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媒体研究发展回顾及展望

谭天　夏厦　刘睿迪

【摘要】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已有22年，在这20多年中新媒体迅速崛起，相关研究也接踵而来，在经历了观察与思考的起步阶段——全面推进的探索阶段——构建新理论的升级阶段后，我国新媒体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但同时存在缺乏基础理论研究、跨学科合作不足等问题，未来需要从跨学科、平台化和国际化三个维度推进我国的新媒体研究。

【关键词】新媒体；研究；发展

1969年美国ARPANET（阿帕网）建成，标志着互联网的诞生。1994年的4月20日，中国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自始依托互联网传播，新媒体应运而生。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相关研究也从观察起步到全面探索，再到理论建构，研究的规模、质量和层次不断提升，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多领域跨界、多维度研究的繁荣景象。本文以CNKI（中国知网）为主要文献来源，试图将我国新媒体研究发展作一个整体的勾勒。

在回顾之前，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何为新媒体？新媒体的定义众说纷纭，并无统一的概念。New media可译为新媒介也可译为新媒体，就研究旨趣而言大致可分为两大取向：一是围绕新媒介（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研究传播学问题以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问题；二是立足新媒体，研究新媒体产业、媒体融合、传媒制度等传媒业现实问题。第二个问题主要根据新媒体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逐步推进研究，笔者把第二个问题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本文重点研究这三个阶段。此外，本文回顾范围仅限于中国内地（大陆）的新媒体研究，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一、起步：观察与思考（1986—2005年）

最早一篇关于新媒体的文献可以追溯到1986年发表在《外语电化教学》上的译作《视听教育在新媒体时代的地位》，但那时的新媒体并非今天讲的新媒体，它只是教育技术上的新媒介新技术。1986—1996年只能算是中国新媒体研究的史前阶段。

真正的新媒体研究应该在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之后。1994年4月20日，中国与国际互联网的第一条TCP/IP实现全功能链接，成为互联网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中国新媒体的起步却在尚未接入国际互联网就开始了，1993年12月6日，《杭州日报·下午版》通过该市的联机服务网络——展望咨询网进行传输，从而开启了中国报业电子化的序幕。

1996年9月，中国传播学研究学者闵大洪在《新闻记者》上发表了《电子报刊——报刊业一道新的风景线》，介绍和分析了电子报刊（数字报纸）的发展，笔者认为这应是我国新媒体研究最早的文章。1996年，北京大学胡泳教授翻译出版了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此书被评为改革开放20年来最有影响的20本书之一。此后，胡泳还翻译出版了《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等多部译著，介绍国外互联网发展现状和研究成果。

1997年元旦，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正式上线，这是中国开通的第一家中央及重点新闻宣传网站。此后新闻网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相关研究也相伴而来。1997年10月16日和17日在北京举行了首次全国电子报刊研讨会，与会者来自30余家建有网站的报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以及新闻出版领导机构、管理机构。这应该是国内最早的新媒体研究会议，尽管还仅限于务实层面。

此后，一些学者和传媒人开始对新媒体发展进行观察和探索。1998年，闵大洪出版专著《传播科技纵横》。1999年，浙江报人孙坚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闻传播学专业学术网站《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这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新媒体研究阵地。闵大洪、孙坚华等也成为中国新媒体研究的先行者。“在新媒体的影响下，传播理论也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包括基础理论，甚至新闻的定义也有重新考虑的可能。”[1]

2000年，新闻网站建设热潮也引发了网络传播研究热潮。2000年6月18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了全国新闻媒体网络传播研讨会，“近百家媒体网站负责人及相关人士，围绕媒体网站的自我成长、与商业网站的关系、网络新闻的采编规律、大型新闻网的运作、网络版权保护、网络新闻人才及媒体网站的技术等七大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2]。之后，研究内容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直到2003年，“10年来，网络传播学科所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展，包括网络传播法规、网络道德，网络传播对社会政治（包括电子政务）和经济（包括电子商务）的影响，网络传播中的知识产权、隐私权等各项权利的保护，网络传播与社会群体（如青少年、女性、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等）、网络传播与语言文字（符号）、网络传播与文学艺术，网站建设与经营、网络广告、网络新闻实务、网络媒体与传统大众传媒的关系、网络传播与全球化等”[3]。

