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辽宁地区农业发展述论

刘成赞, 李亚光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13)

唐代,辽宁地区归河北道管辖。道下设营州都督府、安东都护府,府下设有州县。从晋元兴三年到唐乾封三年(404—668年)辽河以东被高句丽占据,其行政划分为城邑建置机构。目前关于唐代辽宁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比较薄弱,多是探讨整个河北道、幽州和营州地区,或是此地契丹、奚等少数民族的经济状况。笔者在充分阅读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对唐代辽宁地区农业发展的原因、水平、向外的扩展状况,以及农业发展的限制因素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农业发展的原因

辽宁地区农业发展较早,有着良好的农耕基础。隋唐时期,政治、军事、经济等因素促使北方各族纷纷移居此地,使得人口增加,物质储备丰富,加之优越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此地农业的发展繁荣。

1. 生态环境

辽宁地处中国东北地区南部,属温带季风气候区,夏季暖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日照充足有利于农业生产。由于辽泽的存在,加上辽东湾顶部的近海地区地势低洼,排水不良,使得“辽东以西水潦坏道数百里”[1]9108,阻碍东西部的交通[2],唐时仍是“辽泽泥潦,车马不通”[3]6230,因而生态环境破坏较轻。辽西地区水草丰茂,《新唐书·地理志·河北道·营州》载,此地盛产“人参、麝香、豹尾”等原生动植物。辽东亦是地势平缓,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草木丰茂,“金、复、海、盖并称沃饶”[4],适宜各种农作物的种植。

隋唐时期气候变迁,气温较汉晋时期普遍升高。段万倜等依据“普兰店温暖期”植被带分布情况,推测当时年平均温度大致与现在相仿或稍高。杨怀仁和谢志仁更是依据大量历史资料,结合新兴的年轮学综合分析,认为当时年平均温度较今高一度左右。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中认为,唐代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要长。当时,农牧地区的界限在西汉的基础上,东部向北移动到燕山山脉并延伸到东北的辽水下游[5]。气候变暖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外部环境,更适合农业的生产和发展。

2. 人口增加

隋唐时期,辽宁地区移民频繁、数量巨大。隋开皇初,设玄州“处契丹李去闾部落”[6]1522。炀帝时“发诸州丁,分为四番,于辽西柳城营屯”[7]688,居于营州东北的粟末靺鞨首领突地稽率“其部内属于营州”[8]11396。唐武德初设燕州,以突地稽为总管并将其部迁入其中,另设慎州安置归附的粟末靺鞨,唐太宗征高句丽后,将“粟末靺鞨附高丽者”[9]6179迁往营州居住。唐朝降服北方主要威胁东突厥后,把一部分安置到营州南五柳戍地顺州,此地其余的少数民族如霫、室韦等也纷纷内附。《资治通鉴》载:“突厥既亡,营州都督薛万淑遣契丹酋长贪没折说谕东北诸夷,奚、霫、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3]6082。突厥灭亡后此地的主要民族奚和契丹也相继归附营州。契丹“大酋辱纥主曲据又率众归……未几,窟哥举部内属”[9]6168,奚族“其长可度者内附”。西域的粟特人也有迁移到营州地区的,如《康公神道碑》载的柳城人阿义屈达干,姓康氏“其先世为北蕃十二姓之贵种。曾祖颉利,部落都督。”[1]3474总之,辽西地区的人口大幅增加,“辽西郡统县一,户七百五十一”[7]859;唐前期营州下的柳城“旧领县一,户一千三十一,口四千七百三十二”[6]1521。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人口也都有增长,如顺州“旧领县一,户八十一,口二百一十九。天宝,户一千六十四,口五千一百五十七”[6]1520;燕州刚设立的时候“所领户出粟皆靺鞨别种,户五百。天宝,户二千四十五,口一万一千六百三”。在辽东地区同样人口众多,据《册府元龟·帝王部》载:李绩拔盖牟城,“ 获户口二万余人”;攻陷辽东城“俘其胜兵万余人,口四万”;招降白岩城,“获士女一万,胜兵一千四百”。而且这些城市相距不远,可知人口之密集。

