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宗族与华侨史
——有关松华兴信局碑刻的文本解读

舒习龙

（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民间信仰、宗族与华侨史
——有关松华兴信局碑刻的文本解读

舒习龙

（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碑刻作为一种将“过去”“定格”的文本，具有“补史之阙、正史之谬”的史料价值。晚清揭阳松华兴信局的碑刻即是具有重要文本信息和价值的碑刻。首先，碑刻揭示了文昌帝君庙的变迁线索，随着深浦桥的兴废，文昌帝君庙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地方乡绅显示了出色的组织能力；其次，碑刻所提及的批信局、商号是研究华侨史和经济史的重要文献，成立于暹罗的松华兴批信局积极参与到地方公共事业的建设，他们通过题捐形式，为文昌帝君庙的重建提供了支持，揭示了南洋华侨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而所题捐七兑银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金融网络的存在；最后，碑刻反映了地方公共工程建设线索，揭示了乡绅在公共事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晚清；揭阳松华兴信局；信仰；宗族；华侨史

揭阳批信局是闽粤地区批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榕城镇志》根据有关档案资料统计，清季至民国年间，揭阳共有批局16家，其中创办于清代的有4家，创办于民国的有12家。[1]213-214但是，目前学界关于批信局的研究较为倚重档案资料，而忽视对碑刻文献的深入挖掘。笔者近些年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一通关于晚清揭阳松华兴信局的珍贵碑刻，兹校录如下：

狮头地心房祖儒望梁公捐地一片。凤林姚、庵后陈松华兴信局捐银一百二十五元七兑。古沟张铨记、隆裕捐银一百二十五元七兑。督工姚松兴、志中。光绪十七年花月，姚良才、梁□熙监。

是碑存于揭阳市月城镇狮头乡深浦桥侧文昌帝君庙，不题碑额，见图1。该碑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农历三月修建文昌帝君庙题捐记录。尽管只是一通简单碑刻，但该碑刻内容却蕴含着清季揭阳地方社会诸多文化信息。

图1 文昌帝君庙修建碑刻

一、信仰与交通

该庙所祀文昌帝君是中国道教的神灵之一，又称文曲星，掌管功名利禄，又管人间阴德修善的神灵，所以历来受到士子们的敬奉。文昌帝君信仰最初为巴蜀梓潼地区的一个地方性神袛。据明人周祖谟的考证，根据《明史·礼志篇》的描述，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祀之”，宋代以后，道教将其纳入到神仙体系中，并规定其职责为“掌管文昌府事及人间录籍贯”[2]1308。这个故事描述了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年），张亚率起义军抵抗前秦苻坚军队，不幸战死的壮烈故事。百姓感念张亚，于七曲山上建祠纪念。《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则细致记述了梓潼帝君显验故事及历朝封号：“唐玄宗幸蜀，神迎与万里桥，追封左丞相。僖宗播迁亦有阴助之功，追封顺济王。宋太祖初，得蜀也，以仁取守之，亦尔神阴骘显相，有以辅吾人也。……圣朝元祐三年七月七日加封号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3]18见图2。按照该书说法，梓潼帝君最早受封于唐玄宗年间，而到了元祐三年（1316年），梓潼帝君向文昌帝君的转化已经完成。尽管《明史》与《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记载在时间上存在诸多冲突，但是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宋元以后，经历了诸多的受封仪典，文昌帝君成为执管文衡的全国性的神袛。明代定二月三日为其生辰，由官方主持祭祀，[2]1308此后，文昌帝君成为全国性学校的主要祭祀神袛之一。此外，民间劝善书《文昌帝君阴骘文》也提及，文昌帝君曾17次化生人间，“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4]6-7。文昌帝君被赋予了兼管人间善恶的职能，也因为如此，文昌帝君受命于玉帝，掌管文昌之事，凡所有世间功名利禄、科甲禄籍都归文昌帝君管辖。文昌帝君的传播，反映了民间教化的推行，是道教发展过程中与儒家思想相结合的教化体系的象征。甚至，在地方行政体系中演绎出一套祭祀的礼仪，光绪《海阳县志》还收录了一份祝文：

