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代蜀中儒医刘福庆、刘莹为例论儒学与中医学的相关性❋

高 锋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四川 绵阳 621000)

儒医是以儒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结合的载体, 而儒家思想积极参与并影响医学当始于宋代，儒医一词亦见于《宋会要辑稿》:“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1]”后世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认为所谓儒医是指“具备相应的知识素养和学习能力的医家，包括先儒后医、先官后医以及儒而通医者，儒医并非单纯的既通儒又通医之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儒家思想来指导行医生涯，有着淡泊名利、仁慈善良的品质，把医术作为济世救民、实现儒生理想的手段”[2]。刘福庆、刘莹作为清代蜀中名医，家族世代书香，自幼接受儒学教育，在他们身上有着儒学和医学的双重特性，集中反映出“医儒同道”的文化色彩。为揭示儒家思想对中医学的深刻影响，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并以刘氏父子为例，就儒学与中医学的内在联系及其由儒转医的原因作一探讨。

1 医中奥旨，习儒易明

《黄帝内经》提到医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3]，表明从业者要想当一个好医生，应具有广博的学问，才能理解天地间所包含的微妙之理。而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实现这一广博学问的基础和土壤，也正因为中医学植根并脱胎于传统文化，才最终形成天人合一、阴阳变易、五行生克等核心观念及大医精诚、济世救民的医德修养。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儒学的正统地位，四书五经就成为儒者的必读之书，也成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兼以医学被认为是实行儒家理想的途径之一，故儒家思想对中医学影响颇深。正如林亿《新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所言：“臣闻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者之事乎。班固序《艺文志》，称儒者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此亦通天地人之理也。”林亿所说表明，儒者能通天地阴阳之变与运行之理故可治国；而医者需知四时五行、阴阳变化与人体疾病之关系方可疗人之疾，故通天地亦可通人。如果医者缺乏人文素养，就难以通晓天地之理，遑论中医学的真谛。所以“‘方技者，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非能通三才之奥，安能及国之政哉”[4]!不仅“医理”与“儒道”相通，而且“治病”与“治国”之理亦相通。诸如张元素、李时珍、张景岳、陈修园等大医家从医之前都有习儒的经历，造就了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而通达事理、旁及医理，故以儒入医才易明轩岐之术，通玄发微。

清代蜀中儒医刘福庆、刘莹亦不例外。刘氏家族入川以来，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世代以读书、教书为业，堪称儒学世家。如《刘氏宗谱》记载刘氏先祖“播移甫定，即延师训课诸子”。 “筑塾学于宅外，以训子侄”。其子孙后代或以科举、或以荫补等途径成为当地士人，虽无显宦却世代书香,遂为三台望族。尤其在道光七年(1827年)，刘福庆与其父兄同时游泮，更是一门荣贵，恰如当时三台知县彭荣槐所说：“青箱世业，黄卷传经，三嗣声蜚庠序，凤翙河东，一门名噪，艺林马空，冀北问而知为望族久之，更得贤声。[5]”正因为家族读书习儒的传统，让刘氏子弟自幼接受儒学教育，而刘福庆、刘莹父子早年业儒科考，虽未及第，但深厚的儒学功底为他们学习中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潼川丙子科举人王龙勋就言：“吾邑明经刘莘田先生，家世积德，尤邃于医，凡《难》《素》之经罔不读，张、孙之方论罔不习，视人之疾，反复精思，洞见症结，刀圭必效，耄犹劬学，神观不衰。”并述及其子刘莹“盖完石亦资学兼优，亲承謦欬，数十年沉酣于其中者，故能探抉精微，发前贤所未发也。[6]”故而医中奥旨，习儒易明。

2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古人有“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之说，儒家崇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而医家的“救世济人”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相通。在当时社会，读书人惟一的出路就是应试作官，而科举考试则是他们奋志青云、实现治国理想的简捷之路。科举能否中式是儒者“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追求，也被他们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诱惑，令包括刘福庆在内的刘氏族人立志科考，所以“早年业儒,专攻举业”。然而，读书做官固然是那个时代最出人头地的选择，却并非人人可及。事实上，刘福庆、刘莹也没有成为幸运儿，“科闱屡荐不售，乃弃儒业”。儒生在学而不得仕时，往往退而求其次转而习医，把从医作为一种兼善之道，不仅能独善其身，还可以精湛的医术救人，以高尚的医德扬名。刘氏父子亦是如此，科举不就，功名不利，转而授徒讲学，余暇则兼顾医药，立济世活人之志，深究岐黄之术。如《医录便览·刘序》称刘福庆“性敏好学，游庠后，屡膺鹗荐，未售。开门授徒者有年，暇即力究岐黄，博览各家方论，盖济世救人之志，本于性天者然也”[6]。可见其放弃仕途、从儒到医为不得志时之选择，从医亦是实现儒家价值观的另一方式。其子刘莹亦有相同经历，《刘氏宗谱》记载刘莹“初为邑贡生……潜心学业，屡荐不售”“读书之余，必涉猎方书，时常请教于深明医道者质证之，益明其理”[5]。这一段习儒科考的经历，虽没有让刘福庆、刘莹在仕途上有所收获，但在儒家“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观念影响下，转而从医，通过良医活人的方式以实现儒家济人利物的仁人君子之心。

