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与人才、统战工作的结合

■ 陈立思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北京 100089)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我们应当站在这一高度来认识我国高等教育和高校所担负的历史重任，思考在此背景下如何围绕高校改革和发展这一中心工作加强和改进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本文立足于对教师队伍新变化的分析，提出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应该与人才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相结合，并将其落到实处。

一、准确把握当前社会条件下高校教师的特点

要做好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搞清楚“高校教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尤其是他们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下具有怎样的特点。

通常人们是在广义上使用“高校教师”这一概念，是把它理解为高校里除学生之外的一切教职员工。例如，在谈到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对应的“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时，一般就是这样理解的。本文使用的“高校教师”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指“专任教师”，并不包括在高校工作的行政、后勤、各种各类教学科研的辅助人员和学生辅导员，尽管他们也被学生称为“老师”。本文中所讨论的“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是指专门针对专任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国高校专任教师堪称“百万大军”。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2016年的统计数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240.48万人，比2015年增加3.55万人；专任教师160.20万人，比2015年增加2.94万人。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总数的66.62%。专任教师不仅在数量上是高校教职员工的主体，而且在高校教学、科研等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更是远远超出一般的教职员工。

我们原来习惯于从年龄、学历(包括有无海外经历)、职称、职务等几个方面及其形成的教师队伍的结构去认识这支队伍[1]。因此，现有的关于“师德师风”的理解和要求，基本上是停留在教师的个人品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层面。教育部于2016年12月出台的“师德红七条”增加了关于教师政治言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规范要求。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增加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观察，力求更加全面地了解高校教师的现状，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一些新的参考意见。

第一个维度是“政治面貌”*这是沿用传统的人事档案表格里的提法，实际上要求填写的内容就是参加政党的情况。。高校专任教师(以下简称“高校教师”)中有一部分是中共党员。还有民主党派(指我国八大参政党：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合称“党外知识分子”。他们在高校的总人数，笔者目前没有查到公开的数据，据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透露：“目前，在高校一线教学科研人才中，一半左右是党外知识分子，其中有很多是本领域、本学科的领军人物，有的甚至是世界级的科学家。”[2]例如，截至2017年6月30日，九三学社的社员中，先后有180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多成员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陈芳允、程开甲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选、黄昆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师昌绪荣获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谢家麟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程开甲荣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度八一勋章*引自九三学社中央网站(www.93.gov.cn)。。以上人士中有不少是高校教师。

根据观察，在高校教师中，总体上中共党员最多，但在不同的高校、不同的院系、不同的专业，中共党员、各民主党派党员和无党派人士所占比例各不相同。因为在高校教师中中共党员的数量最多。所以“高校教师党建工作”在高校党委教师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与“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有部分交叉重叠。比如，对中共党员教师进行党纪党风党性的培养教育等。但是本文不展开论述“高校教师党建工作”，而是把身为中共党员的教师和其他教师放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共性问题。实际上只涉及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作为“人才”的一些共性问题。

第二个维度是“有无校外兼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高校越来越开放，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高校承担的职能已经从“教书育人”一项扩展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参见国务院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五大功能。在此背景下，一种新情况悄然出现，而且越来越普遍，即高校教师既是高校里的“单位人”，又是在校园围墙外的“社会人”。由于他们所从事的专业大多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他们与社会新兴产业、行业的关系自然就较密切，或许他们自己就是其中的骨干。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他们已然是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社会阶层的成员，或新媒体从业人员：律师、会计师、审计师、医生、经纪人、理财顾问、作家、咨询(智库)人员等。因为理论研究与实践本来就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因为有国家“产学研一体化”政策的引导，所以高校教师，尤其是其中专业表现突出的学术领军人物，身兼数职、跨“界”发展的情况越来越多。例如，在航空航天、海洋、材料、能源、生物医药、信息等科技前沿领域，在金融、房地产、法律、新媒体等各类新兴服务业，在文化、体育、教育、医疗产业，以及环境保护运动、慈善公益事业、社会组织(NGO/NPO)、社会工作等社会领域都是如此。如果再将目光投向互联网，我们就会有更为深刻的感受：如今高校教师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生态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其深度、广度和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种现象的根源，有社会需求的拉动，有专业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有国家政策法规的调控、引导和保护，也有教师个人动机的驱动。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旺盛的社会需求。所以这种趋势反映了客观的必然性*北京市教委等六部门最近下发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实施意见》(据北京晚报2018年2月1日报道)指出，高校可按规定设立一定比例的流动岗，用于吸引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科技人才和专业人才到本校兼职。支持和鼓励高校设置开展科技项目开发、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科研社会服务等工作的岗位。随着该《意见》的实施，今后高校的“围墙”将进一步打开，“兼职”教师和教师“兼职”会越来越普遍。。高校教师是宝贵的人才，人才不仅属于高校，还属于社会。如果我们看清楚了这种必然性，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原来沿用的区分“第一职业”与“第二职业”、“本职工作”与“兼职工作”的概念以及据此约束甚至限制高校教师的行为规范，是相互冲突的。

