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前后党的自身建设探析

王定毅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发动了广州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错误思想指导，广州起义最终失败了。但这次起义作为中共面对1927年革命低潮时候做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标志性事件，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一次英勇反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学术综述

广州起义的学术研究始于起义爆发之后不久党内人士的工作总结。根据中国知网统计，建国以后较早开始研究的是由中山大学历史系74级《广州起义》调查学习小组所写的《纪念广州起义五十周年》，发表于1977年12月的《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改革开放之后，这个领域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在1997年和2007年广州起义70周年和80周年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成果也不可谓不多。但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起义过程的研究，起义中著名人物的活动研究，或者是中央苏区对广州起义的纪念研究等，关于本次起义中党的自身建设工作，却很少得到关注。笔者在梳理史料中发现，在这次重要的历史事件中，虽然中共处于幼年时期，但对于党建工作却给予了高度重视，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二、广州起义前党组织加强党建的做法

（一）加强思想建设

大革命失败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最重要的是坚定党员的革命信念。正如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指出的，要求党员从根本上“扫除旧有机会主义军事投机等倾向，确定其新的观念”。①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5页。为了做好对党员的教育工作，广东省委决定从五个方面来加强，一是党内训练刊物及训练大纲解释中央政策与决议及省委之决议；二是翻印传播中央刊物《布尔塞维克》；三是省委定期出版对外刊物，发表政治主张；四是找到适合工农群众的标语；五是各级党支部必须开会讨论中央政策和省委的决议。①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页。

根据1927年12月5日广东省委的报告可知，“《红旗》出版至第九期，《省委通讯》出版至第四期，《中央通讯》均拟翻印”。②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页。同期，广东省委除翻印党中央出版的《布尔塞维克》外，省市委和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秘密出版许多刊物，加强发动起义的宣传工作。广州市委出版《工农小报》，香港市委出版《锄出头》，香港海员支部出版《中国海员》，金属业工会出版《鎚声》，街市业工人出版《苦叫》，此外各地还出版了一些小型刊物。这是广东省委重视党内教育工作的具体行动。

（二）加强组织建设

1.建立领导机关。为了筹备广州起义，中共中央首先建立了指挥起义的党的领导机关。在起义前4个月，即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局，“兹临时政治局请派恩来、太雷、澎湃、陈权、代英、黄平、国焘为中央之南方局，以国焘为书记”。并且指明南方局的职责就是为了发动武装起义，并决定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③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页。根据具体工作需要，9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改由张太雷任书记。也就是说，张太雷不仅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而且是南方局的书记，这样便于整合资源，统一协调指挥起义工作。

对于起义之后的政权机关，中共中央明确要求确保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在1927年9月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信中指出，如果广州起义成功，要选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在成员组成上，要“保证本党绝对领导为原则”。④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页。

在建立领导机关的同时，广东省委也关注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的建设，提出要建立乡村支部、工厂支部、军队支部。省委还积极培训干部，1927年12月5日，中共广东省委政治报告指出，“训练班已开过三班，41人，第一班11人，多已派赴各地担任书记、组织等工作，第二班则因广州准备暴动需人，均已派返，只派出四人至云浮等地”。⑤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页。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干部的培训为发动起义做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2.积极主动发展党员。在广州起义前，广东省委在多份决定中，均要求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如在1927年10月15日广东省委发布的最近工作纲领中，要求“尽量发展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军中及工农群众中尽量发展农民协会与工会，要深入而普遍”。⑥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页。可贵的是，广东省委不只是一般的号召发展党员，而是通过具体的举措来实现，比如在11月17日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中，就提出了两项举措，一是要求巡视员的工作之一就是“发展党员及建立新党部”，二是举行增加党员运动。将发展党员作为一项运动，可谓是创举。⑦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页。

尽管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员数量急剧减少，但党组织并没有因此降低党员标准，而是始终高度重视党员发展的质量。这主要体现在：一是要求重新登记党员；二是党员除了失业者外，“一律须交党费”。⑧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页。同时坚持在一线工作实践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当时处于革命低潮时期，党员入党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生存环境，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在斗争实践中表现突出者，已经以实际行动证明其思想的高度觉悟性。因此广东省委要求在入党方面，对于勇敢的工农分子，尤其是在某一次斗争之后，要大批介绍到党内来。

（三）发展党内民主

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即使在发动重大起义的关键时刻，中共在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也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值得关注的是，当时的党内民主是在多个层面同时展开。如对于重大问题，必须由党的会议决定，不能由个人独断专行，“各种重大问题，必须经会议讨论决定，不可由同志个人意见，随便决定”。⑨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页。对于党的政策，必须使党员知晓，广东省委鉴于党员群众过去常无讨论党的政策的机会，要求各地“必须尽各种可能召集县委、区委、支部、小组的大会，或代表会，报告及讨论党的政策及实际问题，使同志们能够了解党的政策而勇猛地执行”。①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33；26；53；26 ；166页。对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选拔，要坚持选举制，“支部书记及小组组长逐渐一律行选举制”。②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33；26；53；26 ；166页。当时的中央对广东省委甚至提出，对于不称职的领导人，下级群众（更多指党内同志）可以公开批评甚至撤换，“广东全省的党务要尽可能实行选举，由下层党的群众选择他们的指导者，不好的或不中用的同志应无情撤换，使同志、群众公开批评”。③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33；26；53；26 ；166页。

