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拍：美颜盛世下的景观剥夺

范红霞+孙金波

【摘要】景观可以被理解为生活的可见性，现实的物质存在、符号、声音、社会活动等都可以以影像的方式得以展示和显现。自拍行为的自我展示及表演性构建出来了关于用户的个人生活景观。景观的社会功能包括展示、分离、否定和重构，其社会功能就是异化的具体生产。批判现代社会的景观文化对个体的异化，主要是从景观的社会功能方面来展開批判。自拍行为中存在的“景观剥夺”，主要包括景观对于人的真实性、个性、主体性和生活私密性等权利的剥夺。我们要努力摆脱这种异化和剥夺，学会批判性地表达与思考，实现从自恋到赋权的跨越，才能真正把我们从欲望和幻象中解救出来。

【关键词】自拍；美颜；异化；景观剥夺；赋权

一、当自拍成为一种景观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社交媒体日益入侵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用户在推特、脸书、微博、微信、博客和各类社交网站上冲浪和潜水，自由地分享和围观时，这种“生活信息流”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图片，尤其是各种自拍图片占据了主流。有调查表明：美国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所分享的信息中，91%是晒自拍。[1]而类似的针对中国网民微博、微信使用行为的调查中，这个比例只多不少。而且，自拍几乎覆盖了网络中的所有年龄段、身份和职业，从明星到平民，从名人到草根，都喜欢通过这种方式与朋友分享生活经历和个人体验。

技术的发展更是为自拍这股潮流推波助澜。高像素、前置摄像头、美颜相机、自拍杆等技术的升级换代，让自拍行为越发风靡。来自美图秀秀的数据“核心用户平均每天自拍27张”证明了在用户的网络分享行为中，向陌生人更好地展现自己，渴望得到赞美及夸奖的需求非常旺盛。这种需求也催生了许多相关的美图应用，如美图秀秀和各种滤镜等。

借助美颜相机和修图技术，它让我们以最好的方式呈现“理想的自我”，或者展现自己的特定形象。我们迎来了一场皆大欢喜的“美颜盛世”。这种现象，非常契合法国学者居伊·德波所提出的关于“景观”的概念。关于景观，居伊·德波并没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他只是说：“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2]景观可以被理解为生活的可见性，现实的物质存在、符号、声音、社会活动等都可以以影像的方式得以展示和显现，它成为一种生活的表象。事实上，视觉传播与视觉统治无处不在，建筑、符号、广告、居室、人像、视频影像等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构成形形色色的景观。居伊·德波就把现代社会指认为“景观社会”。

德波发明“景观”这个词，是为了表达对现实的批判性。居伊·德波从一开始就以一种冷静的洞见指出：景观并非单纯的影像堆聚，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3]景观体现的是一种关系、一种世界观、一种秩序力量，当然，也可以是一种权力。这恰是景观的社会功能所在，旨在利用景观对现实世界进行展示、分离、否定和重构。而德波将这种社会功能视为对主体的异化，他犀利地断言：“景观的社会功能就是异化的具体生产”[4]。客观现实被分裂为现实和影像两部分，而这两个部分却是彼此异化又互为同盟的，“伪造现实的景观不过是现实的真正产物，反之，现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景观所侵蚀”[5]。本文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将自拍视为一种现代文化景观。通过分析自拍行为的自我展示及表演性入手，揭示由自拍构成的所谓“美颜盛世”景观，以及这种景观对于个人在主体性、真实性及个性等方面权利的侵蚀与剥夺。

二、自拍中的景观消费与权利剥夺

当今时代往往被描述为“媒介化社会”，因为媒介已经完全侵入了我们的公共空间和生活空间，它甚至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媒介化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感知，都是由媒介来界定和传达的。陈力丹认为，互联网景观成为当前现实世界中的“主导性的生活模式。”[6]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中被展示的某种形象、某种物品或经历，甚至某句话很快就会风靡一时，形成一种时尚。如范冰冰李晨公布恋情时，微博上的一句“我们”和配图，很快成为朋友圈里秀恩爱的“标配”；YSL口红在朋友圈的口碑营销中一炮走红，以至于在电商平台和商场柜台一度脱销……在学者看来，“景观在不断制造不真实的消费，直接制造着生活”[7]。一切皆可售卖，这也恰恰正是消费主义社会的运作逻辑。