图2《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梓潼帝君绘像

文昌帝君曰惟：神迹著西潼，枢环北极，六筐丽耀。协昌运之光华，累代垂灵；为人文之主宰，扶正久彰。乎感应焉馨，宜致其尊崇，兹届仲（春秋），用昭时祀，尚其歆格。鉴此精虔。尚饔。[5]181-182

可见，在潮汕地区的文化认同中文昌帝君的传承脉络是非常清晰的，既强调其“神迹著西潼”的渊源，又强调其“协昌运之光华，累代垂灵；为人文之主宰，扶正久彰”的信仰功能。

在揭阳地区，官学、私学敬奉文昌帝君风气尤盛。乾隆间，潮州知府周硕勋所撰《文明书院碑刻》典型地反映了这一过程：

邑故有葵阳书院，创自前令裘君曰菊，湫隘近市，不便于讲读。丹阳贺君来宰是邦，谋建南郊，因文昌祠为书院。祠为前令王君玮倡修于乾隆丁卯（1747年），醵金三千有奇，建奎阁、正殿、前厅各三楹，以费不足而罢。贺君踵而成之。辛巳（1761年）仲春，余按部过惠来，将鸠工庀材，前为讲堂，后为奎光阁，祀文昌于其中，左右为学舍，劈画井井。……是役也，经始于辛巳孟夏，告竣于壬午（1762年）孟秋。规模宏厂（敞），丹楹刻桷，焕然一新，因颜曰“文明书院”。①周硕勋撰《文明书院碑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该碑今存惠来县城葵阳公园内碑廊。

惠来县文明书院前赴后继的修建过程，反映了地方书院对文昌帝君的崇拜。乾隆丁卯年（1747年）县令王玮先倡修文昌祠，这是文明书院最初的形态，经过县令贺朝冕的努力，历经两年，书院于乾隆壬午年（1762年）告竣，依然崇祀文昌帝君。从文昌祠向文明书院转化的过程，以文昌帝君信仰为中心的符号没有改变，文昌帝君信仰被接受和传播的过程成为地方教化推行的重要标志。

经过官方的倡导，文昌帝君信仰在地方得以推行，狮头乡文昌帝君庙的创建是这一过程的产物。狮头乡文昌帝君庙创建时间或无从考证，但是从碑文看，文昌帝君信仰在当地是极具地位的神灵。因此，其题捐者除了来自该庙周边的狮头村、凤林村和庵后村外，还有较远的古沟村。

值得关注的是，今文昌帝君庙位于深浦桥东侧（旧址建于桥西），应该与深浦桥作为旧时磐溪都交通要道有关。深浦桥建于宋代元祐年间，历史悠久，顺治本《潮州府志》卷一“水利考”载：“（揭阳县）桥三十二。……曰深浦桥，宋元祐時建。”又据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九“津梁”载：“深浦桥距县治三十里。磐溪都。昔五洞，长九丈，广五丈。宋元祐七年乡民姚子信建。久废。”①参见吴颖纂修《潮州府志》（顺治本），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2003年。这则史料将深浦桥的历史信息更加具体化，较为详细地勾勒了其规模，并且着重强调了修建者为姚子信，即言姚姓族人早在元祐年间定居附近，并且与深浦桥修建活动建立了联系。又《继述堂姚氏族谱·虞舜姚公裔孙迁居表》载：“一○四世，立夫公。天明公九世孙，作公三子，字源居，广东潮州揭阳。”②参见姚端强主编《继述堂姚氏族谱》，内部资料，1996年，第21页。深浦桥建成以后，一直是县城与县西地区联系的交通要道，来自村民的口述史料也印证这一点：“听老一辈的人说，旧时，深浦桥非常繁荣，是县城与县西区域连通的要道，行人货物很多。文昌帝君庙以前就建在深浦桥西侧。清末深浦桥坏掉时，前来进香的信众无法过河，只能隔岸烧香祈福，香火就集中在现在的文昌帝君庙位置。深浦桥重修后，一些地方乡绅就在现在的文昌帝君庙址重建庙宇。”③口述资料：梁创华，揭阳市月城镇狮头村人，67岁，2017年2月18日。路经此地的行人、货运川流不息，是设庙供神的理想场所。

