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青年价值观的转型与嬗变

■ 杨 静 寇清杰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社会转型必然引起原有价值观念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改革开放带来的以经济变革为核心和基础的社会转型有力地促进了青年价值观的嬗变。社会转型与青年价值观嬗变相伴相生，二者相互建构、互为因果。一方面，社会转型为青年价值观嬗变提供了现实基础，促使青年价值观迅速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青年价值观的嬗变对社会转型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如对价值观的嬗变进行科学引导和规范，便可以激发价值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活力，推动社会转型，否则，则会阻碍社会转型。改革开放40年来的青年价值观变迁，是社会转型对人的思想领域产生影响的直接体现，是社会价值观念演变的敏感折射。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亲历者和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青年的价值观变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历史的“四部曲”：青年价值观的变迁轨迹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阵痛后的反思与主体的觉醒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思想的禁锢被打开，一场精神领域内的变革拉开序幕。刚刚从“文革”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走出来的一代青年，原有的价值体系被彻底颠覆，在信仰的真空地带，他们一方面对旧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幻灭的价值体系进行批判、反思与争论，他们焦虑、自审、怀疑，但不妥协；另一方面，他们又开始寻找新的精神支柱和信仰归宿，将自己置于时代立言者的地位，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批判和呼唤是这一代青年核心的精神特征。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原有价值观和旧有社会运行模式开始裂变，而新的价值观和社会运行模式尚未确立，许多青年人处于无所适从、思想迷惘的状态，出现了多次关于人生价值问题的“大讨论”。1980年5月，《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封以“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为题、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用沉重、激愤的笔触表达了青年一代的迷茫和彷徨，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唤醒了青年对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的重新认识。这场讨论，反映了当时青年对“文革”期间片面否定个人利益和自我压抑的反抗，是对把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绝对化的极左思潮的反思。通过讨论，大多数青年对社会、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有较正确的理性认识，在肯定个人发展、个人利益存在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社会、集体利益是个人得以发展的前提[2]。此外，“伤痕文学”讨论、“朦胧诗”讨论、“麦克唐纳与雷锋精神”讨论、“张华救老农”讨论等，也引发了青年对人生价值的探寻与思考。

青年们除了对以往“疯狂”年代的批判和反思，还表现出一种在精神废墟中以更高的姿态站起来的决心。重新站起来的青年一代急切地希望“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整个社会掀起了“读书热”“学习热”“科学热”“成才热”等。与此同时，改革事业的顺利推进和社会的进步，极大地激发了青年的参与热情，他们积极拥抱改革，参与意识空前高涨。“立志成才，报效祖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团结奋斗，振兴中华”成为广大青年的响亮口号。

这个时代是一个理想主义与批判精神高扬的时代，青年的兴奋点是反思过去、思考未来，积极探索人生的意义。他们愿意为时代立言，愿意从形而上的角度去思考“人为什么而活”的问题。然而，以集体主义为基点的解释无法让他们得到满意的答案，但是当时涌入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为这个问题的回答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萨特、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中，个人被不断地强调着，青年第一次意识到个人的存在，他们开始要求人格的平等与尊严，注重自我意识的觉醒，鼓吹人性解放和人的尊严。至此，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

(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的步伐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沿海走向内地，改革带来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凸显；中西文化交流更为深入广泛，中国数千年来传承的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主旋律熏陶下形成的集体观念，改革开放之后涌入的西方民主自由潮流交织、碰撞激烈，对青年思想和内心造成巨大的冲击。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做人的标准已不仅仅只有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人的思想、兴趣和追求都开始多元化。对价值取向的迷乱又致使他们嘲笑社会的通行规则，表现出对社会规则的一种戏谑态度。这反映了当时青年价值取向的二元特征：一方面，宽松的社会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不再局限于由过去“单位社会”所决定的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精神至上的价值取向，开始出现一元价值向多元价值、集体价值向个体价值、精神价值向物质价值的倾斜，呈现出空前的思想活跃；另一方面，人生的方向变得更加渺茫，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多元文化思潮带来的冲击，出现了价值判断上的模糊和价值评价上的多样化，呈现出异常的思想迷乱。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海”“赚钱”“当老板”“做生意”成为很多青年人生选择的一种主导趋向，高学历不再是追求美好未来的唯一选择。“读书热”退去，“脑体倒挂”出现并有加剧之势。青年大学生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有的甚至不惜退学而投身商海。“1988年上半年，上海35所高校退学人数达386名。中山大学有两名研究生在筛选考试中故意使两门不及格，以达到自我淘汰、早日降格结束学业的目的。”*转引自苏颂兴、胡振平：《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等，就是这一时期价值取向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浮躁病”像瘟疫一样在青年们身上泛滥起来，他们忙于追浪，急于求成，他们奉行“我可以一事无成，一无所有，但我不可以不快乐”的人生态度。受到西方“垮掉的一代”的影响，在消解了以往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后，他们开始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不屑态度，开始注重物质需要，注重消费欲享乐，崇尚以轻松和生活的潇洒为宗旨的人生哲学，思想倾向明显向个人本位偏移。这明显带有“后现代化意识”的思想特征。

