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隋唐之際江淮黄淮間文人群體
——以《文選》的傳播爲例

朱 海

中國幅員廣闊，歷史悠久，地域文化特色鮮明，當南北朝時，南北隔絶日久，地域文化差異明顯，當時但有南北交聘，時人常感歎南北風俗不同，這些鮮明的特色不僅在當時爲人矚目，亦爲後世學者津津樂道。隋唐統一以後，南北文化俱皆迎來新生，其間頗有折衝融合。唐代關中、河北、江南三大地域人文薈萃，爲史家熟知，①詳參李浩《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第2 版(2002 年第1 版)。杜曉勤《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年)對隋唐之際的詩歌、詩風、詩壇與三大地域的關係、景遐東《江南文化與唐代文學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對江南地域與唐代文化、文學的關係等並有研究。而黄淮、江淮之間雖不處此前北周、北齊及南朝的政治、文化核心區域，但亦非無人。今試以《文選》的傳播爲例，對隋唐之際“不南不北”或説“亦南亦北”的江淮、黄淮間文人群體略加考察，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一、曹憲、李善及江淮黄淮間文人

《文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歷代學者對其研究積澱頗豐，號爲“選學”，②筆者所見，近代以來，即有如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惜高先生遺著僅剩八卷);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屈守元:《文選導讀》，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8 年;穆克宏:《昭明文選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傅剛:《〈昭明文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文選〉版本研究》，西安:世界圖書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 年;顧農:《文選論叢》，揚州:廣陵書社，2007 年;胡大雷:《〈文選〉編纂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馮淑静:《〈文選〉詮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还有饒宗頤編:《敦煌吐魯番本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羅國威箋證:《敦煌本〈文選注〉箋證》，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金少華:《敦煌吐魯番本〈文選〉輯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 年;劉明:《俄藏敦煌Ф242〈文選注〉寫卷臆考》，《文學遺産》2008 年第2 期等。對此王書才先生《〈昭明文選〉研究發展史》③王書才:《〈昭明文選〉研究發展史》，北京:學習出版社，2008 年。王先生此書主要論述清代以前《文選》研究狀況。及王立群先生《現代〈文選〉學史》①王立群:《現代〈文選〉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王先生此書主要論述晚清以降《文選》研究狀況。另有王先生學生郭寶軍《宋代文選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有詳細介紹，港臺及日本歐美學者亦成果衆多，俞紹初、許逸民先生主編、鄭州大學古籍所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②俞紹初、許逸民主編，鄭州大學古籍所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岡村繁先生《岡村繁全集》第貳卷《文選之研究》收有作者多篇《文選》研究論文，頗值參閲，見岡村繁著，陸曉光譯:《岡村繁全集》第貳卷《文選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及《中外學者文選學論著索引》③俞紹初、許逸民主編，鄭州大學古籍所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著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頗值參閲，不待一一羅列。④另有研究南朝及昭明太子蕭統生平、文學成就者，如曹道衡:《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林大志:《四蕭研究——以文學爲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等。

《文選》發展史上，隋唐之際是一個重要時期，⑤汪習波先生有非常深入、細緻的研究，參汪習波《隋唐文選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曹憲與李善可稱代表人物。《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上·曹憲傳》記:

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爲秘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已下，亦多從之受業。憲又精諸家文字之書，自漢代杜林、衛宏之後，古文泯絶，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爲十卷，煬帝令藏於秘閣。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爲弘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學者榮之。太宗又嘗讀書有難字，字書所闕者，録以問憲，憲皆爲之音訓及引證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複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⑥《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4945—4946 頁。《大唐新語》卷九《著述》所記略同，見(唐)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同書同卷《許淹傳》記:

許淹者，潤州句容人也。少出家爲僧，後又還俗。博物洽聞，尤精詁訓。撰《文選音》十卷。⑦《舊唐書》，第4946 頁。

同書同卷《李善傳》記:

李善者，揚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明慶(顯慶，避中宗諱)中，累補太子内率府録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于秘閣。除潞王府記室參軍，轉秘書郎。乾封中，出爲經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後遇赦得還，以教授爲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辯惑》三十卷。載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①《舊唐書》，第4946 頁。