2003年是中国网络媒体发展10周年，博客在中国兴起并掀起新的研究热潮。被称为“中国博客之父”的方兴东等人的研究发现：“博客的出现集中体现了互联网时代媒体界所体现的商业化垄断与非商业化自由、大众化传播与个性化（分众化、小众化）表达、单向传播与双向传播三个基本矛盾、方向和互动。”[4]他进而认为：“新技术将不断为以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出版助力，个人出版将更具破坏力与建设性……除了博客社区本身的自律之外，更在于如何对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出版进行有效的引导与管理。”[5]与此同时，关于新媒体的研究开始从虚拟社区转向对博客等自媒体的研究，研究开始向横向延伸（与不同学科相结合、从不同角度研究）和纵向深入（深入理论研究、从现象挖掘本质）。

2004年，清华大学教授彭兰的博士论文《花环与荆棘——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对中国网络媒体发展的第一个十年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理论分析，之后此文被评为百优博士论文并出版。2004年5月22日至23日，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中国江苏网主办的首届“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在南京举行，此后该会每年以不同的主题在不同的大学举办，后更名为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并逐渐成为国内新媒体传播研究的重要学术会议。

2005年，与新媒体有关的文献数量首次破百篇，被引用大于等于5次的文献数超过20篇。此时，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我国新媒体发展也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但在當时，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新媒体，在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中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小，影响还不大。但互联网研究远胜于新媒体研究，每年关于互联网的论文有上千篇，新媒体的研究论文此后从每年几篇缓慢增加到几十篇，2004年达到69篇，2005年增加到116篇。这一时期，我国新媒体研究的整体水平还比较低，主要研究工作还是观察、描述、整理和思考，处于新媒体研究的起步阶段。endprint

尽管只是新媒体研究的起步阶段，但外部条件和基础工作正在逐步形成。一方面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传播学为新媒体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条件；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的统计工作也为新媒体研究奠定了基础，如自1997年建立的以“为我国互联网络用户提供服务，促进我国互联网络健康、有序发展”为宗旨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每半年权威发布中国互联网统计信息，也为新媒体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二、探索：全方位推进（2006—2010年）

2006年，录入CNKI的新媒体论文达到520篇，比上一年增加了近4倍，此后每年不断增加，到2015年达到8879篇，新媒体研究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从下面图1和图2可以看出，2006—2015年十年间，新媒体文献数量增加与我国互联网用户的发展是成正比的。但从图1和图2也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用户增幅减缓，文献数反而剧增，结合研究内容还可以将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新媒体研究是全面开花，后五年新媒体研究是向纵深发展。

先看2006—2010年这一阶段，新媒体研究首先在新闻学领域展开，中国人民大学成为研究的领军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雯率先把美国的“融合新闻”探索介绍进来并开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喻国明从传媒经济学视角对新媒体展开了探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钢、清华大学教授彭兰则从媒介融合的视角展开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匡文波则主要研究手机媒体。

与此同时，新媒体也开始利用传播学理论展开深入研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先红提出了“新媒介即关系”的新观点，浙江大学韦路和张明新讨论了互联网的知识鸿沟，暨南大学教授谭天提出了新媒体生态下的传播裂变理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黄升民提出了“三网融合”的新构想。2007年，南京大学教授杜骏飞的《1994年以来中国大陆网络传播领域的学术进展与趋势分析》，郑州大学教授郑素侠的《2001—2006年内地网络传播研究现状的实证分析》，都对网络传播研究发展进行了梳理。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付玉辉从2006年开始，每年都发表一篇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的年度研究综述。从2010年起，谭天等教授对我国媒介融合发展进行了年度分析，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视角对不同时期的新媒体研究进行了梳理。