第三个维度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的哪些特征最突出。知识分子有四个特征：有知识、文化，从事脑力劳动，有创造性，有社会关怀即公共性。至于其中哪些特征最为本质，则要历史地看。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只要是有知识有文化且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就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当时他们数量比较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他们都属于“社会精英”。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现代化尤其是教育现代化、大众化的发展，这种概念中的“知识分子”在数量上已经有了惊人的增长。中国高校的毕业生在21世纪初，年均约为100万人，近几年已经突破了年均700万人，2018年预计有820万人，近18年的毕业生总数即将突破1个亿。从劳动的性质和方式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自动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已经出现了“蓝领白领化”和“白领蓝领化”的趋势，例如，北京中关村有不少从事IT业的技术人员自称为“码农”。绝大多数国家公务员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掌握知识、文化”和“从事脑力劳动”这两个特点，就下降为只是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为“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相反，人们原来不是特别注重的“创造性”“公共性”这两个特征地位上升，成为今天我们判断某人是不是知识分子更加重要的依据，也是我们思考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主要依据。

之所以说“创造性”“公共性”是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而且日益突出的两个特征，这既与知识分子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有关系，更与“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时代特点紧密相连。知识分子，不论其专业是什么，都在从事人类文化的传承、创造和传播，要求他们不断地推陈出新，而不是单纯地重复前人已经完成的工作，更不能抱残守缺。这就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特征。知识分子还被视为“社会的良心”，除了献身于专业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3]。中国现代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主要是知识分子发起和推动的。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毛泽东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等经典词句都洋溢着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改天换地的豪情和历史担当的精神。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是大学教授，因为不满足于发表言论、创办刊物，就直接走上了政治舞台。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在20世纪50年代欧美教育界有关大学办学思想中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激烈争论中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大学是一面镜子还是一座灯塔？”“镜子”之喻是指大学要反映和满足社会的需要；“灯塔”之喻是说大学不应该一味地迎合社会，而是要批判社会、引领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赫钦斯本人表示两者都应当要，而且要做得最好。大学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在浓厚的大学文化的熏陶、激励下，社会关怀、社会担当作为一种悠久的传统，在一代又一代的大学教师身上体现出来，是为“公共性”特征。正因为“创造性”“公共性”是现代知识分子最突出的特征，不具备这两个特征，只是有知识、有文化且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现代社会是很难被承认为“知识分子”的。所以，如何保证这两个特征得到尊重和体现，就成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着力点。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统一战线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政策，只针对同时具备“掌握知识、文化”“从事脑力劳动”和 “创造性”“公共性”这四个特征的那个群体[4]。毫无疑问，高校教师是符合这个现代的“知识分子”概念的。

以上我们对当前高校教师的状态补充了几个维度的描述，其实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去做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挖掘。全面准确地认识教师，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状态，才能知其所需、所想、所盼，与其共情共振、息息相关、心心相印。这是做好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二、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要创设 “人尽其才”的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要求我们，“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5]。这一要求包含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二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先机、赢得优势的战略选择；三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重要保证。

