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化与思考：从学科属性看图书馆学的专业话语

蔡迎春 吴志荣

（1.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234；2.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 上海 201815）

1 引语

专业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相关专业活动的深化进程。图书馆专业话语淡化，就会出现专业思维重心偏离或泛化，使图书馆学脱离专业活动，引发图书馆实践失去专业自信。如果专业活动长期倾向于其他学科话语，必然也会导致专业人员发展方向的迷惘，引发基本技能的弱化，使图书馆活动失去专业活动的主动性，反过来影响图书馆学的学科发展[1]。而学科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科属性决定的，学科属性在学术研究中具有基础地位。那么，图书馆学的学科属性到底是什么？一直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也没有形成共识。因此，简单地说图书馆学是社会学科、综合学科或应用学科；还是图书馆学作为图书馆、情报和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三个二级学科之一，在学位授予时归在“管理学”下面；或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列在信息科学门类下，诸多界定可能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学术期待[2]。实际上，建立在具体专业实践上的学科，诸如图书馆学、档案学等，都具有社会学科、综合学科、应用学科、管理学科或信息学科的某些特征，究其根本最终归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范畴之中，而在社会科学视野、自然科学视野或人文科学视野下徘徊的图书馆学研究不可避免呈现出诸多趋势或现象，给图书馆学研究带来影响。例如，关于“信息公平”和“图书馆制度”的研究，认为图书馆人要保障民众公平利用信息的权利；关于图书馆精神或人文精神的研究，要求图书馆从业人员树立“爱国、爱馆、爱人、爱书”的精神[3]。根据蒋永福先生的归纳，图书馆从业人员需要具有“平等服务”“知识自由”“信息公平”“民主政治”“社会包容”五大理念[4]。另外，图书馆界在近几年将“知识”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知识交流学说”。此后，以“知识”为标签的研究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也是此起彼伏，从而产生了许多新的概念和观点，诸如知识管理、知识转移、知识服务以及知识挖掘、知识发现等[5]。还有，对于国外引进的许多图书馆学理念，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亦视为“他山之石”，可能在没有充分调研的情况下，未考虑国情进行实践，诸如此类情况，不胜枚举。任何一门学科都是有其自身边界的，无论怎样发展，如何延伸，都需要围绕着其学科发展的核心[6]。笔者认为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这种泛化现象或倾向，可能会导致我国图书馆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和创新性，逐渐造成图书馆学专业话语的淡化。因此，有必要对这种现象进行思考，从而强化图书馆学本身的专业话语。

本文主要从阐述图书馆学学科属性入手，提出在其学科属性界定过程中给图书馆学研究带来繁荣的同时，可能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会给图书馆学研究或图书馆活动带来影响，从而造成图书馆学专业话语的淡化。另外，对图书馆学界提出的图书馆人应该遵循哪些理念以及是否正确不予讨论，也并非要否定学界的诸多研究。仅想通过此文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分析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为什么会出现泛化现象的基础上，从强化图书馆学专业话语的视角，激发图书馆界对图书馆专业话语的思考以及专业话语对图书馆实践的基石和引领作用，促使图书馆学良性发展。

2 学科属性界定给图书馆学研究带来的影响

2.1 社会科学视野

一般而言，对学科性质的划分主要依据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属性。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图书馆、图书馆活动、图书馆事业或文献信息活动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现象。尽管图书馆学研究在当代科学综合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下，渗入了自然科学和交叉科学的许多理念与方法，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没有改变。因此，图书馆学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7]。