从对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新媒体等新概念的界定和辨析，到Web2.0、3G、微内容等新技术新形态的分析；从对全媒体、三网融合等新业务新业态的现实观照，到对关系、平台等热词的关注，再到对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前瞻性探讨。在这个阶段，我国新媒体研究群体已逐步形成并不断壮大。

这一阶段，新媒体研究既有相对集中的领域，也有不断扩展的新视域。CNNIC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当年，北京奥运会助推了我国网络媒体全面升级。面对迅速发展的新媒体，学者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它对传媒业带来的急剧变化。清华大学崔保国和张晓群认为：“中国传媒产业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张，传媒产业内部结构也在发生迅速变化。新媒体的快速成长是推动中国传媒产业变化的主要力量。”[6]彭兰认为：“一个媒体的全媒体产品未必一定要完全通过自己的平台发布。与内容包装商、渠道提供商、平台提供商等共同完成产品的多种形式生产、多种渠道传播、多种平台‘贩卖，可能是媒介融合带来的产业重组与流程再造的更深层含义。”[7]黄升民则希望通过“三网融合”构建中国式“媒·信产业”新业态。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讨论新媒体的社会意义和网络社会，如彭兰认为：“Web2.0所强调的，不是人与内容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界面、社会纽带。”[8]湖南理工学院徐小立、武汉大学秦志希发现：“‘信息知沟正在威胁社会的和谐与均衡发展，政府应该更大地发挥其在信息产业均衡发展中的主导力量。”[9]河北大学王秋菊、刘杰则揭示了“网络传播在当代公民社会阶层变动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各阶层对网络舆论传播的影响”[10]。

更多的学者主要还是讨论互联网给新媒体带来的新问题，有从新闻学、舆论学视角研究的，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朱颖、陈小彪讨论了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自由及其边界，复旦大学李良荣、张源认为新老媒体结合将造就舆论新格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则讨论“人肉搜索”等问题。新媒体研究还扩展到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既有文化批判，也有应用研究。如杜骏飞谈到网络社会管理的困境与突破，北京大学教授胡泳分析了互联网创造的公共领域，湖南师范大学蔡骐、谢莹分析了受众视域中的网络恶搞文化，厦门大学教授龚玲等分析了网络口碑对受众品牌态度的影响。但也有学者开始从更宏观的视野进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钢对互联网未来发展与社会变革进行了前瞻性研究，深圳大学教授丁未则通过深入的个案研究探讨了新媒体赋权问题，彭兰从社区到社会网络拓展了互联网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此时，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的进入也推动了新媒体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法等新的研究方法也引入到新媒体研究中。但整体而言，从每年剧增的论文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研究还是低水平和重复性的，大多数论文还是新媒体实务方面的。这一阶段的新媒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不断出现的新媒体形态，如博客、手机媒体、数字电视和网络电视，以及Web2.0的传播形态等，多数文章还是现象分析和案例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经验性描述的层次。

2008年，网络媒体开始跻身主流媒体。2009年8月，门户网站新浪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门户网站。微博随之蓬勃发展，不仅各种网络热词迅速走红网络，而且微博也逐渐显示出强大的传播力。2010年被称为媒介融合年，我国“三网融合”起步。如果说微博在改变传播形态，那么“三網融合”则在改变传媒业态。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了国内第一部全面关注中国新媒体发展状况的年度报告——新媒体蓝皮书，它不仅及时全面反映了我国新媒体发展现状和趋势，而且较好地整合了国内十分零散的新媒体研究力量，意义重大。同年，清华大学教授崔保国主编出版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也开始对新媒体研究积累资料。endprint

