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等教育教材出版的深度思考
——基于出版社区域影响力的分析

□文│王 媛 楼程富

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的通知》发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成立国家教材委，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教材建设的重要性。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构建起与之相匹配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材体系，这对新时代加强教材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1]教材不同于一般的图书或商品，高等教育教材是高校课程标准的具体化、是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互联网+”时代，出版社面临着纸质图书读者减少、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其在传统纸质媒体业务上的收入均有所下滑。高等教育教材因其稳定的受众群体，逐渐成为出版社盈利的重要来源和必争之地。专业出版社和高校出版社在区域高等教育教材出版上各具优势。本文在对浙江省“十二五”优秀教材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各出版社高等教育教材的地区影响力，并提出新时代高等教育教材出版的建议。

一、高等教育教材出版研究热点回顾

教材出版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有关高等教育教材出版及出版社影响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材出版的发展战略

学者查朱和针对当前教材呈现出的意识形态弱化的形势，提出应强化教材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处理好政治性与知识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严肃性与可读性的关系。[2]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娟琴等在分析当前大学教材出版的系列问题基础上提出，通过创新编写理念、挖掘与维护作者、关注学科发展动向、重视终端市场反馈、实施国际化与数字化战略、建立保障机制等方面措施，实现大学教材的可持续发展。[3]

2.数字化教材出版

学者罗峰分析大数据时代教材出版转型过程中的发展瓶颈，提出通过载体、流程和机制变革进行破解。[4]学者谭小军等论述了慕课(MOOC)对高等教育教材提出的挑战，并从产业转型升级、人才培养、课程开发和在线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5]高等教育出版社李晓鹏[6]、张秀芹[7]分别以具体的高等教育教材为例，阐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近年来在新形态教材建设上的实践与思考，对真正实现MOOC教育与数字化教材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可借鉴经验。另有学者在数字化教材出版可行性、建设方向、出版策略、运营模式、发行与销售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3.出版社影响力评价

学者任全娥提出以学术性、专业性与辐射性3类文献计量指标分析出版社学术影响力，有效平衡出版社“经济效益”与“学术影响”之间的关系。[8]苏成等学者以出版社出版图书量、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和被引半衰期等4个评价指标对出版社学术影响力进行文献计量学的实证研究，并列出出版社排名和分析原因。[9]

综观上述研究发现，教材出版不同于其他学术出版，教材体系架构更多来源于人才培养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的重组或创新。因此在教材评价方面，由教育主管部门或教学学术机构主导的教材评价更多考察教材的各组成要素对于教学活动和各利益相关者的促进性，评价更具客观性和代表性，也应成为评价出版社教材影响力的主要参考依据。

二、出版社区域影响力研究

“十二五”期间，浙江省高等教育获得了蓬勃发展。根据浙江省教育厅资料显示，2015年，浙江省高等教育在全国省区中率先进入普及化阶段，成为全国高等教育水平、竞争力、国际化程度提升最快的省区之一。[10]同时，浙江省也是全国市场经济和出版行业充分竞争的省份之一。2016年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省高等教育学会组织了浙江省普通高校“十二五”优秀教材评选。“十二五”期间，浙江省各高校共出版教材5000多部，此次评选共确定本科院校优秀教材327部、高职高专院校182部。以下将结合本次评选结果，对各出版社教材出版影响力的规模特征、学科特征、院校分布、引证情况等进行具体分析。

1.出版规模特征

浙江省“十二五”优秀教材共覆盖全国89家出版社，其中高校出版社37家（占比41.6%），专业性和综合性出版社52家（占比58.4%）。出版规模位列前10的为浙江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合计出版数量达到64.2%，超过总数的一半以上。单家出版社优秀教材出版数量均达到10本及以上。

位列前3的出版社中，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新中国最早设立的专业教育出版机构之一，在出版规模、市场占有率、产品数字化、国际化以及综合实力等方面都处于中国出版行业领先地位。浙江大学出版社是国家一级出版社，把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高校教材以及优秀的通俗理论读物作为主要任务。清华大学出版社高品质、多层次、全方位的计算机图书是其特色品牌，同时在经管与人文社科、职业教育、医学、建筑等领域的竞争力不断增强。排名前10的出版社中，浙江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高校出版社，其余为专业性和综合性出版社。

在教材层次方面，出版高职高专教材规模前10的出版社排名并无变化，而出版本科教材规模前10的出版社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取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上榜。不难发现，大学出版社在教材出版规模上表现突出，浙江大学出版社更凭借其特有的地域优势，在出版规模上拔得头筹。

2.学科特征

浙江省“十二五”优秀教材涉及学科达到61个，其中出版教材总量排名前10的学科为设计艺术学、贸易经济、语言与文字、流通与服务、自动化技术与计算机技术、会计与审计、建筑科学、教育、电工技术、法律，合计占比达到52.1%。出版规模前3的出版社，其教材涉及学科主要集中在语言与文字、会计与审计、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排名前10的其他出版社中，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教材则全部为医学（含中医学）、药学（含中药学）门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教材主要集中在贸易经济学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则集中在建筑科学学科，其他出版社的教材学科分布较为均匀。根据《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2016版）公布的各学科核心出版单位名单，清华大学出版社在自动化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贸易经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在建筑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在医药门类各学科的出版优势与特色都在教材出版中得以充分体现。部分高校出版社和主要的综合性出版机构的学科着力点在逐渐分散，力图在多个学科点和前沿热点领域取得突破。