二、侨批与家族

碑文中出现的捐款者“松华兴信局”实际上就是揭阳最早设立的侨批局之一。学界一般认为，揭阳地区最早的批局是成立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新合顺号”，批局经理人郑振嘉，总行设在汕头。④孙寒冰《揭阳钱庄业溯怀》，载揭阳县政协文史编辑部编《揭阳文史总第十三集：揭阳工商经济史料专辑（上辑）》1991年，第165页；徐光华《浅述揭阳侨批业》，载王炜中主编《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第105页；陈列《关于潮汕侨批文化若干问题的浅议——兼评粤东、闽南两地侨批的历史贡献》，载王炜中主编《第二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选》，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227页。但是孙寒冰先生的研究认为，在新合顺号诞生后，“其后至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继起者有光德成、林泰记、黄太发诸号”⑤参见孙寒冰《揭阳钱庄业溯怀》，载揭阳县政协文史编辑部编《揭阳文史总第十三集：揭阳工商经济史料专辑（上辑）》第165页，1991年。，将“光德成、林泰记、黄太发诸号”视为新合顺号的继起者。1988年版《揭阳邮电志》和1993年版《揭阳县金融志》等均持此说法，⑥参见周祥章主编《揭阳邮电志》，揭阳县邮电局编印，1988年，第46页；吴克主编《揭阳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版，第436页。甚至将松华兴视为民国成立后的批局：“民国年间揭阳县出现的批局有松华兴、魏启丰、洪万兴、荣昌、益兴、瑞发、广利元、荣丰利等。”[6]436但就该碑刻内容中“凤林姚、庵后陈松华兴信局捐银一百二十五元七兑”所强调的“松华兴信局”这一机构称呼看，至少1891年之前，松华兴号就开始经营批业，因此，至少在光德成、林泰记、黄太发诸号成立前的近20年前，松华兴信局就已经成立了。也就是说，该碑是补充揭阳侨批史内容的重要史料。

前辈学者之所以对松华兴信局成立时间产生误会，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松华兴号早期业务的定性有关，学界一般将其视为钱庄而非批局：

旧时钱庄经营之业务，有汇兑、收受无定期存款、存放定期息款及代收来往存欠款等。……鸟围村人姚志士招股合创松华兴钱庄于顷丝街（今新马路曲尺巷东侧百货公司门市），松华兴后因亏蚀倒闭，由股东德桥乡人陈某迁设于中山路介公宫巷口，后又由陈少坡承顶，改为厚通钱庄。[1]223-234

这则来自《榕城镇志·财税金融志》的史料，将创松华兴号的历史作了概述。松华兴号由鸟围村人姚志士以股份的形式初创于榕城，后因经营不善，由股东陈某接盘经营，再转盘给陈少坡。⑦“陈少坡”又作“陈少波”，参见孙寒冰撰《揭阳钱庄业溯怀》，载揭阳县政协文史编辑部编《揭阳文史总第十三集：揭阳工商经济史料专辑（上辑）》，1991年，第165页。但是这段史料自始至终没有揭示松华兴号作为钱庄以外的业务范围，只是简单梳理其历史变迁。

《潮州志》的另一则史料则显示松华兴号在早期的业务经营中，兼有钱庄与侨批等业务功能：

揭阳私家纸币最初发行者为松华兴批局，所以便利下乡分批之用也此为。民国十年以后，事继之泰记号以汇兑庄代发暹罗合兴利批款。亦有发行及后发现有伪造者宣布收回。⑧饶宗颐总纂《潮州志·实业志》，潮州修志馆（汕头），1949年，第20页。关于揭阳地区最早印发纸币的私家银行，又有学者认为是揭阳汇通银庄：“白塔桐坑林春源等5人创办‘揭阳汇通银庄’。共12股，每股股金50光洋。不久，扩至1 000股，并自印有‘揭阳汇通银庄’票币。为揭阳私家银行之始。（至民国十年，批局松华兴继而发行纸币，名为‘七兑票’，每票2元，后因有伪造而收回停止）。”参见刘理之主编《揭阳文史（第8辑）·历史资料》，内部资料，1988年，第5页。