三、升级：建构新理论（2011—2015年）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指出：2011年以来，中国新媒体的成长进入到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中国新媒体发展态势强劲，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数量持续增长，新的应用和传播形态不断涌现。新媒体不仅进一步变革着大众传播格局，而且快速向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渗透，成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媒介。具备强大传播功能的新媒体日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发展，其“双刃剑”的效应进一步凸显。快速、开放发展的新媒体极大拓展了人类空间，虚拟与现实社会的冲突成为世界性新问题，各国在大力发展新媒体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强对新媒体的治理。如何趋利避害，化新媒体风险为国家发展机遇，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在这一阶段，新闻传播学的新媒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10个方面：（1）本体论：网络与新媒体的基础理论研究，如媒介平台理论、大数据理论等；（2）新媒体传播，包括新的传播模式、新媒介特性等；（3）新媒体产业，包括商业模式、产业链、数字营销等；（4）新媒体新闻，包括网络新闻的生产、集成、分发、运营等；（5）新媒体技术，包括数据挖掘、无人机拍摄、机器人新闻等；（6）新媒体管理，包括网络监管、传媒规制、伦理道德等；（7）新媒体文化，包括互联网文本特征、互联网文化价值、网络社会特征等；（8）媒体融合，主要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新型媒体的构建；（9）新媒体影响，包括新媒体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与作用；（10）新媒体教育，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研究如何培养新媒体专业人才。研究对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不仅包括以微博、微信、APP为代表的自媒体和社交媒体，也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还包括网络舆情、数字新闻、数字营销等新服务，甚至还进入非新闻领域，如网络游戏、电子商务等领域。

此时，“关系”和“平台”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热词，有些学者从媒介的社会学角度提出关系问题，有些学者则从媒介经济学视阈提出平台概念。彭兰提出从内容平台到关系平台，喻国明提出“关系革命”，传播学研究正在透过信息传播进入关系传播层面。在新的传播形态和媒介生态下，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基础研究和新兴媒体，并聚焦到新媒体的组织形态，黄升民和暨南大学教授谷虹提出信息平台理论，谭天提出媒介平台理论。长期以来，学界一直把新媒介和新媒体混为一谈，更未能把新兴媒体和新型媒体区分开来，这也给新媒体研究带来了不少困扰和阻碍。但随着人们对媒介平台的深入认识，研究也从媒介融合向媒体融合推进。

2011年1月21日腾讯推出了微信，这个智能移动终端的即时通信应用软件很快就发展成为服务最为广泛、功能最为强大的社交平台，迅速进入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学者们纷纷开始应用社会学理论来研究社会化媒体和网络社会空间，谭天和暨南大学教授苏一洲分析了社交媒体的关系转换，彭兰探讨了社会化媒体在融合中的深层影响，清华大学陈昌凤分析了社会化电视的传播创新，清华大学熊澄宇、张铮分析了在线社交网络的社会属性，浙江大学何镇飚、王润讨论了新媒体时空观与社会变化。研究也更加学术化，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杰的“陌生人”视角下社会化媒体与网络社会“不确定性”研究，清华大学李彬、关琮严探讨媒介演进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舆情与网络治理日显重要，各新闻院校和科研单位纷纷建立舆情研究机构，开展舆论场、网络治理等研究，尤其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对策研究。如复旦大学教授童兵对官方民间舆论场的剖析，重庆大学教授董天策、兰州大学教授王君玲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隋岩、清华大学教授苗伟山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喻国明分析了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的政府角色和中国社会网络舆情的结构特点，陈力丹对微博问政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方兴东等对基于网络舆论场的微信与微博传播力进行了评价和比较研究，江西师范大学教授邱新有则提出政府、传统媒体、微博信息博弈的纳什均衡。

随着新兴媒体的强势崛起和传统媒体的转型需求，新闻业和传统媒体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少学者都将目光移向新传播新媒体新问题新对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唐绪军等认为微传播是正在兴起的主流传播，匡文波基于定量研究得出新媒体是主流媒体的判断，喻国明提出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范式创新和当前中国传媒业发展面临的转变，南京大学教授丁柏铨探讨了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及其与新闻传播规律的关系，中山大学教授张志安等探讨了新媒体与新闻生产研究，陈力丹等则论述了大数据与新闻报道，谭天等提出了“一体两翼”“体外循环”等融合策略。