高校本来就是人才密集的地方。要想满足国家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高等教育和高校的要求，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才。“人才强校”是高校的发展战略，人才资源是第一位的资源。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是可以引进的。近一两年，中国高校已经掀起了“人才争夺战”的热潮。但是，更多的人才需要立足于本校条件来培养。对于引进的人才，也存在一个如何创造条件以利于“人尽其才”的问题。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人尽其才、培育引领”应该是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目标，是思想政治工作服从、服务于高校主责主业的正确定位。也只有这样，才能在高校找到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的思想，树立鲜明的人才工作意识和知识分子工作意识。习近平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河北正定担任县委书记起，直到担任中央领导，一直都在和知识分子打交道、做朋友，就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他的有关思想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把知识分子工作和人才工作相结合，彰显出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习近平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就指出：“党和人民事业要不断发展，就要把各方面人才更好使用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我们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等各方面优秀人才吸引过来，凝聚起来，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6]在十九大报告中，他又提出了建设“人才强国”的目标，重申了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以及“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等要求。总之，要“优化人才、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进一步释放人才创新智慧和创新潜能”，“加快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坚持不懈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坚定不移为人才松绑”[7]。高校教师工作应该以此为指导，并且根据高校实际贯彻落实。

不可否认，当前我国还存在不少妨碍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制度、体制、机制问题。我们发现，高校教师中存在的所谓“思想问题”，其实大多数都与这些弊端有关。不少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对目前个人工作、生活状态感到不够满意，抱怨工作压力大、收入低、人际关系紧张，等等。仔细分析这些“牢骚”就会发现，这并非说明年轻一代教师不能吃苦或者不喜欢自己的职业，而是他们感觉“认真做事很难”“干活儿凭良心的却吃亏”，“时间都浪费在没完没了的应付考核上了”。他们抱怨，凡是涉及切身利益的事项(例如发奖金、申报课题、评职晋级、人才引进等)统统都要与论文捆绑，而这些评审又往往“轻教学、重科研”“只重(论文著作)数量不重质量”，等等。透过“吐槽”，还反映出他们对当前教育界存在的学术造假、虚夸浮躁等不正之风盛行的愤慨和担忧，以及对“中国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性人才”(即“钱学森之问”)等重大问题的关切。应该说，这些“牢骚”“吐槽”反映了广大高校教师对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高度责任感和对教育改革的热切期盼，蕴含着极大的正能量。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我们高校的人事薪酬、教学科研评价、知识产权保护、科研成果转化及收益分配、学科专业设置等制度、体制、机制，以及高校的行政管理理念和水平，还未能起到“充分调动、激发和释放知识分子的才华和能量”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些是造成学术不端行为等师德败坏现象屡屡发生的诱因。因此，亟须加快高校有关方面改革的步伐，营造让广大教师“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制度、体制、机制环境。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成立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仅就科技文教领域而言，就有如下重大的举措：2016年3月，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等倾向。2016年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重点解决行政主导干预科技资源分配；科研经费多头管理、重复使用、报销繁琐，“僵化、碎片化、不规范”等问题。 2015年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通过，从法律层面破除了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等政策障碍。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国家实施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教育行政部门的改革也在向高校放权。2018年初，北京市教委等六部门就下发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支持高校围绕服务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学科建设；加强学位授权质量监管；推动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鼓励高校将行政管理岗位与学术管理岗位相对分开；未来将教师职称评审权全部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 诸如此类的改革措施、政策还在陆续推出。2018年改革的步伐正在加快。这些改革不但将极大地解放“教育生产力”，改变高校的面貌，还可以使教师中存在的大部分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迎刃而解。

