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代岁首考论

王红成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殷代岁首考论

王红成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目前学界对殷代岁首为哪一月问题，众说纷纭。运用物候学方法，通过考察殷代的气候、农作物耕作的时节、农业生产工具等方面，论证了殷代的农作物为一年二熟；又参以殷墟卜辞中关于黍的记载，可知黍作物一年中的耕作时期，即殷历一二月和殷历八九月；再结合《夏小正》等传世史料所记载的黍作物为夏历五月，最终得出殷历以夏历十月为岁首。

殷代；岁首；十月

对于殷代岁首为哪一月的问题，大多数古代学者认同“建丑说”，即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虽有宋代学者对此说提出异议，但并没有切实的证据。近代时，受到经学体系瓦解及疑古学派的影响，殷代史实的可信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甚至否定，殷代岁首问题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随着甲骨卜辞出土的增多与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殷代的岁首为哪一月问题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前人研究概况回顾

现今学术界对殷代岁首建于何时的问题多有讨论，大致可分六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殷代以建丑(夏历十二月)为岁首，代表学者是董作宾。①他以儒略历为基准，来推导卜辞记录的“庚申月食”所在月份，进而证明殷代以建丑(夏历十二月)为岁首的可靠性。董氏的论证关键在于对诸卜辞的缀合，但在癸丑条卜辞归属何月的问题上，诸家产生了分歧：董氏以为当属殷历十二月，陈梦家则认为当属殷历一月[1]238-239。据《英国所藏甲骨集》所著录卜辞，陈氏的缀合更为合理。[2]若此，董氏结论便失去了成立的前提。

第二种观点认为殷代以建未(夏历六月)为岁首，代表学者是郑慧生。[3]他依据胡厚宣所统计的卜辞所记卜雨次数，发现其在一至三月最多，于是认为一至三月为一年中降雨量最多的月份。据文献记载，夏历中降雨量最多的月份是六至八月。郑氏又将二者比况，认为卜辞所记一月(即殷历一月)正相当于夏历六月。依常识某月缺雨，才需卜雨，而卜雨越多，说明此月降雨量越少，所以殷历一至三月应为一年中相对少雨的时期。[4]郑氏以为一至三月降雨量是一年中最多，当与事实不符。当然了，郑氏所运用的物候学方法是正确的，只是论证过程出现了错误，以致结论不确。

第三种观点认为殷代以建巳(夏历四月)为岁首，代表学者是常正光。[5]他据《齐民要术》得出麦在夏历四月收获，又以卜辞“月一正曰食麦”为据，得出殷历建巳(夏历四月)。常氏所论的不妥之处，是对文献解读有误。卜辞一月“食麦”，则收获月是十二月，而不是一月。[1]226那殷历一月则相当于夏历五月，而不是四月。不过，他运用了物候学的研究方法，来考证殷代的岁首问题，并没有错误。

第四种观点认为殷代以建午(夏历五月)为岁首，代表学者是王晖。[6]他据《左传》隐公四年郑祭足四月“取温之麦”等的记载，以为夏历四月为收麦之月，又据“月一正曰食麦”，得出殷历十二月为收获月，再将二者相对，认为夏历五月相当于殷历一月。若依王氏说，则殷历二、三月必相当于夏历六、七月，前者为一年中降雨非常少的月份，而后者为降雨量最多的月份，明显在降雨量上两者不能对等，所以这种说法不确。

第五种观点认为殷代以建辰(夏历三月)为岁首，代表学者是温少峰。[7]他们认为殷人以“大火”所见时间为确定岁首的标准，据此以证殷历一月为夏历三月。对此，王晖已有驳证，此不再赘述。②

第六种观点认为殷代一月相当于夏历九、十月，代表学者是冯时。[8]他以卜辞所记的五次月食为据，结合刘宝琳推定的《月食表》，得出了殷历一月相当于夏历九至十月间的说法。冯氏的论据存在很大问题，他所据之“乙酉月食”中的“乙酉”二字实为后人的“凭空构想”。[9]474-477此外，记有“乙酉月食”的卜辞后有一“闻”字，冯氏以为通“昏”字。而据于省吾考证，卜辞中“闻”、“昏”二字不可混用，应释为本字，为“报闻”之义。[10]这说明此月食当为方国报闻消息，并不是安阳所见的天象。冯氏依据“报闻”的月食记录，来推断安阳所见的天象，这显然错误。