2014年，是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黄楚新从融合与转型的角度对中国互联网发展20年的媒體变革进行回顾，复旦大学教授李良荣和复旦大学博士方师师从互联网与国家治理方面对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进行再思考。彭兰则从中国互联网20年的渐进与扩张中论述了从网络媒体到网络社会的演变。她认为：“经过二十年渐进与扩张的中国网络媒体，正在一个全新的网络社会的版图上，开始新一轮的发展与竞争。新闻网站与传统媒体究竟去向何方，也必须在‘网络社会而不仅是‘网络媒体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新的思考与谋划。”[11]同年3月18日，在暨南大学举办了首届中国新媒体研究高端论坛，彭兰、谭天、祝建华三位学者就“新媒体本体认知、研究对象和范畴、研究路径选择、学科取向以及目前国内新媒体研究和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国外的经验展开了深入的对话和观点的碰撞”[12]。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4G网络的推出，移动互联网发展速度加快。CNNIC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85.8%上升到90.1%。更多的移动互联网应用被研发出来，更多的手机APP涌现出来，中国新媒体进入移动社交时代，学者们对移动互联网、场景、“互联网+”等新问题新概念展开了研究。此时，研究队伍也迅速壮大，除了新闻传播学者不断推进研究之外，还有一些从其他学科转到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给新媒体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总体来看，新媒体研究的跨学科协同创新尚未形成。endprint

近年来，国外互联网新著被大量翻译出版，国内学者也不断推出新媒体专著，如彭兰的《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胡泳的《网络政治：当代中国社会与传媒的行动选择》、刘德寰等的《正在发生的未来：手机人的族群与趋势》、谷虹的《信息平台论——三网融合背景下信息平台的构建、运营、竞争与规制研究》等。

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弊端和乱象，如网络谣言、色情暴力、虚假信息、病毒诈骗、侵犯个人隐私、泄露国家机密等，如何加强监管和治理整顿，既是政府面临的问题，也是学界研究的课题。2011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设立，以加强互联网建设、发展和管理。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任组长。2014年全国“两会”上，“维护网络安全”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11月19日至21日，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与此同时，以腾讯、阿里、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网信企业已走出国门，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正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次讲话中对互联网发展和新媒体传播提出迫切的要求，这让新闻传播学界更加清楚新媒体研究的职责和重任。

四、前景：问题与挑战

杜骏飞教授认为：“中国大陆的网络研究领域是一个广泛的学科交叉的领域，不同学科之间是充满渗透性和互动影响的；网络研究学术领域的进展与业界的技术进步、市场景气呈现同步变化——越是应用性的研究，其学术发展越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数量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规模受到了来自国家权力的‘外部因素的强有力制约，然而，有关意识形态的制约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却引起了较为明显的反弹：制约越是严厉，研究越是趋热；总体分析，中国网络研究的学术发展，蕴含着‘初期繁荣——沉淀和停滞——深度化——进一步繁荣的周期变化。”[13]

纵观最近3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涉及新媒体的研究项目占比都在60%以上，主要研究领域有：一是新媒体传播，包括微博微信、网络视频、网络舆情、网络文化等；二是媒体融合与转型，包括报刊出版、广播电视、广告经营、媒体融合、发展战略等；三是互联网治理，包括网络生态、网络治理、网络安全、政策法规等；四是其他方面研究，包括新媒体语境下政治、民族、国际传播等面临的新问题。总体来看，多为对策性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极少。

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纷纷成立了新媒体研究机构，不断加强与政府、传媒和企业的合作。与此同时，各种类型层次的新媒体学术会议也频繁举办，不少新闻院校纷纷开办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但由于新媒体基础研究严重滞后，致使众多新媒体专业五花八门，新媒体教育人才捉襟见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曾凡斌认为：“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14]

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时代，新媒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兴媒体不断崛起，新型媒体正在构建中，媒介融合会形成各种新的媒介形态。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出发的年代，“小新闻，大传播，新业态”的新格局已经形成，重组、重建、重构正在成为新常态。互联网正在重构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新媒体正在推动新闻传播学科的重建，新闻传播的学术版图和研究格局也需要重组。