由此可见，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要想真正解决教师的思想问题，离不开全国的改革和在校党委领导下的本校内部的改革。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一个基层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对制度、体制、机制这些属于“硬性规定”的东西，是无权改动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促进改革的工作，例如，调研校情、民意、改革方案等工作，改革的动员、疏导工作，改革过程中的解释、宣传和心理调节工作等，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然而，现在有一部分高校教师、政工干部却存在两种危险：一是不关注改革，二是与有关部门缺乏配合。他们以为自己是搞政工的，就不太关注这些方面的改革进展情况，缺乏主动去了解、学习有关政策的自觉性积极性，这就存在认识滞后甚至与时代的进步脱节的危险。试想一下，如果教师不知晓改革的进展及成果，还在那里发牢骚，政工干部也不知晓；教师都已经知晓的，政工干部仍然不知晓，他还怎么去做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转变态度，积极、主动地关心改革，做改革的促进派。同时，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部作为中国特色的高校治理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处理好与高校中涉及教师的其他几个职能部门的工作关系。这些部门主要有：党委系统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行政系统的人事处(或者人力资源部)、高层次人才管理办公室、教务处、科研处、教师发展中心等。此外还有群团组织系统，如工会、教(职)代会、妇联、共青团等。这些部门以及组织之间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和责任范围。大家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开展涉及教师日常工作和切身利益的工作，通过各种法律、规章制度、管理机制等，实现学校与教师的联系，对于教师的自我身份确认、职业认同、单位归属感及行为表现等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谁都不能“缺位、错位、越位”。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与他们密切配合，才能够一方面找到工作的切入点和抓手，另一方面帮助这些部门克服在管理和改革上遇到的思想障碍。两个方面结合，才能实现资源整合，互相支撑。总之，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与上述部门的工作，不能互相取代，但是能够互相渗透、交叉、融合。他们不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路人，而是目标一致、相互配合的 “友军”“盟军”。而校党委是教师工作全局的领导者和统筹者。

三、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要团结引领服务知识分子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开拓创新，目前已经覆盖了党派、知识分子、民族、宗教、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阶层人士、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八类对象。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作为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举措之一，各高校普遍成立了党委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部。与此同时，加强高校的统战工作也纳入了教育部当年的重点工作计划。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着力推进高校统战工作创新发展。高校党外知识分子集中，是统战工作的战略要地”，“要强化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加强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作用，划好‘同心圆’，筑牢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8]

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相结合，是新时代知识分子工作的新特点、新发展，值得关注。知识分子在我国的政治地位问题，是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明确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我们党对此早已做出了明确的结论：知识分子是我国领导阶级的一部分。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总结了我们党与知识分子关系发展的历程，吸取了经验教训，反复阐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的观点，确定了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政治地位。知识分子是“自己人”，不是“外人”，更不是“敌人”。不应该再用怀疑、防范、歧视的眼光看待知识分子。今天，在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认定问题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应该再左右摇摆，重犯历史错误。既然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认定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做到坚定不移地信任知识分子。在信任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尊重、团结、引导、服务”[9]。

在坚持这个前提不动摇的基础上，针对高校教师的新特点、新情况，当前，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

1.切实贯彻落实“双百方针”

鼓励知识分子发扬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是信任、尊重知识分子最主要的表现。

高校教师都有自己的专业，大多数教师都把专业视为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甚至抱有献身的热忱。北京大学孟二冬、吉林大学黄大年、河北农业大学李保国等，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同时，高校教师还要求在学术领域享有最充分的自由和民主，推崇怀疑精神、批判精神、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等等。这些精神都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发展积淀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科学家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所以，“科学研究无禁区”不但是一种信念，也是科学事业(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起码的保障。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倡导和鼓励科学研究以及文艺创作的各个流派、各种风格、各种观点的自由生长、互相争论甚至竞争、多元并存。六十多年来，历史已经证明了“双百方针”的正确性和良好的效果。凡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方针的时期，就是我国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取得大量成果的时期。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重申了坚持“双百方针”的态度。例如在谈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他说，我们想要构建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三个特色：一是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二是要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不是传统文化的“母版”，也不是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模版”，也不是过去经验的“再版”，更不是西方理论的“翻版”；三是要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10]，假如没有“双百方针”，怎么可能实现理论创造的这三个目标呢？