冯时又据殷代的祭祀活动、农作物收获周期等内容，认为殷历一月相当于夏历九、十月。[11]此说法的合理之处在于，它用了物候学的研究方法，但缺点在论据过于片面，导致结论错误。如其据卜辞“受年”、“祓年”等祭祀活动，多出现在殷历九月至次年四月，得出殷代五至八月没有农业活动，九月至次年四月为当时的“农业季节”。但卜辞有一、二月“令众立黍”和六、七月有“告秋之祭”等[12]269的记录，均与此说不合。为了弥合此说，他提出了殷代只有春、冬两季节，并解卜辞中“今冬”为今冬季节，即指占卜所在的季节。然据于省吾的考证，卜辞中的“冬”字没有做冬季讲的含义。[10]可知此说不确。

以上是学界目前对于殷代岁首讨论的基本情况，③其中有几位学者运用了物候学的研究方法，这是合理的，本文对此加以继承，但对其所据史料的不妥之处，则加以更正。至于运用月食等天象来推算殷代岁首的方法，有其合理之处，但仍有问题，如对汉《历谱》的推算④，有明确纪年的资料尚不能完全吻合，更何况对仅有某个天象记录、没有明确纪年的殷代历法，其推算恐更难得其实，故本文对之采取阙疑的态度。

本文之所以运用物候学的研究方法，是因为殷代用物候纪年法纪年，卜辞有“月一正曰食麦”(《甲骨文合集》24440)，便是最有力的证据。不仅殷代人如此，其他古老民族或保有原始社会状态的民族，如藏族先民、阿里山邹族人、瑞岩地区族群等我国少数民族，以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墨西哥、日本族先民、新几内亚土著人等均用物候纪年法纪年，即以某种农作物的收获作为年终或岁首。⑤这些古老民族以此法为基础，逐渐总结出后世所谓的历法，从而指导农业。由此可知，运用此法纪年，并不是某个族群个别或偶然的现象，而是古代农业民族初始时期的一般现象，这反映出古代历法形成与演进的基本规律。中国历法发展演进的过程，也符合此规律。

二、殷代农作物熟制

殷代先民运用物候纪年法纪年，称一月为“食麦”，所以学者据麦的收获周期来推殷代岁首，这是正确的。但是卜辞有关麦的收获周期的信息有限，不足以作为论证殷代以何月为岁首的证据。因此，本文通过对殷代黍作物的耕种与收获时段的探讨，来分析殷代岁首的问题。运用物候学的研究方法对殷代岁首为哪一月作推断，必须先弄清楚殷代农业收获的熟制。此前学者在讨论殷代岁首时，或忽略了此问题，或以一年一熟为理论预设，这都不科学。本部分从殷代的气候、农业技术与工具等方面进行探讨，认为殷代农作物为一年两熟。

(一)当时气候满足其一年两熟

据竺可桢所考，殷时气候正月的平均气温较今天高3-5℃，年平均温度大约高2℃。[13]张光直根据动物群与植物群的分布、地貌学及对植物孢粉的分析结果等资料，也认为当时的气候较今天要温暖得多。⑥刘昭民据卜辞所记关于降雨记录、植被物种、养蚕缫丝等内容，及安阳殷墟出土的小水鹿、竹鼠、圣水牛、獐、肿面猪等动物骸骨，得出了殷代气候与今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区域相当。⑦胡厚宣据记有卜雨及象、犀、兕等哺乳动物的卜辞，认为殷代气候比当今温暖，大致与“今长江流域之江苏、湖南相似”。[14]这几位学者的讨论，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前期准备。观此，殷代中原地区的气候不仅比今天湿润得多，略相当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完全可以满足农作物一年两熟的耕作周期。