同書同卷《公孫羅傳》記:

公孫羅，江都人也。歷沛王府參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十卷，行於代。②《舊唐書》，第4946 頁。

《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文苑中·李邕傳》記:

李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嘗受《文選》於同郡人曹憲。後爲左侍極賀蘭敏之所薦引，爲崇賢館學士，轉蘭臺郎。敏之敗，善坐配流嶺外。會赦還，因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爲業。年老疾卒。所注《文選》六十卷，大行於時。③《舊唐書》，第5039 頁。

《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上·曹憲傳》記:

曹憲……于小學家尤邃。……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爲儒，多識廣聞，精故訓，與羅等並名家。羅官沛王府參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以拾遺召，後歷度支員外郎。④《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 5640—5641 頁。

同書卷二〇二《文藝中·李邕傳》記: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爲涇(經)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袐書。”嶠曰:“袐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袐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①第5754 頁。他對李嶠“固請”看“袐書”，然後又“未幾辭去”，更像是在文章大家李嶠面前的顯示賣弄，也反映出他的性格。

揚州爲當時《文選》學盛地，②諸祖煜先生撰有《唐代揚州的〈文選〉學》，《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 年第1 期。嚴格意義上來説，揚州在長江以北，所以《舊唐書》稱其爲“江、淮間”。曹憲既“仕隋爲秘書學士”，“公卿已下，亦多從之受業”，是曾經北上就職，然後返還家鄉揚州授徒，同樣的，李善也曾經北上，經歷政治風波，晚年卻是既不回“京邑”，也不回揚州，而是“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爲業”，“汴、鄭之間”則屬於“黄淮之間”。胡可先先生利用新出墓誌對李邕及其家族、家世婚姻、文學、書法、與政治政局關係等並有詳細討論，③參胡可先《新出石刻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第十章《洛陽出土唐代李邕家族墓誌考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 624—661 頁。指出“李邕先世是江夏人，其祖李元哲曾一度遷居到江都，李善也曾在江都從曹憲受《文選》之學”，④第628 頁。那麽我們或可視李善爲江都人。

李善的兒子李邕頗有盛名，衆所周知，自不待言。李善的學生馬懷素亦頗爲知名。《舊唐書》卷一〇二《馬懷素傳》記:

馬懷素，潤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采薪蘇，夜燃讀書，遂博覽經史，善屬文。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開元初爲戸部侍郎……三遷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懷素雖居吏職，而篤學，手不釋卷……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叙，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録，難辯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秘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録，并刋正經史，粗創首尾。①第 3163—3164 頁。

馬懷素有墓誌，其郡望扶風，漢馬融之後，亦屬“寓居江都”。誌稱:

代以學聞。……父文超……精意《易》道及《洪範》，破曉氣候……龍朔初，黜置使舉檢校江州潯陽丞，棄官從好，遂寓居廣陵，與學士孟文意、魏令謨專爲討論，具有撰著。公即尋陽府君第三子也。幼聰穎，六歲能誦書，一見不忘，氣韻和雅，鄉黨以爲必興此宗。十五，遍誦《詩》《禮》《騷》《雅》，能屬文，有史力……公年甫弱冠……博游史籍，無不畢綜……②張瓊瓊先生、胡可先先生有專文介紹，詳參張瓊瓊:《唐馬懷素墓誌銘考》，《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年第3 期;胡可先:《出土文獻與唐代詩學研究》第四章第一節《馬懷素墓誌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墓誌録文據胡可先先生文，第232—234 頁。

魏令謨當即《新唐書》所記魏模。與兩《唐書》本傳相較，墓誌未記馬懷素少時家貧及“師事李善”事，但對其家世記載頗詳，仕宦履歷等略同。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也。少與和州高子貢、壽州裴懷貴俱以博學知名於江、淮間。③第 4959—4960 頁。

同書同卷《高子貢傳》記:

高子貢者，和州歷陽人也。弱冠遊太學，遍涉六經，尤精《史記》。與文偉及亳州朱敬則爲莫逆之交。④第 4960—4961 頁。

也是幾位同時“以博學知名於江、淮間”。

《全唐文》卷二六四收有李邕撰《唐贈太子少保劉知柔神道碑》，劉知柔即劉知幾兄，系出黄淮間一等高門彭城劉氏。劉知幾一門學術傳家，本人才高八斗，與史館同僚多有不協，但也有如下幾位交往密切者。《史通》卷十《自敍》記:

及年以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鐘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興薛謙光、①《舊唐書》卷一〇一《薛登傳》記:“薛登本名謙光，常州義興人也。……謙光博涉文史，每與人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少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第3136 頁。河南元行沖、陳留吴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榷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内，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②(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268—269 頁。

朱敬則、③事見《舊唐書》卷九〇、《新唐書》卷一一五本傳。朱敬則是亳州永城人。吴兢、④事見《舊唐書》卷一〇二、《新唐書》卷一三二本傳。吴兢是汴州浚儀人。裴懷古⑤事見《舊唐書》卷一八五下《良吏下》、《新唐書》卷一九七《循吏》本傳。裴懷古是壽州壽春人，未知與上述壽州裴懷貴者關係若何。諸人皆出黄淮間。

上述諸人當然難稱政治或地域集團，但其交往密切似乎也不脱地域因素，核心“聯繫人”或爲朱敬則。《舊唐書》卷九〇《朱敬則傳》記:

根据本研究结果可以认为，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给予的基于“生活重建”作业理念的出院指导效果明显优于传统康复训练方法的出院指导，差距主要来源前者对上肢功能的改善明显优于后者。因此基于“生活重建”作业理念给予出院指导对患者出院后的功能(尤其是上肢功能)改善更有使用价值。“生活重建”作业治疗理念的提出为脑卒中患者回归家庭和社会提供了一种新思路[19]，可广泛应用到脑卒中患者的社区及家庭康复中。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也。代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門標六闕，州黨美之。敬則倜儻重節義，早以辭學知名。與三從兄同居，財産無異。又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特相友善。⑥第 2912—2913 頁。……敬則重然諾，善與人交，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又嘗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産無異。雅有知人之鑒，凡在品論者，後皆如其言。⑦第2915 頁。

上述高子貢“與文偉及亳州朱敬則爲莫逆之交”，《舊唐書》卷一〇二《吴兢傳》記“吴兢，汴州浚儀人也。勵志勤學，博通經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則深器重之，及居相輔，薦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⑧第3182 頁。恐怕不僅因朱敬則曾官居相職，更因爲他“倜儻重節義”和“重然諾，善與人交”，如此方能與這些“知識分子”成莫逆之交。

二、曹憲、李善諸人的家族地域之學

《文選》之學在隋唐之際由揚州而江淮黄淮，自有其發端因子。饒宗頤先生撰有《唐代文選學略述——〈敦煌吐魯番本文選〉前言》，①載《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饒先生文中曾提及“故友劉茂華著《江淮學術之啓蒙及其成熟》，(《浸會學院學報》第四卷一期，1977 年)”，惜無緣得見。言:

尚論隋唐之際，選學蓬勃原因，繼承前此音注之業而外，有三事需加措意者。(一)《漢書》學與《文選》學二者之兼行互補，(二)大型類書著述之興盛，(三)崇文、弘文二館收藏圖書對於文學資料之助益……②第51 頁。許逸民先生《論隋唐‘〈文選〉學’興起之原因》(載《文學遺産》2006 年第2 期)亦有論述。蓋非博綜難以治《選》，亦惟博綜而能兼治《文選》……③第53 頁。

饒先生論證精當，言爲準的。如前所述，曹憲“該博”，許淹“博物洽聞，尤精詁訓”，李善“淹貫古今”，號稱“書簏”，④《舊唐書》卷一五七《李磎傳》記李邕姪孫李鄘之孫李磎“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第4150 頁。馬懷素“博覽經史”，“遍誦《詩》《禮》《騷》《雅》，能屬文，有史力”，“博游史籍，無不畢綜”，邢文偉與高子貢、裴懷貴“俱以博學知名於江、淮間”，高子貢“遍涉六經，尤精《史記》”，他如李邕、劉知幾、吴兢等衆所周知，他們所結交者如徐堅、元行沖、薛謙光等都是“該博”之輩。不僅揚州曹李之輩治《文選》要在“博綜”與“音注”二事，上舉黄淮江淮間學者學術旨趣皆是如此。