景观也在制造自我的认同。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认同的危机。我们看到，社交媒体中的自拍景观，乐于展示美食、美景、聚会及“恩爱”场景，以及伴随这些画面一起出镜的不可缺少的自我形象。由自拍所构建出来的生活场景，除了用以展示用户个人的生活和经历，往往还表达个人的情感和认同。如凯尔纳所言：“一个人的外表与形象有助于塑造一个人本身，或至少有助于塑造别人看自己的方式以及与自己相联系的方式。”[8]因此，用户的自拍行为本身就具备了建构自我形象与自身认同性的因素。早在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就论述过个人认同性与人的真正自我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他甚至指出，“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或先验的自我”[9]。换言之，自我是被建构出来的，而时尚则成了构建新的认同性的重要基础。人们通过入时的打扮、跟风行为、新潮的消费体验等，让自己符合当下的流行文化和审美观念。凯尔纳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时尚和现代性携手并进地造就现代的人格。”[10]

在建构自我认同的同时，制造景观还可以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新形式及意识形态。居伊·德波当年提出“景观”的概念，原本就是为了批判现代社会的景观文化对个体的异化，他主要是从景观的社会功能方面来展开批判。德波认为，景观的社会功能包括展示、分离、否定和重构等。实现功能的过程也就是显示权力的过程。因此可以说，景观是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是基于某种共谋式的社会控制手段和非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和过去的暴政不同，它常常呈现为某种甜蜜的意识形态控制”。[11]景观和现实社会之间既相互分离，同时又相互“嵌入”、彼此结盟，使深陷于景观中的个体无法自拔，只能屈从于预设对象的异化。他预期得越多，得到的就越少；而自身认同的所需求的物质影像越多，他对于自己的生存状态和欲望就理解得越少。由此，造成主体与主体所生产的景观的疏离。“他们的生活越是他们自己的产物，他们就越是被排除于这一生活之外。”[12]通俗地说，人们在社交媒体中所展示的自拍场景，其实距离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非常遥远。被排除于自我的认同性之外、被排除于真实生活之外，反而容易造成个体的挫败感，形成一种“认同性危机”，造成自我的异化。拉乌尔·瓦内让曾经做出过深刻的洞察：“令人异化的情景机制挥舞权力的大棒，使个人的私密生活被剥夺殆尽，可以说到了景观被剥夺的地步。”[13]所谓异化，代表一种对个人自然天性的扭曲和控制；而所谓剥夺，则表现为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丧失。endprint

三、自拍中的景观剥夺

接下来，笔者将从四个方面揭示自拍景观对于个人的异化，以及它对于人的真实性、个性、主体性和生活私密性等权利的剥夺。

（一）自我展演的景观——剥夺真实性

我们在微博、微信、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以及网络直播平台上传的自拍，可以視为是一种“前台”的表演。关于其动机，不外乎可以归纳为：展示自我、记录生活、吸引注意力、赢得他人关注与好感、消遣娱乐等。也可以视作一种心理需求，如“为自拍者提供了自我表露的平台，便于自拍者寻求自己的归属群体，满足了他们自主扮演转换角色的需求，同时，自拍的虚拟性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拍者的成就感，成就其虚荣的心理，自拍行为还弥补了自拍者的性欲望和窥视心理，为自拍者提供了情绪宣泄的渠道”[14]等。

这种自我展演，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寻求认同。微信用户在好友之间、朋友圈和微信群中的表达、发言、倾诉和连接他人，其实都是为了满足表达自我，寻求尊重与共鸣，找到社会归属，消除孤独和自我学习与发展的需要。因此，点赞和评论的数量、热情和次数，这种互动行为的意义旨在获得身份认同与社会接纳。从而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和认同的关系，个人由此在群体间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和群体属性，在心理上获得群体支持与情感归属，从而建构起关于“我们”的群体认知，消除了游离于群体之外、作为孤独个体的那种无助感和被遗弃感。这种认同感奠定了我们对于生活和社会的信心与希望。但是，因为美颜相机和强迫症式的修图行为（尤其是女性用户），它使得我们在社交媒介中展示的自我与个人生活，成为一种“超验表演”，而这种超验表演代替了真实的社会生活。[15]

