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尊孟与非孟思潮

李传印

孟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人们常“孔孟”并称，用“孔孟之道”指代儒学。但孟子其人其书在宋代以前基本上处于一种不著不察状态。唐中期，孟子的命运开始有了转折，他的政治、社会和学术文化地位不断提升，尊孟热潮悄然而至。到宋代，孟子本人封官爵、入孔庙，厕身“圣贤”之列;《孟子》也由“子”升“经”，不久又超越“五经”而列为“四书”之一，成为人人必读的官定教材。孟子在唐宋时期这一重大变化，周予同先生称为“孟子升格运动”（《群经概论》）。值得注意的是，先秦诸子中只有孟子一枝独秀，升经成圣。但历史的运动是这样复杂多变，孟子在历朝历代仍不时受到人们的怀疑、非议、诋毁甚至排斥，尊孟与非孟几乎成为两股并行的社会思潮。

一、唐宋以前的孟子和孟子遇“刺”

战国时期，孟子作为儒学八派之一的代表人物在著书立说，在播扬和捍卫孔子学说方面的确引人注目且很有贡献，但“人视之与诸子等耳”（崔述《孟子事实录》）。

据说，汉孝文帝时，情况似乎有所改变。东汉赵岐注《孟子》，曾把孟子称为“亚圣”，还提到孝文帝设立《孟子》等四个“传记博士”。然而，孟子的“亞圣”桂冠在宋朝以前从未被官方认定。就目前所知，孟子正式被官方封为“亚圣”当在元朝的文宗至顺元年（1330）。所谓孝文帝设《孟子》传记博士之事虽见于赵岐《孟子题辞》，但《史记》《汉书》不载，后人颇有疑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及儒家学说开始成为统治阶级推崇的正统思想，孟子已受到一些重视。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之士辩对丞相御史，亦多本孟子之言;汉章帝建初年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论说诸经时多引孟子为辩驳论证的依据;汉儒纷纷为《孟子》作注，赵岐开先河。从文献学上说，宋代以前《孟子》都归入“子部”类，其正式列入“经部”始见于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不过，宋代以前，孟子其书未能入经，其人没有进入孔庙。春秋末鲁哀公十七年（前478）孔子故居改为孔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孔庙。自此至东汉早期五百余年，孔庙里只祭祀孔子。东汉永平十五年（72），汉明帝到孔子故里祭孔，以孔子门生七十二人陪祭，开孔庙从祭制度。东汉到宋代千余年间，孟子一直未能厕身孔庙。孔庙中的受祭者，东汉时期是周公和孔子，曹魏正始年间，规定辟雍祭孔，以颜渊作陪。自此至隋，释奠礼都是祭孔子和颜渊，孔子称先圣，颜渊称先师。唐初，孔庙中受祭者虽然各自的地位有升降变化，但不外乎孔子、周公、颜渊三人，所议的主题是祭“周孔”还是“孔颜”。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28）朝廷规定左丘明、郑玄等二十二名经学家都称作先师同颜渊一起在孔庙陪祭，历史上经学家也第一次进入孔庙。开元八年（720）唐玄宗又决定改置孔庙陪祭神像，封颜渊为“亚圣”和“兖国公”，封孔门十徒（塑像坐于孔子后称十哲）和七十子为侯、伯（与二十二名经学家一起画像于壁），没有人提及孟子。总而言之，从春秋时期孔庙设立到唐开元年间，孔庙中一直未见孟子的身影。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一般都是“周孔”或“孔颜”并提，鲜见有“孔孟”合称。