可见，松华兴号不单以批业为自身业务，还发行私家纸币，为“揭阳私家纸币最初发行者”。同时，松华兴号为了便利，将自身纸币作为下乡分发批款之用。

关于松华兴批局创办的历史，实际上民国姚梓芳所撰《伯父有伟先生家传》有较为详细的叙述：

先生名达才，字有伟，广东揭阳人。考大成公，余先大父也。大父生平重然诺。尊师儒，急人之难。若赴己私，坐是家中落，又遭族里多故，乃益困。先生不得已，谋去国，赴暹罗，寻五伯父，依焉。既至，五伯父以手足亲爱之故，恐生客与异邦水土不相习，一切庸苦工作，均不肯令先生任。久之，乃谋与陈君材仪、王君锦裕组合一批馆。批馆者，专以收集乡下人小资本家及苦力者所得之余利代为邮致其家者也。其生计虽微小，然非得乡人所信用，则其事必不能有成。当时是，五伯父颇以信誉著，暹国人因以信五伯父者，信先生兢兢自饬。岁輦金钱无算返国。卒未闻有丝毫损失致负于人。然其时轮船未通行。潮人之来往于暹者，坐红头船。冒风涛，经万险。或数月乃得达。先生均身受之。未闻辞劳苦也。其至家则家人相见如庆更生，以资相讬（托）者走相问讯，喜若天降。每一上岸，座客常满，各告以故，靡不驩然。如是者殆数十年。余作《养志堂记》所云伟光两房起家之本，虽商业、学业之不同，其小有所成者，无不排万难，经百苦。而后得之。殆谓此也，先生以某年月日卒于家，年六十有几。子二：长志封，以分省补用通判，援例得诰赠先生朝议大夫；次志士，监生。生女一，适华清林氏。孙六，女孙二。

侄梓芳曰：庚辛之际，余薄游南洋群岛，至暹罗网谷（曼谷），见先生经营之遗业。日盛未艾。其所为批馆，潮人之业此者，近已至二十余家。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亦曷足怪。顾未闻如先生与陈王二君所创之业盛者。则以信誉著于人。而五伯父发起之功有不可没也。孔子称忠信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哉。夫以匹夫一业之微，而恃以持于永久者。卒不能舍先圣昔贤之义理世之嚣然不知其本。而思别有所持以雄天下者不亦远乎？[7]13-14

这则在侨批史上具有重要分量的传记史料出自地方著名学者姚梓芳之手，民国庚辛年（1920年），姚梓芳出任暹罗宣慰使“薄游南洋群岛”，因此，文中内容不少应是所见所闻，可信度极高。史料揭示了松华兴批馆创建的历程：姚梓芳的伯父姚达才由于家道中落，不得已往暹罗谋生，并与陈材仪、王锦裕合股创立了松华兴批馆，成为曼谷早期的潮人批馆。松华兴批馆专营暹罗、揭阳两地批业，其极高的信誉使得松华兴批馆成为泰国潮人批馆中的佼佼者。现存的侨批封也证明了这一点，如邹金盛先生《潮帮批信局》一书就收录了一封“泰国钱兴货栈揽收的、委托暹京松华兴信局寄出”的批信（见图3）。[8]4尽管本文没有提及松华兴批馆成立的时间，但是有些学者或据本书成书时间和文中“如是者殆数十年”等线索，推断姚达才赴暹时间在“咸丰末年”①孙淑彦《泰国之揭阳批馆考》，载《潮人》，1986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松华兴批馆成立的时间为1861年：“最早的批馆是揭阳县（今揭东），磐都乡凤林村人姚达材和陈材仪、王裕锦在泰国曼谷合资开办的……其时为清文宗咸丰十一年（1861年）。”参见蔡绍彬《侨批业对邮政的依赖》，见王炜中主编《侨批文化》第3期，2004年，第37页。，松华兴批馆随后成立。至于松华兴在曼谷的具体地址，一份1911年的档案显示，其地址与揭阳另外一家批馆新合顺号一样都在华人聚居的“三聘街”②转引自素差达·单素拉勒《批馆》，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1979年，第193页附录。。尽管关于松华兴批馆早期活动的诸多细节还需要更多史料发现来加以证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松华兴号初创时期，主要以合股为形式，以侨批为业务的批馆，在清末时期已经积累了较为雄厚的资本。这也为其热心乡梓公益事业做了铺垫。

