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西藏农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面临的困境及应对

刘权政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往往是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仅包括政治思想，还包括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道德观点、艺术理论、法律思想和宗教观点。每个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该国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且服务于政治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也服务于经济基础，由此可见，社会意识形态直接服务于上层建筑，但在根本意义上讲是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一般情况下，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一个国家内部具有高度的融合力、强劲的传播力及极其广泛的认同度，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化的进步，经济基础的变化，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甚至发生质的变化。客观上说，一个国家总是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同一阶级内部也会存在着不同的阶层，这些不同的阶级及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总会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在社会上会以不同的意识形态出现，具体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这些内容不同的社会思潮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基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国与国之间，因为历史传统文化的差异，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乃至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诉求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必然导致出现不同或者对立的国家意识形态。不同的内容，甚至对立的意识形态在国家之间交往过程中会产生矛盾与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与国内外不同意识形态交流交锋过程中维系本国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由该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中国也不例外，因此，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性质。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基本经济制度及基本政治制度决定了我们的国家性质是社会主义，任何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想法都是极端错误的。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状况决定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我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自己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我国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其内容包括指导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等等内容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根本精神，因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本身就包含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等关键核心价值元素，我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些核心价值元素。当然，现阶段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不是教条的，更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延伸和扩展、理论的深化与丰富、制度的科学与完善而创新发展的，所以，为了加强人民群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就必须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切实加强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倡导整个社会形成讲正气而知荣辱、以奉献来促和谐的社会氛围。笔者认为，人民大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存在三个层次：指导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认同；理性认知上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中华文化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现实工作、生活层面上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国家大政方针的认同。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1]。”虽然“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意识形态内容绝对不是单一的，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外，还包括非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交融而共存，相互交锋而对立地组成意识形态系统。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现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非主流意识形态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民群众的各自的具体利益要求，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非主流意识形态从属或者被领导地位。就国际范围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在信息传播网络化、思想观念多元化的背景下，西方敌对势力同我国在思想领域的交锋、斗争不仅没有消失，而是变本加厉。他们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攻势手段更加多样化。加之国内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也使国内“某些别有用心”的网络大V、心灵导师等配合西方敌对势力发出“杂音”以弱化人民大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由于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对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们进行渗透和演变，其目的就是企图使中国顶层“和平演变”或者使民间发生“颜色革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党和政府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把控既是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也是和西方敌对势力较量的关键筹码。我们只要坚定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站稳正确的阶级立场，弘扬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正能量，始终保持警惕心，提高防范意识，就能有效应对和化解来自西方敌对势力“弱化”“分化”“西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图谋，以此确保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教育在西藏农村遭遇的困境及问题

农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是指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灌输等方式来论证、宣传其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观念的合理性与正义性，以求得全体农民对现存政治秩序和主流文化的普遍认同、接受和支持，并自觉地指导实践行动[2]。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大政方针，笔者认为：稳藏先稳心，稳心必有方。西藏稳定与否关键在于西藏的民心，但是在现实工作中，西藏农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亟待提高。