孟子以一个普通的思想家身份走过战国至唐中期千余年。然而，孟子又与他人不同，不仅不彰显于时，还时而受到非难。孟子生前，忧王道之不兴，以平天下为己任，正人心，息邪说，拒恶行。但他的学说和主张被视为是脱离实际、不切时宜之论，不见用于世。孟子的际遇其弟子公孙丑看得很清楚，他评价其师说：“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孟子·尽心上》）这时儒家另一派荀子作《非十二子》，虽然对墨、名、道和前期法家都作了批评，但矛头显然主要指向子思和孟子。荀子的这种非议，虽然偏重于思想和理论上的辩驳，与后代的“非孟”在性质和内容上并不完全一样，但这种责难开启了后代非孟的滥觞。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大行文化专制主义，“孟子徒党尽矣”（赵岐《孟子题辞》）。司马迁著《史记》，孔子入世家，孟子与荀子一起进入列传，司马迁虽没有明确非孟，但他借说明孟子在战国时期不被见用的原因，也委婉地批评孟子与当时时代多有不合之处，而且这种批评对后世影响很大。孟子在汉唐间所受非议，当以王充《刺孟》最为激烈，无论其精神实质还是论辩方法，对后代人们的非孟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

二、孟子入庙成“贤”成“圣”和《孟子》由“子”升“经”

大约在中唐时期，孟子的地位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卷4《尊孟子》中说：“宋人之尊孟子，其发端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皮）日休也。”赵翼之言，征诸史实，当为确论。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安史之乱刚刚平定，礼部尚书杨绾即上疏建议政府把《孟子》和《论语》《孝经》并列为兼经，增为科举考试中“明经”的科目之一。此议虽未获允许，但开启了《孟子》由“子”升“经”的先声，开始了孟子其人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社会和学术文化地位的根本性转变。不久，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认为儒家道统是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孟子，孟子之后，道统不得其传。韩愈推尊孟子“醇乎醇者”，“功不在禹下”，唯有孟子得孔子真传，孟子有卫道之大功。显然韩愈意欲用尊孔孟来取代唐初以来的尊孔颜。他的道统说和尊孟的呼吁仅得到了学生李翱的关注。唐懿宗咸通四年（863）皮日休写《请〈孟子〉为学科书》并奏请朝廷，称说：“夫《孟子》之文，粲若经传……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皮子文薮》卷9）极力要求朝廷将《孟子》作为独立的一经。

韩愈等人极力推尊孟子，虽未真正引起社会尤其是统治者的充分注意，但他们的努力开启了孟子命运转折之门，为宋代进一步尊孟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五代十国，社会纷乱，人们无暇顾及孟子，虽然当今学术界不少同志认为五代时后蜀主孟昶令毋昭裔刻《蜀石经》，已把《孟子》列入其中，说明五代统治者开始关注孟子及其学说了。虽然这是很有影响之说，但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蜀石经》初刻仅有十经，其中的《孟子》是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由成都知府席旦请人补刻进去的。入宋以后，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在蓬勃的尊孟思潮作用下，孔子被称为“大圣”，孟子也被戴上了“大贤”桂冠，“孔孟”并称，“圣贤”成为孔孟的代名词，孟子厕身孔庙配享，《孟子》一书不仅由“子”升“经”，而且借南宋大儒朱熹作《孟子章句》更越五经之上，从政治和学术文化上都完成了孟子成“贤”成“圣”和《孟子》由“子”升“经”的过程。

宋建国之初，太祖、太宗、真宗对儒学和祭孔都不很重视，一切因袭唐五代旧制，明经科取士试九经，没有《孟子》;国子监仍祭“孔颜”。这时尊孟倡孟推其大者当是柳开和孙奭。柳开因推崇韩愈而尊孟，孙奭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受命校勘《孟子》，并“请以孟轲书镂版”，撰《孟子音义》二卷。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宋朝的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上求变呼声日渐高涨。在学术和文化上，政治家和思想家逐渐对旧的经学理论感到怀疑和不满，从仁宗庆历时期开始，他们纷纷批判旧注旧疏，提出新说，甚至不惜篡改经典的字句和排列次序，以适应自己的观点。王应麟指出：“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困学纪闻》卷8）在这种学术和文化背景下，学统四起，学派纷出，学者林立。尽管他们观点互有异同，但洛学、关学和继起的王安石的“新学”都一致推尊孟子。先有“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和石介倡尊孟于前，继有欧、苏推尊于后。欧阳修认为：“孔子之后，唯孟轲最知道。”苏轼又赞欧阳修：“其學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子。”在思想文化上出现的尊孟热潮推动下，开始有孟庙建立。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知兖州的孔子第四十五世孙孔道辅令人在邑东三十里的四墓山找到了孟子墓，建立孟庙，以公孙丑、万章等孟门弟子陪祭。这大概是我国第一座孟庙。次年，孔道辅访得孟子第四十五代孙孟宁并荐之朝廷，令主孟庙祭祀。