多元化的离心结构，使青年们失去了向心力和凝聚力：时代的剧烈变动与自身应变能力的不成熟，使他们拒绝像父辈一样思考任何“大而公”的问题；而商品经济对个性的崇尚则催生了他们青春的叛逆情结，对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模式的挑战和否定，不但没有为他们找到出路，反而加重了他们的思想迷乱。适逢此时，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敏感而又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出现一些躁动，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学生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多元的价值取向的演化，产生了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广大青年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热情，也给青年学子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惑。

(三)20世纪90年代：理性务实与功利主义并存

1991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这给青年带来极大的困惑。1989年政治风波后，青年群体的思维、行为方式凸显出价值缺失和价值迷茫的倾向。于是，他们又开始重新思考和自省。1991年上海《青年报》上一篇“梅晓”来信引起了一场同80年代初“潘晓”讨论相似而又不同的讨论。不同在于，在这场讨论中，青年们的注意力已经从“人为什么而生活”向“我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转变。他们不再像80年代初的“潘晓”一样非要给自己寻找精神上的理想性归宿，开始从技术层面为自己寻找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位置。1992年，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深化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为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尤其是判断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打破了长期困扰人们的一些思想禁锢，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解放，社会主导价值取向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青年开始正视现实生活的一切，重新审视和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柱，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心态。

20世纪90年代初，一种“怀旧”和“归根”倾向值得关注，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越来越被青年所重新认识和确立，这里所说的传统，包括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传统。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恶观”“义利观”“信义观”等价值准则被青年所重新肯定、接受；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也重新被青年所确认，“毛泽东热”在青年中悄悄升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图书馆里有关毛泽东的书籍被学生们抢借一空。”[3]一些高校关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组织不断涌现。这一现象表明，青年在经历80年代的几次波折后，开始重新审视和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柱。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在思想领域内的深入，青年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进一步扩大。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在为个人或家庭的利益奔波，极尽可能增益自身收获。与80年代中后期对物质、金钱的单一追求相比，这一阶段的青年更趋理性，将精力更多地花在争取优质的教育机会、获得稳定的工作岗位、建立和谐的幸福家庭上，而不只是单一的物质追求。“孔雀东南飞”“海龟”“进外企”“创业”等现象表明，青年价值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务实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做的调查表明，有40%的青年对代表绝对集体主义取向的“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等观点予以否定，1994年《中国青年价值观状况研究报告》中，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观点表示完全赞同或基本赞同的比例分别达到11.8%和34.51%。可见，这一时期，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增强了青年的竞争意识和自强意识，更加强调自我，主张自我设计、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促进青年自我意识增强的同时，也导致青年主流价值观发生了较大的转向：世俗化、功利化倾向明显增强，价值观多元化更为突出，理想主义和精神价值明显隐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普遍增强。1995年5-8月，《中国青年报》等单位就中国青年政治观与国际观开展了“中国青年看世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0年代的青年对国家和社会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历史持肯定态度，对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有很大的信心。与此同时，青年爱国思想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非理性的倾向。

(四)21世纪以来：在冲突、分化中逐步走向整合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空聚变共时并存于当代中国，使人们承受了难以承受的冲击、震荡与裂变”[4]。这个时期的青年主体出生于80年代和90年代，被称为“新新人类”。他们自出生时就感受着物质生活上的充裕富足和现代科技的快捷便利。他们淡化理想信仰，讲求实用主义，不再为理想的缺失而迷茫哀叹，而是力求参与财富分配；他们看似对政治漠不关心，但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挑起重担，成为中国发展的支柱和希望；他们集流行文化于一身，有着多元化的价值观；他们讲求速度，标新立异，强调个性，张扬自我，是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代。

