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战神与“千古兵圣”的会通
——论韩信对《孙子》思想的应用及特色

姚振文

韩信(约公元前231年-公元前196年)，淮阴(原江苏省淮阴县，今淮阴区)人，西汉开国功臣，中国著名的军事家，被后代奉为“兵仙”“战神”。在楚汉战争中，他“战必胜，攻必取”，辅佐刘邦战胜项羽，为汉朝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唐代大将李靖曾言：“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①《唐李问对·卷上》。韩信自己在总结井陉之战的胜利原因时，也将其解释为是对《孙子》 “陷之死地而后生，致之亡地而后存”思想理论的运用②《史记·淮阴侯列传》。。另外，韩信还曾与张良一起，“序次兵法”③《汉书·艺文志》。，整理兵书。由此可知，韩信熟悉并能掌握《孙子》基本思想理论是无疑的。在韩信指挥的战争实践中，《孙子》的基本用兵原则，诸如“任势造势”“不战而屈人”“出奇制胜”“因情应变”“示形动敌”“半渡而击之”等，也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挥。

鉴于此，本文希望从更全面、更深层次的角度，探讨韩信军事实践活动与《孙子》思想理论的关系，这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其一，在楚汉战争的对决中，项羽是勇猛刚武、暴力之祸的代表，而韩信是以智克力、以仁制暴的典型，二者的较量博弈及最终的胜负结局，是如何反映《孙子》全胜思想价值的？又是如何影响当时历史发展趋向的？

其二，韩信不仅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家，也是优秀的战略家，他在《汉中对》及楚汉战争中提出的战略思想，是如何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及结局？其中的内容又是如何与《孙子》的战略思想息息相通的？

其三，韩信是战争天才，其对兵法的应用，最大的特点是“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①《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那么，这样的特点在战争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其对后世借鉴和运用《孙子》思想又有怎样的启示？

一、以仁制暴，以智克力，合《孙子》易胜、全胜之宗旨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它既能推进社会的发展，也会给民众带来无尽的灾难。是故，孙子既重战，又慎战，反对极端地在战争中使用暴力，所谓“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篇》）这正是《孙子》思想中固有的人道主义内涵。

依据这一主题，我们可以更好地分析楚汉战争中项羽、刘邦、韩信三位核心人物的功过是非，也可以认识到韩信与项羽在用兵理念上的根本差异。

项羽是勇武、暴力的代表。在铲除暴秦的过程中，项羽率江东子弟，不惧强敌，破釜沉舟，一举击溃秦军主力，功不可没。然而，项羽之勇武暴力，既有着正义的强势与声威，也有着反人性的残忍与凶狠。项羽杀人成性，坑杀二十万秦军战俘，“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抚。”②《史记·淮阴侯列传》。与项羽比较，刘邦更懂得人心的分量，更注重仁德在战争中的作用，“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③《史记·淮阴侯列传》。二者的不同作为决定了人心所向，也决定了项羽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④《史记·太史公自序》。当然，政治与民心的因素并不能完全决定楚汉之争的胜负。灭秦之初，刘邦的实力根本无法与强大的项羽相抗衡，面对项羽的强势和霸道，君臣上下皆无良策可出，入汉中后，更是举国陷入困境。而此时正是由于韩信的出现，才使刘邦得到了战胜项羽的良好辅佐，同时开启了制约项羽暴力、引导中国历史走出数百年暴力苦难的历史征程。后人就此评论说：“项氏之患，蚩尤以来所未有也，故韩信出佐高祖而节制之。”⑤吕培成，徐卫民主编：《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93页。

韩信是军事天才，是中国军事史上以智克力的典型代表。他指挥的所有战役，不论是以弱击强还是以强击弱，都是以智取胜。声东击西以伐魏，背水列阵以破赵，兵不血刃而下燕，佯败诱敌而败楚，出其不意而灭齐，这些战役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兵学“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的指挥风格。值得思考的是，韩信的“以智克力”恰恰成为项羽“骁勇善战”的克星。项羽“暗恶叱咤，千人皆废”，自起兵后，“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⑥《史记·项羽本纪》。刘邦即使在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也被他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然而，靠力战取胜的项羽，一旦遇到靠智谋胜敌的韩信，却接连受挫，屡战屡败，再没有了战无不胜的威力与奇迹，这正说明了孙子“以智为首”“上兵伐谋”的思想理论价值。