庆历新政未能解决宋朝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各种矛盾进一步恶化。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主政改革，一时推明义理、阐述道德性命，为变法摇旗呐喊的“新学”大盛。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旻。光明所照耀，万物成冬春。”（《王文公文集》卷38）当时王安石柄政，为其尊孟思想付诸实践提供了现实的政治基础。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下令将《孟子》升格为儒家经典，并作为科举和教育的重要内容。熙宁七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经学家、时判国子监的常秩请立孟子像于朝廷。元丰六年（1083），宋神宗封孟子为“邹国公”，孟子首次得到官方封爵。元丰七年五月，宋神宗宣布在孔庙中增加孟子的神位，同颜渊一起配享，增加荀子、扬雄和韩愈与唐朝选定的郑玄等二十二名经学家一道从祀。从当时礼官讨论的情况看，这是孔庙中陪祭神灵分为配享（又称配食）和从祀两个等级的开端，其制一直延续至清。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宋朝政府正式承认邹县所建的孟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十七人从祀。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第一次被刻石，成为十三经之一。

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虽然南宋偏安江南，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较北宋都有较大的变化，但北宋的尊孟传统却被继承下来。据顾炎武《石经考》考证，宋高宗御书石经，《孟子》列其中。当然，孟子在唐宋时期转折性变化最终完成和巩固，朱熹居功至伟。他精心撰成注解《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的《四书集注》和《四书或问》。朱熹解孟子，以理学为主导，融会诸家之说而成一家之言，简而明，精而赅，影响巨大。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十二月，秘书省著作佐郎李道传上书要求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列为官办学校教材，未允。次年，国子司业刘爚又奏请朝廷将朱熹的《论语孟子集注》立为官方之学，获准。淳祐元年（1241）正月，宋理宗下诏褒扬朱熹说：“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宋史·理宗本纪》）理宗的表态，标志着宋朝政府正式承认程朱的道统上接孔孟，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已正式成为统治思想。随着理学官方正统地位的确立，孟子地位的变化得以完成和巩固。

自此以后，孟子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其社会和文化地位基本上沿袭宋代的定制，还不时受到封建统治者表赞。元文宗至顺元年，下诏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朝朱元璋仅仅撤消孟子配享一年后，也不得不改言承认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恢复孟子配享;清朝尊孟、崇孟更是胜过历史上任何一代。

三、孟子遭非

在地位迅速上升的过程中，孟子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非议和批评，在尊孟主潮下涌动着一股非孟潜流。两宋的非孟思潮主要集中在宋仁宗的庆历、宋神宗的熙丰和南宋中后期这三个时期，宋代的非孟思潮根据其内容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非孟。

其一，从思想理论上辨孟、驳孟。庆历时期非孟者以李觏及其学生傅野为代表，南宋时期以叶适为代表。李觏师生主要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排斥功利，批评孟子不续道统，孟子背叛孔子，孟子怀疑六经，孟子不尊王等。而叶适从事功思想出发反对孟子独传道统，批评孟子专言心性和一些不切实际的政治思想，批评孟子辟杨、墨太过。

其二，因政治方面的原因非孟。这以司马光及其门生晁说之最典型。司马光及其门生晁说之是为了反对王安石而非孟，这一点南宋时期的倪思就已认识到，“或问文节倪公思曰：‘司马温公及著《疑孟》，何也？答曰：‘盖有为也。当时王安石假孟子大有为之说，欲人主师尊之，变乱法度，是以温公致疑于孟子，以为安石之言未可尽信也。”（元·白珽《湛渊静语》引）司马光的学生晁说之较其师更极为“反孟”，以致在南宋初年丢了官位。因为宋高宗以孟子发挥王道而尊之不已，当他看到晁说之的一些激烈非孟言论后大为不满，愤愤地说：“说之何人，乃敢非之。”遂勒令晁说之致仕回家。晁说之罢官之事，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笑柄。