(二)当时的农业工具与技术也满足其一年两熟

依据卜辞资料显示，商时从耕地的选择、土地的整理到田间的管理，再到农作物的贮藏，已经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系统的体系。如在土地的捡选上，注重土地的实际勘察，进而对其进行划等，“或区别为上田、下田，或区别为不同的等级”，来作为土地分配、“考其勤惰的工作量”的标准；在对土地的整理方面，殷代已经懂得运用垄沟田作的耕作方法。⑧此方法的运用无疑反映出商代农业的先进。

关于卜辞中所见的农具，历来受到研究卜辞与商代史学者的注意。胡厚宣将现今所见的商代铜器与周代相比，认为其无论在“制作之精美”，还是在“纹饰之工细”的程度上，都远非周代所能及，据此对殷代青铜器已作为农具的使用进行了推断。[12]167-168我们从近几十年的考古资料来看，认为胡氏的推断是正确的。考古发掘出的殷代青铜农具主要有鑺、锸、铧、耒、铲、刀、镰等，且都有广泛的应用，“青铜质的农具及加工非金属农具的青铜工具的使用，标志着农业生产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商代文明的高度发展，是以它雄厚的经济为基础的，而商代雄厚的经济基础，又是与农业生产中青铜农具及使用青铜工具来加工非金属农具相关联的”[15]。足见殷代的青铜农具在农业上的应用，对当时的社会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可以说明，在生产农具方面，殷代是可以满足当时农作物的一年两熟的。

(三)当时黍作物的耕种时节也满足其一年两熟。

我们从卜辞关于黍作物的记录，可以了解到当时农作物的收获周期。如：

此外，卜辞中还有黍作物的耕种记录。

贞，传小臣令众黍。一月。(《殷虚书契前编》4.30.2)

戊寅卜，宾贞，王往以众黍于冏。……教。一月。(《甲骨文合集》10)

贞，王立黍，受年。一月立黍，弗受年。(《甲骨文合集》9525正)

乙未卜，黍在龙囿莱受有年。二月。(《殷虚书契前编》4.53.4)

卜辞中“令众黍”之“黍”字为动词，是种黍的意思。“王立黍”中的“立”字为“置立”之意，“立黍”即指种黍、置黍。[1]534那么，卜辞中所见的种黍时间，当在殷历的一至二月。[12]177综上，殷代黍作物的耕种时间为殷历一至二月，收获时间为殷历十一至十二月。假设殷代黍作物为一年一熟，则其生长周期须要十一个月左右，这是违背此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的，故其必为一年两熟。又据《齐民要术》引汉时《杂阴阳书》曰：“黍生于榆，六十日秀，秀后，四十日成。”[17]可知，中原地区黍作物的收获周期为三个多月。结合前所论，可以推出另外的耕种和收获期，分别为殷历八、九月和殷历四、五月。至此，本文通过物候学的研究方法，对殷代黍作物的熟制进行了讨论，认为当时农作物的种植是一年两熟。

三、殷代以夏历十月为岁首

前文已论，殷代农作物是一年两熟的，可知当时黍作物的耕种期有两个，即殷历一、二月和殷历八、九月。在传世文献中，也能找到关于黍耕种期的记载。《管子》、《吕氏春秋》等记载黍作物耕种时间在夏至前后，《夏小正》⑨、《尚书大传》、《淮南子》、《说苑》等则以黍作物耕种时间在“大火中”始种黍，《说文解字》则“以大暑而种”黍，文献所记种黍时节名称不同，实际所指则同是夏至前后，即夏历五月。[18]依据这些汉以前文献的记载，黍作物的耕种时间均是夏历五月，可以看出商、周至东汉黍作物的耕种时间都很稳定，也未有大的变化，所以本文认为前文所得殷代黍作物耕种时间必能与文献所记夏历五月相对应。

那只可能是殷历八、九月相当于夏历五月。凡是有耕种经验的人都知道，夏至一般在夏历五月的后半段，若节气变化，黍作物耕种时间向后移十至十五天，到六月，也属于正常，所以说黍作物的耕种时间在夏历五至六月，更加符合实际。古人之所以仅说夏历五月，只是为了行文方便而已。此外，卜辞中所记的降雨资料也可为之佐证：

辛未卜，鬯贞之八月帝令多雨。贞之八月帝不其令多雨。丁酉雨，至于甲寅旬又八日。九月。(《合集》10976)