图3 松华兴号批信③选自邹金盛著《潮帮批信局》，艺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实际上，清季民国初期凤林姚氏家族已经成为揭阳磐溪都有名的望族。以姚达才为核心的松华兴信局只是其家族在经济上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姚氏家族还出现了一批士绅。姚梓芳《庶祖母林太恭人传》详细描绘了其家族在儒学上的辉煌成绩：姚梓芳的祖父大成公“敬礼师儒”，其庶祖母也“敬教崇学，以读书笃行，为教子传家第一根本”，被貤赠“四品太恭人”，奠定了姚氏家族儒学之根基；大成公下共五子，长子姚达才，监生出身，诰封朝议大夫；次子姚良才，附贡生出身，诰封中宪大夫，也即碑文中之监工；三子姚松才，监生出身；四子未载，五子下南洋从商；姚氏家族儒学成就最高的人物莫过于姚良才之子姚梓芳，曾供职法部等，诗文具佳。[7]12-13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对时任法部主事姚梓芳的朱批语是：“才长心细，办事勤能，核办稿件详慎妥协，正资得力。”[9]16-17可见姚梓芳出色的才干。作为姚梓芳的同辈，姚达才的两个儿子也都是儒学出身，长子姚志封为分省补用通判，次姚志士也获得监生身份，[7]14姚志士也即松华兴钱庄的首创者。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姚氏家族已经成为磐溪都乃至揭阳地区负有盛名的望族。与以往望族最明显不同的特征是姚氏家族是儒商并重。姚氏家族对家乡的公益建设犹有热心，姚梓芳的儿子姚万达还参与了广安桥的建设，并书《重修广安桥记》：

广安桥当潮梅要冲，成于甲寅，毁于壬戍。迨癸亥夏，里人复建议重修之，为梁州卅九，费银元七千八百有奇。阅期年工峻，既垣且固，行者便焉。爰刻石志其成立始末，其趋事赴功则广安善堂诸同人。为之记者邑人罗岷山也。甲子中秋节姚万达书。①参见罗岷山撰、姚万达书《重修广安桥记》，1924年。该碑存于今广安寺门口。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松华兴批馆所有权的演变。如上文所揭示的，初创时期的松华兴批馆是由姚达才、陈材仪、王锦裕三人合资成立，而到了碑刻出现的光绪十七年（1891年），代表松华兴信局捐款的只出现了“凤林姚、庵后陈”两者，这或揭示了该批馆所有权的变化，即此时王锦裕可能放弃了所有权，碑中的“庵后陈”或许指的是合资人陈材仪。1931年，揭阳侨批公会成立，松华兴与林泰记、新合顺、光德成等都是会员，但是到了1948年，榕城侨批公会成员名单均未出现松华兴批馆的信息。[6]436这或许与《榕城镇志》所描述的由姚达才次之姚志士招股创办的松华兴钱庄“因亏蚀倒闭”有关。

三、货币与运作

碑文中值得注意的是捐款数额后均用“七兑”二字来加以区分。所谓“七兑”，指的是近代在潮汕地区流行的“七兑银”，它是一种虚位银，“其兑换券七兑票则是本地的第一种信用货币”[10]205。据考证，“七兑银”起源时间约在1880年[11]3，1925年取缔[12]。《潮州志》云：

“七兑银”或称“通用银”，乃潮州商场上特别习惯之通货单位交易。虽恒以此银单位为标准，然实无是项货币故七兑云者乃虚位制也，盖潮州自同治纪元辟汕头为商港后，商业日盛，银项交收既须辨其成色，又须平其重量甚感麻烦。如墨西哥、日本、安南、香港等港银元约合七钱二分五厘；西班牙、葡萄牙、菲律滨等港银元则约合六钱七分。此种复杂银元即无价格上之变动，已不能为支付之标准。于是由信用素孚之商号以七二五之币占十之四、以六七之币占十之六配合十元之数平均适当每枚七两依次配合用纸固封。[13]