在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图书馆学研究，主要是根据某些社会关系来解释图书馆活动，馆员与用户作为图书馆活动的主体，清楚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实践方式，而图书馆学专业人员也在不断揭示图书馆活动产生的原因。因此，社会科学角度的图书馆学研究表现出两大特点：首先，与其他具体的社会科学相结合。在认识到其他学科在图书馆和图书馆活动研究中具有一定价值之后，图书馆学开始尝试嫁接其他学科，由此产生了图书馆社会学、图书馆管理学、图书馆哲学等分支学科；其次，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社会理论相结合。在图书馆学史研究中，通过揭示图书馆学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使图书馆学研究成为当代社会和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典理论话语的注脚。因此，图书馆学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一些社会或文化等因素，而关注图书馆自由、公平和包容等方面的研究。例如，通过CNKI检索（检索时间2018-01-10），2001年到2011年，关于“图书馆自由和权利”的文章有741篇，“信息公平和图书馆制度”的文章有911篇，其中2007年到2010年均达到产出高峰。

我们知道，一定的社会观念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观念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而是源于社会存在的。而人的社会观念受思维能力、环境、信息和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各行各业的人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他（她）们的观念的形成都源于社会，并基本源于社会主流的观念。如果离开社会主流观念，来研究符合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特点的观念内容是否具有意义？例如，中共中央在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爱国、敬业等含义，这是我国各行各业都要遵循的价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条也明确规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此，专门研究某个行业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是否有太大必要，值得思考。

一种职业的理念是由该职业的社会定位以及相应的管理理念或服务理念构成。职业的社会定位也即该职业和社会的关系，或者说该职业的社会职能；相应的管理理念或服务理念是该职业适应社会发展的某种专门化的理念或想法。例如，图书馆这个行业，研究图书馆员的职业理念，主要应该研究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和管理理念以及服务理念，这方面以往已经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在社会职能方面，认为图书馆具有对社会文献信息流进行整序的职能、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开展社会教育的职能、传播文献信息的职能，等等；在管理理念方面，提出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理念随之变化，从“以藏为主”发展到“以用为主”或“藏用结合”，“藏阅合一”发展到“藏阅分离”，又发展到“藏阅合一”，如今又有回到“藏阅分离”的趋势，等等；在服务理念方面，也提出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发展，无向服务向有向服务发展，提高学科服务水平，组织读者进行信息交流，等等。显而易见，由于职业理念的具体执行人就是该行业的从业者，研究者们往往会很自然地认为从业者的价值观也是职业理念研究的范围。由此，许多研究图书馆职业理念的内容就出现了，使得研究亦出现了趋同现象。如前文所述，每个人都是自然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主流观念的影响，这可能是哲学、社会学等研究的范畴，各个行业，包括图书馆行业的研究者是否有必要参与，同样也需要关注。

因此，以社会科学为倾向的图书馆学研究，过于关注图书馆的民主与权利、行业价值观、职业理念等方面的理论阐述，笔者认为可能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一种泛化倾向，值得引起图书馆界的重视和思考。

2.2 自然科学视野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以其“实证”理念成为其他科学门类竞相效法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馆学通过自然科学规范自身发展程序和方法，努力使自己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学科，尤其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快图书馆学的自然科学化倾向，给图书馆学带来了机遇和生机。因此，有观点提出：从信息检索、信息组织和信息利用的维度，图书馆学进行宏观的归类和分家，并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入手，将图书馆学定义为面向信息检索和信息组织的自然科学范畴[8]。

图书馆学的自然科学倾向，是20世纪初自然主义方法论发展的必然趋势，其突出意义是解决了图书馆活动中的相关技术问题。在整体发展过程中，自然科学角度的图书馆学研究表现出两大特点：首先，呈现“科技”当成“科学”的倾向。作为西方文明产物的“科学”，一直以来被我国学者误解，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也表现明显。例如，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图书馆更加关注对先进技术、设备和手段等方面的研究，以提高和完善工作效率，由此认为与文档存储和传输技术等相关的研究都具有自然科学属性。其次，重视其他具体自然科学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例如，对文献修复、存储和缩微复制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可能会涉及物理学、计算机或光电技术领域的研究。对图书馆实证方面的研究可能会涉及数学模型、数理统计或信息技术方面的内容，尤其是2008年以后，以图书馆学相关研究对象为实证案例的研究越来越多，从引文分析法到综合分析法的应用，从基于统计分析到基于知识图谱技术的应用等，构建的实证模型也是层出不穷[9]。另外，一系列以“信息”“知识”和“数据”为标签的理念成为图书馆界关注的热点，从信息组织到知识组织，从信息管理、知识管理到数据管理，从知识挖掘到数据挖掘等，给人的感觉是目不暇接，不断升级。除此之外，数据库商为了推广自己的数据产品，也推出一系列概念，例如MOOC、机构知识库、人工智能和科学数据管理等。