我們着意强調另外二事，一是家族，一是地域。陳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二《禮儀附:都城建築》曾言:

蓋自漢代學校制度廢弛，博士傳授之風氣止息以後，學術中心移於家族，而家族復限於地域，故魏、晉、南北朝之學術、宗教皆與家族、地域兩點不可分離。①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20 頁。……又學術之傳授既移於家族，則京邑與學術之關係不似前此之重要。②第23 頁。

陳先生所論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際曹李諸人之時仍然體現得非常明顯。魏模“子景倩亦世其學”，馬懷素“代以學聞”，父文超“精意《易》道及《洪範》，破曉氣候”，李善、李邕父子更是如此。“李善在鄭州授徒講學，注釋《文選》，並在此有故宅，其後(李氏)各代對於其講學舊址，常有修繕，直至大中時已歷二百餘年，還成爲其家族的重要文化依託。”③前揭胡可先:《新出石刻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第640 頁。劉知幾家族更是典型。《舊唐書》卷一〇二《劉子玄傳》記:

劉子玄……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④第3168 頁。……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預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姓族系録》，論《孝經》非鄭玄注、《老子》無河上公注，修《唐書實録》，皆行於代，有集三十卷。⑤第3173 頁。

兄知柔，少以文學政事……代傳儒學之業，時人以述作名其家。

子玄子貺、餗、彙、秩、迅、迥，皆知名於時。

貺，博通經史，明天文、律曆、音樂、醫算之術，終於起居郎、修國史。撰《六經外傳》三十七卷、《續説苑》十卷、《太樂令壁記》三卷、《真人肘後方》三卷、《天官舊事》一卷。

餗，右補闕、集賢殿學士、修國史。著《史例》三卷、《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

彙，給事中、尚書右丞、左散騎常侍、荆南長沙節度，有集三卷。

秩，給事中、尚書右丞、國子祭酒。撰《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記》七卷、《至德新議》十二卷、《指要》三卷。論喪紀制度加籩豆，許私鑄錢，改制國學，事各在本志。

迅，右補闕，撰《六説》五卷。

迥，諫議大夫、給事中，有集五卷。⑥第3174 頁。

幾乎涵蓋各個知識層面。

家學傳承不僅在於家庭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家庭文化資源的便利，更重要的恐怕是“家長”的有意安排與規劃。劉知幾的幾個兒子既在史學上多有建樹，又各有專攻，各有所長，我們不清楚他對兒子是否刻意如此安排，不過他的父親對他確是自小嚴格要求和悉心培養的。《史通》卷十《自敍》記:

予幼奉庭訓，早游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爲諸兄説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曆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①第 267—268 頁。

劉知幾的這段自敍可以使我們非常詳細、直觀地了解所謂“家學”如何傳承。他“幼奉庭訓”“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很小即要接受父親規劃，他的諸兄則是父親的另外安排，即“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劉知幾志在史家，違背父親規劃，“屢逢捶撻”，卻在史學方面顯示出卓越的天分、濃厚的興趣與遠大的志向，“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此後仍然希望他在“雖未能深解”的情況下“博觀義疏，精此一經”，但劉知幾没有按照父親意願，“不假師訓”，終成一代史學名家，所謂“捶撻”“令”“乞”都可見“庭訓”“師訓”的强烈程度，②《晉書》卷八八《孝友·劉殷傳》記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289 頁。當然也是家學傳承的必要條件。

受交通、人員信息往來等物質條件所限，“學術、宗教”流波所及當有一定區域。當南北朝時，黄淮江淮之間號稱四戰之地，很難出現如曹憲“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的情況，而隨着南北統一，局勢穩定，如果有曹憲這號人物，那麽在一個相對較大的地域範圍内就會出現“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的情況。特别是運河無疑會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史念海先生《隋唐時期運河和長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會》上篇《運河的暢通及其沿岸的都會》對揚州、汴州、宋州、徐州、楚州等，以及其周邊水陸交通皆有詳細論述，并借助史料指出“由於交通的便利，南來北往的旅人也就不計遠近，而繞道揚州。”①史念海著:《唐代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第317 頁。《全唐文》卷六一二陳鴻《廬州同食館記》言:

(合肥郡)東南自會稽朱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遊郡道。……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崤函，合肥壽春爲中路。大曆末，蔡人爲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路復出於廬，西江自白沙瓜步，至於大梁，斗門堰埭、鹽鐵税緡、諸侯榷利，駢指於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會洛。②(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6181 頁。

也可見交通是否通暢、局勢是否承平對經濟文化發展、人員信息交流的巨大影響。

陳寅恪先生説“學術之傳授既移於家族，則京邑與學術之關係不似前此之重要”，我們可以從曹憲、李善等人的選擇得到印證，他們似乎有意無意之間也在回避京邑，李邕、劉知幾、吴兢等人都是仕途不順，前舉諸人還不同程度地捲入政治紛争，這是另一話題，此不多論。但同時，由於承平日久，政治、文化資源又會日益向京邑集中，對地域文化集團起到消解作用。每當分隔復合之時，我們便會格外關注所分隔區域的地域差異，隨着長期統一穩定，交流頻繁，地域差異雖然仍然存在，也會爲人提及，但不會成爲熱議話題，我們現在所見，南北朝時喜論南北差異的大抵如此。其後，文人聚集日漸以學術文學主張和交誼而論，出身地域反倒在次，韓柳如此，元白也如此。③賈晉華先生《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即以若干唐代詩人唱和應答作品集爲綫索考察詩人群體。

三、唐代曹憲、李善之後的《文選》之學

李善注《文選》以後，至開元間又有五臣注。

《吕延祚進五臣集注文選表》曰:

臣延祚言:臣受之于師曰，同文底績，是將大理;刋書啓衷，有用廣化。實昭聖代，輒極鄙懷。臣延祚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覽古集至梁昭明太子所撰《文選》三十卷，閲玩未已，吟讀無斁。風雅其來，不之能尚，則有遣詞激切，揆度其事，宅心隱微，晦滅其兆，飾物反諷，假時維情，非夫幽識，莫能洞究。往有李善，時謂宿儒，推而傳之，成六十卷。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復精核注引，則陷於末學;質訪指趣，則巋然舊文。只謂攪心，胡爲析理?臣懲其若是，志爲訓釋，乃求得衢州常山縣尉臣吕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臣良、處士臣張銑、臣吕向、臣李周翰等，或藝術精遠，塵遊不雜;或詞論頴曜，巖居自修，相與三復乃詞，周知秘旨。一貫於理，杳測澄懷;目無全文，心無留義，作者爲志，森乎可觀。記其所善，名曰集注，並具字音，復三十卷。其言約，其利博，後事元龜，爲學之師，豁若撤蒙，爛然見景，載謂激俗，誠惟便人。伏惟陛下浚德乃文，嘉言必史;特發英藻，克光洪猷，有彰天心，是效臣節。敢有所隱，斯與同進。謹於朝堂拜表以聞，輕瀆冕旒，精爽震越。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謹言。開元六年九月十日工部侍郎臣吕延祚上表。

上遣將軍高力士宣口敕:朕近留心此書，比見注本，唯只引事，不説意義，略看數卷，卿此書甚好。賜絹及綵一百段，即宜領取。①此依《六臣注文選》所收，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係據商務印書館1919 年《四部叢刊》所收涵芬樓藏宋刊本影印，《全唐文》卷三〇〇亦收。

前揭汪習波先生《隋唐文選學研究》第五章《開元以後的“〈文選〉學”嗣響》第一節《吕延祚〈進《集注文選》表〉的相關問題》考訂精審，指出五臣有投玄宗所好的政治投機心理，而歷來論者亦指出，其中一個原因是，李善注失在“唯只引事，不説意義”，②此説亦引起選學界長期討論，參見前揭各位先生論著。隨着科舉的盛行，《文選》日漸成爲發蒙識字和考試教材，五臣注有“豁若撤蒙，爛然見景，載謂激俗，誠惟便人”的作用，那麽當開元盛世，重注《文選》這一既宏大又習見的經典文學作品集便適逢其時。

