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西藏文化传播的价值关怀和基本诉求探析

袁爱中，郭 锋，李聿哲

（1.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2.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西安 716000）

西藏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西藏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价值。在新时代，准确把握基本国情和西藏区情，明确西藏文化传播的价值诉求，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

一、把握新时代西藏文化传播实际，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文化发展路子

新时代，西藏文化传播的价值关怀集中体现在西藏文化传播新的使命和担当上，这种使命与担当源于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情和民族文化重要价值的把握，也源于对西藏区情及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等现实问题的把握。

首先，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情和民族文化重要价值的把握是研究西藏文化传播的出发点。宪法规定我们的国家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习近平强调，“全党要牢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特色”、“有利因素”、“重要财富”、“重要优势”是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情的新定位、新认识。习近平指出，“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尊重民族文化、包容民族文化、欣赏民族文化、助推民族文化发展”。另外，“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的就是“要使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成为各民族相知、相亲、相惜的过程。”这些重要论述，是对新时期民族文化发展的新的判断和定位。“尊重、包容、欣赏、助推”是对民族文化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现；“搞好民族团结、争取人心”“各民族相知、相亲、相惜”“为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价值论体现。新时代，把握西藏文化的重要价值，推动西藏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更是确保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必然要求。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西藏文化发展的现实根基，把握西藏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繁荣发展西藏民族文化传播的基础。习近平提出，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着“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这“五个并存”的科学判断，指明了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基本现实，也是新时代西藏文化传播面临的基本语境。新时代，西藏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文化传播领域具体表现为：西藏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之间的不均衡问题；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间的文化消费存在不匹配问题；西藏丰富的文化素材与创造性转化不平衡问题；文化大发展与创新性发展不平衡问题；一般文化产品与优质内容发展不均衡问题；传媒技术发展与文化创新不足问题。同时，西藏还面临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这就要求既要看到西藏与全国普遍拥有的共性，又要看到西藏不同于全国其他省市区的个性，认真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从西藏面临的特殊任务、特殊目标、特殊困难出发，扎实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2]

扎根西藏大地，立足西藏实际，关注和研究西藏文化传播的时代特色、时代变化和现实矛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中国特色是灵魂和方向，西藏特点是认识西藏发展规律、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的方法和途径。[3]我们认为，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文化发展路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与西藏文化发展进步实践的有机结合，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时代化、大众化的现实需求，更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事实上，西藏自治区党委九届三次全会已经提出了西藏文化发展要求和发展思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文化繁荣兴盛；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刻认识藏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切实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努力建设文化强区。这也是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文化发展路子必须坚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

二、建设“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4]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要保持高度统一和长治久安，就必须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又在于文化。

第一，大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代西藏民族文化传播必须坚持的主基调和主旋律。“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不是简单的词汇变化，而是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内涵和重大历史使命，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深刻反映。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共同体先后以家庭、部族、民族、国家和国际共同体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在今天的中国，共同体是国家战略和国家强盛不可或缺的概念。[5]

第二，建设“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是尊重西藏文化差异，实现文化共享，凝聚文化共识，建构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举措。“十二五”期间，国家和自治区对文化、新闻出版、广电等领域的重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投入达26亿余元。西藏90%以上农牧户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文艺事业繁荣发展，近百部文艺精品获全国性奖项；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发扬，全面启动46项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实施23个国家级非遗项目重点保护工作，投资6.4亿元对西藏博物馆进行改扩建，深入开展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完成全区1295家国有单位文物收藏情况调查。[6]国家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提高了西藏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从政策和资金上对西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加强了扶持力度，为西藏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推动了具有潜力的西藏民族文化资源进入市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民族特色文化产业；支持了民族地区主流媒体与新媒体建设，继续推进了广播电影电视民族语译制工程，打造了一批西藏特色文化品牌。

第三，建设“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有助于增进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习近平指出：“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西藏作为“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是在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不断增强西藏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7]“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是在差异化的“场域”中被界定的，正所谓没有差异就没有认同。[8]（P4）文化认同具有以下特征:对国家文化的一致认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各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各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国家文化认同的一致性，异族间民族文化的尊重[9]。西藏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藏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在西藏，文化认同应高度统一于各民族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国家文化认同。建设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有助于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稳定。世界文明史表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繁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所以，做好西藏文化传播是新时代加快西藏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也是建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需要。

第四，建设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有助于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扶志”、“扶智”作用，有助于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目标的实现。脱贫离不开文化，文化有助于脱贫。文化部在《“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中特别提出统筹推进汉藏文化交流项目。该项目依托公共数字文化体系优势，联合西藏及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统筹推进实施，旨在发挥文化在共享工程平台、资源、渠道、服务的网络优势，以现代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促进汉族与藏族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10]。2016年12月，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贫办在7个省区开展网络扶贫试点工作，西藏是试点省份中唯一的边疆民族地区。网络扶贫五大工程——“网络覆盖工程、农村电商工程、网络扶智工程、信息服务工程、网络公益工程”正在加紧实施。网络扶贫五大工程让信息化成果惠及全区各族人民，助力全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11]事实上，文化的繁荣发展不仅满足了全区各族人民的精神需求、丰富了全区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也用生动有力的事实戳穿了达赖集团编造“西藏文化灭绝”的谎言，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包括藏族在内的56个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三、把握西藏民族文化传播的前进方向，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的方向和发展道路。在西藏，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进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根本举措，是西藏文化传播的正确道路。