其三，对孟子谩骂，进行人身攻击，这以南宋郑厚最为突出。郑厚著《艺圃折衷》已佚，我们仅从余允文《尊孟辨》所保存的郑厚非孟言论中可看出他的非孟主要是对孟子的谩骂和人身攻击。郑厚非孟，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和理论内容，而且言语肮脏刻薄。朱熹曾对郑厚如此作为十分愤怒，他说：“诋孟子，未有若此言之丑者！虽欲自绝，而于日月何伤？有不必辨矣。”（余允文《尊孟辨》卷下）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可是从孔孟的比较角度指出孔孟不同处，并用孔子的话来与孟子辩论，其本意不能算做非孟，反而应该是有些尊孟了。

孟子在明初的命运真有些叫人啼笑皆非。洪武五年（容肇祖根据全祖望《鲒埼亭集》和李之藻《泮官礼乐疏》考证说当为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顺手拿起案头上的一本《孟子》翻阅，当他读到《孟子·离娄下》，见孟子告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时，朱元璋觉得好像是孟子正指着自己的鼻尖在训斥，顿时龙颜突变，掷书于地，愤愤地说：“此非臣子所宜言。”过了好长时间，余怒未消的朱元璋又拿起《孟子》，跳入眼帘的又是“君有大過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这宛如火上浇油，朱元璋更是怒不可遏，立即颁发诏书，命令朝廷祭孔时撤去孟子配享的牌位。朱元璋深知，如此作为一定会朝野哗然，劝谏之人络绎不绝，于是在诏书中特别声明不准大臣因此事上书进谏，否则“罪不赦，并命金吾（皇帝身边的卫兵）射之”。虽然朱元璋动辄当廷杖杀大臣，致使满朝文武终日噤若寒蝉，但对撤孟子牌位之事，许多大臣却置禁令而不顾，将生死置于度外，冒死谏争。刑部尚书钱唐就抗疏进谏，说：“臣为孟子轲死，死有余荣。”面对举国上下一片反对之声，次年，朱元璋不得不改言，称扬孟子发明孔子之道，并恢复孟子在祭孔时的配享。

但是孟子的思想和言论，对朱元璋来说如剑在心，如鲠在喉，时时感到对他的皇权和专制构成重大威胁。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又召来大学士刘三吾，指着《孟子》一书怒气冲冲地说孟子一书中“词气之间抑扬之太过者八十五条”，命刘三吾征集天下耆儒根据朱元璋的意思大肆删削。经删削后的《孟子》尚存一百七十余条。朱元璋再次颁发诏书，规定被删除的八十五条课试不以其命题，科举不与取士;并令删节过的《孟子》称《孟子节文》，付梓刊行，颁之中外，使天下读书人知其所本。

孟子的一些思想和言论与朱元璋极端政治专制不相协调，终致其人被罢去配享（虽然为时不长），其书被删节。孟子在身后一千五百多年遭如此厄运，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忘却的伤痛。

四、尊孟与非孟思潮出现的主要原因

历代对孟子的尊崇毁誉，孟子其人其书的升降沉浮，个中原因是很复杂的。但其主要原因在于孟子思想与当时的社会尤其是政治是否相适应。我们知道孟子一生主要在讲道统、谈心性、养浩然之气、辟异端、辨王霸。这种学说在战国至唐中期，没有得以发扬的社会氛围。早在战国时期，孟子的学生认为其师的学说高不可及;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委婉地批评孟子的思想与时代不相融的问题，司马迁的这个见解是颇为深刻的。当然，孟子地位在唐宋时期尤其在宋代出现这些重大变化也不可能是偶然之事。要而言之，这是唐宋时期社会深刻变化在学术和思想文化上的反映，是萌于唐中期而兴于宋代的中国思想转型、儒学复兴的需要，是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大整合运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思想理论层面说，孟子学说中的道统论、辟异端、谈心性和辨王霸恰好与唐宋时期理学兴起相通，理学可以在孟子思想学说中找到自己的理论依据，孟子也借理学昌盛而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

（选自《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