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成为晚清农民运动主导者的原因探析
——以太平天国、天地会和白莲教的差异为视角

（德州学院 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山东德州 253000）

太平天国运动、白莲教、天地会作为1949年以后史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如今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说“为什么太平天国从揭杆而起到定都南京，能最终成为改朝换代的主导者，而不是延续几百年的白莲教势力和立基于开局近两百年的天地会”。本文将以这三次农民运动的差异作为切入点，探究这一现象。

当社会下层人民的怨屈经过漫长的堆积后便形成了农民战争的风暴，给予统治秩序以沉重的打击。但是过去由于农民不能摆脱小农思想的束缚，因此不能做到“旧有之系统，包括其中的即有利益必须铲除，然后所有的服务才能全面地交换，新的体系才能成立”。

在官匪横行苛捐杂锐的背景下洪秀全将基督教的一些教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成份相结合创建了拜上帝教，聚集了一批教众。

1851年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乡策动农民暴动并根据《劝世良言》劝世人不拜祖先、不行恶事不兴缠足、不准赌博、不准淫乱、不拜邪神、只拜世上唯一的真神“皇上帝”，“天下多男人都是亲弟兄，天下多女子皆是亲姊妹”。他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等里面大力宣传上帝是唯一真神，主宰世间的一切事务，人间所有的一切以及人所享受的一切都是上帝赏赐的恩典，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早晚敬拜，服从“皇上帝”的旨意。那些与“皇上帝”作对的都是邪恶的“阎罗妖”，是天下苦难的根源，号召天下的兄弟姐妹一起击灭阎罗妖。1850年春夏间，洪秀全让各地教众到广西金田村进行“团营”，按照军队的方式把将近一万多人的教众进行了整编。教众“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又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等”。

同时，天地会趁太平军进攻清军之际发起了大规模的起义，而白莲教的残余势力也不断斗争于北方各省，一同成为了咸同年间三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表面上看这三次农民起义都是借用了民间的封建迷信活动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举的是反清的旗帜，但是在起义的具体行动上三次农民运动却有着显著的差异。白莲教和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口号在1840以前对百姓都还是有着较大的吸引力的，但之后吸引力便大不如前。天地会认为是满族的统治使中国陷入了严重衰弱境地，只有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汉族统治才能挽救中国。然而，随着内忧外患日益加深，“反清复明”最多只有救亡意义，却不能“开创新朝”以发展中国。天地会“能拜天地父母，一切会员同为兄弟姐妹，即“忠义堂前无大小，不欺富贵不欺贫。”天地会没有完整的斗争纲领，就其文献看来，主要口号是“灭清复明”，“顺天行道”。

在斗争的口号政策上，天地会没有随着社会现实情况的改变而灵活调整。洪秀全曾评价说“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组织初创时，果然不错。但如今已过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在说复明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况且，三合会又有数种恶习，为我所憎者。例如:新入会者必拜魔鬼邪神及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其颈而迫其敲财为会用。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并“坚决主张“凡三合会人们，如不舍弃旧习而皈依真教，则不容收纳”，还根据:“皈依真教”的原则提出对于天地会要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这实际上也是太平天国对游民阶级领导和改造的总体指导思想。”

在保密工作上，天地会用“风仔”、“猛风”等暗语来称呼官差或外国人这种方式对于天地会的运动起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但其组织散漫和互不统属的派别，却导致暗语在不同派别之间出现了理解上的偏差或误解的现象，使得天地会的运动受到严重打击。

在教义上，白莲教以弥陀信仰为根本信仰，并根据其教义把社会发展划分为了三个时期即“青阳、红阳、白阳”三际。在这三个时期里又存在明和暗两宗势力的对抗，到了“红阳”时期黑暗势力开始压制光明势力，也是双方的对抗最为激烈的时期。这也导致了世间“大患”的到来，而弥勒佛正是应劫而生驱走黑暗带来光明拯救天下，最后在弥勒佛的统治下黑暗和光明各自回归本位从而天下太平。在“大患”降临时只有信奉白莲教尊崇弥勒佛的人才可以得到拯救。

然而白莲教虽依托于白莲宗但是它却“不以佛经为要点也不以任何其他正统宗教的经典为圭臬，其所依之“宝卷”，如《弥勒三会说》、《大圣弥勒化度宝卷》、《弥勒古佛救劫编》等，均是佛教大藏经或道藏中所无之伪经。内容多为编造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杜撰伪造，渲染妖妄怪诞谶语，以此诳患惑众；言辞鄙俚粗俗难登大雅之堂；有的则完全是明目张胆篡改佛经，歪曲经义，白莲教徒则多信鬼事神，寄希望于借助方技巫术、鬼符等手段来祈求达到消灾获福之目的。妄伪师巫、卜卦咒语、妄言祸福等大行其道，其中往往邪说竞作。一有风吹草动，便骤然解散，但又常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结盟会党，啸聚山林”

在斗争方面，白莲教众“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采用的是流寇游击方式进行战斗，没有统一的领导指挥，也没有提出更有效的政治纲领来整合凝聚教众的思想、行动和采起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路线。只以单纯的军事冒险行动打击清政府，从相关典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白莲教众的警惕性丧失到何种程度，如“刘清与白莲教为敌，但白莲教义导领袖罗其清非常崇拜刘清，对刘清的诱降未坚决抵制反而常与“供食”迎送拜跪均如民礼，甚至幻想把他“抢上山寨充当军师”，还要与杀人不眨眼的罗思举“结为兄弟”起义军领袖王之槐麻痹大意被官府欺骗蒙蔽进入官营被生擒”。虽然白莲教势力遍及全国大多数的省份，然而各个势力之间的分散性，使其战斗力极低有时甚至一看见官兵抵抗几下便一轰而散，天地会也基本相同。

