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我军策动吴化文起义的兵学阐释
——纪念济南战役胜利70周年

孟祥才

今年9月24日，是解放战争中的济南战役胜利70周年纪念日。当年八天八夜惨烈鏖战的硝烟早已散去，埋葬烈士忠骨的英雄山烈士陵园早已被苍松翠柏覆盖，荡漾着花香鸟语。刻着烈士熠熠生辉英名的解放阁也在黑虎泉日夜不息的涛声中，日复一日地迎来旭日和送走夕阳。今日长享安宁、富裕和舒适生活的济南人，应该永远铭记70年前为泉城解放抛洒鲜血和付出生命的英雄们！

济南战役是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部署，集中全力于1948年9月16至24日进行的一场大城市攻坚战，歼敌10.4万人(含2万余人起义），解放济南，拉开了解放战争全面战略决战的序幕，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极其辉煌的一页。

济南战役中的亮点之一是策动吴化文部战场起义。当时的吴化文任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军长兼济南西守备区指挥官,据守飞机场和商埠等重要地区。他在关键时刻率部2万多人阵前起义，大大减少了我军的伤亡，加速了济南战役的胜利步伐，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成功策动敌军归降的杰作之一。今天从兵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事件，仍然能够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策动吴化文起义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我军对敌我情势的准确掌控，既知己，尤其知彼，对吴化文其人的了解已经深入其骨髓。通过多年同他打交道，我军敌工部门已经对他的经历、品格和每时每刻的思想动向了如指掌并能采取相应的对策。

吴化文（1904—1962），字绍周，祖籍山东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1911年随家人迁居安徽蒙城移村集，17岁时投入北洋军的冯玉祥部当兵。因为粗通文墨，机敏狡黠，在当时北洋军绝大部分士兵都是文盲的情况下自然得到较快晋升。1927年他刚满23岁，即升任西北军洛阳初级军校教育长兼特务团团长。1927年冯玉祥的西北军归附到蒋介石的旗下后，吴化文在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路军手枪旅第2团团长，在蒋、桂、冯、阎中原大战中，他随韩复榘叛变自己的老长官冯玉祥而归降蒋介石，韩复榘得以任山东省主席，他也随升第3路军手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这使他第一次尝到了叛变倒戈的甜头。抗战开始，他任国民革命军第28旅旅长。不久韩复榘因消极抗战被蒋介石处决，他自然依附蒋介石，1939年1月被任命为新编第4师师长，留在山东地区参加抗战。1939年8月，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山东保安师师长，这是他第二次尝到改换门庭的好处。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他又于年底投入汪伪政府，1943年1月他被汪伪政府任命为汪伪的山东方面军上将总司令。此后，他认贼作父，积极配合日寇扫荡八路军根据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沂蒙山区制造“无人区”，对祖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但得到了日寇和汪伪政府的青睐，1943年7月被任命为汪伪政府和平建国军第3方面军司令，1945年1月又被晋升为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达到了他一生“官位”的巅峰。正当他得意自己的选择时，1945年8月日寇投降，作为汉奸、民族罪人、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吴化文赶忙寻找新出路，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建立联系。他看到国民党军一时强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在1945年8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5路军司令，1946年改任国民党军山东保安第2纵队司令，1947年2月改任国民党军整编第84师师长，1948年6月升任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军长。吴这次由汪伪上将总司令转向国民党军，非但没有受到汉奸罪的惩罚，反而又获得相应的官位军职和荣华富贵。他自然更得意自己关键时刻的选择。吴化文半生的历史表明，这个在中国近代新旧军阀部队中摸爬滚打20多年的小军阀，见惯了军阀之间的尔虞我诈、蒙坑拐骗，今日称兄道弟、明天兵戎相见的活剧，心中根本就没有国家民族观念和正义良知，没有道德底线和丝毫的廉耻意识，他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围绕着个人利益转：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爹。只要给他看得见的高官厚禄，他是亲娘老子也能叛变的。一个人，看他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我们的敌工部门熟知吴化文的历史和唯利是图的品性，认定他在于己不利的形势下极有可能脱离国民党军，选择阵前起义的道路。不管此人抱着什么目的选择归降人民解放军，都能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对人民革命事业是有利的。我党我军敌工部门之所以将他选为重点策反的对象，而不是选择王耀武和其他人作为重点策反的对象，是因为我们清楚此人的历史和品性：关键时刻，他极有可能为自己选择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的出路的。