首先，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构建国家安全屏障、维护西藏文化安全、边疆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是一个反映特定阶级或集团特征的信仰系统，一种被社会普遍接受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信仰体系，意识形态也是一个生产意义和观点的行为方式和实践方式，也是行使话语权和控制权的方式。”[12]（P95）“文化安全主要指的是意识形态的安全。意识形态是统一国家的保障，没有统一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许多个体组成的集合体，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支撑框架，是国家的灵魂，是民族的黏 合 剂 。”[13]（P62）意 识 形 态 在 民 族 问 题 中 的 淡化[14]（P165），成为了西藏民族问题的根源。意识形态是西藏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文化边疆的重要内容，西藏与西方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也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西藏民族文化传播，如果不用正确思想去占领，错误思想就会去占领。西藏文化传播必须深刻认识民族领域中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坚持正确的发展道理，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思想观念，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增强识别大是大非、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思想渗透的能力。[15]

其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助于服务党的治藏方略和文化方略。“传播时代的文化问题成为一个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大众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工业产品，也是一个政治系统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也是政治主权不可脱离文化主权的老问题。”[16]（P6）加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助于增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有助于增强文化主权，有助于服务党的治藏方略和文化方略的实现。坚持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是国家治理和边疆治理的战略目标，党的治藏方略和文化方略是中国特色解决西藏民族问题的道路，也是西藏文化传播必须坚持的原则和方针，也是西藏文化传播的价值所在。

最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助于正确引导舆论。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达赖分裂势力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渠道更加多元、便捷，渗透强度更加强烈。十四世达赖分裂集团把宗教、文化作为控制信众思想的手段，作为实现“西藏独立”的主要途径；西方反华势力也利用宗教问题、文化问题加紧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渗透。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民族新闻舆论工作是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大事，必须反映和倡导正确舆论、并正确引导舆论，且要旗帜鲜明地与错误舆论展开积极的斗争。[17]西藏媒体应该坚持党管舆论、党管新闻、党管媒体，做大做强重点新闻网站，讲好西藏故事，唱响主旋律，同时毫不放松地抓好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对各种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敢抓敢管，对各种错误思想敢于亮剑，牢牢掌握住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为正确引导西藏地区社会舆论提供了意识形态保障。西藏文化传播要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合各种社会思潮能力；认真研究西方敌对势力和达赖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的情况，增强应对的能力；掌握信息时代网络舆情引导权，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应凸现涉藏舆情的引导功能，将涉藏舆情引导作为维护西藏社会稳定的重要平台，努力形成涉藏宣传影响力的扩张态势，发挥思想库在涉藏舆情引导方面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在涉藏舆情引导中谋划国家形象战略传播布局，增强传播力和舆论引导能力。

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对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提高社会的文明水平，提高民众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意识，投身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西藏文化传播也要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明确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首先，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文化传播的核心功能。人的问题始终是文化传播的核心问题，也是解决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主体问题。清末在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中，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他同时提出民族复兴的主体、民族复兴的目标、民族复兴的力量、民族复兴的途径问题。梁启超提出，实现民族振兴或民族复兴，不是汉族或其他某一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振兴或复兴，而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民族亦即“中华民族”的振兴或复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对民族复兴的主体的素质要求也进行了界定，即具有“智”、“富”、“强”、“独立”、“自由”和“进步”之品质的“少年”；1902年，梁启超写下《新民说》，着意论述了“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梁启超就以“少年”为代表的“新民”所应具备的品质作了进一步阐述，即必须具备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等品质或精神，具有这些品质或精神的“新民”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梁启超怀着报人报国的情怀，对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的界定具有重要的传播意义和文化意义，对民族文化传播具有启发意义。

人的问题是文化传播的第一要务，这一思想贯穿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播的始终。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全面进步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我们党提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对于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强化自觉、提升素质，投身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18]因此，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思想，在新时代做出的最新的理论概括，是新时代文化传播的着力点。

其次，西藏文化传播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传承意义的价值遵循。[19]西藏媒体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文化传播，主动担当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在培养时代新人的过程中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和媒介引导，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传播、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20]把“讲党恩爱核心、讲团结爱祖国、讲贡献爱家园、讲文明爱生活”的深刻内涵与传播的育人功能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宣传有自信、尊道德、讲奉献、重实干、求进取的时代精神，积极弘扬“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推动西藏民众观念由“要我稳定”向“我要稳定”、由“要我发展”向“我要发展”转变，提高西藏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创新意识、担当意识。

五、扎实做好涉藏对外文化传播，提高西藏文化软实力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这种语境决定了西藏文化传播的媒介定位和文化定位，同时也决定了西藏文化传播必须要在国际和国内宏观历史背景中展开辩证的讨论。西藏文化传播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扎实做好涉藏对外文化传播工作。