3 儒医治学，格物穷理

格物致知语出《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熹主张“格物穷理”，格物致知就是穷究事物之理，而获取知识之谓也。儒医将格物致知用于医学，以格物、明理来探求中医的本源。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说：“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余论。未知其果是否耶?后之君子，幸改而正诸。[7]”认为医学研究是理学“格物致知”的组成部分，所以将自己的医学著作取名为《格致余论》。同样，明·张介宾也在《类经图翼序》中云：“医者，理也，理透心明斯至也。[8]”儒家对“格物致知”的执着，促使医家能更好地研习医学，并通过实践体悟升华为医理与方药，在学术上不断深入、创新，推动中医学的繁荣和发展。刘福庆、刘莹作为儒医的代表，同样把格物致知用于医理探求，如《医录便览·淋症杂方》载刘莹治疗同馆友钟姓：“暑天淋痛，余用五苓散加滑石、前仁、元胡、海金沙，治之愈。至冬初婚娶后，复患淋症。余用四物汤去川芎，加菟丝饼、前仁、元参、木通、白头蚯蚓、灯心等药煎服。同人怪曰：一人一症，何分别如是?余曰：诸公读书格物，此事尚用明解邪？皆含笑而去，次日病果退。[6]”可见因儒理通医理，在儒家“格物穷理”观念影响下，儒医治学非常注重疾病机理的探求，而“格物致知”对于一个医家来说十分重要。反之，医理亦可证儒理是否明理，也就成为检验其中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

4 著书立说，传承医道

儒医因自身文化素养较高，重视理论学习，不但涉猎《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典籍，还注重博采诸家，并不局限于一家之言。故而儒医大都具有深厚的医学素养与宽阔的眼界，善于总结临证经验而见诸于文字，著书立说也就成为他们的所长，并以此来传播医术，从而推行他们的学术思想，实现儒家济世救人的人生理想。刘福庆、刘莹止步于仕途后，便通过“设帐课生徒”的形式继续传授他们的学术思想且成就颇多。如刘莹科举受挫之后，“乃就近设帐，勤讲贯善譬喻，从者数百人”。刘氏父子一生志在岐黄，博览各家方论，有鉴于“穷乡僻壤，古籍既少，又乏良师，或数十百里仅一人焉，或数十百里并无一人焉。众医纷纷，竞为诡遇，其不以生杀为儿戏者，几何矣”!且“近来俗医，不谙古法，平淡药品重用，犹自无妨。往往有以桂、附、干姜用之数量及斤许者；有以麻、辛用之五、六月，且用至五、六钱者。此操刀杀人者也，当大声疾呼而痛斥之。[6]”于是在悬壶济世的同时，立志著书立说，撷取各家英华，参以自身临证经验，屡经寒暑纂辑《医录便览》。“不特为操是业者示以津梁，亦使穷乡僻壤无医而有医，其所以免夭札而跻仁寿者”，目的就是传承医道，济世救人。

5 亲友患病，知医为孝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儒医更将《四书》《孝经》等忠、孝、仁、恕的儒家伦理思想作为医患关系的评定准则。在这种观念下，宋儒更是提出“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9]。刘福庆、刘莹父子作为三台名儒，正是因为亲人或本人患病被庸医误治或失治，愤而学医以尽孝道。如《刘氏宗谱》称刘莹“弱冠时痛生母误于庸医，每读夜分，必涉猎方书，旋请教于深明医道者质证之，益豁其理，与人疗病验如响，有神明誉”[5]。《医录便览·风寒杂方》更是对此作了详细记录：“莹先妣邓氏，体素弱，六月归省，遇雹感寒。医以五积散重用麻黄，连服数剂，遂至大汗亡阳，筋惕肉目闰。急送归，进以真武等汤，周身邪热稍平，然汗出如洗，不堪挽救矣。时莹年未冠，贸

不知医，每一追维，痛心疾首。[6]”此外，刘莹侍奉其父也是“遇有病诊脉主方，昕夕彷徨，一若身之负重”。总之，儒学逐渐影响并渗入医学，儒生转医的缘由颇多，有的是科举失利转而学医，有的是怀才不遇仕途受挫，有的是时政腐败不愿涉足官场，遂立志钻研岐黄。而亲人或本人生病被误治或失治，愤而学医却是主要因素之一。无怪乎张仲景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正是在儒家孝文化的影响下，加之父母多病、亲人早亡的痛苦经历，最终促使刘福庆、刘莹完成由儒到医的角色转换。

6 结语

纵观古今医家，大凡称得上名医者多为通儒的饱学之士,诚所谓“大医者必大儒也”“儒与医岂可分哉”!正因为儒与医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就不难理解刘福庆、刘莹为何最终都成为三台知名儒医。故综合以上结论可以得出， 医学乃至精至微之事，只有心怀大义之人方可成就其业。三台刘氏家族世代习儒，格物致知、济世救人、知医为孝是促使他们从儒到医角色转换的客观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一方面为不得仕途的人生失意所强化，另一方面又为社会缺少良医的现实所推动。通过系统研究儒家文化对刘福庆、刘莹学医的影响, 使我们对刘氏的医学人生有着更加丰富和深入的了解，也对儒学与中医学的关联性有了深刻认识。同时，儒与医的紧密结合，也使我们思考在今后的中医传承中，不应单一地看待中医理论体系而忽视其背后的儒家文化。

[1] 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7:2217.

[2] 马丹,金开诚.宋代儒医[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11.

[3] 周学海.内经评文[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252.

[4]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M].东洋医学善本丛书影宋本.大阪:东洋医学会，1981:1．

[5] 刘氏宗谱[O].民国二十一年刻本.

[6] 刘福庆.医录便览[O].清光绪三十年刻本.

[7] 朱震亨.格致余论·序[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4-5．

[8] 张介宾.类经[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519．

[9] 萧国纲.儒门事亲研究[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1998: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