更值得关注的是，韩信的以智克力，又体现出以柔克刚的风格，并进而成为制约项羽暴力的最佳手段。对此，我们可以从《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记载中找到详细的资料和佐证。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年轻时如此不得志，且又受到“胯下之辱”，故“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然而，这种“怯”，对于特立独行的韩信而言，却成为一种奋发图强的宝贵财富，并由此悟得“黄老”军事谋略的精髓。到了楚汉之争的残酷战场上，这种“由怯而生”的柔性谋略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井陉之战，“信、张耳详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这里的“详弃鼓旗”，实为“示怯”而诱敌，既引敌入预先设好的背水阵，又给两千奇兵偷袭敌营创造出机会。潍水之战，“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事实上，这里的“信怯”亦为“示弱”诱敌，最终“半渡而击之”，杀龙且。即使汉军已占绝对优势的垓下之战，韩信同样也“示怯”，“淮阴侯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①《史记·高帝本纪》。从兵学的基本理论来看，“示怯”即为孙子的“示形”艺术，它是达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战术目的的有效手段，《计篇》中讲：“利而诱之”“卑而骄之”；《势篇》则言：“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此动之，以卒待之。”

从根本上讲，韩信之“智战”“怯战”恰恰符合了《孙子》先胜、易胜、全胜思想的根本宗旨。它较项羽的“勇战”而言，乃是以双方最小的代价获取了己方最大的胜利，从而大大削弱了战争的暴力血腥，减少了战争带给民众的伤亡和灾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兵学的伦理内涵，由此也佐证了《孙子》全胜思想的普适性价值。明代茅坤有言：“予览观古兵家流，当以韩信为最，破魏以木罂，破赵以立汉赤帜，破齐以囊沙，彼皆从天而下，而未尝与敌人血战者。”②凌稚隆：《史记评林》（明万历二至四年刻本），见韩兆琦等《史记研究集成》，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第789页。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韩信以智谋战胜项羽，辅佐讲政治、重民心的刘邦取得天下，具有铲除项羽暴力祸害，结束战国以来的割据战乱，以推进社会走向太平统一的深远历史意义。司马光谈到：“世或以韩信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擒魏取代，破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③《资治通鉴·汉纪四》。

二、立足长远，把握全局，悟《孙子》战略理论之精髓

韩信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更是著名的战略家。其在楚汉战争中为刘邦做出的战略筹划及战略贡献绝不亚于他在战场上军事指挥的成就。有学者指出：“张良、陈平等人智谋多限于为刘邦划一时一地之短期对策，缺少一种韩信式的战略家的宏阔眼光。刘邦占据关中并进而攻取天下的战略基础，由韩信奠定而非张良、陈平等人所能道出，足为显证。故此，刘邦言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张良受之有愧，而韩信足以当之。”④程世和：《舍暴力之祸而取和平之福：刘邦、项羽与韩信成败转运的意义分析》，载《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9辑)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93页。鉴于此，我们还需从战略谋划的角度，研究分析韩信对孙子学发展的贡献。

1.《汉中对》关于袭取关中的战略计划

论及孙子“庙算”战略思想的实践应用，人们多以诸葛亮的《隆中对》为其典范，而事实上，韩信与刘邦的《汉中对》，不仅在时间上比《隆中对》早400多年，而且在内容上及指导效果上也堪与《隆中对》相媲美。明代杨维珍有言：“韩信等坛之日，毕陈平生之谋划，论楚之所以失，汉之所以得，此三秦还定之谋卒定于韩信之手也。”①凌稚隆：《史记评林》（明万历二至四年刻本），见韩兆琦等《史记研究集成》，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第269页。具体而言，《汉中对》②详细内容见《史记·淮阴侯列传》，下文分析所用引文，不再作注。的战略思想成就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关于战略形势的正确分析，韩信遵循了孙子“五事七计”分析的基本思路。他理性看待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承认项羽“喑恶叱咤，千人皆废”，在诸多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然而，韩信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用唯物辩证的方法，从项羽的各项优势中发现其致命弱点。其一，“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这是“失将”，项羽本人刚愎自用，不能识拔和放手任用人才。其二，“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这是“失法”，爱惜爵禄，赏罚不明，因而无法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其三，“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这是“失地”，目光短浅，自动放弃关中形胜之地，是缺乏战略远见的表现。其四，“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这是“失道”，民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然而项羽恰恰在这一问题上犯下严重错误。