虽然研究的热点不断出现，学术研究一片繁荣，但是有一种现象不得不引起图书馆界重视，那就是图书馆学自然科学泛化的倾向下，随着文献存储介质不断变化，图书馆的文献资源类型和数量与日俱增的情况下，文献利用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激增，却出现了普遍低迷的现象。纸本资源利用严重下滑的同时，数字资源利用率的增长幅度差别明显。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近几年纸本图书借阅量持续走低，电子资源的全文下载量相较2013年增加了0.67倍[10]；香港教育大学图书馆，在纸本图书利用不断下降的同时，电子图书使用量相较2010年增加8倍，电子期刊使用量增加了近4倍[11]。内地高校图书馆为什么与港台地区大学图书馆有这么大的增幅偏差？到底是内地用户不需要图书馆提供的文献资源，还是内地图书馆的资源提供方式和途径与港台地区大学图书馆有所不同？为此，笔者在本校师生范围内进行调研（调研时间2017-06-22），调研主要以“调研问卷”和“座谈会”的方式进行。关于“图书馆资源利用情况”的调研，98%的师生表示在学术科研中需要用到图书馆的资源，67%的师生表示主要是通过图书馆查询所需资源（本校、外校或国外大学图书馆），46%的师生利用的资源主要是自己购买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的；关于“本校图书馆资源利用情况”调研中，45%的师生表示对本校图书馆资源状况不甚了解，76%的师生说利用本校图书馆查不到所需要的资源转而利用我国香港或国外大学图书馆的资源（很多教师具有使用帐号），当问及原因时，许多教师说主要是香港或国外大学图书馆的资源更加方便利用。另外，根据笔者对上海地区22家高校图书馆的资源编目情况进行调研（调研时间2018-04-05），目前将电子资源纳入到公共OPAC系统的图书馆仅占到14%，而且基本上都是电子图书。大多图书馆是通过平台商提供的跨库平台或发现系统进行电子资源的统一检索，检索效果可能受到数据库商版权制约大打折扣，而且一些数据库可能由于版权原因无法实现统一检索，用户检索利用极不方便。而通过对香港地区各大学图书馆的调研，各馆均对电子资源进行编目，并且在公共OPAC系统中实现统一检索。同时，有的图书馆还根据学科师生的需要，对包括纸本和电子在内的所有学科资源进行整合，以真正方便快捷的方式提供用户检索使用。

2010年和2014年，美国曾经发布了两次有关大学教师对图书馆认知度的调查，调查显示：大学图书馆的门户功能从2003年的70%下降到2009年的58%，购买功能从2003年的81%上升到2009年的90%，馆藏功能保持在70%左右。由此可知，师生仍然希望图书馆能够保持原有的馆藏功能[12]。这一数据反映了读者对图书馆的资源仍旧是需要的，造成利用率偏差的极大可能是由于图书馆提供资源的途径和方式的不同，尤其是我国内地的高校图书馆过于依赖技术以及平台商，业务重心和研究重点没有放在图书馆资源组织和用户提供利用方面。因此，在满足读者需求方面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笔者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和服务依然要紧密围绕其研究和活动的对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目前图书馆所热衷的科学数据管理、机构知识库、MOOC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研究，仅是现代技术手段在图书馆活动中的实际应用，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技术和理念都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些是否应该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确实需要进一步用实践来论证。以此为重心的研究，势必会淡化图书馆界对专业活动的研究和实践。