3. 丰富的的物质储备

隋唐时期辽西地区是征伐高句丽的基地和陆路交通必经之地,隋唐两朝征伐高丽前都在此大规模地积草贮粮。隋炀帝“敕运黎阳、洛阳、洛口、太原等仓谷向望海顿”[3]5666,到隋末,辽东军资“粟帛山积”[7]1531。唐太宗、高宗时同样往此运物资,贞观十七年(643年)“时征辽东,先遣太常卿韦挺于河北诸州征军粮,贮于营州”[8]5966;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亲征高句丽“于是北输粟营州,东储粟古大人城”[9]6189;高宗乾封元年,“河北诸州租赋悉诣辽东给军用”;到开元时期依旧是“运帆转辽海,粳米东吴来”。往此地运送粮的行为持续时间长、数量巨大,开元十四年(726年)“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6]1358,一次运输军粮就几万石。

4. 历史基础

辽宁地区有着悠久的农业耕作历史,最晚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在考古界“中华第一村”阜新査海遗址发现有打制和磨制的石锄、石铲、石斧、石磨棒等生产工具,证明当时已有了原始的种植业。到了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已有了较成熟的农业经济,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包括斧、锄、锛、耜、磨盘、磨棒等。从战国开始,铁制工具和牛耕技术在辽宁地区广泛传播。辽宁鞍山羊草庄的村落遗址出土有疑似燕国的铁镰、铁锸、铁锄、铁铲等,抚顺莲花堡出土有锄、斧、镐、镰、凿等,锦州西大泥洼出土铁镰、铁锛。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铁器已经在辽宁境内普遍使用,辽宁地区的考古发现有铁锸、铁锹、铁铲、铁锄、铁镰、铁刀及铁斧、铁凿、铁铧等农具。这些农具种类齐全,包括起土工具、除草工具、收割工具等,说明此时的人们对农作物的生长习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期间,曲柄锄和杠杆汲水技术及水井溉田在辽河地区开始普及,推动了农业耕种和灌溉技术的进步。

同时,牛耕技术也有长足进步。西汉时期笨重的巨型铁犁,到东晋时已是二牛三人耦耕,《齐民要术》载:“今辽东耕犁,犁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犁。”最后更是发展到一牛一人的犁耕,与中原地区水平相似。此外,辽宁地区作物种类丰富。隋唐以前辽西地区已有黍、稷、麦、菽、穄等作物,辽东地区也有高粱、粟、黍、大豆等农作物。

隋唐时期,铁制生产工具和牛耕技术在辽宁地区普及传播发展,加上农作物种类的增多和品种改良,使得辽宁地区成为该时期东北地区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传播中心,带动着整个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

二、 农业生产工具、技术和水平

唐代辽宁地区的农业生产已普遍使用铁制工具和牛耕技术,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水平普遍提高。

1. 铁制农具的普及与牛耕的发展

在辽宁各地皆出土有唐时的铁农具,且种类众多、数量庞大。如朝阳附近唐代墓葬出土了大量唐代铁制农具,其中包括铁锄、铁锹、铁镐、铁斧、铁锸、铁铲等。这些铁农具证明,当时人们在开垦荒地、犁耕、管理等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铁器。多种农业工具的使用,使“精耕细作”成为可能。如锄,《齐民要术》载:“春锄起地,夏为锄草。”此外还可以增温防寒、蓄水保墒。锸可用于翻地起土外,也可用于兴修水利即《考工记》所说的“为沟洫”。这些表明唐代此地已有较完善的作物栽培方法。此外朝阳唐孙则墓出土有铧和犁镜,表明牛耕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普遍应用。

唐代重视农业也重视耕牛的饲养,认为“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9]4262唐政府规定:“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已后,三年内不得杀牛。如郊庙享祀合用者,即以诸畜代”[6]628。朝阳唐墓出土了许多关于牛的文物,证明此地的养牛业很兴盛,如鲁善都墓、纺织厂北唐墓都出土有陶牛,交通局二号墓出土有陶牛头,勾龙墓则出土有泥牛;牛的骨骼在唐墓中多有发现,八里堡屯唐墓出土有牛肢骨、下颚骨、趾骨,中山营子屯唐墓出土有牛骨,南大沟唐墓出土有牛头骨,等等。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了辽宁地区农业的深耕细作,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农业生产力。如宋庆礼兼检校营州都督数年间就使得“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从而“罢海运,收岁储,边亭晏然,河朔无扰”[6]4815。铁制农具的普及与牛耕的应用使当地的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