其二，关于战略方向的选择，韩信则是结合《孙子》地形思想及“避实击虚”理论给予明确的阐明：“於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即将“夺取关中，还定三秦”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目标。从《孙子》“地形者，兵之助”的基本思想来讲，关中“带山阻河，地势便利”，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故应取之。而从另一角度讲，项羽分封之时，将关中之地分别封给秦朝的三名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此三人在投降项羽后为虎作伥，帮助项羽坑杀秦卒20万人，以至于众叛亲离、民心尽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如骨髓”。这就使得关中地区成为项羽一方战略防御的虚弱之处，故夺取此地，又符合了《孙子》“避实击虚”的用兵原则。

其三，关于战略实施进攻的原则与方法，韩信又结合《孙子·计篇》之有关“势”的理论予以透彻分析。孙子有言：“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篇》）所谓“因利而制权”，即根据自己的优势条件做出权变，以营造良好的战场态势。刘邦的优势在哪里？在于道义和民心，所谓“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③《汉书·高帝纪下》。所以，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优势，进而把握战争的主动权，韩信讲到了三句话：“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任天下武勇”，即用好人才，发展壮大自身实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即用封赏手段，调动将士奋勇杀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即利用汉军士兵“歌思东归”的普遍心理，鼓舞其士气，发挥其战斗潜能。总之，抓住道义和民心问题，提出战略实施的基本思路和对策，这可谓是精准把握了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的核心与精髓。

总体而言，《汉中对》从楚、汉对峙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孙子》庙算思想的基本框架和原则之下，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战略环境，明确了汉军进攻的战略目标和方向，并提出了战略实施的具体原则和方法，故这一战略规划和决策的整体内容是科学而又高明的，不愧为《孙子》庙算思想在战争实践中应用的典范。

2.对项羽实行战略包围的战略建议

彭城之战失败后，形势逆转，原来已经归汉的魏、代、赵等诸侯国纷纷倒向项羽一方，进而对汉军侧翼构成了严重威胁。之后，虽然韩信领兵开辟北方战场，并很快灭掉魏国，但战略形势仍不乐观。项羽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从正面对汉军展开猛攻，汉军防守的荥阳、成皋两次失手，处处被动，这使得刘邦曾一度想放弃这些战略要地，退守巩、洛。正是在这种关键时刻，韩信向刘邦提出了另一个战略计划：“愿益兵三万人，臣请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①《汉书·韩信传》。刘邦当即采纳，并派张耳率三万军队予以协助。从兵学理论的角度讲，韩信这一战略计划的提出是非常高明的。其一，它符合《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略原则。在当时项羽及军队彪悍勇猛、汉军在正面战场已无力与之抗衡的形势下，如不采用新的战略，根本无法夺回战场的主动权。其二，它又明显符合《孙子》以迂为直的迂回战略思想，以主要力量正面抗敌，以部分力量迂回包抄，这既是一个具体战役战术运用的基本方针，也是一场战争总体战略指导上的基本法则。其三，在战局陷入困境之时，无论对任何一方而言，唯一的策略就是用变，只有“变”才能打破僵局，才能由被动转为主动，最后夺取战争胜利，这也是孙子用兵的基本原则之一。从楚汉战争发展后期的形势来看，这一战略的实施也确实起到了它应有的效果，项羽既要正面对抗刘邦的军队，又要不断救援韩信侧面战场进攻带来的种种危机，以至于东挡西杀，疲于奔命，一步步陷入汉军的战略包围之中，整个战场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汉军而不利于楚军的方向发展。

3.坚决以武力灭齐的战略方针

楚汉战争的后期，双方对战争巨大消耗的承受能力已接近极限。刘邦军队虽然有聪明务实的萧何竭尽全力为前线征集兵员物资，但也是“丁状苦军旅，老弱疲转漕。”②《史记·项羽本纪》。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楚汉之外最强大的割据势力齐国，成为影响双方战略力量此消彼长的关键。齐国经济发达，士民殷富，又是受战火祸害较轻的地区；同时齐国的军事实力也较强，“（齐王）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③《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故此时，汉、楚双方谁控制拥有了齐国，战争的天平就会向谁倾斜。鉴于此，对战略问题具有敏锐认知的韩信，凭借其高超的指挥谋略，千里袭取历城，继而又大破齐楚联军20万人，最终完成了对齐国的占领，实现了楚汉战略相持中的关键性突破。对于韩信灭齐之战，后人多有指责，认为在齐国已经投降的情况下，韩信再突然发动武力进攻，既背信弃义，又白白牺牲了郦食其及许多士兵的生命，这不符合孙子全胜思想的基本原则。事实上，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齐国的投降并非真投降，而是想保住自己的割据地位，“王疾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而就当时总体的战略形势而言，田齐的割据势力不彻底消灭，始终是对汉军的一个重大威胁。它一旦发难，就会隔断韩信北路军队、刘邦主力军队及彭越游击军队的联系，进而破坏汉军对项羽的战略包围之势。大凡战争决策一定要从全局出发，充分考虑战争行动之利害的辩证统一，正如孙子所言：“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九变篇》）。就韩信武力灭齐而言，虽然表面上增加了战争的伤亡和代价，但实际上却是获取了战争的根本之利和整体之利，是以“小害”换“大利”也。