此表引發後世聚訟不已，自唐至清，歷代治《文選》學者大多對五臣持激烈的抨擊態度，學界至近代始漸漸對五臣注給予較爲積極的評價。陳延嘉先生《〈文選〉李善註與五臣註比較研究》，選取若干篇章，對李善註與五臣註進行了非常仔細、深入的對讀比較，並對二者進行了中肯的評價，一定程度上對長期以來頗受非議的五臣註給予了相當積極的肯定。陳先生的結論是:一、李善是《文選》的功臣。李善註是選學史上的一座豐碑;亦有不足，應加以改進。二、五臣也是《文選》的功臣。五臣註是選學史上的另一座豐碑;亦有不足，應加以改進。三、五臣註對李善註有繼承有超越，是對李善註的積極的發展，這不僅表現在理論上，而且表現在一個個具體的註釋中。特别是對通俗化的追求符合訓詁史、註釋史的發展規律、對作品藝術特點的關註符合欣賞的審美需求這兩個方面，把選學研究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絶非倒退。四、兩家註析之則爲兩珍……合之則爲完寶……①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年，第447 頁。陳先生有專文論李善注“釋事而忘義”，收於本書附録。王立群先生《〈文選〉版本注釋綜合研究》也有詳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

唐代此後又有注《文選》的幾次嘗試，但都不怎麽成功。《大唐新語》卷九《著述》記:

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宫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蘿蔔。”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②第134 頁。

如前揭學界成果所示，《文選》歷代注本可謂多矣，然最終相對完整流傳下來的就是李善注本和五臣注本，一定程度上説明兩者是相對較好的順應讀者需求的本子。依今日視角來看，對於科舉考試而言，《文選》有類今日語文教材，諸家注便是教材參考資料或説是作文教輔，其流傳之廣、版本之多、傳抄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便不足爲奇。曹李之時，科舉未盛，《文選》尚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此後隨着科舉盛行，《文選》日益成爲學子案頭必備的發蒙應試“教材”，文史名家便不再，或説不屑於爲之訓注，所以我們見到注者多爲“衢州常山縣尉臣吕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臣良、處士臣張銑、臣吕向、臣李周翰”“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東宫衛佐馮光震”等籍籍無名之輩，從他們任職情況看，要麽是處士，並無一官半職，要麽是“金吾衛佐”“東宫衛佐”，俱是“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者流，實在是學術文化領域的“雜色”，五臣亦很難稱其爲“臣”。又由於李善注堪稱完備，即使後人作注，也很難在偏重識字(音韻訓詁)、“引事”方面有大的超越，至於五臣所言“意義”，有類今日作文教輔的針對某一篇章指出其“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初學者發蒙或有作用，真正科考作用實在有限，並且一般學生有教師傳授，教師盡可口授“意義”，況且對於文學作品的理解、體會，很難像考試經義一樣嚴格確定“標準答案”，所以是否有“意義”並不是那麽重要。

《文選》編撰系出南方，《文選》之學在隋唐之際肇興於揚州，繼而對此後整個南北方都産生巨大影響。唐長孺先生《論南朝文學的北傳》對南北朝以迄唐末宋初，南朝文學在北方乃至全國的傳播、影響並有精當論述，唐先生的結論是:

隋及唐初正是徐(陵)、庾(信)文體流行全國、上下同風的時代，那時曾經有人譴責這種“淫放”“輕薄”之辭，然而收效甚微，甚至他們自己也並不能擺脱“江左餘風”。……終唐一代，由於進士科照例考試律賦、律詩，古文並不能真正壓倒繼承江左的駢文……古文倡於唐之韓、柳，重興於宋之歐陽修，而成於王安石之進士科試經義。宋代是古文真正壓倒駢文的時代，也是文化中心南移的時代。①原載《武漢大學學報》1993 年第6 期，復收於同著:《唐長孺文集·山居存稿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40—241 頁。唐先生並有《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收於同著《唐長孺文集·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論南北學風尤其是經學異同，曹道衡先生有《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論南北文學異同，胡寶國先生有《南北史學異同》(收於同著《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論南北史學異同。