（一）宗教文化的影响

厚重浓郁的宗教文化是西藏农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当今西藏农村，除了藏传佛教、苯教及伊斯兰教（人数大约在5000人）外，个别地方，像昌都地区靠近云南一带的农村还有信仰天主教的纳西族农民（人数大约在500人）。藏传佛教是当今绝大多数西藏农民信仰的宗教。藏传佛教对西藏农民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思维方式都有很大的影响。藏族农民的世界观是神本主义的，他们坚信普通民众的世界是由神灵主宰的，人们在神灵面前是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神灵的旨意办事。当我们来到西藏时，到处都可以看见手拿经筒的农民信众，甚至在通往宗教圣地的路上，也能看到一些衣着褴褛五体投地进行跪拜的信众。“六道轮回”和“因果报应”是藏族农民的极为典型的出世主义的人生观，他们认为今生的幸福与苦难的“果”是前世的“因”决定的，来世的幸福与苦难的“未来果”又是现世的“因”造成的，课题组在西藏农村调研时发现，藏族农民和我们交流时面带微笑、眉心舒展，略带羞涩，不管遇到什么事，他们大部分很乐观，性情开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众生平等、慈悲为怀、扶危济贫、利他助人的善举义行，他们认为今生不断地积德行善做好事，来世就可以得到福报，甚至可以成佛。调研结束后，对我印象最深的是藏族农民真诚善良、羞涩内敛的微笑，大部分藏族农民不过分注重物质生活层面上的享受，他们会把自己的相当多的财富捐献给寺庙，自己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地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由此可见，宗教成了他们生命的核心，唯有执着虔诚的精神信仰才能给他们内心带来安宁。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家境如何，每天的宗教活动都是他们必须的功课，特别是遇到宗教节日，藏族农民都会放下所有的事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宗教仪式活动当中去。总之，无论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还是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当中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习惯已经成为大部分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

（二）语言文字的障碍

由于西藏自然环境恶劣，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下，经济社会各方面起步晚、发展慢。为了加速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全国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对西藏经济社会给予大力的扶持和特殊照顾。以农村为例，国家层面对西藏农村长期实行“两个不变”的政策，即“农村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政府对西藏的财政倾斜力度越来越大，同时，其他省区对西藏的援助力度也在提高。除了财政补贴、专项扶持以外，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区都会选派优秀干部去支援西藏经济社会建设，西藏地方政府每年也会花费大气力引进大量的区外人才。无论是选派的援藏干部还是西藏地方引进的人才，其政治立场都是坚定的，政治方向都是明确的，经课题组调研发现，很多优秀的干部由于不懂藏语，所以很少主动去农村和农民进行交流沟通，即便部分干部去农村和农民交流，也是带着翻译人员，沟通效果难以保证，使这些干部在完成自己项目的过程中很少对当地农民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和教育。他们代表我党和政府帮助藏族农民发展经济，建设美丽家园，构建幸福生活。这是非常难得的对藏族农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机会，就是由于语言障碍而使思想教育工作大打折扣。反之亦然，还是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许多基层藏族干部对汉字汉语不十分精通，使得藏区的基层干部真正能深入领会、完全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的干部比例较少。

（三）西藏部分基层干部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存在片面认识

西藏农村长期实行“两个不变”的政策使得农民对基层干部的依赖度大大减少，加之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电话及广播等信息传递工具已经作为西藏农民家庭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少数农民开始使用智能手机（课题组在2017年8月调研发现，西藏农村地方年轻一代农民已经开始使用智能手机，约占10%）。西藏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化和便利化。这两点使得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从事基层宣传干部的权威性面临挑战，同时也加大了对农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难度。还有部分基层干部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不注重实效，每次有重大政治宣传任务，他们只是在形式上召集农民开开会而已，至于会议效果如何，他们也不十分关注。甚至个别基层干部认为，农民思考什么、讨论什么、信仰什么等等都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不应该去干涉，这就主动放弃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教育工作。此外，还有个别基层干部认为信息技术这么发达，农民在电视、广播及手机中就可以了解政府的路线、方针及政策，学习我党的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及文化。其实，这些干部是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政治自觉性，据课题组调研发现，农民的自我学习与自我教育的自觉性确实有待提高，他们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时对时事政治类节目兴趣不浓。课题组依据调研数据将西藏农民获取外界信息的关注点总结如下：他们首先关注与自身经济利益相关的惠农政策、与子女前途相关的教育及就业政策；其次，他们关注重大宗教活动及大型传统民族节日的信息；最后是关注身边趣味性、新奇性的新闻等。

（四）农村文化资源的匮乏和农民阶层的分化使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失去载体同时也加大了教育的难度