三、因情用变，出奇制胜，达《孙子》用兵之最高境界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那么，其用兵的最大特点是什么？笔者认为，可从天才与艺术的角度释之。兵法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故孙子在《计篇》有言：“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宋代名将岳飞也说过：“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①《宋史·岳飞传》。可见，兵法艺术的探索，关键靠创造、智慧和灵感，有时候学而不可致，而必须有赖于人类的悟性和天赋。韩信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拥有悟性和天赋的军事天才。宋代陈亮云：“古今用兵，韩信一人而已。”②陈亮：《酌古论》，见韩兆琦等著《史记研究集成》，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第269页。茅坤也说：“古今来，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诗仙也；屈原辞赋仙也；刘阮酒仙也；而韩信兵仙也，然哉！”③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03月第1版，第191页。当世更有人以浓厚的战争情结来概括他军事天赋的缘由：“在韩信的一生中，战争情结极为深厚，在其指挥的所有战争中，无不体现了韩信内心对战争的依赖、对作战的欣赏、对胜利的自豪，无不表现出韩信陶醉于战争、沉湎于战争、甚至玩战争于股掌之上的傲气。为了打仗，他可以放弃政治，抛弃和平，置身于危险，更可以放弃生命。战争已经成为他的灵魂。”④马宝记：《浓重战争情结下的政治侏儒——重读﹙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语文教学通讯》，2011年第1期。

韩信的用兵艺术，首先表现为他对战争的客观环境具有敏锐而准确的感知和判断能力，能够迅速结合天时、地利、敌情、我情等各种要素，制定出独特、有效的战术方案。而这种战术方案的落实归根结底是要形成一种最大限度发挥我方力量的战场之“势”。“势”是力量表现、运用和发挥的艺术，是利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是综合利用各种要素的艺术。从本质上讲，战争中的“势”，就是把力量放在特定的时空内灵活巧妙地组合起来，形成与最佳外在条件紧密联系的一种蓄发形态。它要求指挥员要协调好各种力量，恰当利用地理地形，正确部署兵力，巧妙捕捉战机，以达到“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态势。韩信指挥的诸多战役正是如此，或因天时而造势，或因地利而造势，或因敌情而造势，最终综合上述各个要素而营造出有利于我方的战争之势，可谓处处得心应手，时时左右逢源，既能举重若轻的营造这种“势”，也能游刃有余地灵活驾驭这种“势”。正所谓“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势篇》）

当然，战争中的用势、任势及对各种战争要素的综合应用，并非不分主次，它有一条核心的主线，即“示形误敌”用兵艺术的运用。孙子在论述“兵者诡道”理论时，一开始的四句话就是：“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对此，韩信可谓是透彻领悟，并切实将其运用到了战争实践过程中。如还定三秦之战中，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误导敌人；破魏之战中，是以“声东击西”、变换渡河地点误导敌人；井陉之战中，是以“背水列阵”、佯攻退却误导敌人；灭燕之战中，是以势不可挡的大军声威误导敌人（其实大军连续作战，急需修整）；维水之战中，是以主动示怯、“诱敌渡河”误导敌人；垓下之战中，是以“先为小却”而后两翼包抄误导敌人。总之，隐真示假，示形误敌，是《孙子》“兵者诡道”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韩信用兵的基本思路。此种示形方法和策略用到极致，即是一种兵法艺术的奇妙境界，即所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虚实篇》）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重视的是，要想真正误导敌人，就必须依据兵法艺术的本质，设计大胆出奇的行动方案。因为常规的战术方法敌人容易判断，而非常规的战术方法敌人难以判断。故孙子有言：“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势篇》）而从本质上讲，出奇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性的策略，是一种打破常规的艺术。出奇的成功，往往在于它颠覆了现有的规则。所以，指挥者在战争指导或战略决策时，要观常人之未观，想常人之未想，要敢于和善于颠覆已有规则，超越常规。综观韩信的战争生涯，其所指挥的所有战役都伴随着这种颠覆性的思路和方法。如临晋之战中的“木罂渡河”，井陉之战中的“背水列阵”，维水之战中的“囊沙塞流”，灭齐之战中的“突袭降敌”，垓下之战中的“四面楚歌”，这些内容都是大胆突破常规，以超越常人想象的创新性思维，达到出奇制胜的根本目的。清代王鸣盛说，“信书虽不传，就本传所载战事考之，可见其纯用权谋，所谓出奇设伏，变诈之兵也”。①[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1月，第25页。