而太平天国与其不同，在“清军对永安太平军取南北夹攻之势，在围攻之初，先后组织了多次南北协同的进攻。太平军全力迎战，打退了清军多次进攻。太平军死守营盘不出，等敌军饥疲之时，在行出击。这对于兵力上处于劣势又被围困的太平军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太平军一面抗击清军的进攻，一面则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政建设。此外还重申‘圣库制度’，打击内奸周锡能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粗具立国规模”

在同清政府的斗争过程中“太平军号召力之所以不断增长，根源不仅在于他们公开宣称的对满汉官僚的憎恨，而且在于民众对富豪权贵普遍抱有敌意。在财富和权力随时随处都被视为相互奥援的制度中，太平军的启示方式足以吸引一支巨大的穷人武装追随其后”。加之“洪秀全移植来的教义使中国社会郁积的种种不满得以具体化，为因循守旧的中国农村文化中影响颇大的空想主义增加了生气”。费正清评价说“太平军比同时代任何其他叛乱都更加专心致志地直接对付他们的时代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具体办法。太平天国关于新的所有制、新的地方控制结构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崭新关系的见解，就是针对清帝国后期那些令人瞩目的问题作出来的真正的反应”。

太平天国还通过《天命条》、《天命诏旨书》、《幼学诗》等大量书刊，对教众进行教育以加深对拜上帝会和洪秀全的崇拜。洪秀全通过宗教的外衣掌握社会下层民众的心理激发他们对于社会现实和清政府的反抗的情绪，从形成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的一股强有力的武装力量。教众信任洪秀全仅凭这一点就为他们乌托邦思想开启了门户。大部分从教众积极分子中抽调出来的教会领导，狂热地紧紧跟着领袖前进，并带动普通教众一起走，这样地方对于拜上帝教和洪秀全的服从心，加上对洪秀全宣传的皇上帝的个人崇拜，就产生了群众性的歇斯底里。由此产生了富有朝气，能拼命，不怕牺牲的精神，使太平军形成了一股与天地会、白莲教所不同的新兴力量。

面对新的局势就必须实施新策略，“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便实行了军事共产化，1851年9月入驻永安时，已实行圣库制度，令各营兵将“凡切杀取城所得金银皇室物等项，不得私藏，尽交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到进克南京后，这种共产性质的供给制度更遍及天京人民”。在起义初期洪秀全等人是很注重队伍的建设，它的队伍内部政令统一军纪严明队伍内部相对较为团结，根据男馆女馆制度将所有教众按性别分别编入其中，严禁违规行为并且设立女官由妇女担任。在太平军所过之处当地的百姓中已经出现蓄发并且有的还积极争取加入其中的现象，在汪士锋的《乙丙日记》卷三，中记载有“贼未至，则往迎之”。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大批的追随者，除了它口号的吸引力外，还在于它的土地政策对当时老百姓的吸引力。到了近代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矛盾不断激化。然而洪秀全通过移植基督教教义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既充实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又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团结。在太平天国的相关教义中“根据一切所有权只属于上帝的前提，自利、私有权概念以及世界资源的开发都要受到谴责。这样一些概念在中国的乌托邦思想中找到了共鸣”。

费正清描述说，“太平军从金田发难到定都天京所经历的两年半的时间，可以同以色列人与埃及或中国共产党人的“延安时期”相比:因为在这期间太平军的主要品质及其许多独特制度都已出现。早在金田时期就产生了一种几乎完全是军事性质的官制。永安被围时，在这种早期的军事组织中又增添了一种比较合理的政治组织形式。主要首领(以前叫“帅”)现时称“王”，一共有四个方面的王和一名“翼王”。洪秀全本人享有“天王”这个元首称号”。洪秀全通过一系列措施确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罗尔纲曾说“金田起义前，每村到处，拜上帝会众，只知有『洪先生』，洪秀全『到处人人恭敬』具据幼赞王蒙时雍自述，他和他的父亲蒙得恩加入拜上帝会后，就抱着一种朝圣的心情，从他们的家乡平南鹏化里前往桂平县平在山觐见洪秀全。洪秀全奉上帝命令下凡救世『出一言是天命』。这时期洪秀全在群众中是一个神圣的人物。在金田起义前，以至向两湖进军时期，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中，以洪秀全的威信最高”。

总之，这三次农民运动要客观看待。就像潘旭澜所说“农民造反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造反者的目的和所作为，还要看外部环境的不同，历次造反总是提出一些口号、纲领以鼓动人们参加支持争取胜利，对此应该分析。看它口号、纲领是否切中时弊，药方开得对不对。但要注意有些口号、纲领只是为了宣传鼓动，一开始就有很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有些口号、纲领，起初包含几分真实愿望，时过境迁便大部分放弃或当作破鞋子丢掉。所以，更重要的是要看造反者做了什么。反暴虐统治，反贪官污吏，反横征暴敛，都是正义的”。虽然三次农民战争都利用暴力反抗方式，但在社会变革上天地会和白莲教仅仅停留在打破旧政权的表面上，而太平天国不仅要打破旧政权，还通过中西文明的结合从各方面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革，尽管许多措施都只停留在理论上或者半途而废，但它在一些方面反映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从这点看，天平天国成为当时农民运动的主导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感谢张立胜老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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