2.3 人文科学视野

按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独特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13]。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及其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14]。图书馆本质与图书馆学的学科属性具有密切关联，因此，有观点认为图书馆本质决定图书馆学的学科属性是人文科学，主要表现在：第一，图书馆的主体是人，必然会牵涉到价值，不可能与人生和人文世界无涉；第二，图书馆本质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图书馆学的任务就是引导、激励人们去思考这些问题；第三，图书馆与其他物质生产活动的明显区别是，物质生产活动中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是“人—物”的关系，而图书馆活动则表现为“人—人”的关系[15]。

因此，图书馆“以人为本”的思想必然同人文科学这一更高层次的概念进行融合，从而研究图书馆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突出人文因素研究，主要是提高人的信息素养[16]。因此，人文科学角度的图书馆学研究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注重对人的自我研究。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中更注重人在图书馆活动中的认识和感受，因而呈现出较多的人文情结。关注人（馆员、馆领导、图书馆专业教师、学者、用户）的行为，关注人的社会责任，以此来构建图书馆学新的语境。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在图书馆理论与活动中无限扩容，对“技术主义”与“人文精神”的研究也引起关注。通过CNKI检索（检索时间2018-01-12），2001年到2011年，关于“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的文章有2 000篇，从2004年开始成为热点，2009年达到高峰。第二，重视人的价值。以人文信念摒弃科学实证，导致价值论范式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出现。价值论范式是以人的主观价值为基础，更加注重人对自我主体地位的认识和自我认识意识的提高，使得过去有些图书馆学不甚关注的问题，陆续进入了图书馆学研究的视野。例如，以“资源”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理念的转移，图书馆管理中关注对馆员的价值研究等。

围绕价值概念建立的人文科学视野下的图书馆学相关研究，主要的研究目标是解决图书馆活动中的价值问题。研究思路就是预先设定一个理想愿景，并希望通过图书馆活动能够实现。实际上这一思路是基于自我的主观价值想象，而不是基于某个具体的事实，从而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对立起来。例如，图书馆提供个性化服务是非常有益的，但是人的个性化需要是千差万别的，针对这部分用户进行个性化服务难免会造成顾此失彼的情况发生，可能由于人员、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会忽略那部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反而影响图书馆服务的提升，这其中就需要一种平衡和取舍。因此，作为一种学术视角与价值选择，人文图书馆学自有其学术意义，图书馆重视人文关怀，图书馆学研究人的价值应该是图书馆学关注的话题。但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整体上并不符合人文科学的学科规定性，如果图书馆学过于关注人文科学的视野，过于强调价值论范式在图书馆活动中的作用，可能又会带来另一种泛化现象。

3 产生泛化的深层原因分析

图书馆学是否可以作为一门学科，在其萌芽的时候就有争论，认为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均为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是属于对“术”的研究，不能成为一门学科。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由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在图书馆学理论上的贡献，而得以认可和巩固。但是，由于图书馆的社会地位问题，致使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并不高，这种状态促使部分图书馆学研究者，力图借助外部力量来摆脱尴尬局面。另外，对于图书馆学到底应该归属于哪一个学科范畴，一直以来也是争论不断。从上节的阐述来看，我国图书馆学在学科属性的界定过程中出现的泛化或倾向，使图书馆学研究及图书馆活动的专业话语逐渐淡化。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图书馆界忽视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以及长期陷入“外部反思”或“学徒思维”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出现。