一般情况下，西藏农村的宣传教育文化阵地是对农民开展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渠道，这些机构和人员及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能够为农民提供“正能量、正方向、正立场”思想引导，藏族农民在这些文化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和教育。近年来，藏区农村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文化事业的发展却明显落后，课题组调研发现，部分城市郊区地方文化基础设施有很大改善，但是现有资源却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基层政府提供的文化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在群众自发组织的宗教活动面前总显得很“弱小”。计划经济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和认同主要靠单向灌输就可以起到较好的效果，但是在信息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自媒体的广泛应用，整个农村社会就需要不断地普及科学知识，加强社会文化的滋养，促使农民进行理性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文化知识在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相当重要了。

就全国来讲，西藏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处于较低水平的西藏农村社会内部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表现出贫富分化的趋势，这种趋势表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征。据课题组在西藏农村地区的调研：目前西藏农民群体主要包括四大阶层：农业劳动者、农村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村务管理者等阶层，处于不同阶层的农民由于其生产方式、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的不同，直接导致农民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利益诉求及价值取向的差异。这就大大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在西藏农村的难度。

三、西藏农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应对策略

（一）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

大家都明确，西藏宗教文化的存在是对西藏农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认同的制约因素之一。从信仰主体上来划分，藏传佛教有两个类型，僧侣宗教和百姓宗教。前者深奥、抽象无比，后者通俗、浅显易懂，前者形而上，后者形而下，前者解决的是深邃的佛教理论问题，后者解决的是普罗大众的恐惧问题。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西藏为什么有那样强的宗教需求？西藏宗教文化中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神灵鬼怪？同样是从印度传进的佛教，藏传佛教为什么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民间？沉重和森严的藏传佛教礼仪，为什么既不同于我国内地的佛教，也不同于印度的佛教？对这些疑问的解答，只有脱离现代生产力提供的物质条件去直接面对西藏残酷的自然环境才能得到答案。西藏地方广袤无比，不同地方自然形态各异，在这种状态下，极易产生“恐惧”心理，人们必须找到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恐惧”，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就是神灵。由于造成恐惧的自然因素不尽相同，因此，就需要不同的“神灵”来解决不同地方面临的“恐惧”问题。

客观上讲，宗教本身并不是一无是处，它也有合理性的一面，比如说，宗教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就是例证。如果说旧社会的统治阶级会利用宗教的消极因素来迷惑大众，消除大众的反抗精神，那么，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可以利用宗教的积极因素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就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特有的精神力量及组织方式使宗教产生了特有的有益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而要发挥宗教的这些积极作用，宗教工作者就必须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并对宗教界人士和宗教组织进行正确引导有效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第一，藏传佛教的整合功能促进宗教社会效益最大化。藏传佛教通过相同的信仰将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在共同宗教教义的基础上把信教群众团结起来形成凝聚力，当这种凝聚力发生在宗教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相一致的条件下时，宗教就能体现出对社会和谐稳定提供积极地正能量，从而发挥出其特有的社会效益，这样的特例在2008年的“5·12”大地震等赈灾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第二，藏传佛教的心理调节功能能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如前文所述，在广袤高原上孤独与寂寞从而使人们对大自然产生一种莫名的巨大恐惧感，藏传佛教通过人们对西藏不同神灵、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崇拜和对彼岸世界的追求，消除人对自然的恐惧感，增强心理安全感，从而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藏传佛教通过特定的宗教信念使人们在面对无法解决的困难或者挑战时暂时超越现实的自我情节，以此得到心理解脱，从而调节人与自我的关系。最后，发挥藏传佛教的文化功能助推西藏现代文明的发展。可以说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是西藏文化发展的缩影，是西藏文化史的主要组成部分，对西藏社会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在西藏的文学、哲学领域，还是在西藏的建筑和艺术，宗教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提高基层干部对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自觉性，并且把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贯穿到基层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去

