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学视角下古典散文英译策略研究
——以韩愈散文英译为例

郑 侠，褚杨杨，刘 颖

(华北理工大学，河北 唐山 063210)

文化翻译学视角下古典散文英译策略研究
——以韩愈散文英译为例

郑 侠，褚杨杨，刘 颖

(华北理工大学，河北 唐山 063210)

信息时代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世界的常态，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传递给世界，既是展现我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重要方式，也是使世界了解中国的良好途径。本文将文化翻译学理论引入中国古典散文的翻译研究，通过选取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经典散文作为研究案例，分析在文化翻译学指导下韩愈散文的英译过程，展现文化翻译学在古典散文英译中的适用性，为未来古典散文翻译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文化翻译学；古典散文英译策略；韩愈散文

一、引言

当今时代，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更为凸显的是文化全球化，文化的相互传播已经成为世界的常态。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其顺利传播不但能够使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传递给国外，而且能够使世界各国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及其传统文化。在文化相互传递的过程中，翻译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从文化翻译学的视角对古典散文的英译进行研究，并以韩愈的经典散文来进行译文分析和尝试翻译改进，以期丰富古典散文英译研究，同时探索用于指导古典散文英译的翻译理论和视角。

古典散文英译有其独特之处，不能按照传统的翻译方法来进行。中国的古典散文普遍以精简的文字，展现出深厚的意蕴，语言翻译较为容易，但是语言上所附加的意义却难以处理。选取韩愈的散文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其散文熔铸百家，出神入化，韩愈本人也极大推动了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丰富了文学语言及散文的表现手法。韩愈反对浮夸形式，而专注于内容，在内容上思维恣意纵横，逻辑连贯，言辞率真，气势凌厉，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二、文化翻译理论

国内外对于翻译的研究不断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由最初字符对字符的精准翻译，到语言之间各种转换技巧的应用，之后又转化为语篇语境的翻译，最后到文化层面的切入(如图1.1)，翻译的核心已经不再是语言本身，同时也包含语言所附带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著名翻译理论家巴斯奈特翻译思想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是:翻译绝不是一个非语言的行为，它深深地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巴斯奈特认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

图1.1 翻译学发展历程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古文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中国的古诗、散文，言简意赅，文已完而意无穷。如何将其中的“意”传递给国外读者，如何将中国思想原汁原味的以西方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古文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最大难题。而文化翻译学恰恰可以将文化中的精髓，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圆润的融合在一起。较早提出文化翻译理论的专家奈达(E. A. Nida)和泰伯(C.R. Tuber)解释：“文化翻译与语言翻译相对，是信息内容遭到改变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顺应接受文化的翻译，并且/或者是原作语言并不包含的信息却得到引介的翻译。”文化翻译学将文化作为翻译的核心，突破文本和结构的束缚，将翻译研究引领到一个全新的层面。结合文化翻译学视角，可以认为，在翻译中国古典散文的过程中，应当分清主次轻重，以“意”为核心，以“源语文化”为背景，以“目标语读者思维”为导向，以“文字提炼”为结构。

三、文化翻译理论关照下的韩愈散文英译策略

(一)以源语文化为源，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

中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注重文化的适当保留和转换。中国古文中的“意”是核心，如果盲目的将译本转化为便于国外读者阅读的西方文化，那么势必失去原有的用意。所以，应当在保留古文中的核心精髓的基础上，采用异化策略，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异”。这样就能在翻译中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的特色，让译文读者感受到异域风情,感受到其他文化的存在与独特魅力。同时，还要考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和西方读者的文化思维，将中华文化精准地呈现于译语读者的眼里。如韩愈的《原道》中的名句：“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

译文：“The universal love is called benevolence, the behaviors 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benevolence are called righteousness, moving forward from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s called Tao, something which you have and do not rely on outer environment is called virtue.”