“双百方针”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考验，在知识分子中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却经常受到“学术和政治”两者之间“互相缠绕”状态的困扰。在所谓“单纯的学术问题”上，保障自由讨论的权利一般还做得到，尽管有时候新观点会受到某些“权威”的压制，一些学派之间的“攻击”“排斥”也在所难免，但是，在知识分子就“公共问题”发声的场合，尤其是就“政治问题”发表不同意见的场合，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里经常需要区分是与专业有关还是无关，是提批评意见还是建设性的意见，是通过体制内的渠道还是通过自媒体等渠道，是在做理论研究还是宣泄情绪等，因为以上区分会导致听者发生不同的反应。当知识分子就与自己的专业有关的问题提出意见，或者就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医保、养老、就业、教育、房价、交通、城市管理、金融、网络诈骗、拐卖妇女儿童、娱乐界低俗之风、“黄赌毒”、司法公正等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性问题，对政府机构的工作和工作人员提出批评、问责，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谈及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宏观经济决策、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中共党史这一类问题，因为涉及“政治”“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言论，就比较“敏感”。虽然“敏感”，但是只要没有越过“底线”，也不应该设置“禁区”。“底线”其实很清晰，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习近平对此说过：“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成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11]习近平提出的关于执行“双百方针”关键在于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并且区别对待，这一观点至关重要。无论是对待身为中共党员的高校教师还是党外知识分子教师，都应该保障他们的思想言论自由。要警惕要么软弱涣散、放任自流，要么过火斗争、混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两种偏差。那么，怎么样才能正确把握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呢？“这需要极深的修养。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同志，必须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政治能力。要做好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不在这些方面下功夫不行。”[12]

2.做好“有影响有个性党外知识分子”的团结引导工作

习近平指出，要“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13]。党外知识分子从数量上看，占了高校教师的半壁江山，从素质和影响力来看更不可低估他们的作用。因此，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重视党外知识分子群体。党外知识分子数量庞大，内部存在诸多差异，例如党派归属、政治态度、年龄、专业职业、经历等，所以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个次级群体，其中“有影响有个性的党外知识分子”是工作的重点。

“有影响有个性的党外知识分子”是一个新概念，是首次出现于习近平2015年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14]。这个群体应该如何鉴别呢？有什么影响、影响谁、用什么来影响？有个性，指哪种学科意义上的个性？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对“有影响有个性的党外知识分子”的界定，不能脱离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语境[15]。这里的“有影响”，主要不是指专业上的影响，而是指社会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政治、舆论、思想心理等。“影响谁”，主要是影响知识分子和社会中上层人士。“用什么来影响”，主要不是依托物质、权力，而是靠观点、言论和社会活动。有“个性”，不是指在心理学、社会学意义上的“个性”，而是指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喜欢表达与与众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批评的、反对的意见。无论是“有影响”还是“有个性”，其背后都连接着特定的政治价值观点、判断和立场。正因为他们经常在公开场合针砭时弊，又显示出特立独行的姿态，所以人们容易把他们混同于“持不同政见者”“公共知识分子”，甚至视其为“刺头儿”“异己者”“反动派”。所以，如何清晰地鉴别、准确地区分“有影响有个性的党外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并且对前者做好引导工作，就是摆在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道新难题。

习近平指出：“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人不是神仙，提意见、提批评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正确。如果有的人提的意见和批评不妥当或者是错误的，要开展充分的说理工作，引导他们端正认识、转变观点，而不要一下子就把人看死了，更不要回避他们、排斥他们。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做知识分子的挚友、诤友。”[16]这为新形势下做好有影响有个性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确立了总的基调和原则。

首先，要看提意见和批评的知识分子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是企图从根本上推翻“四项基本原则”，或者违反宪法，就应该旗帜鲜明地进行批评、反驳、教育，情节恶劣、属于违法的则绳之以法。只要不是属于这种情况的，尽管发表的是对现行国家大政方针的不同看法，有不同意见，也应该欢迎、包容。其次，要有法治观念。知识分子发表意见，是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权力。即使他们的言论比较尖锐甚至偏激，但是只要不违法，比如传播渠道、方式合法、守法，内容不是造谣、污蔑、诽谤，只有言论没有行动或者没有煽动、组织群众的违法行动等，就应该依法允许和保障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力。最后，现代社会中思想言论的多样化多元化是正常现象。相比过去，我们国家的政治氛围已经变得非常宽松。尤其是科技进步带来了网络、移动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使普通百姓享有“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便利条件。“有影响有个性的党外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圈粉”，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他们与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的对话、交流的过程及结果，在网络上也都公开了，时刻处于大众的镜头和目光下。这种“阳光下”的“亮相”，对于言者和听众双方都是考验。对话，既可表述观点、亮明态度，又是进行协商、接受监督的过程。孙春兰指出，“在坚守政治底线的前提下，要多看主要方面和积极贡献，能够容人之异、容人之短、容人之失”[17]，这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胸怀、气度。对于来自群众的意见，不求全责备、不苛责，表现出的是领导干部的个人修养，是“雅量”。“有影响有个性的党外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恐怕也会尽量地表现自己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和与自己身份相称的起码的理性，少一些非理性、情绪化的表现。这对于他们自身的成长而言也是一种进步和提高。

