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性无善恶论”研究

段晓娟

王安石“性无善恶论”研究

段晓娟

关于人性论问题从古至今一直争论不休，从孟子的“性善论”到荀子的“性恶论”，再到董仲舒的“性三品”、杨雄的“性善恶混”、韩愈的“性三品”说，还有李翺的“性善情恶”说等等。王安石在此基础之上主张“性无善恶论”，批评了以前的各种关于人性的说法，同时也间接地批判了佛老的人性论。他认为人性本无善恶，只是受后天学习的影响。这一理论的提出，使人性论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度。

王安石 人性论 性无善恶论

一、什么是“人性”

在王安石看来，“人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理特征，如“貌”“言”“视”“听”“思”，概括为“五事”。王安石借用孟子的话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四支之于安逸也，性也。”；二是心理特征，如“喜、怒、哀、乐”等；三是指情欲。王安石在《性情》中说：“故此七者（喜、怒、哀、乐、爱、恶、欲），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动焉。”这些特征跟人的形体相联系，又构成人的生命。王安石在《礼乐论》中讲道：“能尽性者，至诚者也；能至诚者，宁心者也；能宁心者，养气者也；能养气者，保行者也；能保行者，养生者也；不养生不足尽性也。”意思是要实现人性就要注重自然生命的保养。

这一思想跟告子“人性论”极为相似，告子也认为“性”是指一种生理本能，如饮食、两性关系等。他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他说“性”本身没有善与不善，就像流水本来没有东西之分一样，之所以会有善与不善，全在于后天引导。王安石说：“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此言相近之性以习而相远。则习不可以不慎，非谓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也。”（《原性》）

二、善恶的来源

第一，对“性善论”的批判。孟子提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认为人生来都有“恻隐之心”。王安石批判道：“孟子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谓人之性无不仁，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人之性无不善，而人果皆无之乎？”意思是如果人性本善，就不该有“怨毒忿戾之心”，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对“性恶论”的批判。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善是人为的结果。王安石批判道：“荀子曰：‘其为善者伪也。’其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恻隐之心人皆无，然后可以言善者伪也，为人果皆无之乎？”言外之意是，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善都是后天得来，也就是恻隐之心人人皆无。王安石认为，只要人一有恻隐之心，就不能说善都是后天人为的。

第三，对“性善恶混”的批判。韩愈提出“性三品”，讲道：“性之品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这里的“五”即“仁义礼智信”。王安石批判韩愈的性三品自相矛盾，说：“且韩子以仁义礼智信五者谓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恶焉而已矣。五者之谓性而恶焉者，岂五者之谓哉？”王安石认为，既然韩愈以仁义礼智信为人性，那么人性应该是善的，又为何出现性下品，说其为恶？这跟仁义礼智信为善相矛盾。至于韩愈讲的“上焉者之于五，主于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于五，反于一而悖于四。”在王安石看来是“习”的范畴而非“性”。

同时，杨雄也提出“性善恶混”的观点，他讲道：“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王安石认为杨雄的这一思想几乎接近正确思想，但仍然有欠缺。虽然性可以为善、为恶，但性本身不可以言善恶。他说：“扬子之言为似矣，犹未出乎以习而言性。”意思是说杨雄没有从“习”的角度来讲“性”之善恶。

因此，王安石讲道：“诸子之所言，皆吾所谓情也，习也，非性也。”（《原性》）在王安石看来，孟、荀、韩、杨、李都只看到了“情”和“习”的某些方面，而不是“性”。他说：“性生情，有情然后有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原性》）就人的自然本性而言，是无所谓善恶的，人的善恶就是从“情”而言的，是后天习染而成的。以此来论证善恶的来源问题。

三、对“后天习染”的规范

阐明善恶的来源，王安石又进一步讨论了对“后天习染”的规范问题，为此他提出两点：

一是修习于善。王安石指出，虽然人性本无善恶，但有向善向恶发展的趋势，所以要“修习于善”，且习善也是为圣为贤的必然。王安石在《原性》中说，韩愈曲解了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说法。他指出：所谓“上智”是说“习于善”；“下愚”是说“习于恶”；中人就是说“一习于善，一习于恶”。

二是情发于中。首先，王安石借用《中庸》的观点：“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讲“性情一体”的思想，情出于性，性内情外。所谓“未发”指“性”，由于不偏不倚，所以称为“中”，又因为出之于理，又称为大本；所谓的“和”，其实指“情”，又因为发而中正，故谓之达道。王安石反对废情，认为所谓的“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人人都有，包括圣贤，关键在于是否发于“中”。“是以知性情之相须，犹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恶，则犹中与不中也。”（《性情》）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王安石通过批判的方式来论证“性无善恶论”，在“人性论”的发展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论证方式先进，富含辩证思维，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我国哲学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他积极的人生态度，勇于创新的精神，都具有强烈借鉴意义。

[1]张祥浩,魏福明,等．王安石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6):191．

[2]王泽应．伦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0．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