3.1 忽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

回顾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的认识在不断变化，从最初的“整理说”“管理说”“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一直到“交流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又提出了“信息资源说”。由此可以看出，学界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是从微观到宏观，从具象到抽象，从图书馆内部书刊资料的整理工作到图书馆整体的管理，从探寻图书馆工作的规律到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也即图书馆在信息交流中的作用。因此，虽然这些观点并不一致，但是，总体来说都是围绕图书馆的工作、图书馆的构成要素、图书馆的运行规律、图书馆事业与社会的关系来展开的，只是切入的角度不同，或者看问题的高度不同。这些观点都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其中很多观点，如要素说、交流说、矛盾说等观点所包含的诸多理念已经使得大量的图书馆学研究者或图书馆从业者受到深刻的影响，在他们的理论研究或工作实践中会经常应用这些理念。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进入低潮，很少有论文或著作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原因有两个：一是认为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的探讨已经很充分了；二是在研究对象的认识上完全取得一致是极为困难的。而进入21世纪后，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更少，甚至有人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已经进入后现代，诸如研究对象这种命题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17]。以致这么多年来，学者对图书馆的研究对象已经不那么关注了，对图书馆学在学科群中的位置及其存在的基础也关注甚少。例如，21世纪以来，许多新技术纷纷出现，如数据挖掘、云计算和大数据等等，由于当代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关系十分密切，使得很多图书馆学的研究者尝试追随这方面的研究。然而，对这些领域是否超越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没有进行思考，因而大部分的图书馆从业人员在这类可能并不属于本行业的研究领域中显得毫无优势。其实对于那些能提高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水平的信息技术，图书馆从业人员仅需要了解其功能，掌握其技术的应用，至于这些技术的实现方法可能并不需要图书馆从业人员进行研究，如自动化管理系统、RFID技术、元数据统一检索技术、读者行为分析技术等。

由此可见，随着对图书馆学学科属性的探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一直是我国图书馆学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但是90年代以后开始降温，到了21世纪以来基本停滞，忽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可能从一个方面促使图书馆学研究的泛化。

3.2 陷入“外部反思”的思维方式

“外部反思”的概念是哲学研究领域提出的，它被描述为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能深入到事物的内容当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18]。这种思维方式由于套用社会上一些主流的、有影响力的思想观念作为其理论的支撑以引得社会的认同，往往具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因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19]，会给正常的科学研究带来危害或阻碍，主要表现就是使得研究逐渐出现泛化或偏差。因此，有学者说外部反思是思想的异化，其成果会反过来阻碍思想[20]。

目前，在国内学术界，“外部反思”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即使图书馆学领域也不可避免。由于“外部反思”的主要表现为“主观性”，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思维方式“忽此忽彼”，研究成果不能持续，甚至是昙花一现，因而会造成学术研究偏离本源的现象。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各大学图书馆学系纷纷出现“更名”热潮，“图书馆学”为“信息管理”取代，更名为信息管理系（或学院），更甚者被归并到商学院下面，与图书馆学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关系。与此同时，我国图书馆界还先后推出了“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和“信息产业研究”，这是典型的“外部反思”现象，前者是借用经济学界的概念来丰富图书馆学的研究层次，后者则是由于当时社会上信息产业开始崛起，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认为图书馆应该也是信息产业的组成部分，信息产业的崛起和发展对图书馆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这两拨研究浪潮后来都不了了之；我国图书馆学出现的关于图书馆公平、权利和包容等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外部反思”现象，这些研究将当代社会流行的词语或者概念置于图书馆学研究中，从而出现了一些似乎“流行”的图书馆学话语；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后图书馆界热议的“知识学”和一系列以“知识”为标签的研究[21]。主要是将一般原则应用到任何内容之上，不仅研究成果无法深入，而且对图书馆学研究及其相关活动开展无甚意义，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外部反思”案例。

可以说，在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外部反思”的案例不胜枚举，给图书馆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泛化或偏差，从而影响了图书馆学专业话语及对其的深入研究。