2. 农产品加工业发达,粮食充足

唐代辽宁地区出土了众多的粮食加工工具,如用人力或畜力把粮食去皮磨粉的石制磨;左才墓、鲁善都墓、纺织厂北唐墓、中山营子墓都出土了泥质陶磨。黄河路唐墓出土有碓,纺织厂唐墓出土有陶臼,碓和臼应该是加工谷物时配合使用的工具。同时还出土了能以人力、畜力、水力对颗粒状粮食进行破碎去壳等初步加工的碾,左才墓出土有陶碾,蔡泽墓则出土有泥碾。从这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当时辽宁地区的谷物加工水平不低,农作物种类较多。此地作为军事重地有丰富的粮食储备,能够人们几年生活所需,如营州在安史之乱中坚持达6年之久。在辽东高句丽地区粮仓贮备亦是丰富。如《册府元龟·帝王部》载李绩拔盖牟城,获“仓粮十余万石”;陷辽东城“收仓粟五十万石”;后奉诏班师“辽州粟尚十万斛,士取不能尽”;招降白岩城获“仓廪二万八千石”,而且记述时分别使用了粮、粟、廪,说明粮食种类不同。此外,《资治通鉴》载贞观十九年,唐军围攻安市时,城中“鸡鼠甚喧”,且高句丽“家家自有小仓,名之为桴京”[10]843。在朝阳唐代墓葬中则出土有大量的瓷或陶的猪、羊、鸡、犬等家畜。在交通局二号墓出土有陶持箕妇女俑,其造型为一女子蹲跪在地,一手持箕,一手挑米。这些从侧面反映出唐代辽宁地区农业经济水平较高,人民生活相对殷实。

三、 农业区域扩大及其影响

随着辽宁地区农业生产工具、技术和水平的发展,农业种植面积开始扩大,主要表现在唐政府有组织的屯田,高句丽农业发展,农业开始向契丹、奚等少数民族聚集区扩展。

1. 屯 田

辽宁地区是唐代东北边疆的军事重地,军队数量众多,屯田是此地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式。早在隋炀帝时就曾发诸州民丁“盛兴屯田于柳城之外”,不过其“往来艰苦,生业尽磬”[7]688,收获不大。唐时加强了对东北的管理,边军的数量大增,但军需物资运输困难,“在朝阳瓮津,又遣来去运粮,涉海遭风,多有漂失”[6]2794,“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6]1358。唐政府为满足军事驻扎需要,开始在边地设置屯田,以戍卒从事农业生产。《旧唐书》载:“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诸军各置使一人……一万人以上置营田副使一人”[6]1835。军屯促使边缘地区“垦耕大漠为内地”[11],成为辽宁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大唐六典》载:“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河北道幽州五十五屯,……平卢三十五屯,安东一十二屯,长阳使六屯,渝关一十屯。”[12]每屯军屯有50顷,辽宁地区的平卢军屯[9]1837有1750顷,安东都护府有600顷。达到了“省馈运,实军粮”[9]4419的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民屯,“行之岁久,不以兵,乃招致农民强户,谓之营田户。……自此诸道皆有营田务”[3]8040。此地民屯始于开元五年,唐玄宗复置营州于旧城,拜姜师度为营州营田支度修筑使[9]3946,宋庆礼为都督于柳城开发水利,“开屯田八十余所……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民渐殷。”[6]4814

在边疆地区实行屯田是非常实用的政策,屯田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辽宁地区的发展。