今以《文選》爲例，以爲上述結論之注腳。

如所周知，《文選》體現了南北朝時南朝的學術文化，②相關研究可參周唯一先生《南朝學術文化與〈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但其與徐庾體有所不同。岡村繁先生不同意《文選》與《玉臺新詠》的“新舊”之分，而是認爲:

前者(《文選》)是多維的、理想主義的硬派文學之淵藪，而後者(《玉臺新詠》)則是專門的、頽廢享樂的軟派文學之苑囿。③岡村繁:《文選之研究》，第97 頁。

《文選》至少是以昭明太子的名義編撰的，其中網羅了正統文學各類體裁的典範作品，可謂是正宗堂皇的官撰選集。與此相對，《玉臺新詠》則是專收滋生於低級趣味的“宫體”詩的選集，其内容頽廢，追求享樂，屬於宫闈内部的“新聲”，況且還是徐陵假託“麗人”私下偷偷編成。④岡村繁:《文選之研究》，第114 頁。

隋唐之際治《文選》諸學者，以李善爲代表，難稱“浮華”，反倒是從名物、音韻入手，頗有清代“樸學”特質，這恐怕也是清儒標榜李善的原因。如前所述，曹憲、李善諸人都是“博物洽聞，尤精詁訓”之輩，注釋《文選》都是長於文字音韻訓詁，兩《唐書》將諸人列入《儒學》而非《文苑》《文藝》，理所當然。李善號“書簏”，他“不能屬辭”，或許是“不能”，也可能是“不願”或“不屑”，注《文選》“釋事”時卻絶不可能是“忘意”，因爲李邕“附事見義”，他並不首肯。我們想，他與李邕對“意義”的不同理解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或許是他不認同在注釋《文選》時加入過多注釋者的理解。

但是時代畢竟不同，李善自己的兒子和學生卻是善“屬辭”的。《新唐書》卷二〇二《文藝中·李邕傳》記:

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争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①第5757 頁。

馬懷素“善屬文”“登文學優贍科”，李邕“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他們的文章都是一時之選，與李善“不能屬辭”形成鮮明對照。但同時，他們不是“浮華”之輩，而有廣博、深厚的學識功底。李嶠是“文章四友”，乃一時文壇翹楚，李邕受到他的驚歎，後來李邕本人也對與己相仿的文學後進有知遇之恩。《舊唐書》卷一五七《郗士美傳》記:

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鄉人也。父純，字高卿，爲李邕、張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顔真卿、蕭頴士、李華皆相友善。舉進士，繼以書判制策，三中高第……有文集六十卷行於世。

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顔真卿、蕭頴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郗之間矣。”②第 4145—4146 頁。

我們注意到，李邕“碑頌是所長”，郗士美“以書判制策，三中高第”，他們所擅長的是當時廣爲應用的所謂“應用文”。《文選》也好，徐庾體也好，駢文講究用韻，讀來朗朗上口，但其只是一種形式，六朝確定聲韻，聲韻之學的確定一定要通過一種文章形式作爲載體方能流傳、確定並爲人接受，從而走出“書齋”，相輔相成，駢文也對聲韻的確定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所謂“淫放”“輕薄”要不在形式，而是内容，筆者以爲，其核心有二，一是以“風花雪月”“男女閨情”爲題材，一是合韻用典。

《隋書》卷六六《李諤傳》記: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入隋後)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勛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虚逐微，競一韻之奇，争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兹擢士。禄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説，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虚，以緣情爲勛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録。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

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①《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第1543—1546 頁。此處贅引繁文，意在結合語境及上下文，完整把握李諤上書要旨。

