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扶贫
——西藏精准扶贫工作的新思路

崔海亮，肖玲聪

（1.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延安 716000；2.延安大学图书馆 陕西延安 716000）

贫困问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各种贫困理论。比较典型的有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的文化贫困理论、英国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贫困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的涓滴效应理论，此外还有制度贫困理论、包容性增长理论、绿色增长减贫理论、社会风险管理理论等[1]。其中刘易斯的文化贫困理论对当今西藏的扶贫工作有重大启示。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里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2]P(38)，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为今后的扶贫工作指明了方向。西藏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贫困区。和平解放以来，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用于西藏的扶贫工作，也减少了大量的贫困人口。2012-2017年，西藏贫困人口由86万人下降到33万人，减少了53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2.33%下降至12.4%[3]。2016年，西藏被中央评为扶贫工作综合评价好的8个省区之一。但目前西藏扶贫工作仍然面临许多困难，突出表现在贫困集中连片、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程度深、局部贫困突出、返贫现象普遍、相对贫困突出等方面。到2020年，西藏还有33万农牧区贫困人口需要脱贫，扶贫的任务仍然艰巨。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素质低是扶贫工作的最大制约因素，因此，文化扶贫是西藏扶贫工作的根本出路。

一、文化贫困理论的主要观点

文化贫困理论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1959年，他在《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他认为处于社会权力体系边缘化的贫困人群逐渐会形成消极被动地对待贫困的贫困文化，这种亚文化对贫困群体会产生十分消极的社会和心理影响。1961年，刘易斯在《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中进一步系统阐述了贫困文化，认为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具有代际传承的特点，贫困不仅与经济状况相关，而且与贫困人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密切相关，贫困的根源在于文化贫困，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贫困文化是一种脱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

这一理论认为，穷人被社会权力体系边缘化，一般居住在相对偏僻的地域，社会交往基本局限于穷人内部，穷人间的互动加强，与其他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形成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

（二）贫困文化可以代际传递

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共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思想观念滞后，价值观念消极。国内学者将其概括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安土重乡的乡土观，只求温饱的消费观等[4]。这种亚文化通过穷人群体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穷人群体的下一代成长在这种环境中会自然习得贫困文化，就产生了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受贫困文化的影响，穷人群体形成了固定的心理定式和思维方式，即使遇到脱贫的大好时机也难以摆脱贫困。于是，贫困也产生了代际传递，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

（三）贫困文化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穷人群体有相对艰难困苦的生活境遇，而且他们的贫困还出现代际传递，由此产生了不公平感和愤世嫉俗思想，对政府失去信赖，对政府政策持批评态度，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对立。贫困文化在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政治运动中被视为可资利用的潜在力量。

二、西藏贫困的基本态势、原因和特点

西藏的贫困人口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由于扶贫标准不同，不同时期西藏贫困人口数量也是不同的。

按照2001年西藏确定的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1300元的扶贫标准，西藏有148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将近60%。到2005年，西藏贫困人口减少至37.3万人[5]。按照2006年人均年纯收入1700元的扶贫标准，西藏贫困人口又增至96.4万人。到2010年，西藏贫困人口减少至50.2万人[6]。2011年，中央将扶贫标准提高到人均纯收入2300元，全国贫困人口增至1.28亿人，西藏贫困人口增至83.3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4.42%[7]。截至2017年底，西藏还有33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12.4%，仍然排在全国第一位。根据2018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在2012至2017年5年期间，西藏减少贫困人口53万人。其中2016年减少贫困人口14.7万人，2017年减少贫困人口15万人。因此，西藏被中央评为2016年扶贫工作综合评价好的8个省区之一[8]。虽然西藏扶贫工作成效显著，连续两年每年减少15万贫困人口，但是加上每年因灾因病返贫人口，目前，西藏还有30多万贫困人口。今后两年，西藏仍然要面临每年实现15万贫困人口脱贫的艰巨任务。同时，因疾病、自然灾害等原因返贫现象也很突出，截至2016年底，西藏自治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接近6万人[9]。因此，西藏的扶贫任务十分艰巨。

目前来看，西藏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藏东高山峡谷区、藏北高寒荒漠区和边境地区。其中阿里地区贫困发生率最高，达到42.63%，其次是日喀则、那曲、昌都和山南地区，贫困发生率也高达30%以上[7]。

学术界对西藏贫困的原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环境恶劣。西藏大部分区域属于高寒地区，且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制约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二，经济基础薄弱。西藏直接由农奴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起步晚，基础设施落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浓厚宗教文化的影响，科技的相对落后，又导致观念的落后，缺乏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市场化程度较低，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三，优质资源短缺。缺乏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人才、技术、资金、信息、投融资渠道、营销环境、创新创业机制等生产要素，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第四，人口素质较低。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西藏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比较落后，特别是农牧民受教育程度较低，一些贫困地区还存在不少青壮年文盲，还没有掌握基本的现代科技文化常识，综合素质低，缺乏脱贫的能力。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西藏贫困最根本的原因是贫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低，缺乏商品竞争意识，观念落后。