21世纪，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潮流，涤荡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青年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政治领域弱化了青年的国家主权意识、民族意识；在经济领域带来了就业压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冲击了红色价值体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国在融入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文化结构。多元价值观完善了青年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强化了公民权利和责任意识，培育了竞争意识和契约精神，但也带来了诸如个人主义思潮泛滥、物欲膨胀、道德滑坡等精神危机。

互联网时代，80后、90后等“新新人类”成为网络的主角和生力军，通过网络，他们占有了大量的信息资源，拓展了自我发展的空间，也在自由的平台上倾诉着成长的心情和烦恼。借助于发达的电子媒介，网络占据青年的主要生存空间，网络文化也逐步成为影响当代青年的主流文化。这凸显了“新新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人性的追寻，极大地满足了他们渴望独立、追求个性的迫切需要。

21世纪以来，我国发展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确立更是激励了广大青年，社会凝聚力得到很大增强。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改革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国际上，我国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国际话语权也得到了很大提升。面对良好的发展态势，青年对祖国的未来和民族复兴充满了信心，他们关心国家的发展，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实现青年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他们以更加务实、理性、客观的态度审视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吸取参与社会改革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抛弃了浮躁和冲动，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他们更趋于选择自我实现与服务社会的有机统一，在个人与社会互动、适应中求生存，开始在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对立中建构适应社会发展和促进自身发展的现代价值观。可见，面对多元化的挑战和冲突，青年价值观开始出现整合的趋势。青年价值观与主流价值导向相契合，主导价值观越来越被青年所认同和接受，主导价值观也在一定条件下吸收青年价值观中积极的、有活性的成分，使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因为得到青年文化的反哺而走向年轻，形成主流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态势。

二、共振中的主题变奏：青年价值观的变迁特征

纵观改革开放40年青年价值观的变迁轨迹，可以发现，青年价值观变迁是在社会转型与变革中主动自我适应和调整的结果，顺乎时代潮流，合乎改革开放需要。当代青年价值观在螺旋式的发展中不断进步并趋于成熟，其特征与规律值得进一步探究。

(一)青年价值观变迁是社会改革同频共振的必然结果

青年价值观的演变与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步共振，每一次转变都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革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具有明显的“联动效应”。

首先，青年价值观变迁与社会主义经济形势发展的逐步适应性。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青年积极调整自己的思想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市场调节观念产生，市场机制开始发育。同时，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凸显，社会腐败现象、钱权交易、收入分配差距等激发了青年的不满情绪。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青年的主体意识、效率意识、竞争意识等得到增强。然而，伴随“公司热”“经商热”等热潮的兴起，“浮躁病”在青年身上泛滥，过度重视物质追求，“读书无用论”开始在大学校园盛行。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这一时期，青年的价值观嬗变主要表现为自我调整和行为的积极适应，价值取向变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由原来激情式的参与转为务实性的参与，由原来一味的反叛对立转为宽容与协调的发展[5]。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理论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对青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素质适应竞争社会，成为青年极为关注的问题。同时，他们也更加注重自我设计、自我发展、自我奋斗，更加以一种客观、务实、理性和积极的态度投身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

其次，青年价值观变迁与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同步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政治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而不断变化。青年作为最敏感、最有激情、最富创造力的群体，他们时刻对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尤其是那些关系国家民族利益、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件高度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认识改革、参与改革、献身改革是青年中最有认同感、最有凝聚力的口号，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青年政治参与起到了推动作用。广大青年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捍卫真理与法制”“向新世纪迈进，在实践中成才”“同人民紧密结合，为祖国奉献青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都是青年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生动写照，青年政治参与意识、民主观念、法制观念明显增强。十八大以来，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落实和国家发展新面貌的呈现给青年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注入了充分的养料，他们热爱祖国、关心政治，在行为选择上也从过去的高谈阔论、感性冲动式的忧国忧民转为理性思考、脚踏实地努力奋斗。