（四）推进巡视工作

1925年，中共四大提出要增加中央特派巡视的指导员，这是中共开始重视巡视工作的标志。1927年11月，在增加巡视员的基础上，党中央提出要开始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广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认真贯彻巡视员制度，各区巡视员组织由省委讨论决定，具体职责是：审查各地党员重新登记；调查各地党部改组或加强之；发展党员及建立新党部；召集会议，解释政策，使各地党部明了及议决拥护；巡视员同时为省农民协会之特派员，担任恢复、加强及发展各地农会。④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33；26；53；26 ；166页。巡视员的职权从改组或建立党部，到审查登记党员，传达中央精神，同时是当时党组织依靠的主要力量农会的特派员。可以看出，巡视员是代表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进行以政治、组织巡视为重点的中央监督管理地方的专门派出队伍，这对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党的权威具有重要的意义和长远影响。

（五）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众所周知，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三湾改编的时间为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而几乎就在同期，广东省委在1927年11月中旬也提出了类似的规定。广州起义前后，党对军队的领导体现在：

起义的指挥权由党委统一行使。武装起义是当时党内最大的军事行动，党对军队的领导，集中体现在对当时军队主要行动武装起义的领导，否则，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一句空话。为了实现对广州起义的绝对领导，广东省委要求取消当时的广州暴动委员会，起义工作统一于广州市委，同时由广州市委指定军事同志来做工农军事训练工作。

军事机关是党委的内部机构。党对军队的领导，必须构建专门的领导体制予以支撑。在广州起义之前，虽然也有军事领导机关，但基本独立工作，因此，广东省委在组建军委的同时明确指出，军委设于省委之下。军委虽然负责军事指挥，但是省委的下设机关，必须接受省委领导。同时，省委还建立了专门行理破坏反动军队、组织士兵群众之工作的反动军队运动委员会。

在军队内部，要求按照红军编制，自上而下设党代表，军队接受党代表和军事负责人的双重领导。

三、广州起义后对党建教训的汲取

恩格斯有句名言，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我们党的历史，不仅是艰苦奋斗的历史，也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历史。每一次重大行动之后，党组织均会对本次行动的得失成败进行总结。虽然广州起义在党的建设工作中有诸多经验，甚至开创性的做法，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加强党的领导机关建设

广州起义失败，一个突出体现是党的领导指挥组织能力不足。

广州起义的决策指挥层当时就认识到了党在起义中指挥能力不足的问题。参与起义指挥工作的聂荣臻在1927年12月总结到，“在暴动的各种工作中间，几乎见不着党，除了个人的乱跳一场而外，没有一个健全组织的机关来指导一切”。党的指挥组织能力不足在起义当晚体现得更为具体，虽然已经预料到起义后的第二天即12月12日，敌人必将大力反扑，将是最危险的一天，政治、军事方面都必须有所应备，但“催促好几次，已经在十二点钟后才开会，会中不许讨论多的问题，也没有研究敌我情况，只是决定明晨四时先肃清长堤，再进攻兵工厂、河南。下命令时已两点多钟了，结果这个决定等于零”。⑤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33；26；53；26 ；166页。当时参与广州起义的普通人员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参加广州起义的何振武，在起义爆发后的第四天，即1927年12月15日就总结到，“负责同学失了决心和自信能力，群众并不是因为军阀压迫下失了勇气不能起来做伟大的斗争，是负责同学没有很好计划和方法及宣传不能普遍与解释提起群众勇敢前进”。①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页。

当时的广东省委也没有讳言自身在起义发生之后的领导不力问题，并认为这是起义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暴动以后党的组织几乎失掉了作用。同志都自由行动起来，无法指挥，更无法去领导群众，可以说是此次失败最主要的原因”。②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页。

广东省委将领导机关指挥不力归结为由于各级领导机关工农分子太少，而多被知识分子所把持，“过去党不能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化，执行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党的组织不健全完固，各级指导机关完全是知识分子包办，工农分子不参加，就有少数参加的，也是一种形式，完全不能起作用，反而受知识分子的影响，而知识阶级化”。他们认为，正是因为是知识分子所把持，所以导致在暴动之时，出现“到了紧张的时候，便摇摆不定畏懦退缩”。因此广东省委认为，要尽快增加工农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切“必须工农分子占多数”。③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页。这一点总结对当时的全党认识亦有重要影响，如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就突出强调党的主要领导的工人身份。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但指出当时的领导机关领导组织能力欠缺则是正确的。

