及执行》，《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16年第3期，第17页。

作者簡介：白宪波，男，辽宁沈阳人，景德镇陶瓷学院专门史专业毕业，硕士学位，馆员，现任佛山市顺德区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部职员，主要从事顺德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古陶瓷鉴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