最后，青年价值观变迁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同性。特定的价值观是特定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核心所在，基于文化而形成的青年价值观包含了一定时期青年群体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改革开放之前，青年生活在一个带有理想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文化中，崇尚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就是为国家的利益而奉献，人生指向不仅“忘我”而且“无我”。随着国门的渐渐打开，各种思想文化大量涌入，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西方文化等相互交织碰撞的多元文化格局，对青年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潘晓来信引发的人生大讨论开启了青年发现自我、肯定自我的价值批判和反思之路。从80年代中后期，以牛仔裤、摇滚乐、痞子文学等为代表的时尚文化逐步为青年所接受，与此同时，社会腐败、分配不公等矛盾的出现以及“读书无用论”带来的影响，青年价值观开始疏离主流文化，呈现世俗化倾向。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汹涌澎湃，随着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普及，音乐、服装、饮食、艺术等文化领域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面对这一文化背景，青年一代的价值取向日趋世俗化，对金钱和个人利益的追求成为其人生观中最浓重的一笔。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新媒体成为青年的宠儿。一方面，网络文化对青年思维能力的培养、交往范围的拓展和知识信息资源的获取带来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为青年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比如网络主播、电竞游戏主播，这些都为青年多元、复杂的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文化环境，也必然带来更多的价值冲突和分化。

(二)青年价值观变迁围绕三大主题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价值观的变迁始终围绕着自我价值的探寻、社会价值的探寻以及由此伴随而来的寻找精神支点这三个基本主题，这些都是青年不可回避的问题。

所谓“自我价值的探寻”，即青年对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前途的关注，体现在青年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层面，它往往与青年现实物质利益及现实社会活动紧密相关。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思考人生是人之所以具有“人”的价值的必要环节。自我实现是青年价值观的主体定位。改革开放40年，青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自我人生价值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围绕“潘晓”来信，青年开始了一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打破了一个社会一种声音的局面，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滥觞。1982年，张华为救一名不慎落入粪池的老农献出了生命，一时间“值不值”“人生的价值该如何衡量”等问题再次引起讨论。接下来是第三次“人生价值观”的大讨论，讨论的焦点是“雷锋精神是否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一次又一次的大讨论，无不反映出青年一代内心的迷惘困惑和对自我价值的探索心路。80年代末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对思想解放理解得肤浅，青年对“什么是真正的人生价值”感到困惑，出现了片面强调自我价值的倾向。90年代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青年自我意识增强的同时，也促进其功利主义倾向日趋严重，再加上就业的严峻形势，广大青年自我价值定位呈现鲜明的理性务实特征，表现为以个人需求为中心、以实用价值为标尺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发展取向。新世纪，激烈的社会竞争使得青年大学生从过去“时代的宠儿”“社会精英”等美梦中惊醒，对自我的认知更加客观，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更加理性，将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成为其明智的选择。

所谓“社会价值的探寻”，即青年对社会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参与，体现在青年的“社会价值观”层面，它往往表现在青年对超越自身现实活动之上的社会现实或事务的评价选择上。从历史的变迁轨迹中我们可以发现，青年的自我实现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自我价值的探索是在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导价值的良性互动中进行的。高考制度的恢复，全社会对知识、人才的重视，激发了青年建设祖国的热情，青年学子奔赴各大城市考场，“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党中央进一步加快城市体制改革，重视知识分子，实行领导班子“四化”等，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参与改革的热情，他们十分关注国家的发展走向，《激荡的百年史》《第四帝国的崛起》《基辛格回忆录》《尼克松回忆录》等书籍成为青年手中的热门书籍，他们希望从西方现代化发展中找寻促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教训。面对改革的良好势头，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和前途充满信心，纷纷向有关部门上书陈述自己对经济、政治、教育改革的建议和对策，许多青年大学生在就业选择时倾向于选择能够担负社会要职的岗位。十四大后，青年的热情和理想之火再次被点燃。面对招生、就读、毕业分配制度的改革，他们直面挑战与挫折，提升自身能力和素质适应社会需要，在社会需要和自我能力之间的不断平衡中，日益凸显出协调、理性、务实的价值观念。新世纪，国家发展日新月异，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得到很大的提升，社会地位和功能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战略高度予以强调，极大地调动了青年群体的爱国热情，社会责任感大大增强。

所谓“寻找精神支点”，即青年寻找自我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理论依据，寻找人生和社会的终极价值。改革开放之前，青年精神信念实质上是领袖的偶像人格。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激发了青年对过去十年压抑个性的反抗。随着国门的打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涌进国门，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和早期人文主义的学术著作在青年大学生中盛行，《西方哲学史》《实用主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吸引着广大青年眼球，这些书籍因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同的思维和观念，对精神上饥渴了十年之久的中国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与此同时，青年对西方思想价值观念理性看待、冷静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被重新确认，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国学热、“寻找毛泽东”热在青年中流行。