（二）提出“政治纪律”的命题

政治纪律是党内最重要的纪律，永远居于首位。广东省委认为，过去只有组织纪律，而没有政治纪律，政治上犯了错误，并没有得到处罚。因此，郑重提出了“政治纪律”的命题，并认为“铁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的）是构成布尔塞维克党主要条件之一”。广东省委不仅提出了政治纪律，而且严格执行了政治纪律，严厉处分对于广州暴动指导机关负责的同志。“如XX同志，是最负责任的，即决定开除省委、广州市委一切职务，再加以留党查看三月的处分，其他XXX同志等七人，或开除党籍，或开除一切职务去做下层工作。”④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页。广东省委将执行政治纪律作为“党的新的精神的开始”，⑤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页。这充分体现出在党的幼年时期，党组织敏锐地意识到党的政治纪律的极端重要性，虽然中央1928年1月18日否决了广东省委对几位同志的政治纪律处分，认为“负责同志不仅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且对于这一伟大创造尽了一切的力量”。⑥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页。这说明虽然中央认为广东省委给予几位同志的处分不适当，但没有否认执行政治纪律主要是执行党的政策的含义，也没有否认政治纪律的重要性。

可贵的是，广东省委提出政治纪律，是结合党的工作提出的，因此，认为今后“尤其要加紧政治纪律，每个暴动时更应加紧党的组织，使成为群众核心和领导”。⑦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页。可以看出，广东省委提出的加强政治纪律不是一句抽象的概念，而是要求在实际工作中体现政治纪律，把党的建设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根本目的还是加强党的领导。

（三）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

结合本次起义，广东省委认为党内民主今后应在两个方面予以体现：一是党内要公开讨论一切党的重要政策和党内问题，让每个同志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二是在组织方面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并且在选举会议时，“必须使同志尽量批评过去党的政策、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错误”。⑧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页。这里实际已经暗含着后来被称为中共与其他政党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党内民主不仅仅体现在选举领导人和讨论党的政策，也体现在能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独特之处。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仅在选举会议中要体现出来，而且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广东省委指出，“过去党内很少政治的批评，甚至不敢批评，尤其是对于高级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而在总结广州起义的党内会议上，则认真做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扫过去小资产阶级碍于情面的把戏，彻底批评，从错误中找到正确的教训，能够自己批评自己，把自己的错误，公开在群众面前，才能得到正确教训，从这些教训当中，产生出正确的策略”。①②④⑤⑥⑦ 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38；175；295；296；296；166页 。

（四）基层组织建设要下沉支部设置

广东省委认为，在组织建设方面，要改变以往建立支部的方式，即“改变以前以工会为标准的支部，而建立工厂、作坊、宿舍的支部和街道支部”。②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38；175；295；296；296；166页 。这一点意义十分重大，就是要下沉支部建设的层级，将支部建立在稳固的单元之上，如果说三湾改编确立了军队支部在连上的原则，那么广州起义则确定了在最基层社会组织上建立党支部的原则。

四、广州起义中党建存在失误的原因分析

如果对比党组织在广州起义前和起义中党建方面的做法，则更值得令人深思：

在起义前四个月，即1927年8月20日，广东省委会议曾对党建提出了7项要求，即党的机关应该公开，严密党的组织、执行铁的纪律，审查党员，实行党的民主化，提携工农同志加入党的各种委员会指导机关，工农运动会中应尽量以工农同志作领导，尽量吸收在此次暴动中勇敢的工农及知识分子入党。③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起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34页。从要求来看，不可谓不全面，不可谓不有力。

在起义前两周，在广东省委发表暴动宣言的同时，起义的主力部队教导团党团召开组长联系会议，积极酝酿暴动工作。在1927年11月底，张太雷在财政厅前附近的一所党的地下联络站召开教导团党团骨干会议，进行发动工作。组织工作也是到位的。

在起义前一周，邓中夏回忆说，“党在暴动前一星期中曾召集了两次支部书记联席会议。讨论暴动事宜。在各支部中党又分别召集活动分子会议，讨论暴动的方法、罢工的发动和赤卫队的扩大组织”，④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38；175；295；296；296；166页 。“党的指导机关和工代会特委会、赤卫队委员会更是日日在开”。⑤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38；175；295；296；296；166页 。这一期间，领导组织工作也是有力的。

遗憾的是，起义一旦开始，党的指挥就明显不力，很多正常的工作也无法组织起来，如在起义的当天11日和次日12日，“党召集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亦两次均流会”。⑥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38；175；295；296；296；166页 。在起义过程中，更是被指为“在暴动的各种工作中间，几乎见不着党，除了个人的乱跳一场而外，没有一个健全组织的机关来指导一切”。⑦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38；175；295；296；296；166页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整个起义来说，正如我党已经做出的总结，即当时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反动势力强大，党在指导思想上以夺取大城市为中心，机械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没有建立农村根据地，因此归于失败。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72-73页。如果从党建角度看，笔者认为主要是源于处于幼年的党还不能将党的建设很好地与党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驾驭复杂多变局势的能力还比较弱，党的领导能力还很薄弱。这一点也启示我们，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一定要以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为核心，把党的建设与党的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使之水乳交融而不能成为两张皮。

广州起义虽然过去80多年，但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值得永远铭记，它在党建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可为今天的全面从严治党提供诸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