此为武丁时所卜之事。“丁酉”字后为征验之辞，在八月辛未贞此月是否能多降些雨，但八月并未降雨，直至九月始降，且连续十余天。结合夏历五、六月的降水情况，殷历九月与夏历六月更为符合，故可推出殷历九月相当于夏历六月，即殷历以夏历十月为岁首。至此，本文通过物候学的研究方法，对殷代以何月为岁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得出殷代以夏历十月为岁首。

注释：

① 董作宾：《殷历谱》，《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2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第486-551页。董作宾：《殷代月食考》，《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1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第227-248页。董作宾：《中国历史上三正问题之科学证明》，见宋振豪编，《甲骨文献集成》第32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8-294页。

② 王晖：《殷历岁首新论》，《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23卷第2期，第48-55页。王星光、张军涛：《甲骨文与殷商农时探析》，《中国农史》，2016年第2期，第15-28页。

③ 此外，张培瑜、孟世凯等认为殷代岁首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而是游离在申、酉、戌三个月。张培瑜、孟世凯：《商代历法得月名、季节和岁首》，唐嘉弘：《先秦史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240-250页。

④ 张家山汉简所载《历谱》中，汉高祖九年七月丁酉，张培瑜以为是七月丙申朔，十年正月甲午，张培瑜以为是正月癸巳朔。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⑤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5220页。(北魏)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标点本，第727页。《晋书》卷九七《四夷》，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536页。(唐)孔颖达等著，龚抗云、李传书等整理：《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02-503页。董作宾：《瑞岩山胞的时间观念》，董作宾：《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1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第355-362页。管东贵：《中国古代的丰收祭及其“历年”的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年，第31本，第252-255页。

⑥ 张光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45-114页。张光直：《商文明》，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2-128页。

⑦ 刘昭民：《中国历史上的气候之变迁》，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26-45页。此外，又有蒙文通、达克勒、白路克纳等对三代时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考证，参见胡厚宣《卜辞所见之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上册，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第39-40页。

⑧ 详见杨升南、马季凡和常玉芝合著《商代经济与科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4-166页。此书从耕地的选择、除草、垦荒、翻耕、整理土地、脱粒、储藏等十一个方面，对殷代农业的生产技术进行探究，展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农业运作系统。殷代有如此发达地农业运作系统，是可以作为当时实行一年二熟制的技术条件。

⑨ 关于《夏小正》内容的年代问题，据胡铁林、罗树元、黄道芳、韩高年等学者的考证，均认为其内容的大致年代不会晚于夏、商、周时期。胡铁林：《<夏小正>星象年代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234-250页。罗树元、黄道芳：《论<夏小正>的天象和年代》，《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5年第4期，第82-92页。。韩高年：《上古授时仪式与仪式韵文——论<夏小正>的性质、时代及演变》，《文献》2004年第4期，第99-111页。

[1]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 冯时.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04.

[3] 郑慧生.“殷正建未”说[J].史学月刊，1984(1):13-20.

[4] 董作宾.再谈殷代气候[G]// 宋镇豪.甲骨文献集成:第32册.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256-261.

[5] 常正光.殷历考辨[G]//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93-122.

[6] 王晖.殷历岁首新论[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3(2):48-55.

[7] 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M].成都：四川省社科院，1983：118-119.

[8] 冯时.殷历岁首研究[J].考古学报，1990(1)：19-42.

[9] 劳幹.从甲午月食探讨殷周年代的关键问题[G]//宋镇豪.甲骨文献合集.第32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版，2001.

[10]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中华书局，1979：381-382.

[11] 冯时. 殷代农季与殷历历年[J].中国农史，1993，12(1):72-83.

[12] 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M]//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上册.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269.

[13]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 (1) :15-38.

[14] 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M]//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下册. 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293-419.

[15] 杨升南，马季凡.商代经济与科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9.

[16]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C]//沈文倬.菿闇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3-15.

[17] 贾思勰.齐民要术今释[M].石声汉，校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71.

[18] 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329.

[责任编辑李夕菲]

2017-05-23

王红成(1987—)，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三礼”学、明代礼制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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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513(2017)04-008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