3.3 具有“学徒思维”的思维特征

“学徒思维”主要是指“一直以外部学术为瞻，且不经思考和批判地全盘接受，从而使得自身永远处于学徒状态的思维方式”。我国的现代科学体系基本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诞生于20世纪初的我国图书馆学同样如此。因此，外部学术对我国图书馆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国图书馆学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也是必须的。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学习者”，具有国际视野，紧盯国外先进学术发展，学习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才有可能站在国际学术前沿。同时，当今时代，学科交叉现象严重，一个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是无可厚非的。例如，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学习和借鉴哲学、数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必须强调，任何一种真正的学术都需要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过一个决定性转折，即摆脱它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取得其自我主张”[20]。当年我国那些前辈学者在这方面具有十分强烈的意识。例如，1926年创刊的《图书馆学季刊》的创刊词表明了中国图书馆学学者计划吸收西方图书馆学，结合中国文献收藏整理传统和学术，“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的决心；沈祖荣指出：“中国式的图书馆采用的技术方法应代表中国文化，合符中国人性”；杜定友提出“外国的图书馆学未必能适应中国的情况”，更是在1928年，早于美国芝加哥学派提出了“图书馆的功用，就是代社会上一切人记忆一切的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这样的论断[21]。刘国钧对美国“杜威法”进行了改变，编制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图书分类法》。20世纪中期以后，我国图书馆界还编制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和《汉语主题词表》这样的国家级成果。这种对外部学术持思考和批判的意识及努力正是我们今天要继承的，正是“学习者”的概念。

“学徒思维”概念中所涉及的“一直”“全盘”“不经思考和批判”等含义是“学徒思维”不同于“学习者”的关键。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要成为能思考的和能批判的学习者，不然会阻碍自身学术发展。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对外部学术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一是依赖国外先进国家的图书馆学思想观念或做法；二是依赖其他强势学科，尤其是计算机学科的研究热点，学科本身的自我主张缺失。例如，当“学科馆员”在20世纪90年代被介绍进国内图书馆界，许多大学图书馆便争先效仿，不考虑与国外相比，国内高校教学模式的不同，馆员综合素质的差异，馆藏建设的不完善等，纷纷建立“学科馆员”制度[22]。由此，造成了“学科馆员”实践上的严重水土不服，真正能做到嵌入学科，辅助教学与科研的案例少之又少，基本上都是为教师查找文献资料、撰写开题报告，或者向资源建设部门转达联系教师对图书馆资源需求方面的信息等简单的联络工作，而脱离了真正意义上的“学科馆员”的服务范畴。

由此可见，对于外部学术，尤其是西方图书馆新的理念和方法，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博采众长还需要面对现实，洋为中用还需考虑本土国情。在批判地接受的同时，要取得我国图书馆学的自我主张，使其真正根植于我国图书馆学的专业话语之中。

4 图书馆学研究的专业话语

随着新的学科领域的出现，学科发展呈现出互相渗透、综合发展的趋势，需要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知识。但是，各学科应该还是具有边界的，具有自己的专业话语，明确的研究范畴和清晰的研究分工。那么，到底如何加强图书馆学研究的专业话语呢？

国际图联发布的全球愿景报告中指出，分布在全球各个区域的图书馆具有持久价值和作用，对于世界遗产及其所包含的思想和创意来说，图书馆是收藏它们的主要宝库。同时，由于时代的发展，图书馆需要不断改变和适应，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期望，必须在服务、收藏和实践等方面有所发展[23]。因此，随着文献的数量以及文献载体发生变化，可能传统的业务方法已经不适应了，如果图书馆不能加强专业话语，提供适应时代发展的业务方法和活动，图书馆可能真的就逐渐被边缘化了。而作为“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的图书馆是人类社会为了收集、整理、保存和提供记录人类知识的载体，也即社会对保存和传播文献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因此，图书馆的存在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的，图书馆学研究就应该紧紧围绕图书馆的基本功能及其发展展开，这就是图书馆学存在的基础，也是图书馆学的专业话语。