第一，做好涉藏对外文化传播，提高西藏文化软实力，赢得涉藏外宣话语权是西藏文化对外传播的根本要求和职责所在。习近平强调，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当今中国面临三个维度的国际理解和沟通难题：一是站在人类的层面，实现国际公共安全建构上的理解和会通，二是如何跨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增进对话和了解，三是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处理好与周边和世界的关系。”[21]在这种情形下，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尤其重要。西藏是涉藏国际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涉藏外宣在国家外交外宣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只有扎实提高西藏文化软实力，才能塑造出良好的国家形象、西藏形象，营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做好对外宣传，有效传播中国立场、中国观点、中国声音，是习近平同志新闻宣传论述的重要观点。他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立足现实问题，提升、深化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是西藏文化传播的归宿点。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西藏文化发展故事是西藏对外文化传播的着力点。习近平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这些重要论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西藏对外传播工作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是媒体做好对外传播工作的根本依循。西藏媒体应该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立文化的现代传播理念和话语体系，同时采用新的叙事方式、讲述模式，将西藏的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故事传播到全世界。西藏媒体要以全面提升涉藏外宣主导权话语权为目标，主动面对和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西藏文化问题的质疑和关切、理直气壮地讲述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对西藏发展的举措，着力讲述好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社会发展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和西藏文化发展的成就，让文化成为增进友谊的桥梁纽带。虽然西藏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但在文化上还没有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扎实做好涉藏外事外宣工作，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做好富民、兴边、强国、睦邻“民心工程”，积极同周边国家开展交流合作，在理念、机制、平台、内容、方式上下功夫，提升我国文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发挥媒体增信释疑、凝心聚力、桥梁纽带作用，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更多优秀文化走出去，使中外文化在交流互鉴中实现良性互动，让世界通过文化感知中国、读懂中国、了解西藏，以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六、实现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实现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西藏文化传播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关键”。《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必须树立贯彻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新理念”[22]。践行新发展理念，促进西藏民族文化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是其关键因素。

第一，以创新为驱动，激发西藏文化传播的活力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文化创新是基于文化传播和交流基础上的多种文化特质相互吸收、融合的过程，也是文化转型不可或缺的阶段。西藏文化传播主体应该保持文化自信，树立文化创新意识和包容开放的意识，在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优秀元素的基础上，结合西藏文化实际，深入挖掘西藏自身的文化资源，加入符合现代社会特性的文化元素，并以符合民族心理特征和表达习惯的方式传播文化；坚持以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核作为西藏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引导传统文化积极融入现代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倡导在各民族间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基础上的交流、交融，实现公民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有机契合，以公民文化主导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提高；注重叙述的人文化、大众化和故事化，探索新的民族文化表达方式；稳定拓展藏语媒体渠道、平台，适应藏族群众偏向藏语媒体的使用习惯。

第二，以协调为根本，促进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以及不同区域文化的协调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要务。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必然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同发展的社会。西藏应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转换的协调发展。以协调为根本，健全文化传播机制，优化传媒文化资源配置，关注边境地区和农牧区文化发展，从文化政策法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面着手，促进西藏文化传播的区域均衡发展。西藏文化发展还应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紧密结合起来，借力文化援藏政策、依托多方力量传播西藏文化。“文化援藏不是支援方将文化直接输入到受援方，而是支援方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力支持西藏的文化保护、文化发展及文化交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23]对口支援西藏文化发展，不仅是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题中之意。

第三，以绿色为标识，推进西藏生态文明的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长久之策。生态文明不仅具有自然意义，更是文明、文化的标识。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是西藏发展的重要目标。坚持绿色发展，既是西藏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需要，也是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内涵、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题中应有之意。西藏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基因和生态文明观念，“绿色、环保、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的文化定位和文化认知，让西藏旅游文化产业具有迷人的魅力。以绿色为标识，深度开发生态文化资源，推进西藏民族特色村镇文化建设，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助于充分发挥生态效益，加快西藏绿色经济发展，让生态资源鼓起农牧民群众的钱袋子；加强生态文明普及教育和宣传，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自觉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确保西藏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第四，以共享为目标，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根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现代文化，实现西藏民族文化传播与其他文化共生共荣、相互理解、共享是其根本。任何一种文化——无论是价值观和制度，还是生活方式——检验它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够提高人民的福祉。[24]（P548）西藏文化传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发展需求，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推动贫困地区文化建设快速发展，全面提升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水平，确保贫困地区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25]只有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才能更好的解决好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文化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结语

在新时代，民族文化传播主体要自觉承担起“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26]的使命和担当，掌握过硬的传播本领。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明确要求，即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等“八个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三个特别”的民族地区好干部新标准：“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维护民族团结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结合“八个本领”“三个特别”的要求，民族文化传播工作者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需要特别清醒地明辨大是大非，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文化传播者要认识到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把握民族文化传播的政治方向，在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问题上勇于担当。同时，要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同各族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坚持“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使文化传播能够契合民众的需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激励全体人民信心百倍地创造美好生活。只有不断满足各族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新期待，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为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