为了更好地说明韩信的用兵艺术及其与《孙子》的联系，我们以其指挥的井陉之战作为经典战例，进行深入分析。这一战例之所以堪称经典，是因为韩信乃是在己方各方面条件都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取胜的，此战中，他的军事天赋可谓发挥的淋漓尽致，达到了其用兵艺术的巅峰状态。

其一，背水列阵诱敌，转化攻守形态。韩信北上击赵，是典型的进攻作战，赵军驻防井陉口，是防御作战。按照兵法的基本原则，进攻作战一方（客方）的兵力一定要大大超出对方（主方）兵力，孙膑曾言：“客倍主人半”②《孙膑兵法·客主人分》。；孙子也讲：“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形篇》）然而，从当时双方的兵力对比来看，韩信军约3万人，赵军20万人，大致是1：7的比例，且韩信军队多是刚招募的新兵，既无作战经验，也缺乏作战能力。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呢？那就是变易主客、化攻为守。韩信背水列阵，“违背兵法常识”，引“赵军望见而大笑”，本来就已麻痹对方，再加上主动佯攻的汉军“详弃鼓旗，走水上军”，赵军“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如此以来，汉军转为防御作战，赵军转为进攻作战，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双方兵力对比的巨大差距，为汉军取胜增添了机会。

其二，巧借地形之利，形成破敌之势。韩信背水列阵之处，左右两面皆是河流，背后是绵蔓水和太行山，这就使周围的地形成为辅助汉军防守的有利条件，即赵军无法从侧翼和背后迂回进攻，而只能强攻正面。而从古代军阵的角度讲，韩信将有限的兵力全部集中于一个方向，既大大加强了正面防御的能力，也有效拓展了防御的纵深程度。再者，韩信如此布阵，也有利于适时地展开进攻，一旦他派出的骑兵偷袭成功，汉军无需转换阵型，即可以最快的速度转入反攻，对敌方展开迅猛的攻击。从战争史上看，战争的艺术很大程度上就是地形利用的艺术，韩信对地形地理条件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并能通过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天然的地理环境成为其用兵的辅助条件，这正是韩信在许多战役中能够连续取胜的重要原因。

其三，活用奇正理论，出其不意制敌。韩信背水列阵的同时，派出两千轻骑，各持汉军赤旗一面，埋伏于敌人大营附近的山中。背水列阵的部队，用以正面防御，是谓“正兵”；预先埋伏的两千骑兵伺机出击，是谓“奇兵”。当诱敌部队将敌人引入背水阵之后，与阵中部队合兵一处，共同抵御敌人的进攻，是谓“以正合”；两千奇兵乘敌人主力已出、营寨空虚之机，突然发动进攻，占领营寨，置换旗帜，是谓“以奇胜”。这是典型的“以正合，以奇胜” 用兵作战方法。而从另一角度讲，韩信背水列阵的部队（违背常规）及主动出击诱敌的部队，一开始均可以视为“奇兵”，而当诱敌成功，双方激战之时，二者就全部转换为“正兵”了。此正所谓“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势篇》）

综上所述，韩信的用兵艺术及对《孙子》思想理论的应用，已经达到了一种高端的境界。宋朝的武学博士何去非在论及兵法理论的应用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法有定论，兵无常形。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合法。”①《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同样，孙子在《虚实篇》中也谈到：“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两段话用以揭示韩信用兵的特点再贴切不过，而用其综括《孙子》兵学思想的精髓也恰如其分。兵法是对人类智慧的挑战，也是对人类规则的挑战，“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②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