李諤是北方趙郡李氏，既“好學，解屬文”，應該文章可稱，我們從他的上書可窺一斑，他既然“每接對陳使”，想來對南方情狀、南方文化、南方文學並不陌生，也因此對南方文章積弊所知甚深。但他抨擊的主要是内容，即“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其次才是形式，“競一韻之奇，争一字之巧”，抨擊形式也主要是因爲過分追求形式而損害内容，因文害義。南北朝隔絶日久，南方繼承“魏之三祖”以後的“魏晉新聲”，統一以後，北人仰慕南方人物風流，原本不足爲奇，但如果因此而“棄大聖之軌模”“不復關心”“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説”，勢必動摇國基，影響北方文化正統性的標榜。除了科舉試詩賦的影響以外，①相關研究可參張鵬飛先生《〈昭明文選〉應用研究》第二章《〈昭明文選〉與唐代的科舉詩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由於駢文重聲韻，講對仗，有獨特的文學審美價值，②相關研究可參鍾濤先生《六朝駢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年。這種文章形式終唐一代始終有着巨大的影響，③參于景祥先生《六朝駢文對唐代駢文家的影響》，收於同著:《駢文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正如唐長孺先生所指出的，古文真正壓倒駢文要到宋代。

駢文在唐代之所以仍然有着巨大的影響，我們想，至少有兩個原因，即一:采用駢文的形式而賦予其有别於“淫放”“輕薄”内容之外的“意義”;二，采用相對不那麽嚴格的格式要求，特别是克服追求極致的“競一韻之奇，争一字之巧”的弊端，是所謂“舊瓶裝新酒”。《四六叢話》卷三二《作家五·唐四六諸家》收有多位唐代寫出過優美駢文的作家，④(清)孫梅著，李金松校點:《四六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年。以陸贄爲例，《舊唐書》卷一三九《陸贄傳》記陸贄勸德宗下詔罪己以安撫天下，“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爲也。”⑤第3792 頁。除了内容以外，其文章感情深摯、氣勢磅礴，我們現在讀來也不免爲之讚歎。⑥參(唐)陸贄撰，王素點校:《陸贄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唐長孺先生在《論南朝文學的北傳》一文中指出，唐代君臣上下、普通民衆，駢文皆廣爲流行，如墓誌、契約亦不例外。我們在這裏想標出一節，即用典。以“書判”爲例，如所周知，唐代禮部試以後，士子還要參加吏部試，以“身言書判”爲試，判又有“實判”“虚判”之分。初盛唐著名文人張鷟《龍筋鳳髓判》所做諸判誠是龍飛鳳舞，⑦參見(唐)張鷟著，蔣宗許、劉雲生、蔣信、譚勤、陳默箋注:《龍筋鳳髓判箋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年。堆砌辭藻，無典不句，是典型的“江左遺風”，但至中唐白居易做擬判，雖然仍是駢文形式，但很少用典，代表了其時科舉考試的典型文風，能够使“武夫悍卒”“揮涕感激”的文章不可能堆砌典故，我們想，這或許也是李諤没有明言的原因之一，隨着時代的發展，用典也漸漸爲“賦誄銘”所專有，用一種已經“特殊”的形式表示一類特殊的情感。

總結本文，當南北朝時，南北隔絶日久，圍繞各自京邑形成江南、關中、河北等幾個具有較爲鮮明特色的文化區域，並在統一以後繼續體現出來，也是唐代人才輩出的幾大地域。黄淮、江淮一帶此前文化積澱非稱豐厚，但在南北統一以後，由於曹憲、李善等人的傑出貢獻，一時在揚州形成《文選》之學極爲興盛的局面，使得隋唐之際在《文選》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曹李之輩治《文選》要在“博綜”與“音注”二事，而黄淮、江淮間學者學術旨趣大抵皆是如此。①這一特點或承南朝學風遺緒。可參胡寶國:《知識至上的南朝學風》，《文史》2009 年第4 輯。自江淮、黄淮一帶發端的《文選》學，自南而北得到廣泛傳播，既促進了南北文化的交流，②曹道衡先生《東晉南北朝時代北方文化對南方文學的影響》(收於同著:《中古文學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指出交流是雙向的，南北朝時期北方文化對南方文學的影響亦不應忽視。也在交流中借由科舉試詩賦的文化環境而因緣附會，由廟堂走入民間，在提升整個民族特别是普通民衆的文化素質方面起到巨大作用，在這一過程中，與之密切相關的駢文也完成了自身的蜕變。

附記:本文曾在2016 年11 月25—27 日於南開大學“中古社會史研究再出發:第三届古史新鋭南開論壇”上宣讀，得到林曉光先生批評指正，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