2. 高句丽地区农业的发展

高句丽在建国初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农业生产技术和水平相对落后,不能满足生活所需。《三国志》载:“多大山深谷,无原泽,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10]843,使得“其俗节食”。随着高句丽不断向外扩张,特别是占领了原东北四郡乐浪、辽东等开发较早的农耕地区后,加上铁制农具的普及和牛耕技术的推广,使得高句丽的农业快速发展。到隋唐时期,高句丽农业进入繁荣期,农产品也丰富起来,有“五谷”[13],“有粟及麦、穄,菜则有葵”[14],当时中原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多已引种。同时,高句丽地区开始种植葱、蒜等调味品及芹菜、韭菜、白菜、萝卜等蔬菜[15]。

3. 农业开始向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地区扩展

在辽宁地区的契丹、奚等少数民族聚集区农业代替狩猎成为畜牧业的重要补充。奚族在隋和唐前期仍以游牧为主,《旧唐书》载其“每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居有毡帐,兼用车为营……部落皆散居山谷,无赋税”[6]5354。到唐中期开始拥有种植业,农牧并行,《新唐书·奚传》载:“其地东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霫……稼多穄,已获,窖山下。断木为臼,瓦鼎为饘,杂寒水而食。”[9]6173到了唐朝末年,已从事粗放种植业,且种植业的比重越来越高。《新五代史》载:“始分为东、西奚。去诸之族,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爨以平底瓦鼎,煮穄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16]909由此可知,奚族在唐一代,从游牧逐渐发展为游牧为主,农业为辅。

东北地区的契丹在隋开皇时“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纥臣水而居……逐寒暑,随水草畜牧。”[7]1882过着游牧生活。到唐开元十八年,契丹八部首任夷离堇涅里开始推广农业。《辽史·百官志》载:“辽始祖涅里究心农工之事”,“自涅里教耕织,而后盐铁诸利以滋殖”,这是史料中第一次出现关于契丹从事农业的记载。此后,契丹首领夷离堇都在其任期内积极推广农业政策,到遥辇氏中期农业生产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到唐天佑末,耶律阿保机当制以后更加重视农业,亲自“率汉人耕种”[16]886。

生活在辽宁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亦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如靺鞨“畜多豕,无牛羊,有车马,田耦以耕,车则步推。有粟麦。”[9]6178此时农业向东北内陆推广,今吉林省和龙县卢城的水稻在当时非常有名,《新唐书·渤海传》载:“俗所贵者——卢城之稻”;朝鲜半岛的农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刘仁轨在镇守百济期间,“营屯田,积粮抚士,以经略高丽。”[6]2795此外,辽宁及附近地区的作物因纬度高、日照充足,有其自身独特优势,如《毛诗疏义》载:“五方皆有栗,……倭、韩国上栗,大如鸡子”。《魏志》也说:“东夷韩国出大栗,如梨”。《广志》中也载:“瓜之所出,以辽东、庐江、敦煌之种为美”[17]。

从上可知,唐时,辽宁乃至东北地区农耕经济迅速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种植业向契丹、奚族聚居区扩展,向东北内陆传播,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都有所增长。

四、 唐代辽宁地区农业发展的限制因素

唐代辽宁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地位,受自然灾害和人为战争的影响,不但限制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还一定程度上导致此地农业的衰败。

1. 频繁的战争

辽宁地区是隋朝和唐前期镇抚东北的军事战略重地,也是唐中期安史之乱的发源地,以及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参与地。有唐一代,战争频繁,对此地的农业生产具有很大的影响。隋唐征伐高句丽主要以辽西地区为后方供给和军队整修基地,战争大多发生在辽东地区。隋连续多次征伐高句丽,使得高句丽人根本无法从事正常的农牧业生产,以至于“高丽困弊,野无青草”[7]1516。唐代从贞观十七年始,唐太宗、高宗连续对其发动10余次战争。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起对高句丽使用骚扰策略,连年派兵袭击侵扰高句丽,破坏其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以消耗其国力,从而在经济、军事、民心上给以沉重打击。《册府元龟》载:“高丽城雉依山,攻之不可卒下,往前銮驾亲伐,废其耕稼,所陷之城,并收其谷韩,师旅炎旱相继,夷人以猥众,大半断粒。若得少兵番次躁其边场,彼疮痍之残,疲于奔命,耕夫释耒,并皆入堡,岛夷之邑,千里荒芜。古人云:‘金城汤池,非粟不固。’若再三如此,高丽必大窘迫,自然逃散,谁肯为莫离支婴城,鸭绿水以北,可不战而取”[8]11571。高句丽在唐军连年进攻下,国内青壮年被迫从军,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锐减;加上高句丽败多胜少,丢失辽东大片肥沃的农耕地区,人们生活日益困难。如《三国史记》载:“兵戈不息,徭役无期……境内哀惶,不胜其弊”。且战争中战死和被俘者众多,导致本地人口锐减。唐太宗贞观十七年第一次征高句丽,攻克“玄冤、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3]6230。高宗时“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6]92这些政策致使高句丽人口进一步减少。