如今，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迅速建立起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组建了新媒体研究机构，对新媒体的各个领域开展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力量比较分散，形势不容乐观。影响和制约我国新媒体研究进程的既有外部环境，也有内在因素：一方面是互联网和新媒体发展速度过于迅猛，致使研究滞后于现实发展；另一方面在于原有学科支持不足，新闻传播学难以提供有效的理论和方法。

“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猛烈冲击下，新闻传播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传播技术发展和媒介融合的趋势下，传播生态和传媒业态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闻传播从学科发展到人才培养都面临着严重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造成学界的焦虑、迷失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慌乱。”[15]近年来，学界开始对新闻传播学研究和学科建设进行反思，一些学者提出学科重建和转型的构想。复旦大学教授黄旦认为：“在当前新传播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再不能是在原有框架中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整体转型。这包括三方面内容：研究方式向經验性研究转向；在教学上要改变原有以媒介种类划分专业的做法，转向以传播内容为类别，并与新媒体实验室互相勾连；在思维方式上，要引入网络化关系，以重新理解和思考传播、媒介及其与人和社会的关系。”[16]谭天认为新媒体研究不仅要走进传播学，还要“走出传播学”。

展望未来，我们还要以互联网思维大力推进新媒体研究。美国学者凯文·凯利说：“今天的世界已经够复杂了，而明天的一切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应对这种更加复杂？美国作家克莱·舍基提出可以通过分享、对话与合作，凝聚成“群体智慧”和“群体意志”，进而产生“集体行动”。我们需要整合国内外学界、业界、政界和商界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力量，构建一个强大的新媒体研究矩阵，从跨学科、平台化和国际化三个维度推进我国的新媒体研究。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对新媒体的研究也要从平台推向生态，从媒体推向社会，从实务研究提升到理论建构。采用多种合作形式，建立起连接各种学术资源和各方研究力量的新平台，大力推动新媒体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充分发挥跨学科跨部门的集群优势，立足学术，面向社会，服务决策，努力打造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研究基地和智库。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数据的政府网络传播力评估与研究”（项目编号：16BXW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endprint

参考文献：

[1]谭天.试论因特网冲击下的传统媒体[J].电视研究，2000（5）：51.

[2]闵大洪.中国网络媒体20年（1994—2014）[M].北京：中国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3）：58.

[3]闵大洪.中国网络媒體20年（1994—2014）[M].北京：中国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3）：133.

[4]方兴东.媒体变革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论博客与新媒体的逻辑[J].现代传播，2003（12）：80.

[5]方兴东，刘双桂，姜旭平，王俊秀.博客与传统媒体的竞争、共生、问题和对策——以博客（blog）为代表的个人出版的传播学意义初论[J].现代传播，2004（4）：80.

[6]崔保国，张晓群.新媒体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影响分析[J].现代传播，2008（2）：87.

[7]彭兰.如何从全媒体化走向媒介融合——对全媒体化业务四个关键问题的思考[J].新闻与写作，2009（7）：18.

[8]彭兰.Web2.0在中国的发展及其社会意义[J].国际新闻界，2007（10）：44.

[9]徐小立，秦志希.虚拟世界中的现实秩序——中国中部一个地区的网络经验[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7）：63.

[10]王秋菊，刘杰.网络传播对当代社会阶层变动的影响[J].当代传播，2007（7）：52.

[11]彭兰.从网络媒体到网络社会——中国互联网20年的渐进与扩张[J].新闻记者，2014（4）：15.

[12]刘方远，谭天.对话新媒体研究：范畴、路径与问题——首届中国新媒体研究高端论坛综述[J].现代传播，2014（5）：140.

[13]杜骏飞.中国网络研究的学术进展与学科结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5.

[14]曾凡斌.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现状、环节与突破[J].中州学刊，2015（2）：174.

[15]谭天.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到“传播学与传媒学”[J].新闻记者，2015（12）：38.

[16]黄旦.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J].新闻大学，2014（6）：1.

（谭天为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教授、传播与传媒研究所所长；夏厦、刘睿迪均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王志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