具体而言，图书馆学研究应该围绕图书馆活动或图书馆构成要素、图书馆的运行规律、图书馆事业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其中，图书馆的运行规律和图书馆事业与社会的关系属于宏观研究，即理论图书馆学研究。例如，近年来为读者提供信息交流的场所或组织读者进行信息交流已经成为各类图书馆努力推进的工作，图书馆为什么要推进这样的工作？图书馆开展这样的工作有何优势？这是需要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来回答的。而图书馆活动或图书馆构成要素的研究，即应用图书馆学研究。例如，紧密围绕着图书馆所能提供的资源和服务开展一系列研究。这两类研究是互相影响的，需要齐头并进，可是这么多年来，学界忽略了微观的研究。因此，图书馆学研究重点还是应该聚焦在微观方面，研究如何能把人类记忆的东西全面地保存起来，经过加工整理后，让用户方便地获取，这些研究可能会涉及收藏和服务等诸多方面。另外，对于用户和图书馆管理方面的实践性研究是能让图书馆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亦依然应该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

在收藏方面，主要是文献的采集、保存和整理等方面的研究：①关于文献采集，由于文献数量的剧增，使得文献冗余和污染现象十分严重，同质化和低水平重复出版普遍，图书馆如何采集有价值文献，应该是图书馆界关注的重点。电子资源以及网络资源的大量出现，更加剧了文献采集的难度，对于如何采集电子图书，IFLA已经提出了相关的采集标准，我国图书馆界也应该研究推出符合国情的采集标准，来指导各类图书馆电子图书的采集。另外，文献的质量评价标准也需要研究，例如，应该推出类似Counter的数据库统计行业标准；②关于文献保存，除传统的文献保存研究外，由于数字资源长期存取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数字资源的保存和利用问题一直令人担忧，应该引起图书馆界的持续关注；③关于文献整理，目前许多图书馆的分编工作都社会化了，但没有看到研究社会化后分编质量的研究成果。其实文献的编目和标引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分类不一致，那么分类方法的族性检索功能就大大减弱了，主题词运用不当，那么就会影响特性检索，字段输入错误也会直接影响文献的揭示，这些都直接影响用户对文献检索利用的体验。而对于文献资源的整合，国内图书馆界做得不尽人意，国外大学图书馆，甚至是我国港台地区的大学图书馆都非常关注从学科利用角度对资源馆藏进行整合，从而使资源之间的关联得到充分体现，扩大了资源的利用渠道，读者可以多途径、多角度进行检索。另外，在国外编目条例已经发展到RDA的情况下，我国编目条例如何改进与国际对接，可能也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在服务方面，传统的目录学和文献学以及版本学如今基本被图书馆界抛弃，其实这是有效揭示文献的专业工具，例如《中国丛书综录》《申报索引》等。另外，数据库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我国的一些数据库，例如中国学术期刊网、维普期刊库，均为基于关键词检索的数据库，这种数据库的检准率和检全率是令人担忧的。随着新技术在图书馆业务实践中的应用，图书馆的服务理念也在发生改变。例如数字人文服务理念及相关技术，使得图书馆基于学者的需要进行知识甚至是数据服务成为可能。但是，要做到从文献服务到知识，甚至是数据服务，人工编制的主题词索引或者人名索引是基础，就目前来说，要提高机器检索的质量还是需要人工的干预。因此，在新技术应用过程中，可能仍然需要传统业务的支撑，这方面应该仍然作为图书馆的基础进行持续研究。

在用户研究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用户的阅读行为，研究各种层次和各种职业的用户的文献需求。而在当代，如何有效地组织读者在图书馆实体空间或虚拟空间进行信息交流活动，更是需要大力开展研究的课题。

能够在学科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基础，是图书馆学的学科内核，而这个内核就是图书馆的专业话语。以上论述和例举，笔者认为可能是近些年图书馆学研究相对忽视或薄弱之处，此弱彼强从而导致图书馆学专业话语的淡化，但这并不能代表其他方面的研究我们就不需要。因此，只有在不断推进图书馆学宏观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图书馆活动及图书馆规律方面的研究，把人类记忆的东西保存下来，并为向用户有效地传播提供条件，才能使图书馆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专业话语，实现“追求知识的永恒和普及”的真谛。

（来稿时间：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