二

吴化文的历史和品性虽然决定了他可能选择阵前起义脱离国民党阵营，但是，真正将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并顺利实施起义却是有条件的。只要在国民党阵营还能保住官位、军职和富贵利禄，只要济南国民党军的失败还未成为无可挽回的定局，他在阵前起义问题上就会摇摆不定，犹豫逡巡，左顾右盼，极尽首鼠两端之能事，所以必须形成威逼吴化文只能走阵前起义一条道的“势”。而这个“势”在济南战役打响第一枪的时候已经基本形成了。

首先是全国战争形势的变化：经过两年多的自卫反击战，到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几乎都取得了对国民党军的优势，即不仅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被彻底粉碎，而且重点进攻的锋芒也被挫败，东北、华北的国民党军几乎是屡战屡败，只能固守少数大城市，被动应付，招架乏力；山东战场上经孟良崮、莱芜两役，精锐损失过半的国民党军仅能保有济南、青岛和临沂等少数城市，不可挽回的颓势明显呈现；而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民主运动更是风起云涌，搅得蒋介石的大后方也找不到一个平静的角落；特别是国统区经济破产、民生凋敝、哀鸿遍野、饿殍遍地的景象更是有目共睹。这种天怒人怨的大势形成的巨大压力，吴化文几乎天天耳闻目睹，不能无动于衷。

其次是济南战场上国民党军面临的不可逆转的败局日益显现：此时的济南已经是四面被解放军铁桶般围困的一座孤城，攻城的士气如虹的14万解放军对疲惫不堪的10余万人的国民党军是绝对优势；而远在平津和徐州的国民党军前来救援的希望极其渺茫；围城内军需物资供应困难，空运粮弹即使勉强能够实现，对10万固守待援的官兵也是杯水车薪。这种迫于眼前的形势，是吴化文面对的最真实的不得不考虑的现实。

全国和济南战场形成的“势”，如泰山压顶般摆在了吴化文这位一生极善投机、反复无常、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一再背叛昔日主子的小军阀面前：生路死路，一步之遥，何去何从，间不容发。如此严峻的形势使吴化文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辗转反侧，反复权衡。这时，我党我军敌工部门的“据势”“用间”派上了用场，推动和促使他不得不在几度犹豫之后只能采取顺应历史潮流的决策：举起阵前起义的旗帜，归顺人民解放军。