此后,契丹和奚成为唐统治东北的首患。据统计,在安史之乱以前,契丹和奚发动20余次叛乱。其中以营州之乱(公元696—697年,即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至神功元年)影响最大。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反于松漠,奚族与其他东北民族迅速卷入其中;在此期间,李尽忠以孙万荣为将军攻陷营州,且大败唐军,“将卒死者填山谷,鲜有脱者”[3]6507。契丹李尽忠卒,孙万荣代领其众,次年又败王孝杰、苏宏晖于平州,且乘胜进犯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其后,突厥发兵攻破孙万荣后方巢穴新城,掠人口、资财而归,此次叛乱被武周联合后突厥镇压。但此后契丹、奚连年为患边境,而唐营州都督也频频出兵两番,如“(开元)二十六年,守珪禆将赵堪、白真陁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余烬于潢水之北,将践其禾稼。”可见,契丹、奚的叛乱破坏了此地各族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其他如渤海王大武艺就曾亲自率军进攻辽西,兵至马都山(今山海关附近)[18]使得吏民逃徙失业。

安史之乱祸始肇于此地。藩镇割据时期,此地割据分裂倾向不断增长,与唐中央的关系呈现叛服不定的态势,幽州共发生数十次兵变。卢龙镇还屡屡连兵河朔,与其他藩镇逐霸争雄。频繁的战争使此地的汉族人向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逃亡且不复归,史载“汉人安之,不复思归”[16]886。

2. 灾害的影响

隋唐时期,气候温暖、雨热同期,自然灾害屡有发生。时营州属幽州,史料中多次记载此地发生水灾,如《旧唐书》载:德宗贞元八年(792年),“时幽州七月大雨,平地水深二丈”;建中元年,“幽、镇、魏、博大雨,易水、滹沱横流,自山而下,转石折树,水高丈余,苗稼荡尽。”八年秋“幽州平地水深二丈”;元和元年夏“幽州大水”。大中十二年八月,“幽州水,害稼”[9]935。还有其他灾害,如先天二年冬“幽州饥。”[9]898开成五年夏,“幽州螟蝗害稼。”[9]939这些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且此地天气变化大,太宗进攻辽东时,张俭率契丹、奚及本部先行,等“俭军至辽西,为辽水汛涨,久而未渡”[6]2772,最后更因天气迫使班师回朝。《资治通鉴》载:“辽左早寒,草枯水冻”[3]6230。《三国史记》常有高句丽“陨霜杀麦”的记载。这些灾害都一定程度地限制了农业的发展。

唐代辽宁地区的农业受众多的自然灾害和频繁的人为战争的影响,在唐前期就已呈衰落之态。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狄仁杰曾上表说“辽东所守,已是石田……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织,得其人不足以赋税。”[19]可知此时辽宁地区的农业生产已极度困难。

总体来看,辽宁地区作为隋唐镇抚东北的中心,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在原有的农业发展基础和生态环境下,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物质的丰富,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推广,辽宁地区的农业发展快速,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经济繁荣的同时带动此地手工业、商业、交通等各方面的发展,成为辽宁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期。且农业生产方式向境内的契丹、奚族聚居区扩展,向东北内陆扩展,唐代所确立的辽宁地区农业经济格局对与此地区有关的渤海国、契丹等产生重大影响,也为其后的辽金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