对待“有影响有个性的党外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对策有着不可低估的示范效应。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在政治导向上下工夫，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使各类人才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四、高校教师意识形态工作要“凝聚政治共识”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也是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取得了很多回应新情况、新时代挑战的新成果，远远超越了“冷战时期”形成的那些关于意识形态的认识。我们应该及时地了解、学习、掌握这些新成果，并且把它运用到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中来。

1.意识形态工作包括意识形态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两个方面

“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新范畴，并且已经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性做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领域的安全一样，由国家安全部等多个工作部门来负责，思想政治工作担负的责任主要是：从国家安全包含意识形态安全的观念、意识、法律、敌情动态、防范措施等方面对全体公民进行宣传教育，以增强安全意识、提高警惕性、自觉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要求：“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安全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18]由于高校是一个大量信息的“集散地”、各种社会思潮的“发源地”、社会舆情的“晴雨表”，所以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比其他场所更为重要，理应加强对高校意识形态的管控，常抓不懈。高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对此都应该充分理解和支持，教师就更加应该理解和支持。那种把抓意识形态安全视为“侵犯”自由的认识和抵触情绪，是错误的，必须纠正。

同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又指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错误观点。”[19]因此，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不断提高信息安全监管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信息保护能力和辨别能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是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基础。

“意识形态的建设”包括意识形态的理论建设、队伍建设、阵地建设、制度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总的要求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密团结在一起”[20]。可见，意识形态的建设更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就高校教师工作而言，它更加能够体现出新时代条件下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2.意识形态工作的目的是“凝心聚力”，重点是“凝聚政治共识”

意识形态建设包括“破”和“立”两个方面，两方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语境中，“凝心聚力”是意识形态工作的目的，因此工作的重点要放到“凝聚政治共识”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力气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2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广泛联盟，它的根本职能就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在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面对实行“一国两制”、大陆和海外情况存在巨大差别的情况，要想做到“凝心聚力”，就一定要有求同存异的极大的包容性。求政治基础之“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之异。我们应该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来思考高校教师的意识形态工作。

“凝聚人心”是“汇聚力量”的基础。“人心”包括思想认识、价值观、心理、情感等要素。其中的每一要素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层次，彼此之间还交织着复杂的互依互动关系。“人心”的要素都是个体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带着个体的深刻印记。知识分子的人数那么多，本身又分为很多的类别和层次，个体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大。知识分子又非常重视、珍惜自己的独立性，自尊、自信、自强。所以，笼统地要求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一致”，并且简单地理解为“不得发出不同的声音”，对于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是不现实、不必要的。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目的，绝非要造成“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千篇一律”的局面。那样的“统一”“一致”，不但是沉闷的、了无生气的，而且隐藏着极大的危险。“人心”蕴含着巨大的能量，犹如火山熔岩在地下运行，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做正能量的疏通引导和安全释放。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正当权利。依法依宪，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权利，是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工作的底线，也是“红线”。高校教师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要放到“凝聚政治共识”上来，具体的共识是指什么呢？

党的十八大以后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条例(试行)》指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就是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这个界定拓展了“爱国者”的范围。那么，如何确定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共识的核心是什么？习近平形象地将它比喻为“同心圆”。“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22]

据此“同心圆”的学说，有专家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层次分析：核心层是民族复兴、爱国主义即“中国梦”；第二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第三层是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和民族文化情感；第四层是现实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社会运行、社会状态。核心层是基础，由此外推，第二层至第四层，呈现一种意见不完全一致、越来越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凝聚政治共识，主要是要保持核心层的一致，第二层保持一定程度的差异性；第三、四层次可以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言者无罪，闻者足戒[23]。这个意见，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