西藏农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真心认同与基层干部对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自觉性是相辅相成的。课题组在西藏农村调研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基层干部认为农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教育是政府宣传部门的工作，并不是他们的具体工作。只有在关键时期，比如十九大召开结束后，政府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宣传十九大精神，此时，基层政府的许多部门才会配合宣传部门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而在基层政府的平时工作中，他们只会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很少对农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笔者认为，提高西藏农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就一定要提高基层干部对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自觉性，并且把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贯穿到基层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去。以目前正在西藏农村进行的精准扶贫为例，基层干部对贫困农民进行扶贫的同时一定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工作，不仅让他们在经济上成为“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人，还要在思想观念上也成为“爱党爱国爱政府、懂恩知恩报恩”的明白人。如果说增强基层干部对农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自觉性是一种工作态度，那么，把意识形态认同教育贯穿到基层干部的日常工作中就是一种很有效的工作方法了。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告诫我们的红军队伍，既要做一个战斗队，还要做一个宣传队。红军战士严格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命令，红军不管走到哪里都进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活动，只要红军战士遇见村庄，他们立即进行打击恶霸地主救济贫苦农民的工作。每次进村前先摸清村庄的情况，根据群众的报告和提供的线索进行抓捕活动。例如，红军长征时，红军战士依据群众提供的信息在石江码头没收了平时剥削欺压百姓的巨商豪富的七八船舱的粮食，大部分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百姓。红军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穷苦人的军队，为了避免误解，我们的战士逢人就进行宣传“老乡，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打财主恶霸救济贫困穷人的，是帮助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3]。地主恶霸，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穷困百姓闻风前来，红军战士的举动不仅仅宣传了我党的革命理念与政策，同时也在老百姓的心里种下了革命的“种子”。红军长征不可能待在同一地方，红军走后，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秋后算账，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此时，用革命理念和精神武装起来的穷苦人民不可能再被吓到了，更不可能被征服了，因为“革命的种子”在穷苦人民心中早已生根发芽，穷苦的老百姓深知生存的希望就在于红军战士的革命斗争中。红军为国爱民的革命奉献精神，将不断地激励穷苦百姓前进在未来的革命道路上。

试想，当初的红军战士如果只是一味地埋头革命、一味地艰苦战斗，而不在战斗之余进行有效的革命宣传，那么，当时红军的革命事业是很难取得全国老百姓的高度认可和坚决支持的，由此可见红军战士进行革命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今天我们虽然处在和平建设年代，但是由于西方国际敌对反华势力和十四世达赖集团民族分裂势力的客观存在，因此，西藏地方基层政府在日常工作中就应该加强对西藏农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教育。第一，西藏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一定要提高对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自觉性。第二，基层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必须渗透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工作；第三，把能否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及宣传的成效作为评定基层工作人员的有效业绩之一。

（三）在西藏农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时必需切实保障农民经济利益并且紧密联系农民的生活世界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就持续不断地对西藏自治区进行财政援助，并且在制度层面也给予西藏地方农村以较大的优惠。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在西藏农村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惠农政策，并在西藏自治区农牧区两次豁免银行贷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农民在市场中独立利益主体的经济地位被确认，西藏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提高。改革开放前，西藏农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具有某种程度的感恩性，他们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被一种朴素的报恩心理和一种火热的革命热情引导着。改革开放后，整个国家的工作中心变了，以经济建设代替了政治斗争，西藏农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由情绪化的感性开始趋于理性。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藏农民在自己家庭收入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每年都会拿出相当数量的财富布施给寺庙（据课题组2017年8月在藏区农村的访谈，农户每年将自己收成的10%-50%会捐献于寺庙），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西藏农民不重视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对自己精神信仰的异常重视并没有消除他们对物质生活的关注。因此，对西藏农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教育必须和他们的物质利益相结合，我们给予他们的经济利益越多，其认同度就愈高。总之，关注西藏农民的生存，促进西藏农村的发展，提高西藏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对西藏农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出发点和切入点。