1994年，《邓小平文选》第三版发行，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地青年在党团组织的带领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研讨、交流活动。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开始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梦、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都成为了激励一代代青年不懈奋斗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动力。党的十九大作为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转折点，更是激发了青年的爱国热情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心。现在，全面掀起了学习宣传十九大的热潮，广大青年学子认真学习、研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和要求。

从四十年来青年价值观变迁轨迹来看，青年价值观的演化、波动、起伏可以说都是围绕上述三大主题展开的，其中，青年文化“热点”的出现、持续与流变多少又与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革相关联。具体说来，每当社会经济、政治呈现高涨、开放之势时，青年价值取向和“热点”主题往往转向对社会价值的探索，当社会经济、政治出现滞胀状态，青年价值取向和“热点”则会转向对自我价值的探索。总之，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40年间青年价值观经历了上下起伏与交替反复的三大主题变奏。

三、变奏中的“波动现象”：青年价值观变迁的规律

社会转型与青年价值观嬗变之间存有某种相互影响关系，这要求我们对青年价值观变迁这一现象作更深入的分析，揭示其本质规律。反观改革开放40年青年价值观变迁轨迹，我们发现，青年价值观的演变围绕主流价值观上下波动，一定时期对主流价值观的疏离，是当时青年思想行为和价值取向的一种正常状态。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价值观的变迁轨迹，可以发现，青年价值取向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波动周期”。在每一个“波动周期”中，当时青年的思想和价值取向演变轨迹都经历了一个“升波”和一个“降波”时段：第一个“波动周期”是1977-1983年；第二个“波动周期”是1984-1991年；第三个“波动周期”是1992年至今。

自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发表后，青年价值取向进入了第三个“波动周期”的升波时段，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极大地鼓舞了青年投身新一轮改革的热情，读书热、考研热、考证热、校园文化热、留学生回归热等的重新出现，而出国热、读书无用论降温，这说明当代青年在经历了前两次大的“波动”后，思想和价值取向正日趋平和与理智。那种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激进情绪体验正在逐渐被冷静、务实、思考与参与所取代。也就是说，当前青年价值取向在“升波”后趋于平缓态势。随着改革的平稳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趋于协调增长，避免了80年代大起大落的跃进态势，这将使第三个“波动周期”的“升波”阶段延续得越来越长，期待最终走出“波动周期”。

若对“波动”现象作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青年价值观嬗变的“波动”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对于青年价值观的嬗变，必须联系宏观的社会环境加以考察，从社会存在出发，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分析其变化轨迹。

第二，青年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无外乎两种结果，一种是飞跃和升华，实现青年自身价值观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契合，表现为“波动周期”的“升波”，完成社会主导价值对青年思想、行为的吸纳和塑造；另一种是沉寂和转向，成为下一批青年人生社会思考的素材或产生更大的困惑与偏离，表现为“波动周期”的“降波”，从而有可能使青年价值取向脱离社会主导价值。

第三，无论青年价值取向与社会主导价值观是契合还是疏离，都是伴随社会转型和变革出现的必然结果，都是青年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青年参与社会的一种方式。对于疏离，我们要理智判断，认真思考其背后的原因。

第四，在日益开放的时代，青年价值观发展呈现出极强的异质性，无论是在客观事实上还是主观意愿上，都有一种与主导价值观相分离的趋向和倾向，和过去力争与主导意识形态高度整合的状况已大为不同。

第五，随着青年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越来越突出，青年所主张和奉行的价值观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甚至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青年及其价值观越来越具有中心的地位。因此，对青年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至关重要。

结语：纵观改革开放40年我国青年价值观的变迁历史，不难看出，青年思想观念的许多变化同这个巨变的时代是契合的，它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合乎改革发展需要,主流是积极的、向上的。当然，也不能忽视青年在思想观念演变、价值探索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失误。有的青年片面追求个人价值，淡化集体观念，功利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严重，道德观念出现混乱，更有许多青年的内心世界具有追求的亢奋，又有烦恼和失落，诸如个人取向和社会取向的矛盾冲突、理想憧憬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外在世俗与内在精神的矛盾冲突等，都给青年价值选择造成了困惑。如何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负面价值作出解构，建构出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相适应的核心价值，是亟需从理论上作出回应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