可见，汕头开埠后，商业日盛，同时外国银元的流入给商业汇兑结算带来麻烦，汕头埠“信用素孚之商号”创造性地采用“七兑银”虚位币来解决流通交易的困难，成效显著，因此，发行七兑票的本地钱庄“相继设立，浸以成立银庄行档”，七兑票成为本地独具特色的流通信用货币。

又据《潮梅现象·潮汕发行纸币之沿革史》载：“初时汕头商场交收概用银两，每七十两即一百元，惟交收颇费手续，遂发明由一商号将银秤定用纸封固并加盖印章，即可照其数额往来周转。”[14]62按“每七十两即一百元”兑换率计算，松华兴信局及铨记、隆裕各捐七兑银折合银两87.5两，共计175两。

汕头特殊的商业地位使得其成为粤东地区的金融中心。1925年《广州民国日报》称：“（七兑票）发行家数，合汕潮而计，达百三十五家之多；其大者有二十九家，概在汕埠开设庄号。”[15]学者意识到，汕头钱庄往往以“联号的形式”向周边城镇发行七兑票。[10]213-214就揭阳地区而言，最早发行七兑票的钱庄为怡和庄②参见孙寒冰《揭阳钱庄业溯怀》，载揭阳县政协文史编辑部编《揭阳文史总第十三集：揭阳工商经济史料专辑（上辑）》，1991年，第165页。。怡和庄号为潮阳民族资本家肖鸣琴创办。肖氏原为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出身③参见郑白涛《清末潮阳民族资本家》，载陈汉初主编《汕头文史》第十九辑，2007年，第141页。，对东南沿海商务颇为熟悉，先后在汕头创设潮揭轮船公司、集资承办汕头自来水厂，其商务涉及船务、烟草、榨油等。基于对揭阳商贸的熟悉，怡和庄在揭阳榕城中山路设立联号钱庄，发行七兑票。光绪壬寅年（1902年）《岭东日报》第一版所刊《汇兑公司告白》中称：“不知何方奸徒胆敢假造揭邑怡和庄银票二纸，先后持向汕头怡和庄换银。”[16]可见，早在1902年之前，怡和庄所发行的七兑票就在揭阳地区流通。因此，碑刻所提及的七兑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进一步说明，潮汕民间已经广泛使用七兑银作为信用货币。换句话说，自1880年七兑银始创开始，十余年间，汕头和周边城镇已经建立了一个联系密切的七兑银信用币金融网络。

至于碑刻中所提及的“督工”“监工”身份，反映了清末潮汕地区公共工程建设的诸多信息。成书于同治年间的《鳄渚回澜记》对“督工之法”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大工既启，聚众河干辍作，无时群嬉，必逞鼠牙雀角之端，胠箧探囊之事，恐惧不能免矣。须先出示明定日程，既曙点名，各执其事，午正进食，稍息片刻，集而复兴，昏始罢。聚散之节，仍以锣声三遍，传催不齐即斥，勤则有赏，惰则有邢。[17]9

尽管《鳄渚回澜记》针对的是河道工程建设，但是也反映了清末公共工程修建过程中的运作机制。督工的主要职责在于监督工人施工，避免群嬉慵懒，按照工期要求，“既曙点名，各执其事，午正进食，稍息片刻，集而复兴，昏始罢”，以提高工程的质量和进度。是书《记工众》一节内容中，还强调委员之职“提调司事，资其驾驭”，司事则责成“孰司银钱，孰司夫役，孰司物件，定其孰事”[17]9等。结合碑刻信息，晚清时期，在公共工程建设过程中，潮汕民间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运作机制，表现为工程理事的组织化特征：以地方乡绅为主导的力量成为乡村公共事业建设的核心。也许由于文昌帝君庙修建过程中良好的合作关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来自古沟张氏家族铨记商号的富绅张加禄再次出资光洋500元倡修废弃多年的深浦桥，这项由乡绅发起组织的修桥活动共历时五载，耗费白银3 700元[18]316，成为当时地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杨梅的观点认为，晚清时期，“公共事业的扩张都是在地方财政权力扩大后发生的”，体现了“财政权下移的政治后果”，在这结构过程中，地方官员与地方乡绅结合成“一种新的力量”，并将其视为“推动了地方事业的扩张和地方意识的兴起”[19]196。本文探讨的碑刻内容凸显了民间力量在公共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就潮汕民间公共事业而言，并不存在地方官员与地方乡绅的合谋，而是纯粹地由地方势力把持下公共事业运作，乡绅势力完全把控着工程的资金和管理权。这种现象不一定与财政权力下移有关，而是“地方意识”的兴起，乡绅群体把公共事业作为自身对地方的职责，进而确立自身在乡村文化体系中的地位。罗兹曼对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类型归纳中，将公共事业、宗教、商业、基层行政、教育、以及非法会社组织等类型。[20]220-221该碑刻所涉及的内容则反映了乡绅集团在公共事业、宗教、商业等方面对基层社会的协调作用。