中国古代的“仁”、“义”、“道”、“德”，是儒学中的基本概念，所包含内容极为深远。以“仁”为例，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体现敬父母君主、爱兄弟手足的道德基本，又体现泽披天下的博爱，还展现君子的高尚品德等丰富的文化内涵。翻译过程中，应当防止被同化，不破坏源语的完整性。又以“道”为例，其中不仅包含道理、传道、道路等意思，还包含难以言述的天地自然法则。在国外的词汇当中，很难通过一个词或者短短几个短语来表述明晰这些富含深厚文化意蕴的词语，因此，可以通过音译的翻译方法，保留中国的文字本质，使西方读者感受中华文化的神秘感，之后或另起一章详述或寻恰当位置加以详细的注解。

因此，笔者试译为：“The universal love is called Ren, the behaviors 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Ren are called Yi, moving forward from Ren and Yi called Tao, something which you have and do not rely on outer environment is called De.

(二)善用归化

以文化作为文本核心，那么对于翻译手段应当更加灵活，在恰当的时候为了使得译语读者更加了解某些语言的中国文化含义和内涵，需要善用归化。

以韩愈的名篇《师说》为例：“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

译文：” Among three men who walk with me, there must be a teacher of mine.”

这里为了体现中华文化，让国外的读者朋友更好的理解这句名言的意思，将“三”意译，“三”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而是虚指或者比喻性的说法，这样翻译更加符合英文的思维逻辑，也更加切合原文的意思。

笔者试译为：“Whenever walking in a company of several persons, there among them must be someone worth my learning from.”

(三)注重释义加注

古文在英译的过程中，有一些语句包含语言之外无穷无尽的含义，而中国传统古文的魅力恰恰于此，英译过程要做到保留其中的意味，很多时候需要通过关键词语的详细解释，从而在文化上达到更为深远的影响。

以韩愈的《马说》为例：“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译文：” Only after Bole[1] came into the world were there horses able to gallop one thousand li.”

[1] Bole: a legendary figure in the seventh century B.C, Bole was an authority on horses.

这里“伯乐”字面意思是识马御马的高手，而引申意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识人重用的代表，“千里马”字面意思是难得的骏马，而引申意为难得一见的人才。在翻译中应当将文中的“意”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传递给西方读者。因此，在翻译中可以将关键词释义加注，便于理解。

据此笔者试译为：“Only after Bole[1] came into the world, were there swift horses.”

[1] Bole: a legendary figure in the seventh century B.C, Bole was an authority on horses. It is usually referred to the person with a sharp eye for discovering able people.

(四)恰当调整句式

一个国家的文化是民族生活过程中日积月累下来的，不同区域的国家发展历程不同、生活形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人种不同等等因素产生文化个性。而文化传播是要将这些个性传播出去，译者在翻译中应使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在功能中等值,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与源语文本对源语文化读者相同的效果。所以在恰当的时候为了保留源语文化，可以对文本和句式结构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突出文化的主体地位。

《马说》中：“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译文：”Such horses are common, but a Bole is rare. So even fine steeds, if mishandled by slaves, will perish in their stables without being known as good horses.”

为了将文中的源语文化有效传达，译文改变原文中的对偶的句式结构，在英译过程中进行了适当调整。

四、总结

翻译是跨区域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中国古典散文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本文把韩愈散文的英译作为研究对象，以文化翻译学理论为指导，并通过翻译实例来加以阐释，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探讨了该理论指导古典散文英译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为研究古典散文英译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1] 高凤平. 文化翻译观与语际翻译中的文化因素问题[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02):81-83.

[2] Nida E.A.& C.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刘艳丽, 杨自俭. 也谈“归化”与“异化”[J].中国翻译, 2002(6).

[4]廖七一.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5] 雅瑟.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大全集[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1.

AStudyontheTranslationofClassicalProsefromthePerspectiveofCulturalTranslation——A Case Study of Hanyu’s Prose

ZHENG Xia, CHU Yang-yang, LIU Ying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Hebei 063210, China)

Information age has become the norm in the world culture transmission. Transferri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the world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way to show our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but also a good way to make the world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into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translation study, taking HanYu's famous classical prose as a case study. By analyzing the translation of HanYu's prose under the guidanc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article aims to show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prose.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lassical prose; Han Yu’s prose

H315.9 L046

A

1671-3974(2017)04-0028-03

2017-10-19

2016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唐宋八大家经典散文英译研究》(201604050203)研究成果。

郑侠(1982- )，女，硕士，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和跨文化交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