真正的事实场景隐藏在镜头背后。它有可能被呈现，但更多的是被遮蔽或者过滤掉而不为人所知。费尔巴哈当年批评过19世纪工业时代的弊病在于“符号胜于所指；摹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16]，他的判断依据完全被景观时代所证实。经过精心过滤、选择、修饰的图片，并配上用以“命名”的文字，完成了对事件场景的改写和包装。这恰恰就是一种“图像政治”——用图像重新建构事实、场景和真相。当这种被异化的景观从个人延伸到国家层面时，它所带来的对于事实真相的扭曲、遮蔽、改造乃至篡改，能不让我们悚然心惊吗？

（二）浮夸的景观——剥夺个性

自拍表露的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欲望。自拍者可以任意扮演自己的期待角色，即使和真实的自己相去甚远，包括尝试不同的发型、衣着、妆容，刻意地制造场景，以及为图片所配发的文字（脚本）。在这里，图片完全成为主体，而文字只是附庸和点缀，甚至是“文字不重要，请看图”，文字的意义和使命完全被抽离和虚置了。自拍图片和真实现实之间的位置交换了，水中的倒影变成了真实，而真实反而成为模糊不清又无关紧要的投影。在这里，媒体把制造出来的炫目“景观”和平凡世界的鸿沟弥合了，至少短时间内不存在了。就像德波所言：“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17]而图像/景观消费的潮流，又为我们增加了许多随处可见、似乎可以随心所欲选择的角色和对象。景观改变并重构了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并且，这种改造和重构从现实世界蔓延到了精神领域和虚拟空间。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提出，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是“演员”，而周围的其他社会成员则构成了观众。在人前，就仿佛在“前台”，人们总是戴着面具在表演，与“观众”进行互动。而“后台”情形如何则不为人知。“表演出来的自我被看作是某种通常可信的意象，舞台上的个体和角色中的个体都竭力诱使他人认为他合乎这种意象。”[18]我们只有在最亲密、最信赖的人面前才会卸下伪装，展示真实的自我。但是今天的社交平台“分享一切”的文化潮流，混淆了“前台”和“后台”的分野，社交媒体名为自媒体但面对公众开放，面临围观，也很难独善其身。真实自我和身份角色不再迥然有别，而是互相交织为一体。浮夸的景观背后，潜藏着为迎合观众、讨好粉丝而做的种种伪装、表演、入乡随俗和趋奉共谋。弗尔茨、贝斯特等人就曾经批判过：“在景观所造成的广泛的‘娱乐的迷惑之下，大多数人将彻底偏离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沦为景观控制的奴隶。”[19]

（三）自我异化的景观——剥夺主体性

用户的自拍从拍摄到最后发布或上传出来，要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想让自己变得完美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美的标准化，抹杀了人的个性和差异性。这种所谓美的标准，其实就是一种规训。福柯曾经细致地分析过对身体的“规训与惩罚”，用这种可见性来展示不可见的权力。而它的模式就是“凝视”。“不需要武器、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止，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都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施加的。”[20]通过看与被看的关系，利用这种“凝视”的暴政，使被“凝视”的客体成为欲望的对象，实现了对被看者主体地位的剥夺。

拉康在他的镜像理论中也分析过自恋对身体自我及其性别标记的影响。他认为，“自我由心灵通过投射身体形成，且自我就是投射本身”[21]。这种自我投射（镜像）不仅“通过与其他身体（母体）的分离获得，而且，被投射的任何对身体的感觉都是经由一个必要的自我分离与自我疏离而成型的”[22]。也就是说，我们所自恋的那个自拍中的“我”，实际上和作为主体的真正自我是分离的。自拍反映的是一种身体的想象，它的存在建构了一种由“他者”眼光打量和形塑的“理想自我”和认同感，即身体的镜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他者”的形象。拉康更进一步指出，身体的意象是以某种迷失为代价的，即“想象的自我”对个体主体性的分离、取代与剥夺。“主体并非一个整体，它被分解为碎片。它被具有欺骗性的、被塑造出来的他者形象所填满，或在相同程度上，被其自身的镜像所填满，动弹不得。”[23]