与全国其他民族地区相比，西藏贫困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贫困程度深。截至2017年底，按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的扶贫标准，西藏还有33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达到12.4%，是全国最高的。

第二，返贫率高。西藏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巩固扶贫成果难，因灾因病返贫率高。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和疾病，一些脱贫群众又重新返贫。全区平均返贫率达到20%以上，多灾频发区达到30%以上，局部灾区达到50%以上[10]。

第三，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受“多子多福”观念影响，农牧民普遍生育多个子女，增加了生活成本。另外缺乏主动脱贫意识，“等、靠、要”等依赖思想严重也是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原因。按照刘易斯的文化贫困理论，穷人群体的下一代受贫困文化的影响，会形成和父辈一样固定的心理定式和思维方式，仍然难以摆脱贫困。

从西藏贫困的原因和特点来看，农牧区贫困人口文化素质低成为扶贫工作的最大制约因素。

三、西藏文化扶贫的必要性

无论从国家政策的导向还是从西藏扶贫的现状来看，实施文化扶贫都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政府主导的扶贫方式主要有基础设施发展扶贫、产业发展扶贫、异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社会救助扶贫、生态补偿扶贫等，此外中国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方式主要有定点扶贫、东西协作扶贫、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企业参与扶贫、国际组织参与中国扶贫等。这些扶贫方式可以归纳为两种：“输血式”扶贫和“造血式”扶贫。目前绝大多数扶贫方式都属于“输血式”扶贫，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但并没有使贫困人口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反而对政府形成依赖心理，产生“等、靠、要”消极思想，扶贫效果并不理想。“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形势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文化扶贫才是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面貌，实现全面小康的根本保障。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里提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大扶贫格局”，也是文化扶贫理念的体现。从今后扶贫工作的政策导向来看，文化扶贫是必然的选择。

从西藏扶贫工作的现状来看，文化扶贫也是必然的选择。

首先，西藏扶贫工作的成效要求转变扶贫的思路。从1980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央不断加强对西藏的财政援助，采取了许多支持西藏发展的优惠政策，许多省份也实施对西藏的对口援助计划，许多企业也参与西藏的项目开发扶贫。但目前，西藏仍然有33万人口需要脱贫，贫困发生率仍然是全国最高的。有学者认为，目前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形成了对中央财政的“援助依赖”[11]。从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央不断增加对西藏的投资，基本上是每五年投资就增长一倍。“十二五”期间，中央对西藏的总投资是3305亿元，西藏全区的实际投资达到4642亿元，但产生的GDP总量仅为4070亿元，边际投资效益由2010年的14.3%下降到2015年的7.9%。2016年，中央确定“十三五”期间对西藏总投资为6576亿元，比“十二五”增长了98.97%，继续增加了对西藏的财政援助规模。但这样的一种“输血式”的援助模式并没有增强西藏自我“造血”的功能，治表而不治本，并不能从根本上使西藏摆脱贫困。转变扶贫工作的思路，从文化扶贫着手才是解决西藏贫困的根本出路。

其次，西藏的创新创业需要文化扶贫。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实现富民之道的根本举措。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西藏的自主创新能力较低，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越走越窄，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西藏实现脱贫的重要举措。而创新创业所需要的人才支持、项目孵化、技术平台、投资机制等都要通过发展文化教育、提高科技文化水平来实现。

第三，西藏教育基础薄弱需要文化扶贫。目前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在西藏这些偏远地区，师资水平、教育理念、教育技术、教学管理等都远远落后于内地和发达地区，各个层次的教育质量都不高，最后培养出的毕业生整体质量不高，在人才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难以适应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2017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数据，西藏就业人员中未上过学的比例高达23.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5个百分点（全国平均水平为2.6%）。西藏教育基础薄弱的现状迫切需要文化扶贫。

第四，西藏群众解放思想需要文化扶贫。长期以来，藏族群众形成了重神轻人、信仰高于理性的宗教思维方式，严重束缚着人的个性解放和创造性的发挥，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不相适应。另外，藏族群众重来生、轻今世的人生观和“惜售惜杀”的伦理观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改变西藏农牧区贫困的现状，首先要改变群众落后的思想观念，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武装他们的头脑，使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自主创业、自我发展的能力。