四、结语

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认为：“真正唯一的历史就是全部的历史……历史材料的广泛性几乎是无止境的。所有人所说的、所写的、所造的和所接触过的，都能够而且也应当被用来了解人。”[21]63诚然，碑刻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文献，同样可以折射出碑刻文本产生时代的信息。本文所考察的碑刻也正如此。首先，碑刻揭示了文昌帝君庙的变迁线索，随着深浦桥的兴废，文昌帝君庙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地方乡绅显示了出色的组织能力。其次，碑刻所提及的批信局、商号是研究华侨史和经济史的重要文献，成立于暹罗的松华兴批信局积极参与到地方公共事业的建设，他们通过题捐形式，为文昌帝君庙的重建提供了支持，揭示了南洋华侨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而所题捐七兑银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金融网络的存在。最后，碑刻反映了地方公共工程建设线索，揭示了乡绅在公共事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英国著名的后现代史家劳埃德（Lloyd）说：“他们自己如何记录事件，即他们选择怎样的文类（genre）以及媒介来记录事件——是选择碑刻，还是口耳相传或者妙笔写下的诗篇，抑或是其他形式的文字加以记录，这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吗?……现存的古代历史都是借由文本的形式传递给我们的，这会带来这样的效果，即某种‘过去’会被‘定格’（freezing）在某个特殊的时间点。除此之外，还或多或少会存在坚持不懈地占有过去及对过去的解释权的努力。当然，作为历史的‘消费者’，以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充分利用任何可资利用的信息，并且必须意识到它们可能存在的局限。这不仅仅指要认识到证据中存在的颇多疏漏，并且还要意识到它们曾经经过的加工过程。”[22]54碑刻作为一种将“过去”“定格”的文本，具有“补史之阙、正史之谬”的史料价值，但对碑刻的利用一定要审慎，需要我们精心地结合官私史料对其所记录的内容进行梳理和释读。本文即是以松华兴批信局碑刻的内容所提示的线索，从三个方面解读该通碑刻丰富的话语内涵，既不为碑刻文字内容所蒙蔽，亦不会遗漏其丰厚的社会文化史、经济史内涵和独特的文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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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xtualInterpret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about SonghuaxingLetter Bureau

SHU Xi-long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521041,China)

The inscription has historical value of"supplementing the deficiency of history,rectifying the absurd of history".The inscription of SonghuaxingLetter Bureau in Jieyangin the late Qing Dynastyis of important text information and value.Firstly,the inscription reveals changeclues of WenchangEmperor Temple;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Shenpu Bridge,WenchangEmperor Temple went through changes;in the process of changes,the local squires showed remarkable organizational abilities.Secondly,the letter bureau and the firms motioned in the inscriptionis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for studying Chinese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SonghuaxingLetter Bureau founded in Siam participated active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public utilities,they provide the suppor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nchangEmperor Temple by donation,which reveal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local society;appearance of seven exchange silver is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local financial network.Finally,the inscription reflects a clue of the local public construction,and an important role of the squire playing in public business.

the late Qing Dynasty;JieyangSonghuaxing Letter Bureau;belief;clan;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K207

A

1673-1972（2017）05-0065-07

2017-06-16

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项目“广东华侨学术史与史料学研究”（GD14TW01-21）；韩山师范学院创新强校校级重大项目“广东华侨学术建构与史料学研究”（CQ20151130）

舒习龙（1968-），男，安徽巢湖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

（责任编辑 程铁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