这种剥夺主体性的过程也是异化的过程。只不过社交媒体的个人属性，使其作为自媒体的自我操控、自我表露、自我展演和自我审查的主动性得以凸显，因而这个过程也就变成了自我异化的过程。美颜相机、美图秀秀、PS技术等大行其道，似乎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用户的虚荣心和自恋情结，而它实际上剥夺了我们对于美、对于自身以及客观世界进行表达和判断的自主性。endprint

（四）炫耀性叙事与窥私式围观——剥夺私密性

自媒体时代，更突出自我叙事，有时这会使人遭遇符号暴力的风险。我们试图“完美地”活在朋友圈里，半开放、准公共领域的自媒体让我们对自己的隐私失去了控制。个人肖像、住所、家庭关系、收入水平乃至职业等，这些属于私密的信息，可能因为晒自拍而遭遇信息泄露的风险，并给个人造成财产与人身安全方面的损失与危机。这既是一种信息风险，也凸显了媒介权力的隐性伤害。完美和华丽的景观下面，隐藏着深不见底的秘密与感情黑洞。“与其说我们因为欲望而受损（虽然在媒体露面的欲望有时是很真实的），不如说我们因为在媒体上露面的不足而受损：这是永远无法避免的短缺，除非我们能完全重新界定日常生活，及根据其他参考框架来界定生活。”[24]景观仅仅是现实的表象。而这种表象与客观真实相分离，与主体个性相分离，与完整的自我相分离，更有可能暴露我们的隐私，使我们遭遇直接或潜在的符号暴力的风险。

四、是剥夺，也可以是建构——代结语

本文从分析自拍这一网络景观出发，着眼于从景观的社会功能角度揭示其景观剥夺的现实表象和社会意义。一方面，它让我们在社交平台上塑造完美的自我形象，使之尽量符合“白、瘦、美、萌”的审美时尚，从而构筑自我的认同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体验到某种“认同性危机”。媒介所呈现的日常景观和真正的生活现实之间存在无法弥合的缺口，这个缺口既是权力产生作用的场域，同时，用福柯的观点来说，权力是具有生产性的，它总是不断生产出自己的反面，这个缺口也有可能成为生成抗争的力量。凯尔纳也指出过：“时尚和社会认同性本身均是相互对峙的榜样、意识形态之间的社会斗争和社会冲突过程的一部分。……所以，政治斗争部分地体现在时尚之争上，就如它体现在竞选和政治辩论中一样。”[25]所以，除了受制于当下的景观文化，我们也有可能完成文化意义上的抗争与超越。

对于景观的批判，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和界定自己的行为，它使我们有可能从中“脱身出来”。哲学家阿德里亚娜·卡瓦雷说，渴望讲故事是人的基本需求，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深层的本真要表达，而是因为每个人外在的意识都渴望到故事里去“寻找身份的认同”。在她看来，我们能讲述的自我仿佛是在外部现实里，我们通过与他人交换故事来完成自我的建构。[26]一方面，是理想的自我；而另一方面，则是对自我完善的永恒追求。

自拍，是一种期待的自我表达。如果我们对完美自我的预期，从一种被动的“设定”，即自我异化，进化到能够坦然接受自我，摆脱自恋和超验表演，勇于自我表达，也就实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我“赋权”。这种反转不啻是一场自我的革命。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只有认清景观的异化本质，勇于正视自我与现实，学会批判性的表达与思考，培养独立人格与独立思考的精神，才能有效地抵抗景观文化的支配与意识形态剥奪，也才能使我们真正从欲望和媒介幻象中解脱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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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3.

[4]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

[5]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4.

[6]陈力丹.对非线性的互联网传播应秉持必要的批判精神[J].新闻记者，2017（10）.

[7]陈力丹.对非线性的互联网传播应秉持必要的批判精神[J].新闻记者，2017（10）.

[8]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52.

[9]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48.

[10]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49.

[11]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

[12]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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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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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27.

[21]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M].李钧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56.

[22]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M].李钧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55.

[23]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M].李钧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59.

[24]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96.

[25]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51.

[26]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95.

（范红霞为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教师；孙金波为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编校：赵 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