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道设教”谈关公信仰的起源和发展

邢 畅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辨风正俗】

从“神道设教”谈关公信仰的起源和发展

邢 畅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关公信仰是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且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而发展兴盛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在关公崇拜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神道设教”贯穿于关公信仰的产生和发展。人们首先侧重的是“神道设教”中的“神”字，但随着关公形象中的伦理教化作用为人们所重视和弘扬，人们把目光逐渐转换到了“神道设教”的“教”字上来，最终使关公信仰摆脱了“神道设教”的封建宗教束缚，实现了其在伦理教化上的突出作用，并不断发展壮大。

神道设教；关公信仰；鬼神信仰；时代价值

一、神道设教的内涵和功能

(一)“神道设教”的内涵

“神道设教”出自《易经·观卦》：“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是对“神道设教”这四个字最初的论述，这句话的含义是指圣人利用神鬼之道对受教之人进行教化。孔颖达疏：“圣人法则天之神道，本身自行善，垂化于人。不假言语教戒，不须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观化服从”[1]，即依靠鬼神之道的教化力量可以促使人实现自然状态下的服从。随着社会系统的产生和不断完善，人们逐渐从原始时对祖先的崇拜转变为对鬼神的崇拜，尤其是对一些历史上英雄人物的“鬼魂”的敬畏和依赖，这就为“神道设教”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后来新生的佛教、道教等宗教势力想要在群众当中合理地立足，自然要依赖“鬼神信仰”在民间的优势，这就更加稳固了“神道设教”的宗教思想方式在群众当中的地位。由此，“神道设教”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宗教表现形式，这种以鬼神之道推行教化的形式在我国的宗教意识形态演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历代人们对关羽的崇拜也同样离不开“神道设教”在其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

(二)神道设教的功能和意义

对于大多数百姓而言，“神道设教”让伦理道德实现了常识化。在古代社会，《四书》《五经》等雅文化只限于在部分精英阶级中，“高深的哲理可能为民众所不解，而信奉鬼神则是家喻户晓的事情。”[2]流传于民间的更多是因“神道设教”的普及而带来的相对世俗化、宗教化、大众化的准则和规范，并通过祭祀、祈祷等形式在民间广为传播，而关公崇拜的早期形态也恰恰符合了这些特征。

对于统治者而言，“神道设教”对维护和稳定现行的社会制度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圣人举事，先定于义，义已定立，决以卜筮，示不专己，明与鬼神同意共指，欲令众下信用不疑。”[3]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对“神道设教”都是保持着倡导和支持的态度。因此，统治者对“神道设教”的认可和支持推动和保证着关公文化的进一步发展。[4]

二、从“鬼神信仰”走向“神道设教”

(一)民间的“鬼神信仰”

对鬼神的信仰是“神道设教”得以产生的重要基础。古人认为，鬼魂可以对活着的人施加影响，人们对鬼魂产生了畏惧和依赖两种态度。受自古以来的祖先崇拜所影响，那些有德于民、品行卓著的英雄人物往往会成为民众创造人神的对象。《三国演义》中，关公被孙权取去首级之后阴魂不散，其魂魄飘至荆州当阳县玉泉山时伴随着“还我头来”的呼喊。北宋宰相张商英在《荆南玉泉山寺关将军庙记》中对项羽的鬼魂有过这样的描述：“死有余烈，故主此山，所嗜唯杀，所食惟腥。”人们在各地修建关庙作为实施鬼神崇拜的场所，通过祭祀和祈祷祈求其关照和庇护自己。此时的关羽形象得到了群众的普遍崇拜，但只是广泛意义上的一种鬼神崇拜。

(二)艺术作品对“鬼神信仰”的渲染

“鬼神信仰”在民间的流传离不开民间艺术作品的描述和传播，宋代的《花关索传》中，关羽以神魔之父的形象在文中出现，并被赋予神秘法力。元杂剧中，关汉卿所著的《关张双赴西蜀梦》描写了关羽、张飞阴魂相遇，给刘备托梦的情节。明代万历三十一年(1603)刊印的《汉前将军关公祠志》中描述了关羽祠庙灵异的故事，崇祯三年(1603)的《关帝历代显圣志传》则对关羽历代显灵的事迹做了汇编，并标以回目。明代时，《升仙记》《昙花记》《长生记》《画中人》等戏曲中的关羽形象不断被神化，在京剧中的关羽形象是其在神龛上的神圣化演绎。这些通俗易懂的艺术作品为人们从最初的“鬼神信仰”逐渐走向“神道设教”的宗教诉求中提供了准备条件。

(三)佛、道二教对关公崇拜的净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注意到了关公在民间以“鬼神”的样态广为传播的形势，为自神其教、扩充佛教在民间的势力，佛教便利用了关公崇拜的普及性和通俗性。例如，将关羽之神封为佛教保护神伽蓝菩萨。道教徒也吸取了佛教的经验，将关羽之神封为道教尊神，并编造了关羽之神受道教张天师召请诛除蚩尤的故事。佛、道二教在对自身教派的维护和进一步扩展的同时，也稳固了关公崇拜的地位。佛、道二教有效利用统治者的地位优势通过对关公的晋爵加封扩充自身的影响力。元代时，在“游皇城”这一佛事中，关羽被视为佛教的保护神和执法神，加封关羽“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的称号。明神宗曾让道士们设醮做法，召请“雷部神将”关羽诛除妖孽，加封关羽为道教尊神。清朝统治者则使关羽成为“三教合一、保佑国祚的正神，配享国祀”。[5]关公逐渐摆脱自身的厉鬼形象，关羽之神“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杂祠淫祀的行列，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佛、道二教的殿堂”。[6]

(四)儒家思想对关公崇拜的进一步深化

从渊源上看，宋代儒学达到了一个高度复兴的局面，蜀汉集团的正统地位在宋代开始逐渐成为宋儒的共识，尊刘贬曹的思想成为三国故事的主流。从地位上看，儒教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被视为“国教”，孔子亦被誉为“文圣”，关羽则被儒家冠以“武圣”的尊称。从内容上看，关公的“忠、义、仁、勇”是儒家极力倡导的精神品质。奉儒学为正统思想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也正是看中了关公身上这一“忠义”内涵对儒家伦理的补充和强化作用，对关羽屡次封谥，并在民间广加推崇和宣扬。儒家思想凭借自身重视教化的特性，以“教”作为手段，在关公信仰中由“神”崇拜到“德”崇拜的演进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三、结语

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关公信仰是起源于民间，最终也在民间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的宝贵文化资源，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其内在所含有的优秀精神特质和伦理思想逐渐得以显现并发扬光大，从而为当下现实生活和时代诉求注入符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的生命力内核。

[1]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7.

[2]晁福林.试论先秦时期的“神道设教”[J].汉江论坛，2006，(2)：93.

[3]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6.

[4]刘鹤丹.神道设教的人文意义[J].中国宗教，2012，(7)：56-57.

[5]刘海燕.从民间到经典——关羽形象和关羽崇拜的生成演变史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233.

[6]张志江.关公[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212.

B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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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7)12-0045-03

2017-09-22

邢畅(1992-)，女，辽宁朝阳人，主要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

周丹】

汉 千秋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