笔者认为，切实保障西藏农民经济利益是对农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切入点，而要提高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有效性，还要求宣传教育的内容紧密联系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因此，在西藏农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传播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传播主体的创造力，要深刻揭示意识形态对于普通生命体悟世俗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彰显其人文关怀，为普通生命提供意义引领[4]。课题组在2017年8月在西藏拉萨周边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村民几乎全部都热爱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热爱人民领袖。当我们问他们对目前生活水平满意与否时？他们回答满意的同时，随后会立即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感谢政府政策好的话语来。由此可见，大多数西藏农民理解和认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是从日常生活感受出发，通过自身日常生活的满意程度来感受、认识和理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因此，西藏基层工作人员在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一定不要照本宣科，不要给农民讲理论，讲逻辑，要注意从一般的原理层面转向当下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层面，思想内容上须贴近大众的日常生活。甚至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歌谣、民谣等广为民族群众接受的话语形式。同时宣讲的语言也要通俗易懂、幽默风趣，注意符合当地大众接受的认知层次和心理需要。使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关，从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中寻找鲜活的事例，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寓说理于叙事的形式去叙述群众关心的事情，把深刻的道理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表现出来[5]。

（四）加强西藏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文化活动，营造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社会氛围

据课题组成员与西藏山南地区周边农村的访谈，当地农民不仅有强烈地物质需求，也有强烈的精神需求。因此，现阶段我们在加强西藏农村物质条件改善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文化方面的投入，加强西藏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文化活动，营造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社会氛围。

第一，充分发挥藏族农民的积极性。在与当地农民访谈的过程中发现，当地农村由于缺乏文化活动或者现有的文化活动不能吸引农民的注意力，农民的文化娱乐活动基本处于自发状态，主要有唱歌、跳舞、喝酒、摇骰子等等，其中，喝酒和摇骰子逐步成了农民的主要娱乐活动。笔者认为，基层政府可以引导并组织当地农民策划自己感兴趣的文化活动。例如，组织大家进行“讲党恩，爱核心”唱歌比赛活动。藏族农民可以把歌颂神灵或者大自然的歌曲改编为歌颂党歌颂领袖的歌曲，对在文化活动中表现优秀者予以物质奖励（可以设置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进行有差别奖励），这种活动不仅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有效的宣传教育，而且还能在当地农村中营造出一种积极进取、争当先进的社会氛围。

第二，围绕既定的文化活动完善西藏农村的文化设施。有了文化建设的方案或者文化活动的计划，下一步就必须完善文化建设的设施，例如，唱歌比赛需要活动场所，跳舞比赛也需要有舞台设施，当然，并不是每个活动都要自己特定的场所，有些场所是可以共享的。已经建设好的文化设施，一定要注意爱护这些文化设施并发挥它应有的社会效益。

第三，挖掘农村一切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宣传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服务。课题组在藏区农村调研，村民们会在农忙期间或者重大节日集中在农村，除此之外，农村中大多数年轻人都会外出打工，留在村中的大多数为老人和小孩，所以，在开展文化活动中一定要照顾到这两个特殊群体的精神需要。笔者认为，藏区的老人在年轻时经历了太多的难，吃尽了无数的苦，这些苦难和今天的幸福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应该鼓励这些老人把自己的经历以故事的形式讲出来，同时也鼓励老人把对今天幸福生活的感受讲出来。对于那些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典型故事，我们可以把他们编纂成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经典案例予以宣传。这样既满足了老人爱说爱讲的习惯，也满足了孩子们爱听故事的天性，通过这些活动使村里的孩子们从小就明确，是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藏族人民的命运，是中国共产党给了藏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对西藏农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教育最终还是要靠农民自身，提升西藏农民的文化素养，积极开展自我教育，在农村形成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政治素养的农民群体，这个文化群体能够传承藏族民间文化的同时，还能带动其他村民参与文化建设活动的积极性。