三

基于对吴化文历史和品性的了解，我党我军敌工部门较早就展开了对他的工作。策略是“诱之以利”，“拉”“打”结合，以“打”促“拉”。1945年秋天，刚刚被国民党收编的吴化文部对鲁南军区部队的一次挑衅中一败涂地，其属下的第6军全军覆没。为了争取这支原西北军老底子的武装归顺人民，鲁南军区通过被俘的国民党军第6军军长于怀安和参谋主任靳文元的关系，与吴建立了联系，并就他起义归附我军达成了几条协议。然而，由于当时国共纷争的形势不明朗，吴化文的天平更多倾向国民党，他以骗蒋介石武器为借口，与我军虚与委蛇，拖延起义。而到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一时凶焰张天的时候，他就站到国民党一边与共产党为敌。尤其是到1947年3月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时，吴被国民党军表面的威势所惊惧，再加上蒋介石赏了他一顶整编96军军长的帽子，他认定倒向国民党的利益远远大于归顺解放军，自然拒绝反正。尽管如此，我党我军并没有放弃争取吴反正的机会，而是多渠道派人接近他，以准确掌握他的动向，影响他的决策。因为吴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他会因形势的变化随时改变自己的倾向。早在1947年2月，中共胶东西海地委即派敌工干部李昌言从家乡掖县来到济南，利用同乡和亲属关系（他的哥哥李正言是吴部的上尉军需官，他的姨表姐林世英是吴的妻子）接近他，做他的工作。李昌言一方面利用表姐在吴身旁吹“枕边风”，一方面通过吴的表弟班绍真做吴父亲的工作，让吴的父亲促使他朝好的方向转化，再通过在北平读大学的林世英之弟林世昌向吴说项，形成了由亲属编织的一个网络，日夜向吴阐明形势，陈述利害，促使他考虑自己的前程和应对的策略。再进一层，华东野战军又通过吴的老师刘子恒和老友王道的关系，派敌工干部李勇烈打入吴部，相机开展对吴及其下属的工作。济南战役前，尽管吴的思想时有反复，但在济南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他为了自己的前程，也不得不直接与李昌言会面，聆听我军对他起义的要求。李昌言根据济南市委和华东局的指示，明确向吴指出，解放军解放济南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对他来说，只能面临上、中、下三策的选择：上策是单独起义，解决济南；中策是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的行动；下策是顽抗到底，自取死路。同时一再向他保证：只要起义归顺人民，不仅他的身家性命、个人财产得到保护，而且他的部队还能成建制地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他照样可以当军长。不过，在我军敌工人员对吴施加影响的同时，国民党军统特务也积极互动，一面监视他的言行，一面通过他的小老婆对其施加另外的影响，吹嘘美国如何援蒋，徐州的30万国民党军如何快速救援，促使他与人民为敌，死抗到底。再加上他的拜把兄弟、时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和山东省政府参议的张瑞璜使出如簧之舌的蒙骗说项，使吴化文摇摆不定，直到济南战役的炮声响起的时候，还没有下定最后起义的决心。

对于吴化文的犹豫逡巡，解放军攻城指挥部认为必须以打促降，不让他认识解放军的厉害他是不会彻底认输的。于是在9月18日夜，也就是济南战役开始的第三天，解放军西线攻城部队仅以20分钟的猛烈攻击，就全歼了吴部在簸箕山一个营的守军。这沉重的一击，伴以我军敌工人员的严厉警告和巧妙点拨，终于使吴化文最后清醒，乖乖接受我军的条件，宣布战场起义，有序地让出阵地，使我攻城部队迅速占领机场和商埠的大部分地区，为迅速解放济南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吴化文迈过了自己走向新生的最重要的一个门槛。

促成吴化文在济南战役中的阵前起义，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敌工工作成功的范例之一，是《孙子兵法》“知彼知己”“据势”“用间”策略的创造性运用。

四

吴化文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小军阀之一。这部分人在近代新旧军阀的混战中生存壮大，磨练出一套趋利避害、变化多端的生存技巧。他们唯利是图，唯力是视，缺乏起码的国家民族情怀，毫无廉耻之心，不设道德底线。正如一位作家所坦言,他们的“狡猾不是一般的狡猾，而是非常成熟的狡猾；自私不是一般的自私，而是非常成熟的自私；奴性不是一般的奴性，而是非常成熟的奴性”。他们的无耻也不是一般的无耻，而是孟子所讲的“无耻之耻”，即以耻辱当光荣的无耻。而这种恶劣的品格在特殊时期是可以利用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策动吴化文起义正是利用了他品格的缺陷，而这种利用，在一定条件下是对人民有利的。当然，事后，我党也兑现承诺，保护了吴的身家性命、个人财产，他的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而渡江战役后首先进入南京城的就是这个部队。吴化文很快复员转业，被安排为浙江省交通厅长和省政协副主席。在1950年土地改革时，他制造“无人区”的山东人民曾派代表到华东局请愿，要求将他押解回山东，交给人民，清算他的罪恶，但被当时的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司令陈毅制止了。吴化文守着四个老婆在杭州西子湖畔优游地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得以寿终。对于他，这就是最好的归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