3.院校分布特征

本次优秀教材获奖单位涵盖77所院校，其中本科院校43所、高职高专院校34所。获优秀教材总数排名前10的单位中，本科院校7所，其优秀教材出版情况为浙江大学（60部）、浙江工业大学（25部）、浙江师范大学（21部）、中国美术学院（18部）、宁波大学（17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12部）、杭州师范大学（12部）；高职高专院校3所，其优秀教材出版情况为金华职业技术学院（21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13部）、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12部）。浙江大学作为双一流重点建设院校，获奖教材总数达到60部，占优秀教材总数的11.8%、本科优秀教材的18.3%。

浙江大学出版社作为浙江省高校出版社的领头羊，依托区位优势，在优秀教材出版数量上遥遥领先，充分展现了其在浙江高校中的影响力；高等教育出版社因其在教育出版领域中的传统优势和良好口碑，在高校中的优势地位依然明显；科学出版社作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也体现出其在高等教育教材方面的辐射影响；专业性出版社如美术类、师范类院校出版社也同样显示出了在学科方面的强劲态势。

4.引证情况

根据2017年年初发布的《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中2010～2014年高被引图书情况，综合各出版单位高被引图书总体数量，排名位于前列的单位及高被引图书数量如下：人民卫生出版社（29部）、科学出版社（23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2部）、北京大学出版社（9部）、高等教育出版社（9部）、机械工业出版社（9部）、人民军医出版社（9部）、电子工业出版社（8部）、清华大学出版社（7部）、人民邮电出版社（7部）、中华书局（7部）。

优秀教材出版社规模排名与高被引图书出版社排名吻合率高达80%。但浙江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并未出现，尤其是出版规模排名首位的浙江大学出版社在高被引图书总量上仅排22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教材出版社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出版社历史、传统出版学科优势、声誉与知名度等方面的影响，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地理区位的辖制。这要求专业性和综合性出版社在扩大综合影响力时应关注地域的差异，同时也为地域性较强的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竞争优势。

三、加强出版社教材出版影响力的建议

一部优秀的教材不仅提供好的教学内容和素材，更承载着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创新的教学模式，甚至可以通过对一套教材的践行，掀起一场颠覆传统教学模式的革命。[11]在新起点上做好高校教材建设任重道远，教材出版面临着新时代历史责任重托、数字化出版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诸多挑战，因此出版单位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层次对接教材各方需求，主动迎接转型挑战，融合创新服务形式。

1.深刻理解与把握新时代教育出版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材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基础工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抓紧抓实抓好。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教材局局长郑富芝同志也指出，“教材是体现国家意志、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要全面深入地理解新时代教材建设的重要性。一是从党中央重视看待教材、二是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看待教材、三是从人民群众的需要看待教材、四是从教育发展阶段看待教材。”[12]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材体系，是办好新时代教育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高校教育出版工作要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教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在自然科学、工程领域要推动各类课程、教材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向同行，着力各学科专业课程、教材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结合，把新思想新理论新要求向课程、专业渗透。教育出版单位要全面落实中央对教材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履行在教材规划、编写、审查、修订、引进以及教材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充分认识到教材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全面提升教材出版质量。[13]

2.加强教材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教材出版仍然是各大出版社着力争取的主营业务点，其业务团队与服务已深入高校教材出版、选用、采购等环节。然而，制约当前教材建设与发展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各出版社对于通识教材、选课人数较多的专业类教材的关注度较高，而对于专业性较强、选课人数较少的教材少有问津；在教材选用上，采取寄送样书、提供书目或课件等单一服务。虽然出版社加强了高校教材的营销服务，但在高校教材的供给侧改革上还未能充分对接高校的深层次需求。

当前高校实施差异化、特色发展战略，各出版社应根据高校的办学定位、课程定位、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教材发展规划与政策支持等，开展精准目标用户的定制化个性服务。从提升高校教材建设质量出发，通过组织教材选用教师与教材撰写者的交流，互通教材编写的思路、重点、难点、教学改革、教学评价等信息，使得教材在发挥育人功能的同时，兼具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教学研究、科研水平的媒介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教材出版向教材使用的有效衔接问题。

3.实施数字化出版战略

“大数据、互联网+教育、MOOC”等热度持续，已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信息化技术已悄然改变着高校的教与学，大数据、“互联网+教育”也为教学管理、教学评价提供了智能决策的依据。因此，教材建设也面临数字化出版的挑战。

目前，各主要出版社已持续探索数字化教材出版及周边配套服务，结合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以翻转课堂为代表的混合式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学习者在线自主学习等，进行新形态教材出版的试水。如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爱课程（iCourse）》、浙江大学出版社《立方书》教材系列等。因此，各出版社应紧抓数字化新形态教材出版这一热点，解决数字化教材出版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学习行为、教学管理、教学质量评价等有机融合的难点问题，在数字化出版的浪潮中占得先机。

4.创新教材发行形式

教材发行与营销一直是各大出版社的生命线。但在教材采购过程中，高退货率、不确定性导致的库存量过大一直是困扰高校教材采购的难题。通过与新华书店等主要图书销售机构的合作，将其引入校园进行市场化实体运作，将会降低教材采购的不确定性。此类做法已在浙江嘉兴学院等高校试点且成效明显。以浙江省为代表的省份，以省新华书店集团为龙头，积极参与校园实体书店建设并将阵地建设从高校延伸至中小学校园，在全省建起77家实体书店。因此借助新华书店等实体书店进入校园的契机，采用信息化方式取代以往人工入驻方式，整合教师用书、选用教材、退换教材、教材结算、教材发放、个性化教材订购、新书推介、综合性样书展等多种服务，创新教材发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