第五，西藏民族关系的和谐需要文化扶贫。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保持西藏社会的稳定也是2020年全部贫困人口顺利脱贫的关键。有研究表明，出身于不同族群的年轻人在接受了高等教育后会获得超越“族群意识”的更高层次的政治与文化认同[12](P78)。知识分子群体在民族融合和社会凝聚方面都发挥着正面的促进作用，有利于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通过文化扶贫，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教育，提高西藏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和思想政治素质，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四、西藏文化扶贫的路径选择

文化扶贫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造血”作用，是实现西藏农牧区脱贫的根本途径。文化扶贫不仅仅是教育扶贫。文化是一个大系统，包括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精神品格、知识水平、公共文化和文化产业等多个方面。文化扶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发挥文化的各种作用阻隔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从改变和提升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生存技能等综合素质入手，激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动力，提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智力，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13]。结合西藏的实际，西藏文化扶贫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宗教文化对西藏农牧区群众影响根深蒂固，听天由命、安于现状、追求来世福报等消极的宗教世界观和人生观束缚着贫困群众的思想，使他们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摆脱贫困，长期的物质援助式扶贫又使他们对政府产生了“等、靠、要”的消极惰性心理。所以，必须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武装他们的头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广大农牧民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解放农牧区贫困群众的思想，促使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第二，构建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教育体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通过发展教育，使西藏农牧区贫困孩子掌握知识，从而改变命运，摆脱贫困。从根本上说，教育扶贫能最有效地实现西藏农牧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完善15年免费义务教育和“三包”政策。首先，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提升中小学教师素质，将优秀的师资力量调配到幼儿园和乡镇完小，提高基层的基础教育水平。其次，改革高等教育，优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重点办好工、农、医等急需专业，培养更多的高质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再次，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的实用型人才。最后，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各级各类教育全过程，淡化宗教文化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营造民族团结的良好文化氛围。

第三，重视对贫困农牧民的职业教育培训。西藏农牧区的贫困群众普遍文化水平较低，文盲半文盲的比例还比较高，缺少发展现代农牧业的专业知识，缺乏谋生的技能和创业的观念，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低下。要发挥现代科技的引领作用，组建职业农民学校，对农牧区贫困群众进行职业教育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和创业能力。

第四，推进农牧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2015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与国家扶贫攻坚开发战略相结合，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14]。2015年12月，文化部等七部委颁布了《“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对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实施范围、具体措施进行了明确的规划，表明文化扶贫已经上升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层面[15]。西藏要建立健全区、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实施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工程，要加大面向基层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购买力度，把政策、资金和项目更多地向边远贫困农牧区倾斜。借助“互联网+文化”，逐步推进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16]，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第五，落实好文化产业扶贫。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贫困地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说，贫困地区往往也是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主要基地，依托当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贫困地区脱贫的一个重要途径[13]。西藏有着丰富的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化资源，藏族歌舞、藏戏、唐卡、哈达、经幡、酥油茶等都成了藏族民族文化的符号。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政府加大了文化产业市场和特色文化产品的培育，西藏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唐卡、藏毯、藏香、藏纸等特色文化产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大型实景剧《文成公主》等一批知名品牌，文化产业逐渐成了西藏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西藏“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的战略定位。西藏文化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十三五”期间，西藏将打造以文化旅游、民族手工艺、特色演艺与餐饮、特色节庆会展、民族艺术等为重点的特色文化产业，使文化产业成为西藏新型支柱性产业[17]。特色文化产业成为西藏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突破点。

第六，深入推进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2016年，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了《“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实施方案》，开启了全国教育援藏的新模式。根据此方案，以教育部直属高校附属中小学为示范、援藏省市学校为主体，以每10-50名教师组成1个团队集中对口支援1所中小学的形式，集中援助西藏20所中小学校，帮助西藏打造一批高水平的示范性高中和标准化中小学校。全国共800名援藏教师进藏支教，400名西藏教师到内地培训。目前，这一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2017年12月，教育部等四部委印发了《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实施方案》，充分利用对口支援省市优质教育资源，组织内地一万名优秀教师到西藏、新疆支教，帮助西藏、新疆整体提升教育发展水平，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西藏新疆长治久安提供坚强保障。这一方案的实施，将构建西藏与内地学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常态化机制，有利于缓解西藏优秀教师不足的矛盾，辐射带动西藏教育教学水平，提高西藏基础教育的质量，大大助推了西藏文化扶贫事业的发展。

西藏的文化扶贫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目前，这项工作还刚刚起步，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搞好这一工作，除了国家层面的优惠政策之外，还需要西藏自治区政府做好文化扶贫工作的顶层制度设计，协调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关系，建立健全文化扶贫的统筹协调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上下互动、多措并举、各部门协调推进的文化扶贫格局，使文化扶贫成为西藏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